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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燕
1947年,德裔犹太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 Erich Auerbach,1892—1957)曾将他的《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1946)赠予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托马斯·曼后回应道:《摹仿论》的“中心主题——欧洲现实主义,对我最有吸引力”[1]601。托马斯·曼的这一观点,可谓点明了奥尔巴赫一生的创作观。事实上,奥尔巴赫的创作,无论是流亡前的《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Dante als Dichter der irdischen Welt,1929),还是之后的《喻象》(Figura,1938)和《摹仿论》,现实主义一直是他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将书名直接定为《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也可见他对于现实主义的强调。在书中,奥尔巴赫不仅系统地勾勒了西方文学经典中现实主义的发展史,还以现实主义入手,探讨人类世俗命运及精神史的意义。对于奥尔巴赫而言,现实主义不仅是他重要的学术研究内容,更是他建构欧洲历史文化“整全性”的重要手段。
作为奥尔巴赫的代表作,《摹仿论》自问世以来,学界对它的研究从未间断,却也一直保持敬畏之心。该书创作于1942—1945年的伊斯坦布尔,时值德国纳粹盛行,奥尔巴赫被迫流亡。他在《摹仿论》的结语中谈道:“本书论述的是用文学描述对真实进行诠释或‘摹仿’,对此我早已构思多年。”[2]651在此,“真实”作为奥尔巴赫“描述”和“摹仿”的对象,是他创作的重要命题。1936年,奥尔巴赫离开德国前往伊斯坦布尔,并在此流亡11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所经历的现实“真实”是:战争,德国纳粹的残暴,犹太人被驱逐;他所面对的“真实”是伊斯坦布尔11年的流亡生涯。虽然奥尔巴赫声称《摹仿论》的写作得益于“欧洲图书馆及学术资源的缺乏”,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他为自己建造的“想象中的博物馆”(an imaginary museum)[3],也包含了他诸多的现实经历。这在《摹仿论》的开篇《奥德修斯的伤疤》(“Odysseus Scar”)中便可看到。
在《奥德修斯的伤疤》中,奥尔巴赫写道:“读过《奥德赛》的人一定记得第十九卷那个经充分酝酿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曾是奥德修斯奶母的老女仆欧律克勒娅从腿上那块伤疤认出了远行归来的奥德修斯。”[2]1而在末篇(第二十章)《棕色的长筒袜》中,则以“兰姆西太太与詹姆斯之间的外在活动——量袜子”来与此呼应。他由此强调了心理活动在伍尔夫现实主义中的重要性,这是与之前现实主义作品所不同的。在此,奥尔巴赫首先建构了一个首尾呼应的叙述框架,使《摹仿论》在整体上形成一个“环形”结构,并将他对西方现实的理解放置于这一框架中,体现了他独特的创作技巧。他以奥德修斯腿部伤疤为切入点,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不可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尔巴赫曾服役于德国军队,并在战争中左脚负伤。奥尔巴赫虽未公开谈及此事,但经历过战争的他,在创作中“暗示了痛苦、失去和一个残酷及不可预知世界的不公正”[1]。“伤疤”的真实性便显现了出来。而书中关于奥德修斯的流亡、回归、被仆人认出等“所有这些主题的形象化就像英雄大腿上的伤疤一样,都体现在对身体的信息的历史阅读中”[4]97-117。《摹仿论》从《奥德修斯的伤疤》开始到伍尔夫《到灯塔去》结束,“腿部”是奥尔巴赫描绘的重要意象,也是串联《摹仿论》首尾的重要线索。在《到灯塔去》中,奥尔巴赫通过“量袜子”情节与奥德修斯的伤疤相呼应,因为“拉姆齐(Ramsay),一边和儿子说话,一边量着她在他腿上编织的东西,就如奥德修斯的女仆在给他洗澡时测量了大腿上的疤痕一样”[4]100。这显然与奥尔巴赫真实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其次,伊斯坦布尔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海岸,是奥尔巴赫的流亡之地,也是《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漂泊开始的地方。奥尔巴赫置身其中,在身体的“受伤”(伤疤的存在)与精神的漂泊及现实的流亡处境中,跨时空地与奥德修斯的漂泊经历“产生共鸣”,也为《摹仿论》的创作提供了引子。奥尔巴赫在伊斯坦布尔的创作情景,正如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所言:“一个以城市的废墟和忧伤为题的作家,永远意识到幽灵般的光投射在他的生命之上。沉浸于城市与博斯普鲁斯之美,就等于想起自己的悲惨生活和往昔的风光两者差距甚远。”[5]奥尔巴赫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启了他的流亡与创作生涯。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奥尔巴赫虽身在伊斯坦布尔,但他对德国社会的发展局势及犹太人的生活依旧非常关注。无论是1938年的“水晶之夜”事件还是随后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奥斯维辛和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事件[6],奥尔巴赫都未曾漠视,并在他的著作中采取了一种“斗争的姿态”:通过对西方文学现实主义演变的深入分析,对当下西方人文主义文明致以“深刻的歉意”。[7]25可见,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对西方文学的勾勒,不仅是对自身流亡的抵抗,更是重建已经丧失的家园和崩溃的学术世界的重要手段。正如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学者Geoffrey Green 所言,奥尔巴赫的《摹仿论》是“一个堡垒——一个军火库——他可以从这里发动一场激烈的战争,对抗他那个时代可能发生的历史潮流”[7]84。由此也可见《摹仿论》之于奥尔巴赫的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20年代,奥尔巴赫就开始研究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他在首部著作《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中指出,对现实的再现不是简单的描绘,而是“不管这样的事情是否曾经发生过,或者它是否可信,它都能令人信服”[8]。在他看来,但丁所写的人和事,都是他在生活中真实见过的,而非道听途说的。他将但丁描绘成一个变革的现实主义诗人,认为但丁不仅打破了寓言,把人的性格具体化、历史化,而且改变了古典和基督教的文学体裁,为文学现实主义创造了新的可能性。[1]604奥尔巴赫以但丁为参照,也在自己的著作中着重阐释了他的现实主义观。
