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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1]8的重大命题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把“伟大建党精神”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分别在决议的第一部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中，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弘扬；
在第五部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中，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源头的历史地位；
在第七部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中，号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价值[2]。“伟大建党精神”被写进全会通过的决议，上升为全党意志，成为新时代建设伟大工程和推进伟大事业的重要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列入大会主题。“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意义，更好把握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源头和本质内涵。把握伟大建党精神，可以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三重维度，探究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内在理路和实践进路，从而为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提供学理支撑。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并将其弘扬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可以说，伟大建党精神起始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时，弘扬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过程之中，并将在党领导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进一步发扬光大。从历史维度考察伟大建党精神，须将其放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背景、历史实践及其创建后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从历史长河中加以全面把握。
（一）伟大建党精神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的艰难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一败再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为了救亡图存，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前赴后继、不懈探索。然而，由于缺少科学理论、正确道路和可依靠的领导力量、社会力量，旧式的农民起义、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都没有成功，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当中。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中国尝试了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但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和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依然没有改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索的中国先进分子带来了希望，使其更加倾向于社会主义，更加主动地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此背景之下，为了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和理论来引领，迫切需要有新的组织来凝聚革命力量，这个组织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能够信念坚定、不怕牺牲、勇于斗争，能够让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这就要求必须成立中国共产党。由此，伟大建党精神得以孕育。
（二）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建党的历史实践
伟大建党精神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源于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创建党的历史实践。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世界的新潮流”[3]332“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3]359“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367。对此，中国只能迎接这个潮流的到来，而不能抗拒。同时也预测到革命之艰难，认为“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3]358—359。可见，从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就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潮流。1919年，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把《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20年3～4月，苏俄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宣布废除在中国一切特权的消息传开后，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其逐步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于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开始被提上日程。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推动下，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也创建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以此作为接收党员的标准。宣言提出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标，强调在经济方面，将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共有共用，消灭人剥夺人，消灭私有财产；
在政治上废除政权、军队、法庭；
在社会方面，消灭特殊阶级；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4]486。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旗帜鲜明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在党章中对党员忠诚于党作出明确规定。可见，伟大建党精神体现在党的先驱们创建党的实践当中，就是要为救国救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找科学的真理和领导力量。
（三）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伟大建党精神不断被弘扬和发展，体现到党章党规，体现到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各项建设当中，形成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涌现出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北京冬奥精神等，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伟大精神鼓舞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进，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正是有伟大精神的滋养，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党的先进性引领中华民族不断前进，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实践证明，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持续建设伟大工程和推进伟大事业、开辟伟大道路提供了强大动力。
伟大建党精神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构筑起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并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根本在于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和斗争性，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顺应民心这一最大的政治，彰显了真理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
（一）伟大建党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伟大建党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充分运用，并以其理论的科学性指导党的实践活动。正因如此，在内涵上，伟大建党精神的首要内容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个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个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建立在科学真理基础之上，有着坚实的学理支撑。正是有了科学理论的支撑，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敏锐地把握历史大势，放弃个人优越的生活，小我服从大我，主动担当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投身革命事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用实际行动做到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过程也可以看出，正是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摸索中，经过比较、鉴别和尝试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决定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以此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进而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正如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法国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5]67，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5]75。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组织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因此，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工会、青年团等，把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组织动员起来。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作风、纪律、制度等，都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
（二）伟大建党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深刻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立场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个真理和理想不是为少数人，更不是为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而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了受苦受难、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劳苦大众。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早期共产党人，纷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社团，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真理，向广大群众宣传真理，并同无政府主义等进行斗争，坚决捍卫真理。党的先驱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喊出了“劳工万岁”的口号，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开始走出书斋、校门，主动和工农群众结合，唤醒民众觉醒。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这是因为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大公无私，无私无畏，敢于同一切反动势力和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作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就是要忠诚于党的理想、组织、纪律，为民族复兴而奋斗。这在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鲜明体现。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6]2921921年2月上旬，毛泽东回韶山过春节，劝弟弟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走向社会，参加革命，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毛泽东说，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7]82。这种人民性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行动中，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中，以制度的刚性约束所有的党员。1922年，党的二大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强调，“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4]162-163。可见，从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坚定地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明确要为群众奋斗和深入群众。
（三）伟大建党精神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
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产生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世界。这一奋斗目标，需要通过成立共产党，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因为党是“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5]56。伟大建党精神，蕴含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斗争性，就是要成立一个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共产党组织，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是激励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行动指南和内在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强大敌人、面临死亡危险和风险考验时的信念支撑。正因如此，党的先驱们在面对反动势力时，能够不惧危险，坚信一定能够取得胜利。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先烈们在英勇就义前，从不畏惧，表现出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坚信会有更多的人士投身革命，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性质宗旨，就是要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己任，处理好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做到先公后私、公私分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激励共产党人勇于斗争的价值源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斗争性的实际表现，就是要在面对强敌、面临生死的考验时，能够为党牺牲一切，在面对困难时能够顽强拼搏、努力奋斗。有斗争，必然会有牺牲。相应地，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规定，要实行“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4]162-163。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不仅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道德高线的要求，也是对共产党人纪律底线的要求，是共产党人勇于斗争的基本原则。党成立后，开始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把工人、农民组织动员起来进行斗争。1922年5月1日，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共产党人陈潭秋发表《快，起来呀！》的短文，号召中国工人“快快醒来”“快快联合起来，向政府及资本家请愿”[8]9-10。这正是以实际行动执行党组织发动工人的决定。
精神的力量，经过弘扬和践行，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从实践维度看，伟大建党精神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主要是通过内化为科学理论、外化为优良作风、固化于制度体系这三大机制。
（一）坚持科学理论指导，让伟大建党精神落实到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当中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以此为指导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党章党规。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回答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问题，为成功推动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中国方案，也使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具体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并落实到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当中。比如，在经济领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在现阶段更加突出共同富裕，缩小城乡、区域、行业的收入差距；
在政治领域，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
在文化领域，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扬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加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社会领域，注重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在党的建设领域，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等等。这些路线方针政策，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表现，彰显了党的初心使命、理想信念和性质宗旨，是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和守护红色江山的重要保证。
（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让伟大建党精神外化于党员干部的行动中
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中，党在各个时期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让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好传统能够长期传承下去。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直接培育和滋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面向中国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现实，形成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培育和滋养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培育和滋养了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朴素、不怕苦、不信邪、敢于斗争，能够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作出牺牲。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培育和滋养了纪律严明的优良作风，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忠诚于党的理想信念、组织、纪律，坚决执行组织决定，在关键时刻能够冲锋陷阵、舍生忘死。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塑造着党员干部的优良作风和党的良好形象，密切党群关系，增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组织力和战斗力，彰显着，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学思用、知信行合一的政治品质。
（三）深入推进制度治党，让伟大建党精神固化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
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确保其能够长期地发挥作用，以此统一全党的行动。建党以来，新制定或修订的党内法规，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从党的事业发展需要和治党实际出发，以党章为根本，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彰显了伟大建党精神。革命战争年代，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四个服从”的纪律，强调“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9]528。为此，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45年6月21日，党的七大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部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最终目的是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必须十分勇敢，战胜一切阻难，对一切破坏阶级统一、破坏其他革命事业的活动进行严正斗争；
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
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经常警诫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在第一章“党员义务”的规定中，明确党员应“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严格遵守党纪，为人民群众服务，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
等等。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统筹推进，强化制度执行，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进一步固化党的伟大精神，让伟大建党精神得以细化为具体的规章制度，成为党员干部的硬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