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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地区各民族医药的总和 祖国医药向来是无私的对外介绍、传播，而且更是善于吸收外来医药文化的，这是祖国医药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查阅祖国医学体系的形成，便是各地区、各民族医药学术和经验的总和，这些在《内经》的“异法方宜论”里，已经记载得很详细，原文说：“东方之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疮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不衣而褐荐，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螨，故灸�者，亦从北方来。南方者，……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中央者，其地平以泾，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故导引按趼者，亦从中央出也。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在这一段事实里，不但充分反映出祖国医学是各地区各民族医药的总和，而且也反映出了不同时代的生活经济情况，从而可以理解出我们祖国医药形成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
从《本草经》里，也可以看出这一迹象来，如“胡麻、蒲萄”，相传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薏苡仁”是马援从交趾带回来的，很快的就广为种植，广泛应用，并且充分肯定它的用途，吸收为历古相传的本草书藉里去。
2 中国医药对外域的传播及其贡献
中国医药的对外流传，虽由来已久，具体的记载从汉朝说起。因为当时物资交流的频繁，外面的有效药物，带进华夏大地；同时中原的药物和医疗方法，也随着交流陆续传播出去，一直深受少数民族和外域人们所欢迎。
到了南北朝，中外医学的交流就更频繁、昌盛，后魏时敦煌人士宋云到西方求法，在宋云行记里曾经有如下的一段记载：“神龟二年(即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十二月初，人乌场国……国王见大魏使来，拜受诏书……王又问曰：彼国(即指中国)亦出圣人否?云具说……管辂善卜，华佗治病；左慈方术，如此之事，分别说之。”(见雒阳伽蓝记卷五)。当时的乌场国在北印度，可证6世纪初，印度已经知道中国早有杰出的名医。
公元562年，吴人智聪携明堂图及医书前往日本，为针灸传入日本之始。
唐代义净法师，自述在印度20余年，以祖国医药为人治愈疾病。在《内法传卷三》里记载：“若患热病者，即熟煎苦参汤饮之为善，茗亦佳也，自离故国，向二十余年，但以此疗身，颇无他疾。且如神州药石根茎之类，数乃四百有余，多并色味精奇，香气芬郁，可以蠲疾，可以王神，针灸之医，诊脉之术，瞻部州中，无加也。长年之药，惟东夏焉。良以连罔雪域，接岑香山，异物奇珍，咸萃于此。故体人像物，号曰神州，五天之内，都不加尚，四海之中，孰不钦奉。”这一段记载里，可知当时中国医药已为印度人民的健康服务。
至于祖国医药为兄弟民族服务，更是唐代医家的美德，常常反映于字里行间。如孙思邈的“论大医精诚”里记载有：“若有疾，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贫、富、怨、亲、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亲之想。”王冰在《内经注自》序里也谈到：“君臣无夭枉之机，夷夏有延龄之望。”《千金翼方・卷二十六》又记载了甄权曾随李龚兴出镇潞州，针治深州刺史成君绰所患“头肿喉塞”的重病，很快就见效。因此“缙绅之士，多写权图，略遍华裔。”(按裔即“文献通考”“四裔考”之裔，即中原以外之地域。)
以上所引，多系指、泛指域外之地。
