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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深远影响不仅属于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志士，更是当时所有发动、支持辛亥革命人士共同奋斗的结果。 孙劲松（蔡元培曾外孙）： 蔡元培搭建科学自由平台
“从事教育是蔡元培一生最精华的阶段，他为中国教育搭建了一个科学自由的平台，留下了思想学术自由的治学精神。”
作为蔡元培先生的曾外孙，孙劲松认为，蔡元培先生是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世人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孙劲松在中国美术学院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而这所学校的前身，是蔡元培1928年于杭州创办的西湖国立艺术院。孙劲松说，蔡元培的一生经历了从传统读书人到革命家，再到教育家和思想家的过程。从事教育的过程是蔡元培一生的精华阶段，因为他致力于“把他的人文关怀普及到每一个国民”。
蔡元培1904年与陶成章等人创立革命团体光复会并被推选为会长，1905年又加入同盟会。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从此一心一意投身教育。之后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他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孙劲松认为，蔡元培搭建了一个思想学术开放的平台，为中国教育留下了思想学术自由的治学精神。这个平台的构建是蔡元培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他“给了后人一层土壤，让后辈能够自由地发挥、创新”。
孙劲松表示，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讲，做好本职领域的事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今天的人们应该学习他们抛却名利、奋斗进取的精神与信念，踏实做事，认真做人。
“我家一直有祖父徐锡麟的相片，自从懂事起，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我爷爷。”作为晚清革命家徐锡麟的孙子，徐乃达定居上海已经快10年了，他说，记得在念小学的时候，学校对于传统和历史的教育就很重视，那时候大家还都了解关于辛亥的那段历史。当时国文课本里就有一课叫《徐锡麟传》，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上《徐锡麟传》这堂课文的时候，老师就说，“我们班上有位同学，他的祖父就是这个人”。然后他就叫我站起来。所以，我身边的同学、朋友也都知道我家的这段历史。
徐乃达说，祖父是1903年到的日本，他在那里认识了很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了解了中国以外的世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东京博物馆看到了一座中国古代大钟在那里展示，他想中国的文物怎么就被日本人掠夺过去，加上之前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让他觉得对清政府必须彻底革命。对祖父影响比较大的另外一个人就是秋瑾。我祖父跟秋瑾相识，关系很好，我起先也以为他们是表兄妹，后来经考证他们不是这层关系。他们是在日本认识的，在革命上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我想秋瑾是一个非常善于言辞的人，大家也被她的慷慨激昂说动，包括我祖母在内。可以说，我祖父革命受秋瑾影响很大。
徐乃达说，我的曾祖父是个商人，原本只是希望孩子成才，但万没有料到竟培养出个革命家。
“就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祖父章太炎一直在不断地摸索、寻找振兴国家发展的道路。笔是他擅长的革命武器。”作为章太炎的长孙，现任上海黄浦区政协副主席的章念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章太炎主张走维新改良的道路，但也碰了不少钉子。后来，他被推荐到《苏报》报馆工作。
章太炎有一个响亮的名头：“民国第一疯子”。章太炎除了革命精神、深厚的学养之外，最让今人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他佯狂的性格。章太炎给世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鲁迅先生说过的那句话：章太炎先生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
《苏报》原是一家日侨出面开办的报纸，1900年由陈范接办并“以鼓吹革命为己任”。1903年，引起清政府极为不满的，一是该报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作序），二是章太炎撰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极大地刺痛了清政府的神经。清廷决意镇压。《苏报》被封，催生了“苏报案”。1904年5月经租界公廨会审，章、邹分别被判处监禁3年和2年。其实，在“苏报案”发生前，章太炎就写过很多文章，都是鼓吹革命。
