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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的发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漫长的岁月很难把人们心灵的创伤抚平。我的同龄人经常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文革”，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也常常这么问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应当感谢“文革”，它使我从虚幻中清醒。如果没有“文革”，很可能，我只是一块砖，一颗螺丝钉。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时，想把我安放在什么地方，我就心甘情愿、无声无息地在那里呆一辈子。领袖在驱动那庞大的政治运动机器时，如果碰巧在工具箱中捡出我这颗螺丝钉，把我往哪个部件上安装，我就在那里机械地随着整部机器运动，没有独立的思想和意志。“文革”改变了一切，我成了真正的人。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歌颂“文革”。这正如失败和痛苦给人以教训，但失败和痛苦本身并不值得歌颂一样。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文革”已经成为不堪回首的往事。但对于与我同龄的不少人，“文革”并不只是痛苦、恐怖和浩劫，他们谈起“文革”时总带着一种怀旧感和失落感，不论他们在“文革”中属于哪个派别。对于他们，“文革”是一个破碎了的梦，他们在这梦中寄托自己的理想、热情、追求。对于他们，“文革”是一段消逝得太快的光荣岁月。就像昔日的电影明星在回顾自己烟烟生辉的舞台生涯时的心情一样，他们为自己过早地退出政治舞台而惋惜。
每一代人都想以某种方式肯定自己的生活经历，这几乎是一个不变的常理。我见过一些知识分子党员，他们现在对于现存的一些专制和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但他们对于自己当初投奔革命运动仍感自豪。有这种当过“右派分子”的作家，他们在小说中歌颂那遭受惩罚后的苦难生活，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流放中悟到人生的真谛。对于这些作家，由于受苦受难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经历，因而苦难也具有某种光辉和神圣性。现在轮到红卫兵这一代人了，他们当然谴责那践踏法制、毁灭文化的浩劫，但他们强调在“文革”中自己充满了对于理想社会、对于民主和平等的追求，他们认为自己那些纯洁的热情比什么都宝贵。
我当然不愿意抹杀这一代人年轻时的理想和热情，我作为其中十分积极的一员，理解并珍惜它们。但我希望人们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区别开。完全可以设想，当初纳粹运动兴起时，不少德国青年知识分子抱着古典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热情投身于这个运动，他们的本意是要重建欧洲文明。但无论这些参与者的动机多么高尚纯洁，纳粹运动本身却不庸置疑应予否定。
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这一代人是受骗了（也许有少数先知先觉者是在利用运动达到自己的合理目的，但那是极少数例外），我们的理想和热情被玩弄了。“文革”并没有按照我们的理想进行，它和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驰。
我知道，对于不少前红卫兵，“文革”中叱咤风云的日子是他们一生中惟一的光辉。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生活是那么平淡无奇，琐碎卑微，他们此生再也无法达到那种辉煌的顶点。（我一度也把自己的红卫兵活动当成一种不平凡的历程，但我早就不这么看了。如果人在一生中一定要追求一种光荣，那我宁愿在有生之年追求另一种健康的、文明的、真正的光荣。如果我今后无法达到这真正的光荣，我也不会把“文革”那黑暗的日子当成光彩，以安慰自己。）我承认，“文革”中不少年轻学生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追求真理，但由于多年来极左意识形态的作用，各种红卫兵理论只是在虚假的前提下演绎，只有像遇罗克等人的文章是例外。就中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而言，“文革”中的文章和理论，不论他们凝集了红卫兵多少思考和探索，都是没有价值的。如果说到了后期，一大批红卫兵有了新的认识，那也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是对“文革”教训反思的产物，这种思想成果不能归功于“文革”本身。就像坏事有时引出好结果（付出高昂代价之后），但我们决不会为了好结果而去干坏事。
