【孙开林:我基本是个好干部】尧治河孙开林章治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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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孙开林,是你们一个朴实的农民朋友。”这是2003年,孙开林在清华大学演讲的开场白。无论是面对媒体,还是出席政府会议,他都如此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   事实上,在将近20年不间断的报道中,媒体更多将他作为一个带领人民群众发家致富的“政治明星”塑造,而很少展现他商界中人这一面。
  “人挺好的,好打交道……”,无论是直接问“孙书记人如何”,还是试探性发问,村民给出的答案基本难逃一个“好”字。
  “这里没人说你坏话?!”
  “说我坏话的人你没接触到!”孙开林停顿了一下,特别认真地说:“我又不是什么圣贤,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喜欢,我永远只能尽量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利益被破坏的少部分人肯定恨我!国家领导人做的那么好,还有人说他们不是呢!”
  “被破坏利益的少数人是哪些?”
  “比如说,那些滥砍滥伐的人,劝阻不听,公安来人直接手铐带走!”对于不遵守规则的人,他说自己从不手软。
  采访的时候,我们坐在“环村一周”的参观车上。
  在这之前,他在襄阳市开了三天会,第四日傍晚回来,带着四五个保康县已退休的领导来村里散心。当晚的饭桌上,他喝啤酒,说话不多,多听老领导说,偶尔的谈兴聚焦于县里新的招商项目。
  饭后,他连夜驱车去十堰与银行负责人谈合作。次日早晨,如约回村陪老领导吃早餐,然后按计划8点半到10点陪老领导从村头到村尾转一圈,参观的过程中接受我的采访。山下,还有一众投资者等着他回去谈项目。
  汽车几乎一直处于爬坡,转弯的状态,左右摇摆中,孙开林谈话的节奏较慢,当老领导接电话时,他便向我打个暂停的手势,等老领导电话接完再继续。
  他侧身坐着,皮鞋、西裤、衬衫外套夹克,单从着装样式来看,和前二十年前照片上的他相比几乎没有变化。瘦,背微驼,牙齿微黄大概是长期抽烟所致;两条眉毛呈下垂状,说话的时候会随脸部神经舒展;手的皮肤和关节很柔和,完全没有想象中农村人应有的粗糙。他说:“从开矿以来几乎就没种过地呢,所以……”然后摊开手,像是一种解释。
  “好”,或者“狠”,这两个字眼都难以从他身上得到直观判断。
  “我12个字就可以总结孙开林”,原保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万义在后座说,“艰苦奋斗,不断创新,共同富裕。”
  
  “虽然当时他的日子过得也还不错,手里总还能捏着二百工资,但是作为一个村里比较有文化的人,不做点大事出来,他能不寂寞?肯定寂寞!”
  
