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左商右文两面人|商徽还是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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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晓军等人合著的《中国不高兴》一书提出了一个锋利的观点:中国应该“持剑经商”。就是右手跟你做买卖,左手始终抓着一把剑。   “持剑”主要是针对美国来说的。李敖在《阳痿美国》一书中也说,今天美国人花一块钱,有四毛一分钱是中国人的。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中国人发现,我们现在经商总吃亏:先交出血汗创造的产品,换回的只是一堆绿纸;拿着这些绿纸,又想不好换点什么,就存着;等到印绿纸的人破产了,赶紧再用绿纸换回一堆白条,回去后放进保暖内衣里,哈口气说:“盼老天保佑我们投资安全。”
  发现自己连连上当的中国人,今天再也不想做小二、冤大头,于是想到“持剑经商”。被骗醒后的经验就是,不公平的经商环境要依靠暴力来做后盾。
  当中国人渴望宝剑出鞘寒光闪闪时,却没想到,这种血腥的、隐含民族主义情绪的情结,在中国历史上怎么也找不到根。早在三百年前,徽州商人经商也带东西,但那是“弃剑经商”,他们以书为剑,开创了中国“带书经商”的传统。
  一部以中国近代商业先驱为主角的大型电视纪录片《百年商海》记录了一个叫“胡开文”的名字, “徽墨世家胡开文”的说法不胫而走。之后“胡开文”三个字再度飘遍中国,商务部公布全国老字号和所属企业名称,“胡开文”名列其中。
  “胡开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墨业的名称,它的创始人名叫胡天柱。胡是个有想法的年轻人,为了创出高质量产品,他挑选旧墨模中的精品,花大钱购买上等原料,聘良工刻模制墨。有一天,他在徽州府孔庙看到匾额上的“天开文运”几个字,顿时受到启发,于是改店名为“胡开文墨庄”。
  1808年,胡开文墨业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产业,有田地、山塘、屋宇以及海阳、屯溪的墨店。胡天柱做文化生意,贾而好儒,致富后,捐资得从九品,被赐封奉直大夫。胡天柱去世后,胡开文墨业由次子胡余德主持。其后,胡开文墨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到了胡余德的孙子胡贞观主持店务期间,胡开文墨业的生产规模得到更大发展。
  胡贞观左手从商,右手从文,开始走一条“以商养文,以文谋商”的新路。1851年,他去参加举人考试,一举高中,五年后,他援例补户部员外郎,随后被迁户部贵州司员外郎。
  胡贞观这种左看像商人,右看像文人的特别之路,还在越走越远。到1862年,他又转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到1890年前后,胡开文业务发展到了顶峰。它的资本从创业 时50元,已积累到3万元,发展到拥有44个工人的大型手工工场,胡开文墨成为名满南北的皇家贡品。
  今天来看,胡天柱的产业并不算最大,他引人注目的,正是其亦儒亦商的特色,用今天的话说,叫带书经商。
  
  士商合一的双面人生
  有历史以来,书与商,从来关系不大。商人读起书来了,这就让人有点摸不清方向了。因为在帝国制度下,这是严重越位。人们不免好奇,他们为什么想到要读书?走进去一看,还真是五花八门。有学魏晋风度的;有为读书而读书的;还有走“商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之路的;最奇特的还是商人读书最后将自己读成了文化人、政论家。
  徽商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做法,就是士商合一,读书经商两不误。
  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大明星胡适曾说过:“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他还特别指出,徽州故里的生活是他“个人的文化背景”。
  如果我们细看地图,会发现安徽处在一个很奇特、很微妙的地理位置:往北看,一眨眼就望到了山东。山东是孔子故里,儒学的故乡。
  但安徽人不会只盯着一个方向看,他们还会脸朝东边看一看。这一看,又瞥见了江苏与浙江。江浙地区属于江南吴越文化圈,燕赵尚武,吴越尚文,这里流行吴侬软语,民风细腻、温润、灵秀,是历史上才子佳人盛产地。最关键这里是个手工业发达,对权力历来没什么概念的地方。