前红卫兵对于“文革”的怀念和赞扬，与他们认为“文革”中真正实行了大民主有关。有人提出，在“文革”中，中国人民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享受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青年学生可以按自己的志愿成立组织，发行报刊，每个人都可以写大字报，批判当权派的言行。他们认为，这种民主和“文革”前的官僚主义正相反，是群众用来摧毁官僚特权的手段。它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虽然尚有差别，但却属于同一类型。确实，对中国的许多人而言，“文革’有一种魅力，而这种魁力主要来自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我承认，“文革’中推行的大民主使有些人认为获得了一种形式和手段，可以反抗以前压制他们的官僚。但我认为，这种东西和真正的民主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弊大于利。诚然，“文革”中群众可以给当权派贴大字报，揭发和批判他们，这在“文革”前是做不到的。但是，这只是‘文革’冲要打倒一大批“党内走资派”战略中的一个环节。“文革”中的大民主是什么东西呢？群众有揭发、批评领导干部的言论自由，但这不过是依照“文革”中划定的标准争论某个干部是不是“走资派”的自由。一般而言，超过了这个范围的言论自由是没有的。“文革”中颁布的所谓“公安六条”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条例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和林彪（实际上往往包括江青），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都要受到惩办。难道这算是享受了言论自由？“文革”中有两种事情发生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一是大量的人因言获罪，其中不少被处死刑，遇罗克、张志新不过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二是‘冲央首长”——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各地军政领导不断地表态，说某篇文章是“大毒草”，是“反革命宣传”，于是，写这篇文章的个人，以及支持这篇文章的组织，就要被打成反革命。在“文革”中，不但批评现存制度或政策的文章被定为“反革命煽动”，就连完全站在正统的立场上，只不过试图独立地研究或解释“文革”的文章，都被宣布为是反动的。
至于成立造反组织，情况也类似。你要组织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么，那是可以的，因为毛泽东需要并号召人们这样做。但是，你这个组织是左派、中间派或右派组织，则由官方决定。“文革”中，中央直接下令解散或宣布为“反动组织”、“保守组织”的，多得不计其数。当你的组织只能从事官方规定的活动，并随时可能被打成“反动组织”时，你并没有享受结社自由。当你的文章、言论随时可能被宣布为“反动宣传”，并因此而受惩罚时，你并没有享受言论自由。那些认为自己确实享受了这些自由的人，犹如笼中之鸟，他们认为世界就只有鸟笼那么大，他们可以在其中自由地跳跃扑腾。
退一步讲，即使有少数人利用“文革”中的大民主表达了（当然只能是极其隐晦曲折地）自己的某些观点，这种好处也不能使我们肯定“文革”中的“四大”。民主是，种平等的权利，而在“文革”中，所谓的“走资派”被剥夺了答辩的权力。如果一方可以任意地、不负责任地揭露另一方的一切，包括个人隐私，即使是诬蔑也不受追究，而另一方不享有同样的权利，甚至不能解释和澄清，那么，这种大民主不但对少数“走资派”不公平，而且对于大多数群众也只能起败坏作用。由于“文革”后不久取消了“四大”，而人们也因此缺少了一种表达他们意见的渠道和方式，他们怀念“文革”中的畸形民主，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坚持认为，我们现在要争取的，决不是“文革”中的那种民主，那种言论自由。
“文革”对许多人仍具魁力，还在于它肯定了对于当权派“造反有理”。当80年代后期人们对于干部贪污腐化倍加憎恨时，有人怀念“文革”，怀念毛泽东，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利用他的巨大权威，支持群众反对官僚特权。谈到这个问题，我仍然认为“文革”毫无可取之处。在“文革”中，几乎每一个干部都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而被批斗，如果老百姓支持这种对于干部非法的。大规模的迫害，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抗议对自己的迫害呢？如果说事实上许多干部确实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压制群众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利用一场权力争夺中对他们的大规模迫害来伸张正义吗？当你落井下石，站在不正义一边时，你就失去了道义优势，你就很难要求别人公正地对待你。难道中国人只能在要么你整我，要么我整你的恶性循环中生活吗？况且，“文革”中被整的干部是否每一个，或大多数都是罪有应得呢？当他们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时，当人们以为自己正在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战斗时，难道不是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作了最荒唐可笑的理解吗？这种误解不是阻碍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吗？