此外，朝鲜、安南等地，不仅在唐代，早在春秋时代，中医药学就已经传播过去了。唐代对于吐蕃(西藏)的协助，更是不遗余力，包括百工技艺，医药是其中的一部分，曾由文成公主亲自领导译述方书。
唐代的造船工业比较先进，能造极大的海船。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笔记记载有：“大中时候(公元847～859年)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大船可以航行无阻。波斯、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装在中国船里，运行中国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来交换货物，尤其扬州停泊得最多，因为扬州是长江运河的交叉点，又是国都长安的交通海上要道。此时中国的对外交通相当发达，因而对中外医学交流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药物的交流大都是由海路上来往。有些宗教人士往往采用西域的陆路来往，这些陆地交通是由长安、敦煌经过今日的新疆，转往印度和波斯、阿拉伯地区。这些宗教人士，一方面把中国医药学带到国外去，同时又把国外的医药学传播进来，出去的人带出去，回来的人又带进来。他们终日辛勤奔波，带来带去。因为当时佛教徒必须精通五明学，方能算是高僧大德，必得具备这种水准，才能有去国外求学的资格，外域的高僧才能有到中国请学的资格。五明学里有一种是“医方明”，就是拿药物来治病的学问，因此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医学便更进一步广泛交流。
在唐代，我国的医药学传授到日本达到盛况空前的状况。
日本在我国的唐代以前，医药还是处在草昧时代，谈不到学术和理论。虽然有人把中国的《明堂图》等书籍带到日本，但是没有人传授，很多人把中医药学束之高撂，不会应用。隋唐时期，日本派了许多的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把中国专家请过去，渡海亲自传授，闻名遐耳的鉴真和尚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人物。
鉴真是初唐时期精通五明学的高僧，住在扬州的大明寺(即现在的平山堂)，他对于医学和佛教的律宗，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极深的造诣。此外对于建筑学和美术工艺(如雕塑、绘画、服饰)，以及文学艺术(如书法、语言学)等，都非常精通，日本留学生打听到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特别赶到他的住处，先皈依了鉴真，进一步就很恭敬地提出了请求，希望他到日本去传授医药学术和其他的科学技术。鉴真考虑以后，觉得人家即需要我们做学术上的援助，当然要义不容辞的前往。他亲自率领30多名门徒，包括精通各方面学术的人才，由天宝二年启程，一次又一次的在海上遇到风险，经过6次10年的艰辛，方才到达日本，到日本以后，住在南京(即现在的奈良)。鉴真一行将医药学和其他一切学问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日本人。日本从鉴真一行东渡之后，医药上方有学术可谈，所以日本人很尊敬他，一直延续至今，每年还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从以上鉴真大师的举动，可以看出中国医生是抱着无私奉献的精神，把中国医药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海外邻邦，更 能充分地证明中国医家是不守秘的、不自私的。
以上是唐代的医药交流情况，宋代及以后的年代里，也有大量地医药传授记录。 宋史载：“高丽(即朝鲜、韩国)。俗不知医，自从王俣来行医后，后始有通其术者。”宋神宗元年(公元1078年)高丽王徽患病，遣使人宋请医，宋朝派翰林医官邢�去高丽，并且带去医药一百品。宋徽宗崇宁2年(公元1103年)宋朝又允许高丽的请求，派牟介等人到高丽设教，教育高丽人士学习医术。公元1118年，宋朝又派遣大批的翰林医官杨宗立、杜舜华、成湘、陈宗仁、蓝�等人到高丽传播医学，分科教授医术达2年。可见当时的宋代曾鼎力相助，将中国医学传授给高丽。