  安徽再往西边瞅一瞅,正眼碰上了河南。河南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源地。古时候的中国又叫九州,“中州”、“中原”和“中土”,说法一大把,很有点以老大自居。
  安徽感到有点压力了,这比看山东还不爽。再往下看,这一看呢,就看到了江西。江西历史上可是个很有文化的地方。滕王阁、白鹿洞书院,这些不说别人都知道。
  孔子说 “里仁为美”。这么多邻居,个个风格气质不一样,你说安徽该学谁?结果谁的优点都沾染了一下,自己就变得立体多面起来。事实正是,历史地理上的这些复杂的因素,直接导致了安徽全省分为若干不同的文化区域。
  
  另一个让它复杂的原因,是徽州可耕土地非常少, 有 “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 “�刚而不化”,不适于耕种。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要活路,经商富。
  不经商难有活路,这不是夸张。即使三十年前,安徽的地薄人穷在中国仍是首屈一指。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小岗大队的18个社员在生产队长严俊昌的带领下,偷偷摸摸签订了一份“文书”,自发实行包产到户,个个摁上手印,把生产队的地给分了。这份中国第一张“包干合同”,如今已成为一个新时代开启的先声。
  安徽人既要读书,又要从商,这是现实。作为文化礼仪之省,不读书会与山东、河南老邻居隔膜太深,脸上没面子。不做生意更不行,不赚钱养家糊口,老婆孩子就会挨饿。
  读书可以做官,成为贵族;从商可以赚钱,却是草民。贵族式草民,或者说,草民式贵族,就是徽商最醒目的特点。
  将书与商结合起来,带书经商的安徽人,发展速度很快。到了明代,徽州商人已经形成一个人数众多、势力较大的商帮。有人叫他们徽州商人,有人称他们新安商人,后来统一叫徽帮。
  官商配是喜是悲
  徽商的产生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既不像晋商那样,是完全被权力与环境逼迫出来的,也不像闽商那样,是一种自发与自觉,而是介乎两种情况之间。这可以看做徽商双面特性的延续。
  安徽毕竟是个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安徽人从小饱受儒学的熏陶,在他们内心里,大家都完全相信,商是从来不可以与士相提并论的。为什么经商呢,本来就是用来打秋风一样,赚点吃喝的本钱,一旦吃饱了,穿暖了,也就差不多了。如果说饱暖思淫欲,那么,对安徽人来说,这种“欲”也只会是官欲。于是乎,从“亦儒亦商”到“亦官亦商”,是徽商一定会走的路,事实证明,这也成了他们经常走的路。
  安徽绩溪大商人胡雪岩,作为近代中国顶级徽商,走的正是“亦官亦商”路。有人专门分析胡雪岩与左宗棠的合作,将他们简称成“左胡配”。这里沿用一下,他们的搭档原则,就四个字:穷官富商。
  我们发现,胡雪岩开创了中国商人在帝国制度里的奇迹,他将经商弄得同读书一样,达到了影响国家、名垂青史的效果。这真是史无前例。作为一名商人,他备受器重,被御赐二品顶戴,赏黄马褂。
  其实“赏穿黄马褂”正是“赏穿人肉炸弹衣”。道理很明白,商人拥有的只是财力,现在帝国要奖赏他武力的荣耀,这本身不就是一种深度的嘲笑?结局自然可以想见,胡雪岩只能是一夜之间财毁人亡。这与其说是徽商的悲剧,不如说是 “官商配”必然的结局。
  安徽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它的奇特与微妙来自其地域文化。与它略能相比的是湖北襄樊一带,那里是中国平原与丘陵的过渡,也是地域文化的过渡。安徽更庞大,它融合了东南西北四种文化,因此,深度剖析徽商,对它的历史作出反思,对今天全面地看清华商,有很大帮助。
  安徽与湖南,同处于中国中部。如果说,晋商开创了传统中国商帮成就的最高峰,闽 商拓开了现代中国商会国际化视野。徽商与湘商呢?它们加在一起,则在事实上起到了统领中国的作用。
  近代以来,最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湘徽组合”,是曾国藩与李鸿章,曾是李的老师,他们共同开创了洋务运动。与曾、李同时,是左宗棠与胡雪岩,左前胡后,他们合伙开创“官商配”模式,做起搭档,做起士商联姻开路先锋。再后是陈独秀与毛泽东,陈在前毛在后,他们在新创办的中国共产党内相互呼应,成立之初,一个传播,一个行动,开创了文化运动与革命运动的新事业……
