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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刚，武传鹏
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是党和国家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历史性地提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4、50页。进一步提升了对自然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认识。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变。从实践角度讲，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生态治理现代化不是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孤立问题，而是从属于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进程。关于新兴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亨廷顿曾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较有远见地提出：“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会同时面临着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渐次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一个特殊的难点”，“早期现代化国家听凭历史摆布的东西能够成为晚期现代化国家有意识的抉择。二者的经验皆资证明，及早重视政治组织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等问题，当使现代化进程较为顺利而稳妥”。(2)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4页。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近年来我国也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生态环境问题。从长远看，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关联性和耦合性，推动二者协调发展和制度化结合，对于有效解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治理能力和制度准备尚显不足的问题，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立足中国国情，历经长期探索，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825页。由于生态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专门强调：“要加快构建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4)习近平：《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4、15页。
(一)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
如同西方绿党认为其使命是在整个社会中改造机构制度和社会关系一样，在我国，致力于提升治理效能的生态治理现代化可以理解为党和政府创新治理理念、调整治理结构、完善治理机制、改进治理方式的过程，(5)余晓青、郑振宇：《生态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社会组织的作用探析》，《福建农林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是缓解生态环境危机、实现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尽管牵涉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社会等多种关系，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纠合在一起酿成的生态环境问题。
原始文明时代，刚刚脱离自然母体的人类受限于生产力以及自身主体意识的缺陷，面对生存于其中的、不可理解的神秘自然，主要是畏惧并由此产生崇拜，表现为“人与自然的混沌”即“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5页。农业文明时代，由于生产技术和工具的限制，人们对资源的使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空间范围上都很有限，并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很大负担。工业文明时代，在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人们大肆挖掘地下矿藏、砍伐森林、开发土地、水源和其他生物资源，使自然界变为“人化了的自然”。显然，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自然环境以有力的事实回应了人类支配自然所带来的后果。生态文明时代，面对“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以往对自然的支配不但会危及自然，同时也危及人类自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人类福祉的根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至此，人类开始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
人面对自然时是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这表现为人作为个体在面对自然时必须尊重自然界固有的规律，“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1页。但人面对自然时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合理地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在“必然”中达到“自由”。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发生领域。
(二)生态治理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问题迫切要求探寻一条现代化新道路，生态环境问题是公认的富有挑战性的难题。聚焦这一棘手的长期性难题，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现代化认知与实践探索的生态自觉，体现出人的维度和自然维度的有机统一。作为以生态为导向的新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传统现代化的生态重塑。“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61页。在理念、制度、程序、主体等层面呈现鲜明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体进程。
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框架之下的任务要求。在生态环境压力愈来愈大的现实背景下，从隐性走向显性的生态治理现代化具有突出的战略价值。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价值目标和治理实践，把人民意愿和民主理念融入治理全过程的生态治理现代化有助于形成具有代表性和约束力的公共决策；
有助于践行文明、和谐、公正、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有助于促进管理向治理、一元向多元、全能向有限的转变，实现治理主体和治理模式的优化。
作为一种善治实践，生态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和实践进路，也是走向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世界性理想追求。实践证明，不同于一些国家实行的象征性政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致力于将社会进步同自然环境优化结合起来，促使人与自然共同进化，协调发展，真正为人类生态治理现代化作出中国贡献。
(三)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维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党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和制度自觉领导人民在长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探索出一条中国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1-52页。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思想认识、体制机制、建设成效、世界影响等方面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阶段性目标全面超额完成，(10)钱勇：《全面把握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2期。但是，这一变革仍待由治标向治本转变，“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生态环境质量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相比，同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相比，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11)习近平：《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281页。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
生态治理需要结构性解决方案。尽管具有一定的客观属性，但就其性质而言，生态治理仍与社会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十年来生态环境领域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内嵌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党的政治价值观，在于我国早已由回避转变为自觉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并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家议题、作为基本国策、写入党章、融入国家战略。(12)刘建伟、许晴：《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研究：问题与展望》，《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可见，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关键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政治建设，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持续释放生态治理效能。
作为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历史性反思和实践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渐进性内生演化过程，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世界日益陷入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其辉煌成就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为全球发展与稳定贡献了中国智慧，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突破影响全球生态环境的“吉登斯悖论”(13)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了“吉登斯悖论”，意指大多数人都在关注气候问题，但只有少数人真正愿意为此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认为世界各国参与气候治理的政治图景亦是如此。参见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3页。方面，日益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优先位置的中国式现代化确有其优越性。
(一)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
赋予生态环境重大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之定位，是由党的使命宗旨和生态环境对人民生活的重要影响决定的。十年来党中央多次从政治高度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直指现代化所遇到的生态制约。2013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页。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15)环境保护部：《向污染宣战：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页。这一论断指明了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特征，揭示了解决当代中国生态问题的政治之道，展现出党中央对全球性问题的深刻洞察，对基本国情的科学把握，对发展实践的理论反思。
重大政治问题往往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切身利益、长远利益。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16)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页。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所盼所急，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正是党的宗旨和使命所在。为此，生态文明建设被写入党章、宪法、法律和其他相关制度。将生态理念纳入党的执政理念，丰富了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内涵和外延，有助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把握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自觉地将生态环境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予以认识并在实践中贯通起来。(17)方世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政治指向》，《理论探索》2020 年第1期。