宋・徽宗政和年问，吐蕃来汴梁进贡，贡使斯铎督说：“他们部落里疫病流行，因此恳求宋帝诏白龙脑、犀角、牛黄、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药品，凡七十六种之多。宋帝皆赐，使臣大悦而去。”
号称中东医圣的阿维森纳，摄取东西方各国医学的精粹，其中包括希腊、罗马、埃及、印度、中国等国的医学、医术，写成了不朽的名著《医典》，是在11世纪初年完成的。根据阿氏医典里事实的记载，可以看出许多内容是从中国医学里获得的。如脉象名称，知道糖尿病的患者尿甜味；如认识循衣摸床是凶象；如鉴别麻疹红润者为吉象，黑陷者凶；如相思脉等，诊断上的许多内容都运用中医的脉法。在治疗方面有：如用烧灼法治疯狗咬伤；用灌肠术；用水蛭吸毒；用吸角法(瘀血疗血)等，也都采用中医的疗法。阿维森纳的《医典》里，记载的药物约有800种，其中有很多是中国所产的药物。
宋代自开宝元年(公元968年)设置舶市，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其中药物的互市，也由市舶司负责。根据宋会要的各种记载，互市的药品，名目繁多，姑不细举。仅将中国特产的药品，经过市舶司，由阿拉伯人运往西方(包括亚、欧、非等国家)，就有300余种。其中牛黄一药，当时颇为国外所重视，阿拉伯名医左阿(卒于1162年)，在他的笔记里有深信“解毒石”(此人称牛黄为解毒石)功效的记载，在以后的药物学上，牛黄颇占地位。12世纪的伦敦药典，都曾收载此物。在16世纪的时候，据说有东方某大国的高官，赠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礼物，有一颗颇大的解毒石，其价之高无比。西方人往往把牛黄置之于金银制的箱子里宝藏，以供辟疫之用。
中国的药物出口在元代也非常兴旺。在元人周处的《真腊(郡东埔寨)风土记》里，有欲得唐货一条，其中记载有：“其地向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次之，其次如真州(今仪征)之锡铅，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及水银、银朱、硫黄、焰硝、檀香、白芷、麻布、雨伞、铁锅、铜盘、桐油……”。可见中国与柬埔寨之间商品货物、医药学术来往之频繁。
马可波罗是意大利人，他在元朝时来到中国，曾做过朝廷的官吏，也做过地方的官吏，旅行几及全中国。马代回国后，将所闻所见述成一部游记，其中谈了不少中医药的情况，间接地对中国医药向欧洲作了一次介绍，但是，其影响却相当强烈，欧洲人喜欢读他的游记，读了他写的书就知道了中国医药的种种功效，并进一步广为应用起来。在游记里，谈到生姜、茶叶、高良姜、肉桂、麝香等。在马氏巡访的苏州、杭州，又记述了当时的医生之多，医术之高明。
众所周知，戴口罩的习惯是近百年才仿效西洋人，实则不然，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就有：“在元朝的宫廷里，大汗(指元代帝王)前献食的人，皆用绢巾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并且注解上说：这种方法是因袭汉人的制度，可见中国人很早就用口罩了。
在明朝初年，明皇朱棣曾派三保太监郑和7次下南洋和西洋，足迹到达欧、亚、非三洲，把大量的中国药物带出去，赠送友人，并将海外的珍禽怪兽、奇花异草带回中国。移植和饲养在南京钟山下天妃宫旁的静海寺里。郑和不但把中国药物带出去，起到了传播作用，而且又带回许多新的动、植物品种，丰富了中国本草的内容。后来的李时珍到了南京，曾特地到静海寺考察过，扩大了李时珍研究的范围。
明代日本医生到中国留学的有竹田昌庆、吉田宗桂、吉田意休等人。回国之后，均成为日本医学界名医。曲直濑三则以提倡李果、朱震亨的学说，被称为日本医学界“中兴之祖”。朝鲜经常派医生到中国学医，现存的《医学疑问》一书，就是朝鲜医生崔顺立和中国医生交流经验的记录。公元1443年～1445年由金礼荣等编著的《医方类聚》三百六十五卷，公元1613年朝鲜刊行的许浚所编著的《东医宝鉴》，这些都是中国医药学在域外的传播、发展。