章念祖说，祖父章太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以前听祖母说，祖父外出后常常不认得回家的路，但讲起革命来往往是滔滔不绝，号召大家起来革命，也吸引了当时很多寻求革命道路的年轻人。
“黄花岗72烈士的事迹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不为人知的是他们的首领赵声即是由陶成章吸纳入的光复会。而72烈士中也颇多光复会会员，尤其是那些没能留下姓名的南洋华侨都是陶成章在南洋发展的会员。”陶成章之孙陶亚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祖父，我想用16个字概括：品格高尚，言行一致，思想进步，身体力行。
陶亚成说，祖父陶成章是浙江绍兴人，幼年家贫，但在私塾受到了很好的旧式教育，后得到蔡元培先生赞助赴日本留学，在学习军事知识的同时，萌发了推翻清朝统治、挽救祖国于危亡之际的革命思想。留日期间，陶成章担任《民报》副总编，与保皇派的报纸《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虽然观点对立，但他的文章还是得到了梁启超的肯定，将他比作当代的“墨子”。
陶亚成说，作为光复会的创立者及领袖之一，陶成章还举荐鲁迅加入光复会。当时，鲁迅在绍兴听说有一位“奇人”宣称“要让全中国没有一个饿肚子的人”，便诚心加入。相识以后，陶成章常到鲁迅寓所谈论革命，并将名册等重要资料托付给他保管。祖父那时长期奔走于浙、皖等地，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撒播于社会中下阶层人士，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很大贡献。
陶亚成说，祖母孙晓云当年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留日参加同盟会。后来嫁给了祖父，成为他革命道路上的终身伴侣。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对人都很亲切。”回忆起对父亲的最深刻记忆，湖北武昌区政协委员、熊秉坤之子熊辉说。
熊辉说，父亲先后参加辛亥革命等多次战斗，人生经历可谓奇特。所以家里的许多父亲遗物，像砚台、印章等都已经捐给了红楼博物馆。
熊辉表示，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并非是父亲的个人功劳，而是因为主客观的形势，是“时势造英雄”。“熊一枪”之说最初是源自孙中山。武昌首义3年后，熊秉坤出访日本东京时，孙中山向人介绍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也称“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
武昌起义当天，湖北新军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人率领起义军攻占凤凰山，并控制武昌，湖北军政府成立。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响应，全国24个省份有14个先后独立，最后导致清政府覆亡。
熊辉说，当时革命党人早已在湖北新军发展成员，又拥有军械库，加之父亲率领敢死队奇袭，终能取得首义成功。他说：“我父亲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担当了历史性的关键角色。但是，我父亲只是武昌首义枪声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不仅属于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志士，更是当时所有发动、支持辛亥革命人士共同奋斗的结果。”
刘公原名耀�，1881年出生于襄阳县东津镇大旺洲一个大户人家，其父刘子敬是前清武举，是当时襄阳三大巨富之一，人称“刘百万”。
1902年，刘耀�被舅舅陶际堂输送到日本东京，先在东亚同文书院补习日文，后在东斌学堂学习军事，改名刘公，宣传民族革命，出任共进会会长。刘公1905年在东京结识孙中山，率先加入同盟会。
“孙中山是到处筹款，刘公是自费革命。”刘重喜介绍，刘家至今流传着刘公在家“骗钱闹革命”的故事。
1911年5月，刘公以捐官为名找父亲要钱，得到在清朝为官的叔父的支持，并率先拿出5000两银票给刘公。后来5000两银票在汉口兑换成7000多块银元，找了几个人挑回武昌。为了核实这个说法，刘重喜找专家咨询银元的重量，按照0.7两1块，7000多块银元足足有500多斤。
至今飘扬在武昌红楼的铁血十八星旗，原是共进会会旗。1911年5月的一天，刘公在武昌昙华林的公馆召见湖北中等工业学堂3名学生，郑重地向他们布置，在暑假前后秘密放大绘制20面铁血十八星旗。随后刘公拿出共进会几位领导人在日本研究确定的十八星旗小图样，并阐释旗帜的意义与尺寸要求：旗面的红色象征鲜血，黑色象征武器，寓意革命须抱铁血主义。9个尖角代表赤县九州，黑9角内外两圈共18颗黄色圆星代表关内18行省，星呈金黄色代表炎黄子孙。
据刘重喜讲述，三位学生先将样旗按要求做成纸型，送经刘公认可后再在红、黄、黑色布片上依样放大裁剪。当时制旗所用的只有白布料，刘公便派人买藤黄等颜料回到公馆内秘密染色。到了约定时间，裁缝只完成了18面旗。学生们将完工的旗帜送到宝善里机关处，不想后来均被俄巡捕搜走。余下的两面旗帜拿到后成为最初的两面十八星旗，武昌起义次日的鄂军都督府第一次会议确定十八星旗为正式开国后的国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