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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作者数年前的一次“捡漏”，有幸收藏了徐邦达先生的一帧墨笔山水册页，成就了与徐邦达先生的一次通信。徐老的身传言教，求真、笃实的大师风范至今使人难以忘怀，成为作者后来学习的一个警策。今惊悉我国著名古书画鉴定大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家、诗人徐邦达先生因病于2012年2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尤感这段往事成为作者一生难忘的珍贵回忆，特刊登出来与读者共同缅怀徐邦达先生。
壬辰（2012年）立春以来，江南阴雨连绵，让人心情颇感郁闷。无意间从网络上惊悉我国古书画鉴定巨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徐邦达先生因病于2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闻此噩耗，使我的心情尤感沉重。徐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界权威之一，他的离去可以说是当前我国古代书画鉴定界权威的终结。
我作为一位普通的书画爱好者，喜好书画近四十年，但真正引领我步入书画鉴别法门、从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能将“目鉴”与“考订”相结合的，便是拜读了由文物出版社于1981年5月出版的徐邦达先生的大著《古书画鉴定概论》（图1，书影）。我既得益于徐先生的大著宏论已整整三十年，对徐先生的钦挹之心也自然是日久弥深了。我与徐先生生前虽然未能圆梦于识荆，但十多年前有幸与他有过一次通信。当时拜读他的手教，如亲闻謦�，并感受到他求真、笃实的大师风范。他的高义教泽，使我至今难忘。
说起我有幸与徐邦达先生的一次通信，还得从我有幸收得的一帧名款署“心远居士徐旁”的墨笔山水画小品册页（图2）说起。
戊辰（1988年）春，我在一字画商贩处见到旧（民国）画册页（尚未装裱的纸片）一叠五张，所作均为山水画，五位作者的“名头”确实非“小”即“冷”。但从画上题款中的年款来看都是“丙子（1936年）春”，加上尺寸悉同（均为纵26.5厘米，横33厘米）等情形来推度，这五张作品应该是同一部册页中的散页。由此推想或许其中原有一些“大名头”的作品已被商贩挑拣出，以善价而沽。因此，我便先就所见的五张作品询价，答称：“每张五角（吴语，即人民币50元），如一起拿去两块（吴语，即人民币200元）。”我闻后便按索价付钱，把这五张作品先买下。接着便试探性地问是否还有像刚才同样尺寸的山水画。答称：“还有一张，但价钿（吴语方言，等同价钱）跟刚才不一样。”说着就取出给我看。果然，所见是一张款题“仿白石翁（沈周），丙子春日，少云樊浩霖”雨景山水图（图3）。但索价两块（即200元），而且还称：“少一分不卖。”我为了使所获能凑成六张即半部册页，也就依价买下了。当时我不免为之窃喜，因为尽管该商贩深谙“生意经”，把自知樊浩霖（字少云，上海崇明人。曾长期在苏州授艺鬻画，声名藉甚。建国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这位“大名头”的作品拣出后待价而沽。但由于他对于书画家的姓名、字号、别署等知识掌握无多等原因，才把其中款题“心远居士徐旁”的一件山水画，当作“小名头”之作，就此便把这件其实是出自当代著名书画家、古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手笔的墨笔山水册页“漏”入了我的藏箧。因此，我后来在撰述有关谈书画鉴藏方面的文章中曾经写道：“了解和掌握书画家的姓名、字号、别署、生卒年等知识，可以说是走进书画鉴藏天地的第一步。”【注】就把此事作为一个例证。
由于上述的“捡漏”，才使我有幸收得一帧徐邦达先生的墨笔山水册页。这件册页的画笔秀润温雅，有董其昌、王时敏遗韵风神。画系写宋代词人贺方回（铸）《青玉案・横塘路》词意，故题为“写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词意。丙子（1936年）三月，心远居士徐旁”。赏读词意，充溢着一怀愁绪，而画境中遥岑虚廓、柳林浅水，或清秀明润，或烟云氤氲，一派江南暮春夏初之景象。词意画境，堪称相得益彰。我在品赏这件佳作之余，以《独具只眼的徐邦达》为题撰写了一篇读画随笔（刊载于上海书画出版社1991年第2期《书与画》），文章在赏析词意画境的同时，还有对画家在艺事中能自出手眼，师承上转益多师，是为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一大要素的一些观感。拙撰刊出后，我为了向徐邦达先生求教，就写信并把拙文等一起邮寄给他，希望能得到他的指教。
不久，我就收到了徐邦达先生的回信，书谓：
绵绵同志：
赐书并大文又一画照（片）均收悉。
尊著过誉，甚为忝然。（文）中云：下走“兼擅治印”，实非属实。赵师处当时求学，只在鉴古一方，而未获得些些薪传也。
“南沙六宾”，确是达五十年前申江稔交。其人孙姓，典当业，与江寒汀画师为同乡友，业余亦喜弄翰墨，山水是其所长。自建国以来，即杳无消息，或已不在人世矣。并此奉报。
顺候！大安！
徐邦达手复（1994）6.25（图4）
拜读徐老的赐复，信中所述“又一画照（片）”，这便是我所要向他请教的有关一帧款题“蒲滩放鸭 小松本 丙子春三月 南沙六宾”，款印俱为“六宾”的墨笔山水册页，此作确能传清代金石书画家黄小松（易）画笔淡雅之遗范（图5）。因我对作者“六宾”其人，虽经多年来的查考求询，但仍然一无所知。鉴于我收藏的这件作品是与徐老的大作同时收到的，而且从所得到的这两件作品是尺寸相同的册页，又都是墨笔山水，而且年款（丙子三月）相同来看，所以推想徐老对“六宾”其人或许会有所了解。果然，徐老在赐复中不仅告知“南沙六宾，确是达五十年前申江稔交”，而且还把“六宾”其人的姓氏（“其人孙姓”）、职业（“典当业”）、交游、籍贯（“与江寒汀画师为同乡友”、“南沙”系地名，原属江苏常熟）、艺能（“山水是其所长”）等，一一告知我。
然而，最让我难忘的是，由于我在附去的拙文中因见徐老画上所钤的“徐旁”、“邦达”二方小印确实篆刻俱佳，便就想当然地在文中有称“徐老兼擅治印，其早年即与陈巨来、方介堪、张鲁庵、叶露渊等同为‘二弩精舍’（赵叔孺）及门弟子。画上所钤二印，无论朱白，均仿佛秦人私印，白文深穆古朴，朱文则犀利工雅，其‘取法乎上’于此可见”。徐老读后，特在信中郑重地给予指出“（文）中云：下走‘兼擅治印’，实非属实。赵师处当时求学，只在鉴古一方，而未获得些些薪传也。”当我读了徐老的这段话，使我为自己当时在撰稿中“想当然”的附会所表露出的轻率、浮躁心态深感汗颜无地！再想徐老之所以会在赐复中真诚地指出我文稿中的不实之词，是为他的“求真、笃实”所使然。从中便使我认识到“求真、笃实”是一切事业成功的根本要素。因此，徐老的这一身传言教，使我在日后学习中以这一教训时时警策自己。
（责编：李禹默）
注：指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2001年4月22日起《书画》版 刊载拙撰《鉴定讲座》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