公元1686年，即清康熙24年，亦即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前两年，边域雅克萨城有战事，俄兵被清军围困，发生风湿病等，并有疫病流行。当时俄国使臣到北京，由于外交谈和，雅城未破就议和签约。康熙皇帝派两名中国医生带药前去雅城，除救护清军官兵，还一视同仁地为俄军士兵诊治。其后两国释嫌言好，这些和中国医生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有关联的。
康熙33年(公元1694年)，俄国派留学生到北京，清朝专为留学生住宿在国子监，并设置翻译，尽量便利他们的学习。当时天花大流行，京师特设了查痘章京的官职，从事检疫。俄国曾派人学习种痘、防痘的方法，也有派来学习蒙古人的接骨术。当时中国药品输入俄国的主要是大黄，由俄国输入的主要是羚羊角。两国曾在恪克图设立互市的机构。
17世纪，我国针灸已传人法国。据法国人戴莫让的《中国针灸医学研究》记载，天主教士在17世纪时，曾将高超的中国针灸医学对法国人作了介绍。1825年法国人白尔尼欧博士讲述他本人和巴黎大学教授克鲁杰博士用针灸治病的经过。
16～17世纪的李时珍巨著《本草纲目》，欧洲国家竞相翻译。17世纪，更有许多中国医药学书籍，被西人继译印行，例如：《中国植物志》、《中国医学和脉理》、《本草和脉学》、《中国的脉学》等。中国医学书籍被西人译成欧文，在欧洲刊行，这对于世界医学的进步是有一定帮助和促进的。3外来医药及其输入后的情况
国外输入的医药随着中外医药的交流，早在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拓展，就有了悠久的历史。印度的五明学，医药居其中之一。北周明帝2年(公元558年)印度高僧攘那拔陀罗，在长安婆伽寺，译《五明理》一部，乃系统传人的印度医学，惜此论早佚。又有：梁七录有摩诃出胡国方拾卷；隋志更著录汉译胡方二十余种之多。可见祖国医学在不断发展中，不断地善于吸收外来文化。
支法存是汉化的胡人，生长于广州，精于医药，唐高宗永隆 年间南渡，士大夫不习水土，多患脚弱，惟支法存能治疗此患，而且很见效，后被广州刺史王谈所误杀。梁七录有：支法存《申苏方》五卷，已佚。然而唐・千金、外台、证类本草等书中，尚屡见支太医或支太医方。 深师是宋齐间的僧人，也善治脚弱之疾，曾撰录支法存等医方30余卷，当时的人称之为深师方，据传深师是从西域而来的高僧。
胡道洽也是汉化的胡人，自谓广陵人，其年代相距支法存大师不远，著有《胡道洽方》。隋唐诸志及千金、外台诸书均作“胡洽”，旧唐志作胡居士方三卷，新唐志作胡居士治百病要方三卷，皆题胡洽撰。日本现存书目作“胡洽方”三卷，此盖避齐太祖肖道成讳，故删去“道”字，惟《宋史・艺文志》作“胡道洽方”，保存了最终的形状。又胡氏似马雷学同时，或较其稍后，相传对于雷公炮炙论，亦尝为其加工。
唐代来到中国的胡医，与日增多，且有一定的疗效，尤其是眼科方面，刘禹锡赠医科婆罗门僧的诗里说道：“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晴，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金蓖是眼科决障的器械，在《涅盘经》卷八里有记载，还有称作金筹、金箸的，可能是一种擦眼、治眼的器械。
自从印度的《龙树菩萨眼论》，翻译成中文后，印度医学的手术和中国固有的药物整体疗法，就具体相结合起来了。如白居易的病眼诗里，便曾拿“龙术论”和“决明丸”来相提并论。自中印眼科结合以后，还能制造精巧的假眼，如《唐・语林》和宋・钱希白的《南部新书》都有印证。因为五官不正，是不能举进士，安上假眼，装做天衣无缝，叫人真假难辨。
在药物方面，因为交通的频繁，输入的日见增多，号称诗书画三绝的郑虔，把域外传人的药物，依原来的疗效，加上中国的理论说明，编成一部《胡本草》。五代时，汉代的波斯人李殉，更把海外传来的药物，编集起来，加以理论说明，写成一部《海药本草》。这两部著作是外药中药化的具体事实。
