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喜做甘愿受出自哪里 欢喜做,甘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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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杨锦麟,更多是以执行台长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自从去年6月他宣布去职凤凰卫视加盟新成立的香港卫视,“就有多少人在等着看老杨的笑话”――他自己笑称。这个年近60的男人,身形微胖,头发略卷,坐在对面,神情大多时候严肃而理性,一旦说到动情处,立马书生意气,活脱脱一场“有报天天读”的现场直播。
  这是一场涉及电视、评论、创业、生活、欢喜、激愤……的谈话。一段段的原音重现中,我仿佛又看到:
  那位十五六岁初中只读了八个月便上山下乡的厦门少年,在如饥似渴地读着一本本借来的书,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读完了高尔基的全部小说;
  那个在乡下呆了八年后病退回城终于获得了高考资格的23岁青年,如何用20天时间完成了复习,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进厦门大学,代价是“沤烂了裤裆”;
  那位大学毕业留校执教的准中年大学教师,如何因为想看更广阔的世界而带着全家老小移居香港;
  那位在报界爬格子爬了十几年的政论主笔,如何在年近半百时摇身一变成为电视明星,一袭长衫,一把折扇,拍案而起,动情叫绝;
  那个已近花甲之年的胖老头,选择重新“创业”,用另一种身份行走江湖,“挑战诸多不可能”,仗剑直言,犀利如旧……
  言者真实的人生,不外如此。就像杨锦麟自己所说:欢喜做,甘愿受。“不厌倦,很过瘾。”
  老杨压力很大
  记者:今年的两会是你加盟香港卫视以来这家电视台第一次大型的直播演练。在你的观察中,这届两会与往届相比有何不同?
  杨锦麟:总的来说是守势有余、拓展不足;回首有余、前瞻不足。不同主要是温总理临别赠言,对政治体制改革、对社会民生、对坚持改革开放有一些自己的肺腑之言。要坚持改革而不要文革重演大概是主旋律,民生问题也有些琢磨点。所以他被很多人评价为人情味儿。
  过去的九年,中国经历了新的变化。这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这段时间中国被视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感觉还没有准备充分,还在初级阶段努力地挣扎和探索。从心态上来说,无论对国际事务还是国内事务都还是发展中国家心态。这可能需要调整。
  记者:很多人开始关注香港卫视,是从关注你的动向开始的。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的老杨从电视评论员、主持人摇身一变为香港卫视的执行台长,这本身就是不小的看点。你曾在很多场合表达过自己加盟香港卫视是“创业”。对一个年近60的人来说,这种创业意味着什么?
  杨锦麟:我觉得“创业”有两点。一是我觉得人要挑战不可能。当然不能违背客观的实际,不能违背科学发展的规律。但是人活下来本身就是在挑战不可能,包括我们成长的经历。我经常讲我学历很低,初中一年级才读8个月,就文革下乡当了8年农民,返城后谁想到这样的学历能考上大学?但我就考上了。我从来没办过工厂,拿两万块办了一个 工厂,当年就拿了100万的定金。从读书毕业后留校,到一家人都去香港,能不能活下来?不知道。
  总是在不断地挑战自己,当然也有苦不堪言。30岁挑战和50岁挑战不一样,50岁和接近60岁挑战不一样。这就要看自己、看气场、看氛围、看团队。(现在我)有时候很累,关键是心累。考虑问题太多,旋踵而至。我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节目主持人,而是带着一个团队。人家很多人都是冲着老杨来的,老杨压力很大。
  第二,我想给年轻人铺条路。今天的电视时代已经不是简单的播出时代,它可能有更多的互动。新的电视从业人员可能要面对新媒体的一些挑战,这些我们都在准备。以我这种年龄,这种精力,从去年6月到现在几乎没休息。在新疆呆了四个月,拍《强疆梦》,忍辱负重,这个过程是艰苦卓绝的。我不后悔这样选择,挺好。
  记者: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两岸关系……从某些层面上来说都是相对比较敏感的话题。在“度”上你们如何把握?
