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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思静
(集美大学 福建厦门 361021)
在2020年开展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中，长江经济带被总书记赋予主战场主动脉主力军的新战略使命，指明了新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这一国家级发展战略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带的核心，具有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投入、促进信息交换和资源配置等能力，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2016年，习近平强调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理念，自此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落实长江生态修复保护工程，系统推进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提升“绿色度”，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整合现有文献，当前对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尚存在系统研究空间，鉴于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长江经济带的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评价。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不局限于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文明建设和金融发展间单方向的因果分析，而是利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的耦合关系进行评价；
(2)设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环境规制等五个因素为解释变量，运用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测度对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因素。
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2.1.1 金融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科学精准测度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关系，本文参考罗白璐等(2019)采用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包含金融发展环境、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四个层面的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相关指标选择如表1所示：
表1 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质量指标体系
2.1.2 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多维度概念，遵循人、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本文立足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情况，从环境质量、环境治理、资源利用三个层面建设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见表2)。
表2 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
2.2 熵权—耦合协调模型
2.2.1 熵权法
熵权法作为客观赋权法中的常见方法，利用客观调查所得的真实数据确定指标权重。本文设研究数据时间跨度共有m年年份，z个省份，n个测度指标，则Iφij设为第φ年i省份的第j项指标数值。
为避免数据间指标单位有所差异造成的影响，增强数据处理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本文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针对测度指标对目标层的贡献方向具有正负之分，本文对数据展开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指标属性为正：
指标属性为负：
其次，计算指标值的比重：
再次，计算各个指标熵值：
接着，计算第j项指标的冗余度：
然后，测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最后，计算第i个省份第φ年的综合得分：
结合本文存在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两个子系统，在此处令Fφi、Hφi分别表示金融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得分。若Fφi-Hφi＞0.1，表明金融发展领先生态文明建设，归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滞后性；
相反，若Hφi-Fφi＞0，反映金融发展的滞后性；
当0≤Fφi-Hφi≤0.1时，则说明两个子系统协同发展。
2.2.2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模型
本文采用耦合度模型为评价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两个系统间相互影响程度强弱奠基，公式为：
C值越高，反映两个子系统间关联程度越强，反之则越弱，考虑到两者同时位于低发展水平时存在出现高水平耦合的情况，为使分析结果更加全面，本文引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公式为：
式(9)中，a、b为待定系数，鉴于金融发展系统和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同样重要，选定a=b=0.5。M值越大表示两子系统发展水平越高的同时协调程度也越高。为使研究更具准确性，将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为3个等级(见表3)。
表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2.3 计量模型
为契合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不仅受本地因素影响，还会受其他省份的因素影响，因此本文使用能够在加入变量空间滞后性的空间杜宾(SDM)模型。
设j表示不同的省份单元，年份为φ=1，2，…，13(2007—2019年)，Yiφ为被解释变量即耦合协调度，X表示自变量矩阵，WijYjφ、WijXjφ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的空间自回归项，k1为回归系数，k2为空间滞后解释变量相关系数，ε表示随机扰动项，γ为空间固定效应，θ为时间固定效应。
实证计量模型为：
2.4 数据
鉴于数据的可追溯性和准确性，本文选择2007—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为研究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所选取的数据主要来自EPS数据库、国泰安CSMAR、《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
3.1 时序差异分析
由2007—2019年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两个系统的评价结果(见图1)可看出两个子系统都呈上升趋势，其中生态文明建设在2012年后增速加快，处于0.62—0.69，结合时事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正式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直接推动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改善效果显著；
金融发展在2007—2015年持续上涨，2015年作为转折点，2016年金融发展较前年下降0.035，至2019年增速放缓，原因主要是截至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发展新常态趋势变化，而且2016年来互联网金融监管力度加大，对金融业发展有一定制约。
图1 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结果
依据子系统的平均综合得分，计算得0.2897≤Hφi均-Fφi均≤0.3950，反映长江经济带的金融发展滞后性，说明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文明建设处于较高水平，从整体发展而言，尚未显著转换为金融发展的推动力。
从时间维度看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关系上、中、下游起伏趋势大体一致，2012年以来，上、中游的耦合协调平均值都已过渡到高度耦合阶段，下游均值达到优质耦合等级(见图2)。主要原因在于：2012年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加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顶层设计，推动生态建设和金融业发展携同向前，其中长江经济带下游省份上海、浙江、江苏三省位于东部沿海区域，金融集聚，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较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支撑科技赋能绿色金融发展，为金融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良好环境。三省依据平均值分析，长江经济带两个子系统耦合协调度于2015年达到最高值，数值为0.70，属于优质耦合，然而2015年后耦合协调度略有下降，2016—2019年数值在0.687—0.690范围内小幅度波动，回归至高度耦合阶段与优质耦合阶段的临界区域，反映出长江经济带的金融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已含有联动发展的内生动力，然而距离实现系统间协同长足发展仍需建设。
