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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生的名字总是和巴金联系在一起，他是巴金的胞弟，两人兄弟情深。此次拜访李老先生，正是读完他近作《怀巴金及其他》之后。在兄长巴金的巨大光环之下，许多人不曾留意到，李济生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老编辑家，他曾经编辑过作家沙汀、艾芜、茹志鹃、胡万春等人的小说，还编辑了十卷本的《张天翼文集》、《巴金六十年文选》以及《中国当代名家作品选集》、《中国现代名家名著珍藏本》等。此外，他还在业余时间从事翻译和写作，翻译过俄罗斯文学作品《两个骠骑兵》、《一个地主的早晨》等等。李老虽已是鲐背之年，但仍精神矍铄、行动轻捷，目光谦和而坚定，身体显得很硬朗。老先生很健谈，说话不紧不慢，声音响亮，思路清晰。经过那么多年的漂泊，又在上海生活了大半辈子，老人说话时仍然有着浓重的四川乡音，只能听懂他说话的大致意思，但在言谈间，仍能感受到对于工作和生活，老人那份宠辱不惊的谦和姿态。
李济生回忆说，抗战时，他在成都已经通过考试，获得一份银行的工作，当四哥巴金撤回成都后，他便开始与兄长一起，默默负责起出版社办事处的工作，并加盟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社私人经营，经费非常拮据，收入也很低。他说，当时巴金主要负责出版，自己只是在后面帮些忙。而为了这个“帮忙”，李济生后来辞去了银行的职务，和出版社的同仁一起，全身心投入了出版事业。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他们先后把出版社移至广西桂林、贵州独山，后又回撤至重庆。先生谦虚地说，彼时总体负责出版社工作的是田一文，自己只是一个“小老弟”，一起工作的都是长辈。他们在重庆迎接了解放，解放以后，李济生又随着巴金来到了上海。1954年出版社的公私合营，促成了文艺生活出版社与新文艺出版社的合并，那时总编工作由王元化先生负责。李济生从那时起就成为了文艺出版社的员工，在外国文学编辑室担任一名普通的编辑。
拜访李济生先生那天，同行的还有一位他的老邻居，老人亦八十有余，但想到即将与阔别近四十年的老朋友重逢，老人十分激动。李济生先生热情地迎接了我们，招呼女儿为我们倒水。两位老人拿出老照片叙旧，聊起共同的旧友，虽时光流逝，往昔的回忆已有些模糊，但在阔别多年以后能再次重聚，两位老人都欣喜不已。聊起现在的生活，李济生先生愈显从容淡泊，他说自己年轻时喜欢唱歌，也算个合格的京剧票友，而现在已清心平和，也无更多其他爱好，全赖书报遣怀。
李济生先生家的客厅不大，摆设亦十分简单：电视、立扇、落地台灯便是屋内所有的家电，墙上挂着几幅字画，沙发对面摆放了一个大书橱，在书橱外侧玻璃中夹着亲人们与老人的相片，茶几旁的沙发椅背上放着杂志。房间陈设简朴而毫不花哨，就像李济生先生的性格，谦谦君子，温和淡泊。告别的时候，李济生先生用中国传统的拱手礼与我们道别，这一现已鲜见的传统礼节经由长者诠释，就像一份唤醒了的历史记忆，一如长者之风本身，谦和而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