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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汾州人的家乡 这是一封美国人写给他家乡亲友的信，寄自1924年的山西汾州，也就是本文将要描述的今天山西省汾阳医院所在地――吕梁山脚下一座县级市汾阳城。
信中的主人公表示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到达时正是中国新年的开始。他和伙伴们于那年1月6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在石家庄换车，然后一路拼搏（因车上挤满穿军装的人）来到太原府。接下来送他们去汾州的是一辆道奇（Dodge)旅游车改装的7人公共汽车。信中写道：当时的山西即有一个公路系统，是1921年饥荒时用红十字基金建设的。教会、基督教青年会和铁路人员及红十字会官员合作指挥工程建设，工程完成的很好。本版右边照片上的这位万德生医生，熟悉当地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是山西省汾阳医院的首任院长。他当时的工作是测量工程土方，以每立方码付钱。以这种办法，中国人得到工作以购买必须的食物。
离汾州约十里左右，寄信人遇到欢迎人员，到处是鞭炮声和热情的掌声，然后就看到了汾州城的城垛、塔和城墙。城墙北部上方露出医院的房顶，这就是他们漫长旅途的终点了。大家已经猜到，写信人描述的医院就是我们今天要回眸的山西省汾阳医院。
这所医院是个奇迹
“这所医院是个奇迹，我对万德生先生的眼光和勇气感到敬佩。不仅仅是场地和建筑物的外部十分漂亮，而且它的确是一所现代化医院。现在虽然已进入中国中部，但我们有电灯、冷热自来水、蒸汽供暖，还有充满阳光的病房，现代化的手术室，配有完整的消毒设备、宽阔的药房、隔离病房和求医者的接待处。”
我们现在来认识一下写信人，他叫克仁（Jean Alonzo Curran），从美国来，1924年至1937年在汾阳医院做外科医生，他应该是万德生先生的老朋友了。
今天的汾阳医院被誉为是山西省内著名的花园式医院，我去过多次，每次都是留连忘返。万德生先生的塑像就坐落在医院的后庭院中，注视着他自己当年盖起的中西结合的住院大楼，依然那么幽静典雅，尘埃中的往事在阳光下，一点一点，清晰地浮现。
非常重视文化建设的医院现任院长白林海先生，医道、棋道皆通，万德生院长的接力棒现在到了他的手中。珍视历史、珍视文化的他，建设了院史馆，出版了百年院志，影印了医院的老相册，更重要的，传承了百年医院的文化精髓。
当年的万德生院长是一个很好的庭院园艺师，他用灌木丛和树美化了医院的角角落落。如果他能够穿越到今天，2012年的汾阳医院，他一定会向自己的接班人白林海先生翘起大姆指的。
我还想提一下那封写于1924年的美国家书，在信的末尾，克仁医生写到自己和万德生医生一起到中国人家里看了一个由于疏忽而几乎没救的产妇，提到在中国有许多可怕的不必要的痛苦正在发生。这让我想到医生的责任，真得是无国界的，白求恩医生在中国献出自己的生命，万德生和克仁也把他们宝贵的人生和才华献给了广大的中国人民。
“庚子赔款”兴建汾州医院
医院院志中写道：山西省汾阳医院创建于1916年，其前身是美国基督教华北公理会创办的教会医院，与北京协和医院属同一系统，人称“小协和”。
翻看中国近代医学史，有这么一段：1844年7月3日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第一次写进了与传教有关的内容：“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
“礼拜堂”三字，意味着美国传教士获得了在通商口岸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其实那个时候，晚清官员请传教医师看病，已是公开的秘密。有清人笔记记载，林则徐就曾请西医治疗过疝气，说林则徐临终前还大呼“星斗南”三字而卒。今人考证，“星斗南”正是闽语“新豆栏”，是传教士在广州的医局所在地。
还有天津医学堂，晚清第一所官办西医学堂的创立，据传就源自当年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对西医的认可。那是1880年，李鸿章的妻子生病，请中医久治无效后，遂请当时在天津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马根济治疗，很快痊愈。李大为感激，遂资助马根济在天津开了一所小型医院，一年后，马根济提出办一所医校，培养医生，以供清朝海陆军使用。1881年12月15日，中国第一所西医学堂正式开学，学校经费由李鸿章从海防军费中开支。
时光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偶尔还能听到来自本国医界的中西医之争，有意义吗？面对人体，中医也好，西医也罢，同属医者，不同的医道，相同的使命，都含医之瑰宝，何不携手共往之？
再表1902年，一位叫文阿德的美国传教士，也是一名医生，就飘洋过海，来到汾阳成立了“汾阳宏济施医院”，也就是汾阳医院的前身，借医术传教是当时传教士的通常做法。
当时除门诊外，还设置了住院病床，能开展一些简单的内外科治疗。内科以戒烟，治疗外感、霍乱、肠胃病为主；外科可对痈肿、疖子、体表小瘤、包皮等进行手术。1906年，文阿德年迈返美。
