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党员个人工作总结】
由于受到“庸俗社会学”的牵累，文学社会学在中国一向名声不佳。新时期之初，伴随着批判庸俗社会学的热情，大部分文学研究者都迫不及待地抛弃“外部研究”，义无反顾地转向“内部研究”。“什么方法都好，就是不能容忍社会学方法”[1]――在这样决绝的理论宣言中，包含着理论界迫切希望将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的焦虑心态。不过，在1980年代的“方法论热”中，还有少数研究者对“内部研究”持保留态度，并认为这种研究思路并不能真正阐明文学的社会功能。据此，他们试图借助文学社会学来重新认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预言“文艺理论界的兴趣最终还是要转到文艺社会学方面来”[2]。正是在这种理论信念的感召下，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翻译和研究文学社会学的热潮。
不过，今天来看，这一预言并未成为现实，研究者的兴趣最终并未真正“转到文学社会学方面来”，持续吸引他们的依然是各种花样翻新的文本分析理论。新世纪以来，相关的研究论著已是屈指可数[3]，文学社会学悄然淡出理论界热闹的中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文学社会学在当代中国已经耗尽了它的理论意义？今天我们还有没有必要来重新讨论这种研究方法？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检讨已有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实绩。
一
中国当代文学社会学研究是由译介西方文学社会学论著开始的。19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相继翻译出版了埃斯卡皮、西尔伯曼和豪泽尔等西方文学社会学名家的著作，这使中国学者获得了文学社会学的基本认识。此外，相关研究论文选辑的翻译出版，进一步丰富了这些认识。但总体来看，这些译介工作缺乏系统性，这个领域很多重要的研究者并未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例如（文学）趣味社会学研究的开拓性人物――许京（Levin Ludwig Schücking）的著作，更少有人知晓梅林（Franz Mehring）对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贡献。这种片面的、零散的译介状况导致中国学者未能建立起对于西方文学社会学的整体性认识，由此也无法对西方学者的理论成就做出恰当定位。譬如，译介者往往只关注斯达尔夫人对于文学社会学的开创性意义，而并不了解关于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讨论，最早是从法国思想家波纳德（Louis de Bonald）那里开始的。
这种知识形态上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社会学研究的思想高度。不可否认，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通过很多思考和尝试，“构建”了文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本面貌。不过，如果一一检视这些研究著作，不难发现研究者往往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这导致不少理论探讨呈现出“粗加工”特色，一些论述经不起仔细推敲，偏颇和含混的观点不在少数。例如，在关于文学社会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上，大多数研究者都理所当然地将文学社会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这自然代表了当代学者力图将之学科化的可贵努力。但问题在于，一门学科的确立需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独立的研究方法，而我们从这些研究中看到的只是对其他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移植和方法的归纳，并不能看出研究者相对独立的规划和构建。事实上，在西方文学社会学的发展中，对文学社会学是否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经验实证这一研究路向，而且难以克服的重重理论困难，使得这一努力最终也未能真正实现。在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研究者看来（例如在阿多诺那里），并不存在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社会学。由这样的理论语境来看，“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社会学’与学科之‘学’无关，而是方法学的‘学’”[4]。这似乎是比较恰当的定位。
此外，知识形态的缺陷也使得研究者无法参照西方既有研究来展开理论探讨，并最终真正建构出文学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因此，已有的构建工作尽管看上去各具特色，但实质上并无理论方面的推进，往往不过是教条化的观点列举和归纳。以《现代文艺社会学》一书为例，作者所建构的文学社会学包含了文艺行为社会学、文艺价值社会学和文艺心理社会学三个方面。依据作者的理论构想，“[……]这三大系统是从三个不同的侧面（逻辑展开、内在尺度、心理基础）来共同揭示文艺作为社会性的审美实践的本质、规律的”[5]。但具体来看，该著并不没有将“文艺价值社会学”和“文艺心理社会学”与传统的文学价值学和文学心理学区别开来。如果这两个术语的发明并不包含新的理论意涵，那么由此建构的理论体系的正当性就需要重新考量。这种内在缺陷也使得作者未能将其规划的三个方面严格区分开来。比如，“文艺行为社会学”部分对“文艺创作的微观机制”讨论，与“文艺心理社会学”部分对“文艺创作心理之辨析”出现交叉重合，而且这两方面的讨论与文学心理学的已有研究并无本质区别。此外，该著每一部分的章节划分也略显粗疏，对具体理论问题缺少必要的辨析。例如，在“文艺行为社会学”中，该书专门用一章内容来讨论“文艺欣赏”问题。显然，作者在这里将接受美学与文学社会学的读者研究简单等同起来。事实上，在西方文学社会学中，文学欣赏基本上不是文学社会学的论题，而真正比较突出的乃是文学消费。这种理论区隔集中体现为姚斯对埃斯卡皮的激烈批评[6]。