整体上看,奥尔巴赫的现实主义以反映世俗日常为主要内容。在《摹仿论》中,奥尔巴赫以西方文学中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为切入点,研究普通大众的世俗日常生活,注重对底层平民生活的揭示,关注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将更广泛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会群体作为文学的重要主题。在他这里,“日常”主要指的是对社会个体现实生活的关注。通过对西方文学史的梳理,奥尔巴赫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学中被压迫者日常生活主题的重要性。他把西方文学对“日常”的关注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以文学对具体社会生活的反映来评判现实主义的价值与意义。奥尔巴赫坚信《圣经》把崇高的事件置于与大众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当中,不仅为文学对现实的再现开辟了道路,而且拓宽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他发现17世纪法国古典悲剧作家拉辛的创作内容是空泛的,因为拉辛的角色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他称赞伍尔夫抓住了“实际的尘世”[2]627,并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人的内心世界的揭示来塑造人物。他通过维柯重新演绎了海德格尔的“‘日常’,使其更具社会文化色彩,而非存在主义色彩”[1]603。但奥尔巴赫对日常的关注,并不是随时显现,而是“只有当政治秩序崩溃及其作为犹太人面临排斥时,奥尔巴赫才通过基督教含蓄地肯定了‘日常’的社会进步倾向和他自己的包容”[1]604。可见,“日常”不仅是奥尔巴赫的创作主题,更是他对德国民族主义进行的一种隐喻性的抗争。他在自己的研究中,致力于“将日常生活变得可见,无论是值得注意的还是显现着的”[9]。同时,在奥尔巴赫看来,生活中的日常充满着随机与偶然,对日常的再现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生命的偶然性,尤其是他在对现代作家如普鲁斯特、伍尔夫的分析中更加强调了这一点:“……人们相信,信手拈来的生活事件中,任何时候都包含着命运的全部内容,而这是可以表述的;人们更相信从日常事件中获得的综合印象,而不大相信按时间顺序从头至尾叙述,不漏掉任何外部大事,犹如强调事件的节点一样突显重大命运转折的做法。”[2]644奥尔巴赫对于现代主义作家所使用的“意识流”技巧与他自己对文学文本的随意选择进行了比较:一方面,反映了他作为一名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作家所具有的学术视野与创作指归,即对现实的真实再现;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创作技巧的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奥尔巴赫不仅是西方文学史上重要的批评家,也是20世纪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
在形式上,奥尔巴赫非常注重通过“构思、体验、生活、书写和阅读”等方式来再现现实,借用《摹仿论》的说法,即将“真实的素材进行筛选整理,以相应的风格表达其内容”[2]634。《摹仿论》开篇以《创世记》和《奥德赛》为例,分别从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入手来追溯西方文化的源头,奠定了其“写实”风格。从开篇到最后以三篇关于现实主义作品为研究对象(分别以司汤达、龚古尔兄弟和伍尔夫为例,将他们的作品与法国、英国、俄国等现实主义的其他范例进行了比较与梳理)结束,奥尔巴赫一方面通过文学文本间的比较或对比将“文体混用”作为再现社会现实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他将不同时期的现实主义进行分级(有古典的、教会的、宫廷的,甚至现代的现实主义),使其呈现出从认识论(经验的和感觉的)到社会学(阶级结构)再到心理学(情感状态)的转变。[1]615奥尔巴赫将不同时期的现实主义共同纳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谱系中,扩大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也明晰地勾勒了西方文学流变的历史脉络。因此,奥尔巴赫的现实主义“与其说是语言或文学的产物,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产物”[10],更是他通过创作对于现实进行“摹仿”(或者说是“再现”)的重要手段。
20世纪后半叶,学界对《摹仿论》的批评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摹仿论》基本上是一部文学的社会史;埃里希·奥尔巴赫采用了相对主义或历史主义作为其主要的批评方法。”[11]83克劳斯·格罗诺(Klaus Gronau)在其《文学形式与社会发展:奥尔巴赫对文学史理论及方法的贡献》(Literarische Form und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Erich Auerb-achs Beitrag zur Theorie und Methodologie der Literaturgeschichte,1979)[12]中指出:“奥尔巴赫对文学社会形态的理解并不局限于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文学本身就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表达。”[11]84格罗诺对于奥尔巴赫《摹仿论》的社会学解读带有普遍性色彩,反映了《摹仿论》深厚的社会学内涵,也在一定意义上指明了奥尔巴赫所说的“现实”(Wirklichkeit),即指社会现实。[11]83奥尔巴赫从《奥德赛》和《创世记》比较分析起,便已开始了他的现实主义研究,但由于他将现实主义与其时代发展及文体风格相结合,这就注定了他现实主义的多变性与不确定性。