图2 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
3.2 空间差异分析
从空间维度出发，整理数据得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07—2019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得分明显高于金融发展得分，计算各省份在不同年代的两个系统综合得分差值，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区域大体属于金融发展滞后型。值得关注的有，湖南省的金融发展得分从2007—2017年的末两位，高速增长至2018—2019年的前五位，原因是2017年湖南省率先在全国放开省内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备案等级，吸引大量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本省落户，增加直接融资占比，为2018年的金融发展提速提供引擎。
表4 代表性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结果
经过计算得出，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从表5可得，各省份2019年较2007年耦合协调度显著提升，但重庆、四川、云南三省从2015年到2019年下降一个层次，即重庆市从优质协调下降为高度协调，四川、云南两省从高度协调下降为良性协调。
表5 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
由表5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11省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在2007—2019年内发生较大改变，上中游区域2007年多数处于良性协调阶段，至2012年耦合协调度基本都有所提供，贵州、湖北、安徽三省增强至高度协调水平。2019年下游区域全部为优质协调，中游区域全部迈入高度协调，上游仅剩四川省和云南省仍停留在良性协调阶段，结合子系统综合得分,可看出四川省生态文明建设和金融发展都处于较低水平，云南省主要受金融滞后性制约耦合协调度增长。下游地区中上海市自2007年起保持优质协调阶段，十三年内数值提升较大，江苏省涨幅最为显著，由良性协调向优质协调发展。
3.3 影响因素分析
3.3.1 变量和指标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CCD。
本文参考相关资料并结合数据可得性，选择以下指标作为关键影响因素的解释变量：
(1)投资INV：投资是金融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GDP的对数值衡量投资因素；
(2)环境规制IET：环境规制作为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选取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工业增加值的对数值对其进行衡量；
(3)政府干预GE：宏观调控在维持生产秩序的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本文选取财政支出与GDP比值的对数值作为政府干预的指标；
(4)贸易因素OPEN：本文选取进出口贸易占比GDP的对数值作为贸易因素的指标。对外贸易水平面临不稳定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可能面临如金融风险、通货膨胀等风险；
(5)经济增长PGDP：本文选取人均GDP的对数值来衡量经济增长，人均GDP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区域人民生活条件的高低；
(6)技术因素RD：R&D经费支出对促进科技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本文使用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比GDP的对数值来衡量。
3.3.2 测度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Stata16.0引用SDM模型探究影响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的关键要素。
表6表明，投资、环境规制、政府干预、技术因素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可得此4项因素为影响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而贸易因素、经济增长在显著性检验中未达标，原因可能是自由贸易水平提升的大环境为我国供应链金融业务带来机遇，引导金融机构转型升级，使金融在贸易领域法规更加完善，还能引进优秀清洁技术来改善生态环境，但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贸发展模式为粗放型，国际分工价值链中地位较低，出口主要以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为主，对生态环境破坏有着潜在危险，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金融体系尚未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等因素都会为金融发展带来约束；
经济增长为金融市场稳健运行和生态环境治理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目前我国存在粗放型经济增长，多数地区还处于依赖资源发展经济的状态，违背生态平衡，实施资源开采对区域生态造成严重威胁。
表6 影响因素检验结果
在显著影响因素中，投资、环境规制、政府干预的P＞0，表明对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呈正向影响，其原因为：投资额越大，助力金融资本引入生态文明建设，为生态保护注入持久动力；
环境规制可以让市场、社会公众、政府多元主体共同推动绿色投资、绿色信贷等维度的绿色金融发展；
政府对治理环境污染，稳定金融秩序强有力的干预能高效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体系规范化建设。技术因素对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起到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科技提高人类对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水平，导致缺乏生态意识的人类滥用科技以换取资源。此外，技术进步让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网络借贷骗局层出不穷，对金融活动带来隐患。
本文利用熵权—耦合协调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第一，2007—2019年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两者综合得分呈上升趋势，总体属于金融发展滞后型；
第二，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上中下游变动趋势相似，以2012年为时间节点，上中下游耦合协调度均值都得到提升，上中游过渡到高度协调阶段，下游迈入优质协调，耦合协调度总体自西向东提高，耦合协调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
第三，投资、环境规制、政府干预对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技术因素对耦合协调度呈负面影响，这为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了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对长江经济带稳健、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大力引导社会资本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绿色金融投资，借助政府力量助力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型升级，整治违法破坏、开采生态资源行为，同时以绿色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可持续发展，用优质生态反哺经济发展。
二是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抬高环境管制门槛，把环境要素成本划入经济活动成本，使市场机制能够将一定数量的境外“碳转移”企业拒之门外，同时鼓励开放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我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三是完善我国金融行业制度体系建设，加快接轨国际金融市场的步伐，人才是推动金融业蓬勃发展的第一资源，抓紧建设金融、投资领域专业人才队伍，依靠新生力量加强金融创新，提高投资边际效益促进资本形成扩大，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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