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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
期刊发行的过程实质上也是知识传播的过程。近些年，财政制度、财政政策和财政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力度不断提升，财政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财政知识传播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这离不开大家在财政知识传播过程中的共同努力和辛勤付出。在此，我以 “加强财政知识传播助力中国财政理论创新发展” 为题与大家进行交流，在总结财政知识传播工作的进展和成绩的同时，研讨今后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方向。
202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党的二十大在10月召开，这是我们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的二十大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部署，财政知识传播要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创新传播方式，增强沟通效果。同时，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仍旧错综复杂，新形势、新问题叠加下不确定性的挑战更加严峻。
“不确定性” 这个词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热，包括经济、气候、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等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原有的一些经济学、财政学理论都不足以解释当下的问题，更不足以指导未来的发展。因此，推动中国财政理论创新发展显得重要又迫切。
当前，中国财政理论创新发展的任务十分紧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巨变为中国财政理论提出许多新命题。整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数字文明时代，表明我们正经历从传统 “慢变” 的社会转向现代 “快变” 的社会。在农业文明时代，我们通常以千年为单位来观察变化；
到了工业文明时代，我们通常以百年为单位来观察变化，而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变化对经济社会、生活生产的冲击十分强烈。现如今，到了数字文明时代，各种变化则是以十年为单位进行观察，数字化促使整个人类社会进入加速发展期，这种演化进程使得原有的规则正在不断发生解构，需要通过构建新制度以适应新变化。然而，在新制度仍未完善而旧制度作用减退时，不确定性攀升，风险也急剧上升，当这种风险反映在社会共同体之上时，就成了公共风险。除此之外，当前我们还面临着其他不确定性带来的公共风险，如抗击疫情、经济恢复等。因此，对冲公共风险的压力非常大。可以说，现如今中国面临的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重大问题，也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问题。
另一方面，当下的一些财政、经济理论不足以回应和指导中国面临的新现象、新变化和新问题。数字文明时代的基本问题是不确定性及风险的公共化。风险的公共化是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这意味着传统财政理论中的 “公共性” 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市场失灵为参照系的公共领域、公共产品等概念已经无法成为解释现实的逻辑起点。超越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从广义社会来观察财政问题就成为财政理论创新的第一步。以广义社会为观察视角，并非简单回归到欧洲传统的财政社会学，而是要基于当下的以数字文明为基础的风险社会来考量。风险社会中的财政公共性不由自主地就导入了风险公共化这个核心概念，并成为风险社会财政理论的逻辑新起点。国外基于市场经济的财政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照，为市场化基础上的财政改革提供了一些指导，但很难照搬到我们的现实中。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是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现在也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面对极端的不确定性，面对公共风险的此起彼伏，特别是面对各种各样风险公共化，正确地理解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这一论述的内涵成为中国财政理论创新发展的首要问题。从直观的角度看，财政能够提供财力保障。但是，这样的理解远远不够。从更深层次看，财政提供财力的目的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这是新时代财政的一个基本职能，也是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本质体现。在深刻认识到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以及正确理解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深层次内涵基础上，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世界财政研究成果，将中国财政理论置于数字文明、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之中进行创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财政知识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财政理论创新实际上是知识的创新，知识的创新不能束之高阁，需要传播才能保持活力和生命力，所以财政知识传播就变得非常重要。财政理论创新和财政知识传播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每个人尤其是专家学者是知识的生产者，生产者就像经济一样，相互之间需要沟通和交流。同时，知识生产需要分工，而且现在知识生产分工越来越细，不同分工领域的知识生产通过沟通交流连接起来，在综合的基础上再创新。知识传播好比商品的流通，发展经济需要流通，知识创新也不例外，知识创新依赖于知识传播，缺少知识传播，知识创新就停滞不前了。从这点来说，知识传播在知识的生产和创新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知识的生产和创新也有供给和需求的问题。理论创新要以问题为导向，而问题从何而来？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所以，问题从时代来，从实践中来。财政知识传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将财政知识由生产者传递给政府、市场、社会以及社会公众等国家治理主体。与此同时，财政知识传播本质上是沟通，沟通绝不是灌输式的，不是单向的，相反，沟通有回路、有反馈。我们处于风险社会之中，大家的沟通可以减少甚至避免风险的公共化。国家治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各种单向沟通变成双向的、多元的沟通。换句话说就是过去讲的 “群众路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的财政沟通有利于推动社会财政共识的形成。各个参与主体会将他们遇到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对财政理论的新需求又反馈给知识的生产者，这时，财政理论创新需求就产生了，又推动财政理论的再生产和再创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对于这一过程，各位财政知识传播的参与者应该深有体会，大家长期奋斗在财政工作一线，对于经济社会上发生的新现象、新问题、新需求等等，具有更加灵敏的嗅觉、更加直接的触觉和更加直观的视觉，尤其在这个快变的社会，财政工作者是最先感知到这些变化的。对于时代是什么样的，实践是什么样，哪些是人民群众、读者以及政策和改革的执行者、落实者关切的问题最有发言权。一直以来，《财政研究》《财政科学》两刊通讯员作为财政知识传播主体之间的沟通桥梁和参与者，为两刊提供了大量财政知识创新所需要的原料和素材，也帮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和两刊更准确、更及时、更广泛地了解财政实践动态以及财政理论创新需求。