  杨锦麟:我有一个基本要求:凡是对中国有利、对中华民族复兴有利、积极善意的、有建设性的,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要力求客观真实,要贴着红线走。只要是善意的,是建设性的,人们应该都会理解。
  回归常识,接地气很重要
  记者:除了做执行台长,你自己还会亲自做节目吗?
  杨锦麟:我自己还想做一档节目,希望是新形式。谈谈常识,我们现在好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但很多人连常识都不懂。我想试一下(在节目里)说点常识。
  记者:当年令你名声大噪的是“有报天天读”这档节目。曾看到你在总结观众之所以对这个节目特别捧场的原因,一是“真”,二是“朴”,能在这里看到不加任何藻饰的真性情。你会继续把这种风格带到新节目中吗?
  杨锦麟:我想观众喜欢人说点人话。接地气很重要。想办法在有生之年做一些接地气的事儿,说一些接地气的话,带一些用接地气的方式做电视的人,这是我想实现的目标。
  记者:说到接地气,让我想到你在《信报》写了十几年的专栏,曾经说论政是‘拔火罐’,‘拔火罐’是不能根治疾病的,但至少可以缓解病痛。”但在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已经丧失了一种情怀和信念……
  杨锦麟:不只是知识分子,整个社会都缺失。
  记者:那在你看来,我们如何能够再次把情怀和信念寻找回来?
  杨锦麟:我们都在找。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都再不愿意站在时代的前列。犬儒主义和功利主义多起来,这不是常态,不健康。当然也有零星的、个别的站出来,但是声音很微弱。大家都媚俗太深,迎合、谄媚太深。
  读书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在任何时代都不过分。现在在大声疾呼的几乎都是八十几岁的老人家……
  记者:我的感觉是社会的中坚阶层,古语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在连最起码的修身都做不好。
  杨锦麟:“修身”在现在真不容易。诱惑太多,生存压力太大。有时候自己不一定能按捺得住,但人,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应刹车。修身是一个不断犯错、不断纠错的过程。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谦谦君子,不会胡思乱想。人,就是这样。都有七情六欲,但是要懂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只有谦卑,才能让你知道自己是谁”
  记者:做时事评论的人,人生会变得沉重吗?你如何让自己过得轻松乐和?
  杨锦麟:我今天给《广州日报》写一篇文章:欢喜做,甘愿受。这是闽南话。后来证严法师有一个演绎:甘愿做,欢喜受。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选择了无怨无悔,无论好坏都要承受。第二个就不一样,甘愿做,就是事先有评估,这么做是对的。在做的过程中不管是横逆还是其他什么,都要甘心情愿去面对,欢欢喜喜去面对。我还不一定能达到这个境界。但是我在努力。我不想像苦行僧一样从事一份职业,我希望做得更开心。
  记者:“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是常识,这也是硬道理。”这是你发在微博上的一句话。由此看得出来你是个乐观的人……你有激愤的时候吗?都是如何平衡的?
  杨锦麟:有。骂娘。我知道这不太好,不管用。所以还是要修身,养性。一个真性情的人要转型是很困难的。(但)我敢骂娘是因为我身先士卒。在江湖上老杨的口碑是:第一,我干什么像什么,第二,老杨能卖钱。(笑)我给凤凰挣了不少钱。我很感谢凤凰,它给我机会增值,让我知道老头还能成为品牌。让我更多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读书人的价值,言者的价值。何其荣幸!搞电视,做评论员、主持人,永远记住两个字:仰视,仰视你的观众。才能够谦卑。谦卑很重要。你别看我张牙舞爪,但我很谦卑。只有谦卑才能让你知道自己是谁。
  自省非常重要。我现在自省得不够。我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人,我要跟这些作斗争。何尝不愿意行侠仗义?带剑书生杨锦麟,身上有点侠气,有点匪气。成就事业的人需要三气:霸气、匪气、痞气。尤其是创业的时候。
  记者:那把你放在武侠世界里你会是一个什么人物?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还是山大王?
  杨锦麟:我只能当一个山大王。(笑)仗剑走天涯我大概没有那个能力。手无缚鸡之力,报国之心也只能靠个嘴皮,写点文章,可以了。
  责任编辑:韩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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