基于以上检讨不难明白，研究者基本上以西方理论为样板或他山之石，却未能以整全的西方文学社会学知识形态作为参照，这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社会学研究一直处于较低的思想层次。因此，要突破这一研究局限，首要的是在整体上把握西方文学社会学的知识形态。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整体上获得这种知识形态呢？借用杰姆逊的“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ping）概念[7]，在整体上把握西方文学社会学的知识形态，意味着重新对之展开知识图绘的工作。从这样的理论视点来看，只有通过此种工作，才能为文学社会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想生产视域。在此意义上，方维规主编的《文学社会学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的出版，为这种工作的展开提供了思考的契机。
二
首先，这部著作从编撰思路上区别于以往的翻译和研究。该书采用选本的体例，但不同于1980年代纯粹的论文选译工作，而是包含着作者更为全面深入的整体性筹划：“以史明理，史论互证。”[8]这一思路突出体现在方维规为该书撰写的导论中。该导论全面论述了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为我们初步绘制了文学社会学的知识导图。其重要性在于，系统梳理了文学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廓清了以往研究中的含混和缺漏，并为文学社会学做出富有说服力的理论定位。尽管这篇导论已经让我们看到作者对于文学社会学的整体把握，但是仅此还不足以将读者引入文学社会学的堂奥。为此，该书的八章内容在此基础上，逐步“深描”（Thick description）[9]出这张知识地图的详貌。之所以称之为“深描”，是因为这部著作并没有停留于简单的文献导读层面，而是力图阐明其中的理论意涵和思想关联。
具体而言，该著以文学社会学的“史前史”“总论”“诸流派”以及“专题和案例”四个部分展开理论阐释，然后从“背景知识”和“文本解读”两个方面全面透视每一篇选文的理论语境和思想要旨，最终以“相关问题概说”的方式勾画出每一主题的历史脉络，并深入辨析相关理论观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该著的第一、二章可视为导论部分的扩展讨论，进一步丰富了导图的理论轮廓和思想线索。第三、四、五章分别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经验实证和理论批判三种类型具体论述文学社会学诸流派的兴衰变迁。为了具体阐明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领域，该著还在最后部分补充性地介绍了相关的研究专题（小说社会学、趣味社会学）和范例，使得这张文学社会学的知识地图变得更为清晰和完善。
其次，这部著作填补了以往研究的很多空白。由于以往研究者学术视野的局限，很多文学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论争和议题都未能得到必要的讨论。例如，20世纪60年代阿多诺和西尔伯曼的文学社会学论争。这场论争在西方文学社会学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正是通过这场论争，文学社会学两大研究路向（经验实证和理论批判）的理论分歧得以显现：文学社会学究竟应该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还是审美价值？文学社会学是否是独立的学科？应该如何界定文学社会学的学科归属？这些问题对后来的文学社会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困扰着文学社会学研究。令人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论争在以往的研究中竟然从未被提及，更遑论探讨和分析。在《文学社会学新编》中，方维规第一次全面介绍了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并深入评析了其中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意义。诸如此类的开拓性研究在该书中还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赘述，读者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该书第一次译介到国内的诸多理论文献就不难明白。
概而言之，这部著作所展开的知识图绘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当代文学社会学研究的思想高度。可能有读者会指责：某某理论家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如何重要，为何该著没有选择他的研究文献？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知识图绘工作都不可能穷尽相应知识空间中的每一点。方维规似乎没有试图将此书做成西方理论界关于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点汇编类著作。中国理论界从不缺乏此类著作，但它们除了供研究查考外，并未拓展出思想生产的视域。真正的知识图绘工作旨在为读者呈现整体性的知识视野，正是这样的视野，使得读者能够将那些并不熟悉的理论视点纳入自己的知识空间，并重新加以定位。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社会学研究而言，方维规主编的《文学社会学新编》一书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没有这样基础性的知识图绘工作的尝试，就很难为文学社会学的发展开启新的思想生产视域。
三
尽管知识图绘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思想生产的视域，但是总体的知识图绘并不等于具体的思想实践。因此，并不能将当代文学社会学研究的局限简单归结于研究者知识形态的缺陷，比这更为重要的是，以往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没有真正打破僵化的意识形态论述，重新激活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研究。检视已有研究不难发现，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研究完全隔离于活生生的社会和文学现实。由于缺乏必要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以往的文学社会学“理论体系”往往囿于学科限制，未能对具体的文学研究产生实质影响，因此也无力实现对“内部研究”的必要反驳，反而最终被当代文学研究的“去政治化”趋向所同化。正是由此，文学社会学才逐渐退出理论界的视野。这样来说，文学社会学在当代中国不是耗尽了理论意义，而是这种意义从未被真正激发出来。笔者以为，只有借助文学社会学重新激活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有力反驳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的趋向。