再者，财政知识传播是财政理论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中国财政理论创新发展必须借鉴优秀的财政研究成果。长期以来，一些优秀的财政研究成果为中国财政理论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思路和方法借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成立专门课题组，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探索资源、汲取灵感，以更好地推动财政基础理论的讨论和创新，我们产出了不少重要的创新成果，比如《新中国财政史》《百年大党的人民财政观》。我们之所以能够从百年党史中、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到财政思想的智慧和养分，相当大程度得益于知识以人、以物等载体传播延续至今。大家在财政知识传播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继承、发展和创新，并服务于财政理论创新发展。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那么，财政知识传播就担负起将面向未来，立足于中国实际，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思想精华，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财政知识精品更广泛传播出去，传递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财政故事的重任，为构建财政学科 “三大体系” ，即财政学科体系、财政学术体系、财政话语体系做贡献。今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成为金砖财金智库网络的中方牵头智库，这对财科院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跨越，财科院将与各成员国财金智库加深研究、紧密合作，推动各方达成有关共识，向全球提供更多的 “金砖智慧和力量” ，向世界传递更多的中国声音。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作为财政知识传播的参与者之一，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未来，财政知识传播在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学科 “三大体系” 方面的任务还很重。
当前，财政知识传播正面临若干新变化和新挑战：一是整个人类社会正在从 “慢变” 社会向 “快变” 社会转变。二是我们对财政有新理解和新共识。三是财政的话语权在实践和学科建设过程中力量仍比较薄弱，不利于社会财政共识的形成。既然洞悉到新变化，也有了新理解，就要求财政知识传播参与者要主动、积极地应对新变化，抓住新变化带来的新机遇，不断创新财政知识传播方式，推动中国财政理论和财政事业再创发展新高度，不断地提升财政在整个社会中的话语权，通过我们的努力，凝聚更多、更广泛的社会财政共识，为国家长治久安做贡献。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和《财政研究》《财政科学》两刊一直主动适应变化，抓住机遇，不断创新：
（一）财政知识传播的平台创新
财政知识传播之所以能够推动财政理论创新发展，依赖于挖掘和传播好的宣传素材和宣传作品。
“酒香不怕巷子深” ，作品好，传播的力度和范围自然就大，对于财政理论和财政实践的影响力也随之提升。所以，两刊一直致力于成为能 “装好酒” ，能 “散酒香” ，甚至成为帮助大家 “酿好酒” 的平台。一方面，两刊主动捕捉当下经济社会和财政事业发生的重大改革和细微变化，积极策划选题，发挥学术期刊对理论创新的引领能力。2022年，两刊组织开展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成就与历史经验” “提升地方财政治理能力” “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等专题征文，这些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极其关切的重大问题。通过征文活动，一批研究成果刊发出来，及时、准确地回应了社会关切。另一方面，两刊积极推进方式创新，《财政研究》有谈文论术活动，《财政科学》有专题沙龙活动，各有特色，但初衷趋同，就是让学术期刊能够成为 “知识的助产士” ，与大学、地方财政工作部门以及科研部门一同创造、沟通和交流，打造学术精品，同时，将共同打造好的学术精品传播出去。
（二）财政知识传播的手段创新
纸质期刊是传统的沟通平台、沟通媒介。在数字化革命时期，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数字化，沟通也需要数字化。所以除了纸质期刊这种传统的媒介之外，两刊开始着力打造虚拟空间数字平台的传播方式和沟通方式，使得财政沟通和财政知识传播不受空间限制，更加便捷。比如说两刊通过线上审稿会、研讨会，通过微信、知网等平台传播研究成果等等。这些转变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财政知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让学术精品能够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呈现给大家。
（三）财政知识传播的体制机制创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一直在思考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财政知识传播力量的问题。近年来，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完善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定期举行研讨会、讨论会和培训班；
完善激励制度，充分调动通讯员的积极性；
与地方财政工作部门和科研部门开展新的合作模式等等。这些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财政知识传播的及时性、顺畅性提升不少，财政沟通的效果大大加强。
在过去的财政知识传播工作中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财政理论创新发展还给财政知识传播布置了许多重要任务和重大命题，比如，尽管期刊将学术成果翻译，并向国外传播，迈出了一大步，但影响力远远不足，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 “三大体系” ，怎么发挥好财政知识传播在其中的作用呢？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思考和解决。在愈加复杂和不确定性攀升的经济社会中，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两刊与各位财政知识传播者并肩而行，一同担起推动中国财政理论创新发展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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