The term Wirklichkeit is tremendously flexible in Mimesis.It refers to sensory data in the realism of Homer and the“kreatiirlich”reality of Boccaccio.It refers to the phenomenal social world portrayed by Petronius,and it refers to the reality depicted by authors who were able to penetrate beyond the phenomenal social world to discern social and historical forces at work,such as Flaubert.It refers to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so well reproduced by the modernist novelists from Joyce to Woolf,and it refers to the religious reality of the story of the sacrificing of Isaac and Dante’s Commedia.Throughout Mimesis the substance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Wirklichkeit undergoes a constant transformation.[11]94
在《摹仿论》中,现实这个术语非常灵活。它指的是荷马现实主义和薄伽丘的“创造性”现实中的感觉,是佩特罗尼乌斯所描绘的非凡社会世界,也是那些通过社会现象洞察社会和历史力量的作家所描绘的现实,比如福楼拜。它既指从乔伊斯到伍尔夫的现代派小说家所再现的心理现实,也指以撒牺牲故事和但丁《神曲》中的宗教现实。在整个《摹仿论》中,现实的含义都在不断变化。
在此可见,奥尔巴赫笔下的“现实”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著名学者查尔斯·穆斯卡汀(Charles Muscatine,1920—2010)对此进行了指责:“我发现自己和那些认为这本书非常矛盾的人是一致的。奥尔巴赫的‘现实’有时是动态的,它的定义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是不同的,有时它指的是最基本的、具有普遍性的现实主义。”[9]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也质疑了奥尔巴赫现实主义概念的一致性,指责他“极不愿意给他的术语下定义,也不愿从一开始就阐明他的假设,这损害了这本书的有效性”[13]。此外,奥尔巴赫将现实主义描述为普通人在尘世生活的真实再现,这种描述也并不具有典型性和可论述性。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所指出的那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比“宫廷和乡墅”更真实,就像“黄瓜三明治和馅饼、豆子在本质上都一样”(ordinary life is no more real than“courts and country houses”,and“cucumber sandwiches are no less ontologically solid than pie and beans”)。[14]因此,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虽以现实主义为主线来勾勒西方文学史,但他的现实主义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不一样。奥尔巴赫不仅没有给自己的现实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对西方文学史中不同的现实主义进行了分类,以此来凸显他作品结构的层次性。而恰恰是对现实主义定义的不确定性,成就了《摹仿论》主题及内涵的多面性与丰富性,却也削弱了《摹仿论》对现实主义论述的客观性,使其成为一部“丰富多解”的著作。
虽然《摹仿论》的出版给奥尔巴赫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作为一本文学批评著作,奥尔巴赫一来并未给《摹仿论》一个明确的提纲、论点或结论,而是只用一篇后记来为全书“圆场”;二来,他也未给整本书留有脚注;三来,他书中的现实主义在整体上是“随机的、零碎的”。但即便如此,在奥尔巴赫看来,他的构想潜在地包含了一段关于西方文化的“整全”史,并通过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来表达他对20世纪40年代德国的宗教意识形态及兴盛的民族主义的批判与深思。在此,奥尔巴赫的“现实”,既包括自身的真实经历、创作的现实环境,也包括他在文学创作中所秉承的现实主义观念。因此,他的“现实”内涵是多方面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尽管在《摹仿论》中以探讨现实主义为主题,却始终未给他的现实主义下一个精准的定义。与此同时,奥尔巴赫自身的文化传统、个人偏好,以及对罗曼语文学的执着,使他“无法将他对现实再现的历史与对现实发展的预期详细叙述相结合”[15]。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主题给予我的任务是截然不同的:我必须展示的不是过渡,而是完全的变革。”[2]674由此可见,奥尔巴赫对他现实主义概念模糊性的承认与辩解。