美国来的汾阳教区主教裴铎牧师是他的继任者，万德生、恒慕义（原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的父亲）也相继来汾。
万德生毕业于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医科大学，1910年，他在汾阳县城内西门征得民房一处，增设病房、手术室、住舍，设病床20张，收治住院病人。1914年，万德生出面与山西省都督和汾阳公署达成协议，以“庚子赔款”为资金，将汾阳城内的一块公地作为院址，由政府与地方豪绅出资赞助筹建医院，1916年，这所新医院动工兴建。1924年，至今仍完美矗立在汾阳医院内的“U”字形中西式大楼及一些基础设施相继竣工。同年4月正式开诊，当时床位50张，医生13人（其中外籍医生3人），护士13人。
从汾阳医院院志中可以看到：1921年，汾阳医院开设产房；1924年，医院妇产科开展剖腹产手术，接着又设置了牙科；当时还开设了化验室，并购置消毒锅开展血、尿、便常规临床检验工作及细菌涂片镜检和血清梅毒反应；当时还可开展阑尾切除、疝气修补等外科手术。
也是这一年，医院的发电机房、锅炉房、暖气和自来水设施相继竣工，并购置一台60马力发电机，专供教会和医院用电，还从美国运来一辆汽车，办公室还安装了电话。医院还在汾阳城西北30里的峪道河王盛庄建设了别墅和疗养院。
到1929年，汾阳医院开诊5年后，每天门诊在50至60人次，住院70人左右。那年的4月15日举行了建院五周年纪念会，省、县多名官、商、绅士、名人参加了纪念会。会上，万德生院长恳请各界人士资助医院发展并发出募捐册，各界人士纷纷资助，募捐5万余元，用以扩建医院房屋，购置仪器设备。
1930年，医院用这笔钱从美国购回50MAX光机1台，临床诊断明显提高，截肢、骨结核的治疗得到开展。
1935年，医院技术力量进一步加强，齐鲁大学毕业的中国医生王清贵、铭增辉等人进入汾阳医院。
1936年，王清贵协助周以德（时任汾阳医院院长，美籍医生，1934年来汾接替万德生）成功开展了第一例胃切除手术，另外还开展了肛瘘、小肠坏疽、痔、肠梗阻及各部位蜂窝组织炎等手术。
这里要提到的还有1922年医院开办的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开始只收男生，每年招3-5人，从第三年开始收女生，1925年第一届学生毕业。这所学校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几所高级护理学校之一，解放后全国各地的护理前辈有相当一部分是该校毕业生。
5次深入三晋大地防疫
这是一段不能不表的历史。1913、1920、1928、1930、1931年间，受阎锡山政府邀请和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万德生带领全院医生和护士，5次分赴大同、雁北、临县、兴县及陕北等地扑灭鼠疫。当年的防疫队跋山涉水，往返于疫区，当地群众深受感动。临县群众曾自发组织，给万德生送了“万人伞”，5次防疫虽辛苦，但扩大了汾阳医院的声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2月，日军炮轰汾阳，进驻医院，在周以德出面交涉下，部队撤出医院，同年3月周以德回国，院长由瑞典人罗瑞英女士兼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清晨，日军突然包围医院，中国医生王清贵等10人被逮捕，罗瑞英被赶走，1942年2月，日军宣布汾阳医院解散，改为日本军医院。
抗战胜利后，在当地群众的极力要求和公理会协商下，1946年由王清贵负责恢复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筹备，于4月22日开诊，经过半年多外出招聘人员，购买器械和药品，到当年年底恢复了男女病房，开设床位40张。
1947年，罗瑞英二次来汾，任护校校长兼医院总护士长，7月护校恢复招生，8月开展了X线检查，11月恢复了暖气，门诊人数大增，病床扩大到80张。
战火、风雨中高举仁爱、尚医大旗
1948年4月，汾阳城解放，1951年2月，中国政府决定收回汾阳医院等5所教会医院，改名为山西省汾阳医院。王清贵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院长。
当时全院设床位50张，医技人员51人，部分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1952年开始，医院陆续配备无影灯、电冰箱、电烤箱、送药车、手术床、麻醉机、牙科椅、外科手术包、显微镜等医疗器械。1965年，成功地为一名患者切除70余斤的巨大卵巢囊肿。1982年10月医院升级为地区级医院；1992年在全省首家创建三级乙等医院；2002年成为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004年被中华医院管理学会授予“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称号；2009年被评定为三级甲等医院。这些都是医院迈向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