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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鸥的办公室位于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一楼，这间狭长的屋子地方不大，堆放着几个装着老课本的箱子，书柜里也分门别类地摆满了老课本。一面墙上挂满了精美的影印挂图，那是各种老课本的封面、内页、插画。上万册的老课本，让石鸥成了收藏老课本最齐全的人。除了作为收藏者之外，年过五旬的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从1897年南洋公学（盛宣怀1896年在上海创建的学校，是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自编的《蒙学课本》开始，课本在中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石鸥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这一本本书页泛黄、装帧残缺的老课本中，他看到了封建帝制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如何一天天走出愚昧，中国教育如何一天天走向现代。
“都是你把市场给炒高了”
1992年，在德国留学两年的石鸥回国，继续自己的教育学研究。很快他发现，教什么、学什么、怎么教、怎么学，这些东西在教育体系中的沿革、变化，虽然理论上讲得多，但缺少可参照的实物。“老课本的价值在当时根本没有人重视，连图书馆里都没有，属于不太入流的‘小儿科’，而这些课本又恰恰是从事研究的实物文献。”所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石鸥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老课本。“我想知道，我们的先辈是如何把理想贯穿在课本里，启蒙一代代年轻人的。”
逛旧书摊，成了石鸥收集老课本的主要途径，很多时候无功而返，但有时也会捡到宝，这除了需要耐心、运气，更需要眼力。有一次，石鸥看到一本地理教科书《小学万国地理新编》，翻开一看编者：皖怀陈乾生。“这是陈独秀，不得了！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要不早就被人买走了。”陈独秀原名陈乾生，安徽怀宁（今安庆）人。这本书是中国最早的地理课本之一。多年后，石鸥谈起这件事，依旧兴奋不已。
近些年，老课本逐渐为人所关注，甚至会在拍卖会上挂牌拍卖。2000年，北京的一次拍卖会上挂出了无锡三等公学堂的《蒙学读本》。这套书完成于1900年，文字、插图都很精美，是清末很有影响的教科书。当时，石鸥在长沙，委托北京的一个学生帮他买。押金交了，号牌也拿了，就等着拍品一出叫价了。谁知，学生没见过那个激烈竞价的阵势，有点蒙了，把号牌上的号错当成拍品号了，书没拍到。但因为曾在拍卖会上拍过书，后来拍卖公司经常会给石鸥寄些拍品宣传册，石鸥笑着说：“他们还以为我是个有钱人。”
老课本的价格一度很便宜，圈内书商知道石鸥专门收藏老课本后，竟把他当成了炒高价格的借口。“有一次，我跑到南京的一个旧书市场去，看到一个老板有几本教科书，我就问他怎么卖，他要的价钱很高，我说能不能优惠一点？他说不能，‘有个叫石鸥的教授经常从我这里收书，我的书都给他提供’。我听了只有苦笑，根本没这么回事。”
一位同事曾半开玩笑地对石鸥说：“都是你把老课本市场给炒高了。”石鸥也很苦恼，“这不像买菜，你开的价高我可以买别人的。有时候，明知道他在要高价，也得买，怕被别人买走了。”
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人
经过近20年的奔波寻觅，石鸥收藏的老课本达上万册，从洋务运动时期京师同文馆编的教科书，到民国时期的《共和国教科书》，再到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人教版教科书，内容涵盖了国文、修身、公民、数学、物理、外语等各个科目。
如此丰富的收藏，对于喜爱老课本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个大宝藏。渐渐地，也有人来“淘”他的宝了。2009年，出版人、读库主编张立宪想出版一套老课本，经人介绍找到了石鸥。在那里，张立宪大开眼界，找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套《共和国教科书》等老课本。
影印出版老课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选定一本书做底本，这些书历经多年，品相不好、脏污残损是难免的，只能再找副本对照着进行修复。为找到好的“副本”，张立宪几乎立刻就想到石鸥，“你这儿有没有好一点的？”石鸥拿出一本。可这本也不足以把课本原貌修复出来，张立宪又去找石鸥：“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石鸥又拿出一本。事后，张立宪感叹于石鸥收藏的丰富以及他的“抠门”，“简直不允许老课本离开他几米。”2011年，这套于1912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在100年后再次影印出版，受到世人的关注。