无论如何,《摹仿论》作为一部“文学分析、文学史和比较文学三者合而为一”[4]99的杰作,其成功源于“欧洲图书馆及学术资源的缺乏”,但也正是这一“缺失”决定了奥尔巴赫在文本分析中对研究内容与结构的大胆构建,也使《摹仿论》这本涵盖3000年间文学作品的书成为可能。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对于世俗日常的观照,被萨义德发现并多次引用,重启了现代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性质。在萨义德看来,奥尔巴赫的流亡之作,并非“一项不折不扣的学术任务”,而是可以摆脱欧洲文化自身,以及其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赋予权威(authorizing)的中介(agencies)”[16]进行的文化研究。因此,将《摹仿论》看作是一部关于文化史的著作也是有道理的。它是奥尔巴赫逃离欧洲后,在伊斯坦布尔写下的作品。其中,既对西方各历史时期的文化进行探索,又立足现实,对自己的现实处境进行观照。从这个意义上看,《摹仿论》既描述了奥尔巴赫作为历史的存在,也讲述了他的现实境况,将其视为一部奥尔巴赫的自传[17]也不为过。
注释
[1]Hacohen,Malachi Haim.Typology and the Holocaust:Erich Auerbach and Judeo-Christian Europe.Religions,2012,3(3).
[2][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M].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3]Levin,Harry.Two Romanisten in America:Spitzer and Auerbach,Grounds for Comparis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113.
[4]Damrosch,David,Auerbach in Exile,Comparative Literature,1995,47( 2).
[5][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M].何佩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79,82.
[6]“水晶之夜”事件(德文:Kristallnacht,Reichskristallnacht、Reichspogromnacht、Novemberpogrome;英文:Crystal Night、the Night of Broken Glass,又译作帝国水晶之夜、碎玻璃之夜、十一月大迫害),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地屠杀的开始。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时期建立的劳动营和灭绝营之一,素有“死亡工厂”之称,其遗址位于波兰南方的小城奥斯维辛。大约有110 万人在这一集中营被杀害,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又称贝尔森,是纳粹德国集中营,主要关押战俘和犹太人。
[7]Zakai,Avihu.Erich Auerbach and the Crisis of German Philology,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2017.
[8]Auerbach,Erich.Dante: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Ralph Manheim,Trans.New York:NYRB Classics,2007:2.
[9]Auerbach,Erich.Literary Language and Its Public in Late Latin Antiquity and in the Middle Ages.Trans.Ralph Manhei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339.See also Porter,“Introduction”,inTime,History,Literature,2014:xviii-xix.
[10]I.Porter,James.Old Testament Realism in the Writings of Erich Auerbach,Shai Ginsburg,Martin Land,and Jonathan Boyarin,Jews and the Ends of Theory,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9:190.
[11]Landauer,Carl.“Mimesis”and Erich Auerbach’s Self-Mythologizing,German Studies Review,1988,11(1).
[12]Gronau,Klaus.Literarische Form und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Erich Auerbachs Beitrag zur Theorie und Methodologie der Literaturgeschichte.Heusenstamm:Decker &Wilhelm,1979.See Timothy Bahti.Vico,Auerbach and Literary History.Philological Quarterly,1981,60(2):235 -255.
[13]Wellek,René.Auerbach’s Special Realism.The Kenyon Review,1954,16(2):304.
[14]Krystal,Arthur.The Book of Books:Erich Auerbach and the making of“Mimesis”.The New Yorker,2013:88.
[15]Costa-Lima,Luiz.Erich Auerbach:History and Metahistory.New Literary History,1988,19(3):491.
[16][美]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M].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2.
[17]Khayyat,E.Istanbul1940and Global Modernity:the World according to Auerbach,Tanpınar,and Edib.Lexington Books,2019: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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