  做过小生意的民办教师
  
  1956年,孙开林生于尧治河村,初中毕业后被安排在村里教书。
  虽然,在当时他也算村里较有文化的人,但是只读完初中便终结学业,在尧治河村小学校长许年鹏看来多少有点可惜:“我就比他幸运,1972年邓小平上台后大办教育,那年我初中毕业就上了县里的师范。他比我小两岁,1974年初中毕业时,刚好邓小平又被打倒了,教育界又一片混乱,所以他也没机会继续读书了。”
  一年之后农业学大寨,孙开林被作为党员干部培养。19岁时,入党,当上民兵连长,20岁当上大队会计。“当大队会计的时候,公社和县里的领导都知道孙开林的名气,但是他说话太直了,一点都不婉转,不受领导欢迎,所以一直也没提上去。”许年鹏的话在孙那里得到了证实,在孙的《尧治河决策手记》中,他曾写道:“别看我红得发紫,很多领导仍然不喜欢我。”
  然后他举了个领导为什么不喜欢自己的例子,1994年,他刚当上村支部书记,当时上面搞了个合作基金会,给尧治河分了三万块钱的任务:“当时我们才起步,只差要饭,村集体和群众都没多少钱。镇上有工行办事处、农业营业所、农村信用社等,却还要搞什么合作基金会。我不赞成这事儿,领导又非要我搞,我就蹦起来和他吵,于是领导就把状告到镇里的‘一把手’那儿,我还是不搞。回来我就开群众大会讲,尧治河谁都不准入基金会,有钱就交到村里入股,搞建设搞发展都行,或者你存到银行,就是不准放在基金会。”果不其然,没几年基金会就垮了。“我也没有先见之明,当时我想,它就是不切实际。”
  不被领导喜欢的孙开林,在干了五年大队会计后,赶上供销社招工便去了,但好景不长,二女儿的出生违反了计划生育,供销社的饭碗丢了,有熟悉孙开林的人说:“当时他太想要个姑娘了。”如今已进入而立之年的儿子在襄阳做建筑设计师,小女儿供职于襄阳市的政法机关。“孙书记的孩子都是自己读书读出去的。如果我的孩子有本事,我也是全力支持她们出去的。”有村民说。“难道尧治河村还不够好?”“不是这个意思,各有各的好。”
  后来孙开林当上村委书记,计划生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作为村委会的重要工作。“现在,要是谁超生了,那么他在村里的所有福利都没了。”妇联主任黄银说,孙书记在这块管得很紧。第一次企业改制时,划拨给村民500万股,股份的分配如下:户籍在尧治河的,算一万股(折合人民币为5000元人民币);参与了修路等村内基本建设的算一万股;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也算一万股。
  从供销社离开后,孙开林小打小闹做了几年生意:“当二道贩子,买牛卖牛,在村里收土特产卖出去。”赚了一些小钱,不过现在他还是坚称:“我其实不会做生意,太直爽还不会算账。不过仗着胆子大,抓住了一些机遇。”
  他所说的机遇是指,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后,国家出台一项植树造林给予补贴的政策,其他人仍然在田里种庄稼,孙开林却搞起了植树造林,只一年时间便成为“万元户”。“那时又没有电视,大家不知道这项政策,我也是从外面的朋友那儿听说的,毕竟当过大队会计,人脉广嘛!”
  虽然当时的孙开林已经小有积蓄,但他仍然觉得靠种地做小生意没出路。于是,他去找当时尧治河村的校长许年鹏:“我还是想回来教书。”许说:“那就教呗,反正现在民办教师很有转成公办的希望。”
  “孙书记可是写得一手好字!”尧治河集团总经理王定旭曾经是孙开林的学生,这是儿时的他对老师最深的印象。因为这一手好字,逢年过节,孙便成为各家春联的免费写手,有乡亲拿纸笔来,他几乎从不推却,还让老婆茶水“伺候”前来等待的人,没钱买纸墨的,他就自己掏腰包贴。
  许年鹏说:“孙书记书教的好,组织领导能力也强,没几年就被调到中心小学,作为转为公办的重点培养对象。”
  1988年秋,许列奎和许年福来找孙开林开矿,孙犹豫,舍不得铁饭碗。接下来,就是一个三顾茅庐的故事,结局颇似“桃园三结义”。
  “虽然当时他的日子过得也还不错,手里总还能捏着二百工资,但是作为一个村里比较有文化的人,不做点大事出来,他能不寂寞?肯定寂寞!”许年鹏作为同样相对“有文化的人”,如此推测孙当时的心理。
  
  “一个人有那么多钱有什么意思?穷,腰不能弯。富,心不能贪。”
  