事实上，这样的工作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展开。以程光炜、贺桂梅和蔡翔为代表的当代文学学者，由反思80年代的纯文学叙事的局限入手，试图借助西方理论资源激活文学研究，重构观照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视野。由于三位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资源不尽相同，由此构建的“文学社会学”研究路径也各具特色。通过对他们文学社会学研究实践的辨析，或许可以为当代文学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程光炜在2005年9月开设了“重返80年代”课程，他以这门课程为思考契机，开始对80年代文学和文学史的重读。这样的重读并不是以后结构主义方法直接介入研究对象展开的，而是源自他特定的问题意识：“80年代正好是我的成长期，从大一到大四，再到大学教书，整个青春期都是在这十年度过的。这促使我想，我的‘知识’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现在想象历史和想象问题的方式又是怎样形成的？等等。”[10]正是以此为反思的起点，他逐步将问题意识扩大到如何在启蒙叙事（纯文学）之外考察80年代的文学和文学史问题。
经过持续的探索，程光炜逐步形成了自觉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这就是把过去当代文学研究比较强调‘作家作品’的研究方式，稍微往‘文学及周边研究’方面靠靠，通过把过去的研究成果‘重新陌生化’，再重新回到‘作家作品研究’当中去。”[11]这种方法论意识当然不是作者的独自发明，而是充分吸收了西方理论。其中，“文学及周边研究”主要依赖埃斯卡皮的经验实证方法，而“重新陌生化”的工作则借助了福柯、海登・怀特这样的后现代理论，最后重新返回“作家作品研究”的过程又吸收了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这种吸收不是简单混合和叠加，而是在具体研究工作中将理论充分问题化的结果：“我也读理论，但我不会把它当作我讨论问题的唯一方式，而是在我困惑的地方去回味它，在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再从我困惑的地方找问题。”[12]由此不难看出，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而言，西方理论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是在个体经验和问题意识的相互纠缠和辩驳中展现出来的，而并非通过单纯的知识形态优缺点分析所能实现。
与程光炜不同，贺桂梅认为自己“缺乏对80年代的切身文化体验”，这使得她的学术思考充满了寻找主体位置的生命焦虑：“我的学术研究与我的生命关联何在？我站在怎样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的独特性和必要性在哪里？”[13]在此意义上，寻找自我的主体位置和重新定位80年代文学成了二而为一的过程。贺桂梅发现，仅仅停留在文学的内部无法确定文学的位置，为此她试图跨出文学的学科樊篱，在全球史的视野内来实现这种定位。从理论资源来看，她主要选择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当然这其中还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等[1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贺桂梅的研究因此成了理论的简单套用，从她的论著中我们不难看出其自觉寻求方法论探索的努力：“我自己在摸索的一种研究方式，有时候我想把它表述成跨学科，有时候我想把它表述成知识社会学，有时候把它表述成为人文学的想象力，就是希望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面来定位和阐释文学问题。”[15]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意识，贺桂梅重新定位了80年代文学，并由此实现了批判性主体的重建。
尽管蔡翔和贺桂梅的批判立场相似，但他所选择的反思视角并非全球视野，而是根植于底层的生命经验。“对我来说，它[底层]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我的祖先，我的兄弟，是我生命中的各种记忆，是我个人的成长史”[16]。蔡翔怀着这样特殊的生命经验，开始了对底层叙事的思考：“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可能还是这样一种意见，今天重提“底层”的目的何在？的确，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叙述底层，是为了唤起道德的同情和怜悯？当然不是。[……]就我个人而言，在非文学的意义上，重新叙述底层，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正是这样的现实关怀，将蔡翔引向了对“十七年”社会主义经验和革命叙事的重新思考。文化研究是他借助的主要理论资源，但对他而言，“‘文化研究’更多地可能只是一个‘能指’，我们依据这个‘能指’来重新组织我们的叙述，包括对文学的叙述，而在这一重新叙述的过程之中，我们很快发现，我们对文学的要求、理解甚至期许，都已经远远溢出了既定的文学框架，[……]”[17]这充分显示出蔡翔对于西方理论的自觉意识：文化研究只是激活其思想的权宜之计，一旦制约了他的思考便会被抛弃。正是经过了这样的自我辩难的过程，蔡翔在其新著《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中将其“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概括为“在文学和社会政治之间构置一种互文的关系”[18]。