伴随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创新，十年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新时代基本方略之一，“绿色”成为新发展理念之一，污染防治成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建设美丽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总之，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深刻彰显。
(二)生态环境治理需要长远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
人要有意识地创造历史，不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2页。而且要“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页。生态文明建设尤其如此。“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环境问题进入了高强度频发阶段。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5页。当生态问题从自然领域发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其政治属性就愈发凸显，就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强烈的时代诉求，需从政治的高度和视角予以思考和把握。有效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不能简单从经济层面或技术层面进行微观应对，需要依照现实转变生态治理思路，从更宏大的战略高度，运用政治思维进行宏观考量。只有将生态系统与政治系统紧密结合，重点关注政治顶层设计和权力强力推进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构和能力提升，充分发挥政治体系对生态资源和生态关系的调控功能，才能真正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全新的理念支持和行动引导。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明显的“抢先效应”。其要义在于以长远的政治思维提前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等到风险来临和后果出现。在生态政治化和政治生态化双向辩证运动过程中把握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两个重大问题”的科学论断要求我们以长远的政治思维和高度的政治自觉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用科学的政治方法论分析政治问题与民生问题的关联性与一致性，以清醒的政治自觉领会党的执政理念因生态环境成为新时代的“重大问题域”而出现的与时俱进，以自觉行动完成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政治任务。(21)方世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政治指向》，《理论探索》2020年第1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特别强调了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战略紧迫性，“如果现在不抓紧，将来解决起来难度会更高、代价会更大、后果会更重”。(22)习近平：《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7页。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
中国作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
十年来，中国“污染防治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23)习近平：《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4页。体现了党和国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力和行动力。“通过提倡发展生态文明，中国已经显示了向这种后现代方向迈进的意图和决心”。(24)李惠斌等：《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7页。经过不懈奋斗，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呈现稳中向好趋势。(25)习近平：《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6页。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
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核心内容，生态文明建设可以被视为政治文明建设在生态领域内的延伸和扩展，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耦合共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77页。其中，融入政治建设的重要内涵在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政治支持和政治保障。进而言之，要以人民政治的逻辑、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系统协调有序地谋求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
其一，政治制度的本质和特点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性质和价值取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奠定了根本前提。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将自然的价值限定在工具性的领域内，即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这是由于资本逻辑具有反生态的本性，其仅仅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则在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蕴含着一种彻底超越了以往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的新内涵，即“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深刻体现在，机械唯物主义将自然纯粹理解为外在的客观事物总和，只强调自然的工具价值属性实质上割裂了这种人与自然的本质联系，自然应当是人之所以为人——即证明自身作为一种类存在物的直接对象和现实载体。因而只有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生态文明建设做好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加分项。”(29)习近平：《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8页。
其二，日益完善的政治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30)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62-363页。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将会有力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见效。进入新时代，党不断推动生态观、发展观和制度观的深刻变革，围绕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一重大问题，聚焦现实矛盾和突出问题，将制度建设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致力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形成一整套系统完整、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实践证明，上述制度实践为总体上扭转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政治权威和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体系来推动制度在覆盖面、体系性、科学性、规范性等方面不断取得进步。这就需要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组织的配合和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关键在于推进绿色行政，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以及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中，推动生态领域协商民主广泛而多层次的制度化发展，通过政务公开、网络问政、征询修法、听证、信访等多种渠道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将以人民利益为旨归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于生态文明领域，从而实现预期目标。
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是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如前所述，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是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那么，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辩证关联，探索二者交融互嵌的制度化结合，将有助于实现党的领导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生态治理逻辑的贯通，推动生态治理现代化更有序、可控。但在制度化结合的过程中，如何消解和回应从理论到实践、从上到下逐层弱化的“渗透效应”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诉求的非制度化表达，彻底摆脱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老路，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建设”维度，仍然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难题。当前，秉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良制度理性和制度精神推进制度化结合，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将党和政府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自觉转化为生态治理的政策体系、各界共识和行动方案。
(一)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坚持问题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要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31)习近平：《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13页。基于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32)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41页。十九大提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9、39页。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35)《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页。十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做出适应性调整，正日益成为一个系统性、立体性和现代化的制度组合。国家先后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百余份改革文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初步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主体架构，有效解决了制度的碎片化、空白化缺陷。然而，无论是就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以及其他重要制度的契合融通程度，还是就其自身体系性架构的闭合运行程度与成效而言，都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36)郇庆治：《环境政治学视角下的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1期。内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生态文明制度遵循着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体系逻辑。当前，应抓住生态文明建设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重大契机，突出民主政治维度，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改革中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国家。