“文革”不仅改变了我的政治信念，而且改变了我的思维习惯。在“文革”前，研究政治理论和哲学的人无例外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关于手段与目的、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哲学。这种哲学使人顽固地坚持一种教义而排斥生活中的经验事实，使人坚信历史上有某种终极性的、必然的东西，为这个东西而牺牲其余的一切是应该、值得的。“文革”中的许多经验教训使我抛弃了这种辩证哲学，现在，我相信我观察到的东西，我相信不能以历史的必然性为口实剥夺人的基本权利。在“文革”中，我和其他不少人早已看到政治斗争中充满了欺骗和残忍，早已看到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在摧毁文化，除了整人没有干别的事情，但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安慰和说服自己：“文革”的根本意图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为了建立新的，就必须摧毁旧的，哪怕旧东西里面包含着＿类文化的结晶。我们还相信，最终建立的社会将完全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而要建立全新的东西，就必须根除一切旧东西，这时残忍和无情是难免的，甚至是必要的。从罗伯斯庇尔开始，革命暴力论者都以革命的名义为镇压和迫害辩护，都许诺说，目前的不公正和残忍只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不公正和残忍，这一次是必要的。结果，“这一次”变成了“每一次”，在长期的画饼充饥之后，那个最终目的也给忘得一干二净。我现在坚信，以最终的善为当前的恶辩护是行不通的。不能设想，一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恶，积累起来会变成最终目标的善，人们应该要求善在每一步骤中体现出来。
我坚信，如果人们看到的东西全是丑的，就不应该相信，在丑恶的“现象”背后可能存在一种美好的“本质”。在“文革”中，人们亲眼看到的是交通中断、停工停产、打、砸、抢、批斗、游街，全国一片混乱。而“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却说，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1968年7、8、9三个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当时是全国武斗，全面内战。而毛泽东说这是形势大好，其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历史已经决定性地证明了他的错误。在“文革”中，我们身边发生的几乎全是丑恶的事情，但我们相信运动本身是正义的、伟大的。经过“文革”，我不再这样自欺了。如果我看到相当数量的丑恶现象，我就坚信这个事物决不可能是美的。人不应该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辩证理论遮蔽自己的眼睛，人应该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健全的理性不应该保持无限的耐性，忽视或否认已经发生的事，而期待一种与所有已知事实相反的结论。我在“文革”中觉醒很迟，就是因为这种有害的耐性。
“文革”破除了一代人对于极左意识形态的迷信，官方宣传中关于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说教也被大多数人摈弃。然而，没有新的道德规范来代替被抛弃的东西。《“文革”之后我明显感到，在与我同代的人以及比我更年轻的人中，存在着道德真空。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讲道德不是虚伪，就是迂腐。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未来将要面临的最大危机一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对青年一代极其陌生。有人想引人西方的基督教道德或其他关于人生意义的学说，但它们显然在中国这片文化土壤上没有根基。目前的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一方面，由于“文革”，人们把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当作虚伪的、骗人的东西加以拒斥，另一方面，“文革”后的开放改革使物质利益在理论上得到肯定，而在实际上中成了人们推一追求的东西。问题还不止此，“文革”使一大批人失去天真和纯朴，失去热情和信念，但同时又使他们在计算利害得失方面十分老练精明，在追求一己之利时坚韧不拔。一大批人经受过政治斗争的洗礼，一旦他们把“文革”中你争我夺的经验和技巧用于谋取私利，其竞争和倾轧的水平将是空前的。“文革”锻炼和培养了千百万个韬略大师，这一方面使空洞的宣传完全失效，另一方面使得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社团都在重演《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中的戏剧。
我坚信，尽管中国人曾经长期生活在不幸之中，尽管多少代青年的理想、热情、追求都落空了，但我们并不是注定只能在虚伪、愚昧和道德虚无主义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文革”使一度显得绚丽闪光的泡沫消失，但它不能使人性之源、文明之流枯竭。中国应该有一个道德复兴的潮流，民主的潮流和它是不可分离的。问题不在理论方面，而在实践，我认为解决办法不是提供某种道德体系或伦理原则。世界上有那么多宗教，那么多种文化，但一种根本的区分：好人和坏人，却超乎这些宗教和文化。中国现在亟需的不仅仅是理论，更是身体力行的决心。推行道德复兴的将不是理论探讨，而是榜样的力量。说服人很困难，但高贵的、高尚的、英勇的行为仍能感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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