  不是企业家,算个好干部
  
  最开始做村支书时,孙开林的工资是每月几十块钱;2008年,孙开林的工资是年薪20万。
  “表面上看,我好像风光,村里比我有钱的人可多呢,尤其是自己承包工程的,做生意的。而我们党员干部有规定,不许包工程。”孙开林个人在在企业的股份,比一般群众只高出一到两万的行政股,这份行政股只有村里的元老级人物才有。
  “一个人有那么多钱有什么意思?穷,腰不能弯。富,心不能贪。”
  修路时,村里没钱,他第一个拿出自家4000元积蓄。开矿的前两年,按承包合同,孙开林每年可领到30万元的奖金,可他没要,全部给了村集体。即使他任保康县委常委后,仍然只领和村干部一样的工资。
  并不是所有人看他带头慷慨拿钱就完全理解,村里集资修电站的时候,村民们刚刚开矿赚了点钱,很多人不愿意拿出来。一辈子埋头苦干的父亲也极力反对:“大家说你又要折腾了,不要瞎折腾了,一年卖几车矿就行了,修电站,那不是你搞的事情。”他不管,固执地挨家挨户做工作。那年冬天特别冷,孙开林有天打开家门时,只见门前的雪地上写着――孙开林断个球,当个书记磨死人,今天修公路,明天搞股份,一年四季不消停,磨得我们吭吭声。他没理。
  那个当初修路躺在自家田地间耍浑的老头曾经特别不理解孙开林,每当他躺着孙就发动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组成的专门班子去抬人,后来大概觉得为一个老头儿浪费人力不划算,孙索性不管他,让他躺那儿,哨子一吹,导火线一点燃,老头儿见动真格撒腿就跑。企业办起来后,村里给他买了50斤大米,他又道歉:“我那时候错了,你们别跟我一般见识”。为这事,孙开林在大会上做过检讨,他觉得自己当时的做法有些过激。
  在悬崖峭壁上凿路的时候,他说:“要苦先苦干部,要死先死党员。”把绳子拴在腰间,顺着岩石就往下滑。1996年,村里建大坝,刘万义来尧治河,半路上碰见孙开林没认出来:“脏的鼻子眼睛都看不清楚啊。”而当时身为村主任的杨占杰连着在工地上干了5个多月没回家:“头发留得像犯人一样,你难以想象。”原来指手画脚的技术员,看到这样的情景,也放下架子,加入了劳动阵营。
  “对你来说,最艰难的时代在什么时候?”
  “有事业心的人,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处!”
  “在尧治河村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人?”
  “没有”。不假思索地否定。
  他说自己一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任何时候都难。开矿修路的时候干的是力气活,搞资本运作的时候玩的是“空手道”,他指指脑袋:“所谓空手道,智慧呗。”
  孙开林玩的第一个空手道,大概要数如何掘到采矿的第一桶金。关于矿石的第一批订单,有一个在村内流传很广的段子。
  “我背着矿石标本,像个第一天发蒙读书的小学生,怯生生地上了路。”这是孙开林第一次来襄阳,“见到公交车就慌忙上,一问错了又赶紧下,来来回回、颠三倒四地跑,直到下午5点钟才找到化工厂的大门,可能是我长相太普通,穿的太土气,厂供销科的一位中年同志硬是不让我进门。”
  没办法,他找了一家便宜旅社住下,第二天一早又去厂里,见到一位小青年。
  “你们那里有老虎、熊这些大家伙吗?”小青年好奇这位从山里来的农民。
  “有有有,还有獐子、木耳、香菌,下次我带糜子肉给你尝尝。”孙赶紧道。
  小青年乐了,答应帮他引见厂里领导。可是,见领导并非想象的那般容易,孙开林花了14天时间才总算靠近领导。这两个星期中,他每天上班时去,下班时走,帮供销科长打水,扫地,夹报纸,擦桌子。见缝插针将矿石样本拿给供销科长看:“咱们这是好矿,品味高。”供销科长不搭理他。
  第14天,厂长来办公室,见跑前忙后的孙开林,便问旁人:“咱们单位什么时候来了这个上班的?”孙开林忙说明来意,厂长让化工厂化验了矿石标本,确实是好矿,立马签合同,预付3万块定金。
  后来的道路上,孙开林少了这些不被待见的麻烦,人缘甚至是极好的。原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罗清泉等都前来尧治河考察过。有次尧治河需要买一个大矿,是孙开林跑去武汉让俞正声签了字才拿下来的。即便现在孙开林和俞正声仍偶尔联系,去年孙开林去上海开会,怕打扰老书记,便没去找俞,俞知道后,给孙打了个电话抱怨:“你来了竟然不通知我,我忙归忙,总会接待你的。”孙开林说,要干成事情,很多时候确实是要靠关系,靠朋友的。
  江苏人拿了两个亿来投资太极养身馆,我问他,老板是不是也是你朋友?他说:“认识不久,是朋友介绍的。”“那他凭什么相信你,相信这个项目?”“呵呵……缘分呗。”他停顿了一下,绕过了这个问题,而后谦虚地笑了笑。
  “我连化学字母都不认识,却大肆主张搞磷化工;一个农民什么专业培训都没有过,却天天跟别人谈上市,这些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开始以为搞旅游就是卖票,后来才明白这个事情太复杂了,前期策划,景点设计、文化品牌的培育……哎,到处都需要动脑筋。”
  他说自己基本还是个好干部,至于企业家,自己差的远呢。我问他是不是受到国内某些企业的启示,所以才想到共同致富,比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持股不到1%,其它股份均由员工持有。他坦然承认:“华为我不知道,不过从开矿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我是党员,是干部,光自己有钱心里不安宁。”
  在企业准备上市的过程中,他好几次想过打退堂鼓,因为要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标准企业,要克服的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比下苦力累的多。”在余下的任职期内,孙开林说上市是他的梦想,此外还要做的两件大事就是把磷化工做强,旅游开发也得搞出个眉目。
  “不过,空手道这个东西,钻研进去了,还真是蛮有意思的。”谈到资本运作时,他眉毛兴奋地上下抖动。“但是上市的目的不能只是为了融资,即使没那么多钱,我们这种做实业的企业依然可以慢慢滚,反正是不至于亏的,关键想让它长久昌盛。”
  还有4年,孙开林就到了60岁的规定退休年龄,有人揣测只要身体条件许可,孙书记会干到70岁,但是他否认了:“干那么长时间干啥,给年轻人干,才有新鲜的东西!”
  “有没有想过像华西村一样,将周围的村并进来?”
  “看资源整合的情况吧,这个不一定非要像华西一样。”56岁的孙开林似乎并无其它野心。
  “比尧治河起步早的堰娅村,有个肖书记也很厉害,不过他没孙开林这个眼光,企业改制时他通过暗箱操作为自己谋私利,这不后来给抓到牢里去了。”刘万义说,像这样的村不再少数,当年启发尧治河开矿的九里川村,公司后来变成了“家天下”,支部书记亦受到了严重处分。
  每到逢年过节,老婆会把孙开林的荣誉证书拿出来反复擦,又对他说:“我管不了你,但是这些红本本来之不易,你要经常拿出来翻开看一看。”孙开林在工作手记中曾这样写道:“每当看到那些红本本时,就觉得老百姓给自己的评价太高了,不能对不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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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 干部 孙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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