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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被提上日程。不可否认，这是公共财政投入的一个风向标，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被摆在战略地位。 同时，偏远地区学生吃饭难、农村教师短缺、校车事故、入托难等一系列教育问题又触动着人们的神经。不免有人会问，到底教育经费都用到哪里了？公共财政是否可以惠及普通百姓？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财政教育的蛋糕如何划分?
带着很多疑问，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科研办公室主任曾晓东。
教育投入要细化
《新理财》：早在80年代，中央政府已经提出过教育投入要占GDP的4%，此轮教育投入的标准没有改变，还是4%。为何界定为4%？
曾晓东：从宏观经济来看，4%是一个总量，总量是揭示最后的结构关系，并不揭示如何组成了这样的结构。教育也是如此，4%是汇总得出的一个结果，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标准，4%并不能解释。其实教育支出多少与4%并没有必然关系。
《新理财》：既然如此，教育经费支出应当如何确立标准？
曾晓东：目前，公共财政制度管理比较粗放，整体的管理办法滞后，特别是教育投入管理办法，导致了教育投入资金只能是一个汇总数字，背后没有细化到每一个项目和具体的活动。
所以教育投入要细化，按照实际情况，由教育投入的成本成分决定教育支出。这个比例是浮动的，可能是7%也可能是3%。学龄人口多时，教育投资占比就会增加；学龄人口减少时，教育投资的比例减少。教育部和财政部应商讨制定教育成本成分衡量标准，细化到有多少学生、需要配备多少老师，从而决定配备岗位的数量，办多少学校。教育投入只有细化到人员成本、交通成本、学生基本福利成本，学校运行的维持成本、设施的维护成本等各方面，才能确定教育投入最真实的比例。如果教育经费直接拨出，没有细化标准，就无法阻止乱用。
地区差异
《新理财》：目前，从纵向看，高等教育投入更高，基础教育投入相对低；从横向看，中、西部地区教育投入比例高，中部和东部地区教育投入比例低。新增庞大的教育经费到底投入哪里更为合理，是应该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
曾晓东：这个问题还没有摆脱宏观经济的研究方式，我一直强调，应因地制宜地按照标准投入教育资金。
教育经费投入“一刀切”不符合经济规律，例如教师工资的分配标准，如果教职员工工资采取“一刀切”的原则，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将对教师失去吸引力，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优秀老师不愿留在大城市，导致大城市的教育水平下降，尤其影响小学教育水平。另外，优秀学生不再报考师范类院校，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教育投入完全平等，就等于消除“名校”的成本基础，会让中国的基础体系变得低效、不思进取。如果继续保持“名校”，现有的制度又划分不清。“名校”受到教育投入“一刀切”的束缚越来越明显。
对地方而言，目前，青海、云南、西藏、广西等偏远地区的教育经费早已达到4%，而上海、北京的大城市却很难达到4%。原因显而易见，经济发展不同，负担的教育人口不同。如果浪费。现在，中央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不再谈均衡投入教育经费。
高校投入资金过多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技术革新都是在大学里研究发明的，所以对科研项目提供合理的经费是非常合理的。但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大学经费没有独立于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经费进入大学后，大学只能提取5%-15%的管理费，有些政府还采取行政权力，不允许大学收取任何管理费。由于界定科研项目经费和大学的相关准则还没有建立，影响了大学的自身发展。外国，之所以有一大批世界知名学府，主要原因是大学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不受科研项目的影响。
规则是关键
《新理财》：目前有人提出，教育投入中出现了“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没有长远的制度设计。您是如何认为的？
曾晓东：是的，中国教育市场的“游戏规则”还没制定。没有规则，教育投入经费似乎经不起推敲。国家应该提供一个合理的准则和一个更合理的环境。目前，中国已经从运动式的、大革命式的政权建设走向了基本制度的建设。所以中央相关部委应该考虑建立成本成分标准、核算标准、信息公布标准，把涉及到各方面教育投入进行汇总，形成评估标准。
为此，我认为有必要引进美国政府在教育投入时采用的政府会计制度，也是美国联邦预算办公室OMB采用的标准，以制度准则科学、精细划分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向和投入数量。
《新理财》：美国的政府会计制度拿到中国，是否合适？
曾晓东：美国的政府会计制度是一项评估标准，在中国，首先要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问题，财政教育支出比例要划分清楚。从资金投入数量来看，中央政府占大头；教育经费支出上，中央政府是否允许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优质的教育是高成本的，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例如教师工资水平，北京、上海的教师工资标准应该高于其他地区。在英国，伦敦的教师的工资是一般教师工资的1.8倍，威尔士教师是一般教师的1.5倍。还有政府与教育间的协调问题。目前教育机构隶属于政府，政府应该在成本核算上，尊重学校的权利。如果把政府会计标准建立起来，这两个问题都可以解决。
《新理财》：如何监管教育投入的效果？
曾晓东：政府监管也好，第三方监管也罢，监管又是在强化政权。如果建立了中国政府会计制度，教育经费依照这个标准执行审核，只要达标，就可以获得教育经费，而且通过政府会计制度可以科学计算出获得教育经费的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