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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设立基金分会成立仪式上，记者在间休时采访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邢建绪。 “中国政府放权把更多的服务交给社会组织来完成，这是政府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要做到自律、互律地发展基金会，把公益事业做好的同时，保证基金会基金的保值增值。”邢建绪谈到。
尴尬现状
《新理财》：“郭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让基金会的透明度被广泛质疑，资金捐赠也受到影响。长期以来，公益基金会被冠以非营利组织的称号，给人们的印象是不可以从事以营利为目的活动？
邢建绪：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基金会”这个词是舶来品，国外基金会的模式是，先有一笔资金，为了管理这笔资金，使其不断增值，汇聚了一群人来管理，比如这种基金会是以财团为法人；中国则多是先有了目标，之后成立了基金会，再组织一群人去筹集资金，这种基金会是事业法人。我认为，中国也应该有以财团为法人的基金会。
在欧美国家，非营利组织参与商业活动，通过向社会提供服务或者投资从而实现盈利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基金会不是单纯地募集资金和做慈善，而是一种“投资”，是一个能赚钱的机构。
《新理财》：现在中国的基金会的基金现状是什么情况？
邢建绪：基金会快速发展，其规模不断壮大。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家基金会，公募的有1000多家，私募的也有1200多家，随着基金会数量不断增加，基金总量也不断增多，但基金会自身的质量有待提高。目前，基金会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压力。
基金会现在的投资方式非常单一、投资渠道狭窄。怕承担风险，许多基金会不做或者很少做投资，最常见的办法是把钱投入银行、国库券、最多是投向3或6个月的短期理财产品。因此，基金的保值增值成为了焦点。
路径选择
《新理财》：因为其公益身份，所以基金会多是减免税收的，基金会可以赚钱是否会导致基金会的主业不是做慈善，而是沦为赚钱的工具？
邢建绪：从字面理解“基金会”，基金会首先要有基金。其实基金会的本意是动利息而非本金。中国民政部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成本运营费用标准是10%，余下的20%资金要考虑投资。所以不会出现只赚钱，不做事的情况。
其实在国外，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是一种惯用方法。例如，1917年税法规定，美国慈善捐赠免税，而捐赠的资产大多以股票形式运营，国会和公众对此都没有任何争论。
另外，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都离不开基金会的投资管理。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知名高校，它们背后都有规模强大、实力雄厚的基金会推动其发展，基金会支持力度非常高，有些甚至可以达到基金会与国家投资各占一半。这些大学基金会募集资金，并且管理运作资金，市场运作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方式。他们灵活运用多种方式进行投资。投入股市、信托方式、甚至许多大学基金会成为金融市场的大买主。大学和基金会的合作实现双赢，基金会资金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有了资金，大学教育和科研水平越来越高。可以说，基金会支撑着世界著名大学的发展。
2008年，由中国民政部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鼓励公益基金有计划地进入资本市场，为在“入市”门槛前徘徊的慈善基金会点亮起了绿灯。对基金会资金的保值、增值以及运作给予税收支持。
《新理财》：“入市”是一种投资方式，中国基金会还有哪些投资渠道？
邢建绪：银行应是基金会投资的首选。但不是现在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而要银行为基金会专门设立的理财产品。美英法等发达国家都有专门为基金会设立的理财产品。例如，英国有存款为百年的理财产品，利息丰厚。这种百年的存款个人不需要，而基金会特别需要。
其实银行与基金会同命相连、血脉相通，都要建立自我的公信力，所以银行应该是公益事业的忠实支持者。但是现实情况是嫌贫爱富的银行，对基金会的支持非常不足。
多方协力
《新理财》：如何保证基金在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保值增值？
邢建绪：这就需要基金会与市场建立信任关系。基金会要保值增值，应取得市场的公信力。只有基金会遵循合法、安全的原则，才能赢得投资人和捐赠人的信任。
招聘、培养专业的投资人才。目前，基金会专业的理财人才很少，主要是因为基金会派发的工资水平无法与专业的理财机构相抗衡。国外大基金会都有专门的投资代理人或机构，与它的运作部门完全分开。我们希望政府为基金会量身培养一批投资专业人士，负责经营投资。同时，希望政府组织人才培训课程，激励基金会从事投资活动。
基金会也必须承担贬值风险，投资回报率越高的理财产品，风险越大。所以基金会规定其忍耐度标准非常重要。
《新理财》：基金会进行资本的投资管理，政府应该做什么？
邢建绪：政府扮演好资金供给、政策支持、高效监管的角色，基金的运作不宜干预其具体操作，给予基金会宽松的投资环境。
基金会投资资本市场将遭遇诸多尴尬，什么内容能投，什么内容不能投，政策需要明确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