其一，要以根本制度统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领导制度、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根本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发挥奠基础、定方向、管全局的作用，保证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体现根本制度质的规定性，通过制度定型保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牢牢抓住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个根本，着眼于治理效能提升，切实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其二，要以基本制度规约生态文明制度。基本制度指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制度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对中国各方面制度的属性和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影响，在中国制度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以基本制度为基础和前提，围绕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筑牢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根基，以公有制的主体性引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确保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的广覆盖和多维度发展，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共享建设成果。
其三，要融通生态文明制度与其他重要制度。重要制度是指保障制度正常运行和有效发挥作用的具体制度及相应的体制机制，广布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队、外交等各领域，对维护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着重大作用。应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需要必备的制度，在完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基础上，构建重要制度体系，同时在实践中深化对生态文明制度与其他重要制度的内在联系以及生态文明自身体系性架构的闭合运行程度的认识，促进有机融合，有效消解生态文明建设中从理论到实践、从上到下逐层弱化的“执行赤字”。
(二)强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生态文明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过去多年高增长积累的环境问题，具有复合型、综合性、难度大的特点”。(37)习近平：《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200页。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关键是协调好制约生态关系的政治关系。过去，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路径比较单一，政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由于政府的内在理性与结构缺陷，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又利益互竞；
出于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本性，企业在生产经营利益与生态环境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更多考虑前者；
受制于资源、能力和认知上的障碍，社会组织和公众往往参与不充分。上述原因最终导致集体“失灵”现象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层出不穷。由此可见，生态环境治理需要构建生态共同体，由多个主体按照生态化原则，协同参与、各司其职、各尽其力。
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致力于运用协商民主的方法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打造政府主导、多主体和多要素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发挥协同治理效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3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1页。两办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以责任为纽带衔接各类主体在环境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以监管为核心重塑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伙伴关系，强调“以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以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为关键，以深化企业主体作用为根本，以更好动员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为支撑”，(39)《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人民日报》2020年3月4日，第1版。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工业主义和绿色主义的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3页。在坚持人民主体根本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不同主体的生态治理权责。首先，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组织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把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分散的、多元化的、不够系统和清晰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人民意志，以结构化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整合分散的个体利益，切实解决多头管理、分散管理难以形成工作合力的问题。其次，政府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积极转变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提升自身组织效能，统筹各类资源，创新服务方式，健全公共政策回应、评估、问责等机制，全面正确履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职能。再次，随着市场动力和经济主体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要注重发挥市场在配置生态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生态环境责任意识，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从次，通过制度化职责赋予，拓展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和参与场域，增强责任感和效能感，推动其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担负起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等重要责任。最后，激发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化其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涵理解和价值认同，践行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承担环境保护的监督责任，营造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41)习近平：《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285页。由于协同治理本身蕴含主体多元性、过程协同性与结果超越性，(42)白路：《梳理及探究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历史及路径——析〈京津冀环境保护历史、现状和对策〉》，《环境保护》2020年第16期。必须全面、科学地搭建起各级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之间彼此协调、优势互补又通力合作的现代化治理模式，严格遵循生态化的要求和规范，逐步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善治。
(三)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
历史地看，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使生态环境问题扩展为全球性问题，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环境影响的连锁性特征也决定着其天然具有全球化基因。放眼全球，生态问题牵涉国家利益，影响国际权力结构，可以说全球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本质上是环境外交，而外交正是内政的延伸。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先战略地位，在政治上积极回应生态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以全球视野推动生态治理现代化，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既有利于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利于促进政治文明发展。
自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多起重大环境公害事件以来，生态治理现代化越来越成为顺应世界生态文明潮流的必然选择，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是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长远战略考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愿承担与中国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43)习近平：《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263、277页。“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几年，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成效最好的时期”。(44)习近平：《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170页。森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7000公顷，居全球首位；
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藏量位居世界前列；
提前完成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和设立自然保护区相关目标；
2016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1年下降26.9%，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9%；
发布《中国落实二○三○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批准《巴黎协定》；
宣布“双碳”承诺；
成为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中国在生态治理方面取得的明显成效以及为全球生态治理作出的持续努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45)习近平：《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262-263、169、254、5、280页。
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吁求生态正义，需要清醒认识和正确处理国家主权问题、国家责任界定问题和国际环境规则制定的话语权问题。(46)李娟：《全球视野下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思考》，《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2期。作为重要参与者，应直面和反思全球生态危机，积极推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认真履行国际公约，妥善应对大国博弈，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
作为重要贡献者，要主动承担符合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的环境治理义务，增强制度性权利，以“负责任、有作为”的大国担当履行国际生态治理规约和历史性责任，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作为重要引领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技术支持，携手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立足中国国情, 保持政治定力, 把握历史主动, 发挥制度优势，新时代“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47)习近平：《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9页。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中国实践。其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智慧。在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主张东西方社会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中实现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因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成功实践而更具世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