随着收藏的日渐丰富，石鸥对人生、对历史有了更多感慨。“我收清末民初的一些教科书时，发现了很多不知名的作者和出版机构，现在根本找不到他们的资料，我感到非常难过。历史多是关注宏大叙事、革命人物，这些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做了贡献的人，有些是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身处历史舞台的边缘；也有张之洞、蔡元培、陈独秀这样的人，他们叱咤风云的事迹压倒了他们在教育上的贡献。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被遗忘，有些人正在被遗忘，我们能不能为他们写出一两笔？我希望有更多人关注他们，历史应该更完整。”
课本是一个民族的奠基工程
环球人物杂志：您最初是出于研究需要才收集老课本的，那在您看来，老课本和现在的课本比，有什么特点？
石鸥：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老课本都很优秀，我们就说那些好的吧。首先，亲和力强，很有人情味。咱们看看老课本的第一课都讲什么：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以“天、地、日、月”开篇；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一册第一课，是一幅插图：大小7人，三世同堂，上方大大地写着个“人”字；1932年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第一册第一课也是很简单的两句话7个字――先生，早。小朋友，早。内容虽然简单，但通俗生动，保留了一些非常基础的中国优秀文化。
其次，这些老课本中，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为民族觉醒做了奠基工作。《新国文》初小部分第七册，相当于现在的四年级，便开始选编大量政治常识内容，就有“共和国”、“平等”、“自由”这些词了。《平等》一文写道：“共和国无阶级之分，人人平等，受治于同一之法律。不论何人，权利义务无不从同。虽以大总统之地位，犹必谨守法律，不能恃势以凌人。一旦罢职，即与齐民无异。此所以无不平之患也。”即使现在读这些文字，你也会感觉震撼。
环球人物杂志：老课本有如此高的水准，是因为不少作者都是大学者吗？
石鸥：确实有不少文化大家参与了老课本的编写，蔡元培编了《中学修身教科书》，张元济、沈颐参与编写了《共和国教科书》，顾颉刚编了《中学历史教科书》，叶圣陶和丰子恺编了《开明国语课本》，还有朱自清、夏�尊等人，他们既有坚实的旧学根底，又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思想。这些大学者愿意俯下身来，为孩子们编课本。叶圣陶先生曾说：“（教材合于语文训练）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
但另一方面，让优秀者来编固然好，但很难保证优秀者编的书也是优秀的。所以，编出好课本的希望，不应该寄托在少数人身上，应该寄托在编审制度上。
环球人物杂志：当时教科书的编审制度是什么样的？
石鸥：清末民初，并没有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国家可以编，民间也可以编，全国各中小学校可以自由选择某个版本的教科书。同时，国家也没有放任，要审查，而且3―5年要重新审。这就有基本标准了，不至于绝对化，也不是放任自流。1912年至1949年，共编印出版了100多套小学语文教科书。直到抗战后期，才改为由国立编译馆独揽小学教科书的编辑权。正是因为这样的编审制度，有了相互之间的竞争，才能产生最好的产品、最好的服务。
环球人物杂志：怎么界定好的教科书？
石鸥：其实，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咱们国家大，各地学生的差别也大，北京适合的，湖南就不一定适合。比如说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国语和常识两科的课本是合在一起的，既教读写，也教种地、施肥。再比如说理科教科书，严济慈在解放战争时期编的《高中物理学》，难度比较大，对于想考大学的学生比较适合；戴运轨（1897―1982，物理学家、教育家）也编过物理教科书，系统性、理论性没有前者那么强，适合基础学习。
环球人物杂志：百年前的老课本为什么会受到现代人追捧？
石鸥：辛亥革命的枪声并不激烈，帝制能迅速倒塌，五四运动能短期内发展起来，这些老课本功不可没――某种意义上，思想启蒙正是从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开始的。这也是现代人怀念老课本的原因之一。
另外，这种追捧的背后也有对现实的思考。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优秀人才？其中一个答案，就在于我们的课本，因为课本是一个民族的奠基工程。老课本平实、质朴而又深远的意境，即便在今天依旧为人所热爱。从《老课本，新阅读》到《开明国语课本》、再到《共和国教科书》，一批老课本被翻印、热销，这背后体现的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现实的观照。
编辑：刘心印 美编：黄浩 编审：张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