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请假条】
学前教育和民办教育，作为现实中的教育“短板”，是否可以通过教育投入解除？其改变又是如何呢？ 不平衡的学前教育 家住北京的小路有个三岁半的儿子，到了今年9月就是孩子入托的时候，可是之前报名的几家幼儿园至今都没有音信，这使小路着实心急不已。
其实，从两年前开始，小路和家人就已经着手准备起孩子入托的事情了，据他介绍，由于私立幼儿园办园质量良莠不齐，选择时顾虑较多，又因为私立幼儿园没有政府财政补贴，办学成本大都转移给家长负担，质量稍好些的每月至少大几千的学费使人倍感压力，所以至今找过的5、6家有意向的都是公办幼儿园。
小路为儿子申请的多所幼儿园中有几所为机关幼儿园，某机关家属告诉记者，“我们为子女申请机关自己的幼儿园几乎没有难度，比如这个幼儿园有4个班，机关职工的孩子大概只占1个班，所以申请就能上，其余3个班向非机关职工子女开放，可能想上比较难。”机关幼儿园虽然没有将非机关职工子女拒之门外，无奈需求旺盛，机关一道门槛划出了内外孩子家长们的冰火两重天。
此前，广州市成为国内首批“试水”预算公开的政府，通过其公布的《广州市2012年部门预算草案》，外界得以了解到该市有8所机关幼儿园获得的财政预算资金逾8千万。一时间，围绕此事引发诸多讨论：得到财政投入的幼儿园所得拨款数目的依据是什么；以及利用公共财政所办的幼儿园如果不能面向社会公众招生，其合理性就值得怀疑。
近两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均明确要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广州市于2011年出台《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当年财政给予学前教育的专项资金为2亿元，今年这个数字达3.05亿元。“蛋糕”不断做大，如何分配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有当地学者担心，在广州，公办幼儿园约占幼儿园总数的17%，如果还是延续现有的财政体制和办园模式，那么加大学前教育投入的结果将是愈发拉大了优质公办幼儿园与普通公办幼儿园及民办幼儿园的差距。
“无爹无娘”的民办教育
作为年轻一代土生土长的北京家长，送子女上学已是这样困窘，外来务工人员要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更是一件现实的难题。
在北京西南五至六环间，有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刘运贵在1998年就办起了这间学校，期间先后迁了三次校址。对这些学校来说，迁址如同家常便饭，究其原因，不外乎校址忽遭拆迁、学校不堪租金重负等。记者寻访刘运贵的学校时，就见不远处有建筑工地，高架铁路以及周边居民倾倒堆积而成的垃圾场。其实北京不少打工子弟学校都散步在市区边缘，这与这些地区地租便宜，生源相对集中有着密切关联。
讲起当初开办学校的原因，刘运贵说：“办学校是为了自己孩子有学上。早年我带着一家来北京做生意，孩子到了入学的年纪没有学校接收，家人提议我回归老本行，于是我抵了老家的房子贷款、借钱开了这间学校。刚开始小学四、五、六三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才凑了一个班，这就开始上课了。”
如今这里在校学生基本保持在1300人左右，虽然生源稳定，刘运贵说日子还是不好过，“我们是民办学校，完全自负盈亏。学校开设的是小学和初中的课程，属于义务教务范畴，不用缴纳营业税。不过每年学校的租金，教职人员的工资，水电费和日常花销都是不小的数目。在整个石景山区，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共有5所，其中包括我们学校在内，经过审批，具有办学资质的学校有三家。”当被问到政府对学校有没有财政补贴或奖励时，刘运贵回说，没有。
不过，学校的运营过程中并非全无政府支持。“政府对有办学许可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有一定的扶持政策，比如免费发放教科书，前年开始对学校的桌椅、照明灯和黑板进行更新，大都是设备上的支持，还有来自社会上的捐助，像运动器材和电脑，也大都是设备，而且比较零散。”
刘运贵看着这次换下来的桌椅还有几成新，可以继续使用，就将它们捐赠给了家乡的公办小学。刘运贵的家乡在河南的一个农村，去年返乡时，他看到当年曾给自己教课的老教师如今年60多岁还在教书，“学校招不到老师，就把退休老教师返聘回来。我看那校舍建的不错，是前几年按照国家标准统一新盖的，不过里面的设备还不如我这学校，几个孩子挤在一张条桌上。”
若想了解我国教育资源的分布现状，从河南乡间公办小学，到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也可窥出见一斑。“我们学校孩子来自全国很多地方，入学考试结果也显示出之前受教育水平相差很多，从几分到几十分，有些孩子没学过英语和计算机。他们随父母外出打工，没有安定的教育环境。这里初中毕业的孩子里，只有很少数程度比较好的会返乡继续接受教育。”
对于学生们的教育经费问题，刘运贵心里一直有个疑问，“这些孩子是有教育经费的，国家把钱拨到他们原籍，不过现在孩子跟着家长出来了，这些孩子原本该享受的教育经费却还留在地方。北京对打工子弟学生的标准是每名小学生一年的教育经费是160元，每名中学生一年的教育经费是260元，单是我老家一个学生的补助就远不止这些。在经费方面，区域和城乡差别还是挺大的。我们的疑问是，钱划拨下去了，孩子出来上学没有享受到，那么这些钱哪儿去了？相关部门是不是该加强监管力度？”
（黄莹玉就读于中央财大会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