尽管程光炜、贺桂梅和蔡翔三位学者的文学社会学研究还都处在探索之中，但从以上对他们方法论意识的分析不难看出，一种真正富有活力的方法只有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中，通过问题意识、经验感觉与西方资源的相互辩驳和磨合才可能获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界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笔者所反对的只是那种对具体研究实践并无助益的粗加工式的理论构建。事实上，上述三种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讨论还并不完善，诸种西方资源之间的龃龉，以及方法论与政治立场之间的磨合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些思考方法的解释力和有效性。在此情况下，文学社会学的知识图绘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参照作用。因为，“[……]如果知识生产不能提供有效助力，焦虑地面对现实问题者自然只好更多依凭个人感觉和经验，依凭看起来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进行思考，这种做法有时会产生犀利的立场和洞见，但即使如此，立场和洞见若没有相关知识作为互动和校正、细化的媒介，也不可能落实为恰切可行的操作措施”[19]。在此意义上，方维规主编的《文学社会学新编》所展示的知识图绘空间，正可以与上述文学社会学研究实践形成积极的互动和有益的参照，并为之开拓出更为广阔的思想生产视域。
注释：
[1]钱中文：《科学的文学社会学建设》，载《文艺报》1987年第4期（1月24日）。
[2]参见张英进、于 沛：《国外文艺社会学研究述评》（《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代序”），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相关研究专著主要有周平远的《文艺社会学史纲――中国20世纪文艺学主流形态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姚文放的《现代文艺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司马云杰的《文艺社会学》（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后两部是作者旧作的修订再版。
[4][8]方维规主编：《文学社会学新编》第34、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姚文放：《现代文艺社会学》第2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6]参见[德]姚 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载[德]姚 斯、[美]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32-33页，金元浦、周 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杰姆逊在1988年的《认知图绘》一文中系统论述了“认知图绘”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他看来，现代世界并非像后现代主义者想象的那样不可把握，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掌握世界，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可以图绘的外在世界”中，并且可以借助“认知图绘”重建个体经验与全球化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把握。具体论述参见[美]纳尔逊、格罗斯伯格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的解释》第347-358页，（Fredric Jameson, “Cognitive Mapping,” 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9]“深描”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一文中提出的理论概念。格尔兹认为，人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中，任何具体事件都渗透着社会的意义系统，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意义阐释，能够透视整个文化系统的意义结构，并据此来解释这一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具体论述参见[美]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第3-39页，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10][12][15]杨晓帆、虞金星（整理）：《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纪要》，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11]程光炜、杨庆祥：《文学、历史和方法》（访谈），载《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13]贺桂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载《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
[14]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6][17]蔡 翔：《近十年来的知识路径》，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
[18]蔡 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贺照田：《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载《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第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符 鹏，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化研究、城市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