到了宋代，药物制剂方面，受阿拉伯的影响有了一些改进。前面曾提到阿维森纳的若干成就，是受了中国医学的影响，这里还要介绍中国医学受到阿氏影响的事实，那便是“丸衣”。阿氏创造金银箔为丸衣，意在增加外观上的美感和保护药效。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丸衣”术很快就流传来到中国。在宋代初年，还没有金银箔为丸衣的事物，在宋代中期的《和剂局方》里，就突然出现了很多。不但采取金银箔，同时也推广采用朱砂、青黛等。这些除了阿氏的两点作用以外，中国医家又加上了更有现实意义的一点，因为本草上记载朱砂、金、银是能镇心定惊的，所以医家不但利用其作为丸衣，且要发挥它们的医疗作用，甚至虑其为衣的力量小，在有些方剂中，还适当地研和一些金银箔到药料里去。
宋代的许叔微推广采用这一方法，在其《本草方》里的念珠丸是用蛤粉为衣；明代邓景仪的水梅丸是用葛根为末，都是从金银箔的用法变化而来的。丸衣的制作工艺方法传人到中国以后，结合了中医药理论和实际，更加广泛灵活地运用到临床实际中去。
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也曾谈到了大汗任命男爵马萨里吉思，治理镇江3年。马氏乃撒麻耳汗人，在《镇江府志》里面，有他的行迹，说马氏先掌医，特擅制蜜水，名日“舍里别”，忽必烈曾招马氏到京师制作蜜水，1272年遣之往云南，1275年往浙闽，1277年命为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
舍利别这一名称，在朱丹溪的《局方发挥》里有记载，并且有解释。考丹溪生于马氏在镇作官之后4年(1281年)，且因求学，曾过南徐(今镇江)，可见此法乃马氏最初传人中国的南方，此剂在江南必甚风行，且曾列为镇江的土贡品之一，所以丹溪笔之于书。马氏制造入贡的舍利别，有木瓜、香橙等种类，镇江府志上注明是“官给船马人贡”，可见对这类制剂的重视。
舍利别是西方语的译音，元代已有。日本语译“糖浆”为舍利别，是根据中国的古译名而来的。当时在浙江一带，称之为“时果煎”。其中有金樱煎、杨梅煎、葡萄煎、樱桃煎等，朱丹溪对桑椹煎是称许的，说它可以解渴。在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里称“宜母子可制并且是“渴水”，并说蒙古人称它为舍利别，可见这一方法已被广泛采用。
还有一种制剂，虽然很久远的年代就传到中国。但是在明末才在中国正式制造，而且被医家广泛应用，且更以中国的药物为原料，做成若干新制剂，值得一提，那便是“花露”。“泰西炼制药露法”是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在他口授下由徐光启笔译的《泰西水法》一书里，便有如下一段记录：“今用诸水，皆诸药之精华，不待胃化脾传，已成微妙，裁下于咽，即能流通宣越，泌入筋脉，裨益弘多，又蒸馏所得，既于诸物体中，最为上分，复得初力，则气厚势大焉。”在《泰西水法》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制造的方法。江南名医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里也有详细的记载。
从以上内容可以知道，西洋人原来用作香料的花露及制法传人中国后，变化为药用制剂，而且纯粹用中国医药学的理论来指导应用，收到良好的效果。赵学敏在编著《本草纲目拾遗》一书的时候，采取各家药店的说明书，凡得药露二十余种，他说：“时医多用药露者，取其清冽之气，不致汤剂之腻滞肠膈也。”在叶天士的《临症指南》里，可以看到常用金银花露来治温热、暑、燥、疫疠各种疾病的事例，可证实赵学敏“时医多用药露者”一语的确实，更可以证实国外的优良方法被国人吸收以后，如何在祖国医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以丰富中医药的治疗方法。
自从“花露”这一方法传人以后，不但用于治病方面，而且也用于卫生制剂等方面，在康熙的庭训格言里有如下的记载：“若遇不得好水之处，即蒸水以取其露，烹茶饮之，泽布尊且所用皆系水烹之露也。”
医家更是从“花露”中，悟出了用蒸馏水来炮炙、煎药。在何梦瑶的《医碥》卷七的煎药用水歌里称赞为：“更有一般蒸馏水，奇功千古少人知。”这些事例，均是从《泰西水法》、《物理小识》等书籍里“花露”层出不穷的制法衍变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