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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海外的鲁迅研究影响较大的要数夏济安和夏志清二人。前者通过分析鲁迅内心的黑暗面，得出了一个被鬼气纠缠的鲁迅；后者从整体上把握鲁迅，观点大胆而新颖；但二者限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在某些方面也存有偏颇。
【关键字】夏济安；夏志清；鲁迅；《中国现代小说史》
一
夏济安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鲁迅：矛盾的和被“鬼气”纠缠的鲁迅。
他首先在文中探讨了鲁迅与传统的关系。鲁迅的杂文常常运用典故，并且运用的出神入化。“鲁迅所应用的新鲜而生动的典故恰好形象地说明中国悠久文化传统为中国语言提够了多么丰富的想象的源泉。鲁迅在这方面的才能十分突出”。鲁迅的“白话杂文作品依靠了文言的词汇和修辞方式，说明了一种和他的历史处境相反地情况，那么他的诗歌就更其如此。”鲁迅的“旧体诗的出来拔萃是无可否认的”，他的旧体诗歌意境深远，别具韵味。虽然我们看到鲁迅是激烈的批判传统，但还是常常“完全屈服于旧诗，屈服于它的朦胧晦涩，屈服于她的串通重压”。在理智上鲁迅坚持他的启蒙理论，并十分热忱地时刻准备着去实现他所宣传和追求的；然而作为艺术家，鲁迅在面对自己的艺术趣味与历史性的运动不协调时，他有时不得不选择“艺术家的诚实”，“甚至将以牺牲启蒙运动为代价”。
在分析到《野草》时，夏济安说认为《野草》“充满着强烈感情的形象以奇形怪状的线条在黑暗的闪光中或静止或流动”。在《野草》的篇章中鲁迅以优美的语言，来描绘“梦的奇特的美和怪诞的恐怖”以及“一种不连贯的梦魇”，“并因通过变形的现实而引起人们的震骇”。鲁迅在《野草》中展现了自己挣扎的灵魂，窥探了自己的非意识世界。
作者据以上认为“‘黑暗的闸门’”对鲁迅来说，其重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另一方面是作者的烦扰的内心”。
夏在这篇文章中还很具创造性地对鲁迅作品中的死亡主题做了阐释。文章指出：“鲁迅的作品中的希望与灵感时常与阴暗并存，看来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死亡也许是吸引鲁迅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刺激物。死亡不仅可以从他的小说、散文中看到，而且在他谈关于民间文学的文章中也能发见他对死亡的偏嗜。在目连戏的绍介中，鲁迅对鬼的形象和死亡恐怖表现出一种诙谐的描述。对死亡和鬼的恐怖的认识，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应该是以科学和理智的名义打倒的，然而鲁迅却表现出“在对自己所憎恨的事物同时又怀着隐秘的渴望和爱恋”。鲁迅也借此“表现了更深一层的含义：死和美的恐怖”。夏济安在这里对鲁迅的分析不仅指向了鲁迅对待传统的矛盾，也发现了鲁迅的病态心理。另外很值得称赞的是夏济安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夏济安承认鲁迅是一个天才，但是不应该“仅仅把鲁迅看作一个吹响黎明号角的天使”，还应该把鲁迅看作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及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夏的研究在当时海外鲁迅研究界是极有洞见的，但是夏济安的研究也无法逃避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所以有学者指出，他对鲁迅的高扬其实是用来贬低左联的。①因为夏济安一直是否定鲁迅后期参与左翼文学运动的价值。
二
如果说夏济安是以高扬鲁迅而闻名于海内外，那夏志清则是以贬低鲁迅“蜚声”于海内外学界的。
夏志清在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认为，虽然《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第一篇欧化小说（《狂人日记》的题目和体裁皆出自果戈而的一篇小说）”，但是它“仍然表现出相当出色的技巧，和不少的讽刺性。”对该篇小说的结构，夏则做了他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的错误批评，即夏认为在《狂人日记》中“作者没有把狂人的幻想放在一个真实故事的构架中（本来没有人要吃他），所以鲁迅只有加油加醋，把各种中国吃人的习俗写进去，而未能把他的观点戏剧化。”其实，鲁迅在这里是将讽刺和艺术技巧，通过“意象派和象征派的手法”②与对主题的的精心阐明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孔乙己》，夏指出“它的简练之处颇有汉明威早期尼克・亚当斯（NICK Adams）故事的特色”。对于《药》这篇小说，夏认为“是一篇革命的象征寓言，更是一个叙述父母为子女而悲痛的动人故事”，并且指出“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尝试建立一种复杂的意义结构。”这种结构指的是鲁迅在小说中将青年人的姓氏连起来就是华夏的意义。对于小说的结尾―两个母亲上坟的场面以及乌鸦的象征，夏极为称赞，认为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夏对《药》这篇小说的评价总体比较准肯和新颖，尤其他对故事内容的定义为“更是一个叙述父母为子女而悲痛的动人故事”。夏看到了鲁迅在故事中展示的亲情，这一点多为以往的评论家忽视。至于《阿Q正传》，夏志清承认它是“中国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品”，“这个故事的主人翁非但代表一种民族的弊病，也代表一种正义感和觉醒，这是近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关心的一点”，但是从艺术角度来说，“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
夏志清在对《呐喊》中自认为最好的几篇小说做了评价之后，又对《彷徨》中的同样他认为的仅有的四篇佳作《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离婚》进行了分析。在《祝福》中，夏志清指出“‘封建’和‘迷信’在这里变得有血有肉，已不仅是反传统宣传中所用的坏字眼。”这个见解的确中肯。的确，鲁迅在这篇小说中，面对“迷信的批评”和“人道主义的同情”的选择时，他是更倾心于后者。《在酒楼上》描写的是“作者一九一九―二○年冬回绍兴小住的个人经验”，夏志清据此提出与其兄同样的问题，即鲁迅与传统的关系。《肥皂》“是一篇很精彩的讽刺小说，完全抛弃了伤感和疑虑”。“就写作技巧来看，《肥皂》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因为它比其它作品更能充分地表现敏锐的讽刺感。”《离婚》“是一个中国农村的悲剧，表现方式客观而有戏剧性。”对于鲁迅其他的小说，夏志清基本予以否定，在夏眼里，它们大多“逃不掉伤感的说教”，鲁迅“不能从自己故乡以外的经验来滋育他的创作，这也是他的一个真正的缺点”。夏在肯定了鲁迅才华横溢的《野草》和《朝花夕拾》后，又认为“《故事新编》的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小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鲁迅的杂文，在夏志清看来，“十五本杂文给人的印象是搬弄是非、��嗦嗦”。
可以发见，夏志清对鲁迅的作品大部分是否定的。在鲁迅的专章中，关于鲁迅作品和思想的评价，我们始终能感受到夏的政治意识形态贯穿其中。夏志清对鲁迅的评价有值得我们称赞的地方，尤其是在他认为好的那几篇小说的评价上（虽然这些评价是随意的，评点式的，感悟式的）；但是通读鲁迅专章，会发现他对鲁迅的叙述重点不是旨在对鲁迅进行科学的研究，而只是想否定鲁迅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比如夏承认“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方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但他却将鲁迅享有的崇高地位和殊荣说成“当然是中共的制造品”。可以说，夏的鲁迅研究是深受政治因素干扰的。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10.
[3]夏志清（美），《中国现代小说史》（电子版）[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4]亚罗斯拉夫・普实克（捷克），《抒情与史诗》[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12.
[5]张杰：《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福建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