  徽商称雄,得益于它具备中国全部商帮的共性,就是吃苦。徽商吃苦叫骆驼,湘商吃苦叫骡子。但两者也正在此处产生了分别:湖南在蛮荒之地产生了湖南蛮子,吃苦升华为霸蛮的精神特质。安徽在边缘山区吃苦,则产生了“徽骆驼”和“绩溪牛”,徽商精神升华成忍辱负重、坚韧不拔。我们知道,霸蛮者大气,忍辱负重者务实。
  两地更有意思的分别,还在于地域性格不同。地域上两地的相似处,在可耕土地都非常少。安徽是“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湖南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穷则土,土则思变,湖南人的特点是,会读书、会养猪,能吃辣椒会打仗。他们当中那些耕读传家的优秀读书人,既不想发财,也看不上当官,而是一心想做大业,追求成就感,这是直接的三级跳。安徽人不同,他们都会读书,但他们止于湖南人的第一步,读书是为了发财。
  徽商特色,儒贾历来以经商为名,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行经商之事。要么是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要么是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文商交融,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名利同收。可见,徽商在名与利方面,已做到了一个巅峰高度。
  单纯就读书来说,徽商倒是有非常大的可取之处。家家读书,给徽商带来了哪些变化?一是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提高了,他们虽是商人,但谈吐都有书卷气。官僚士大夫跟他们交往,就不觉得他们是暴发户,更不是刚洗刀捧书的杀猪佬;二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使得徽商从历史上汲取了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他们可以史鉴今,相当于今天商人读EMBA之类;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以“儒道”经商,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试想一下,一个有文化的商人,无论如何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他的骨子里有文化人的良知。
  徽商为什么如此“贾而好儒”?除了安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商人的自发热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商业无法帮商人解决赚钱的归宿问题。
  在以胡雪岩为例证时,我们已可以看出这点。当年他就遇到这一麻烦:他的钱富可敌国,但钱既无法让他取得尊严、地位,也无法实现社会理想,更无法实现其人生价值。假定他是暴发户,则不存在这些顾虑,但徽商多是真有文化的人,像胡雪岩就必定会考虑商业价值、考虑财富的社会意义。这一想就通了,只有跟左宗棠合作,资助清廷、输款筹饷,士商捆绑,借左获得与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对天下进行干预和影响。胡雪岩如愿以偿,获得特赐红顶子、黄马褂,成为炙手可热的红顶商人。渴望权力,又抗拒权力;成于权力,又毁于权力,这是徽商作为双面人的矛盾与教训。
  徽商身兼武力社会、权力社会、财力社会三大特性于一身,它的消亡,能最透彻地反映出中国传统商帮在帝国制度里的命运路线,它对于我们厘清财力与武力、财力与权力的关系,有着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也是它留给今天的一份沉甸甸的遗产。
  今天,新商会正在生长,徽商商帮与今天的徽商商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所处的时代变了。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里,如何把握好财力与权力的关系,如何让安徽这样一个得地利之先的奇特地域,能有一个徽商现代商会的全新成长,是今日徽商之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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