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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被誉为“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书法的发展趋势是早期帖学兴盛，中晚期碑学迅速崛起并逐渐取代帖学。碑学的兴起，打破了宋、元、明以来的帖学垄断，在篆、隶、北魏书上超轶前代，开创了雄浑渊懿、劲健圆熟的一代书风。清代书法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留下了众多丰富璀璨的书法精品。武汉博物馆珍藏的清代书法作品蔚为大观，现从中撷取5幅赏析如下：
郑燮《行书节录怀素自叙帖》轴（图一），纵159厘米，横91厘米，纸本。内容为唐代书法家怀素《自叙帖》的节选：“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皆辞旨激切，理识玄奥，固非虚荡之所敢当，徒增愧畏耳。”自识：“克傅先生教字，板桥弟郑燮”。钤白文“燮何狂之有焉”、“七品官耳”二印。行书字体粗细相间，隶意十分浓厚，左低右高，妙趣横生，兼有篆、楷，形体扁长，且疏密大小错落有致，挥洒自如而不失法度，将其“乱石铺街”的独特书风发挥得淋漓尽致，奔放流畅，大有“雨夹雪”之势又颇具书风“狂怪”旨趣。
郑燮(1693-1765年)，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曾当过山东范县、潍县县令，做官前后，曾居扬州十年，以书画营生，与活跃于扬州的罗聘、李方膺、李�、金农、黄慎、高翔、汪士慎等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诗酒酬和，艺术交往，被后人并称为“扬州八怪”，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传世书法作品散见于立轴、条幅、镜心、斗方、扇面、书信、对联、条屏、序跋、碑记、横额、判词以及众多的题画诗等。郑燮以行书节录唐代著名狂草书家怀素代表作之一《自叙帖》，内容为他介绍写草书的经历、经验以及士大夫对他的书法作品的品评，亦是他流传下来的篇幅最长的作品，郑燮特意书写此帖，不仅是对怀素草书艺术的尊崇，亦是自己在书法艺术上向往创新的内心写照。此帖书风不泥古法，继承传统，且奉行“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讲求书法自我突破和风格的多样化，是作者行书不落窠臼、立意创新，个性风格的尽情流露和艺术修养的可贵追求。
刘墉《行书七言联》轴（图二），纵134厘米，横26厘米，纸本。联曰：“看山时或得佳句，开卷常如见古人。”自识“石庵”，钤白文“刘墉”、朱文“石庵”、朱白文“御赐独坐看泉”三印。刘墉（1720-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刘墉书法初学赵孟�，复学董其昌，字体平淡古朴，拙中带秀；中年学习颜真卿、苏轼各家，笔法渐趋浑厚丰盈，圆熟秀逸，将赵的圆润、董的古拙、颜的浑厚、苏的丰腴相糅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书风；晚年潜心于北朝碑版，锋芒内敛，书风成熟，造诣达到高峰。其笔法以搭锋养势，必折锋取姿，着墨以浓润拙，以燥用巧。结法则点画打叠，放宽一角，使黑白相当，枯润相映成趣，初看圆润软滑，若棉花团簇，细观则骨骼分明，内涵雄劲，韵味独具。此联结体宽舒，笔势厚实丰泽，显示出刘氏书法圆润雍容的独特风格。纵观整副对联，布局协调，大小掺杂疏密相间，章法疏朗规整，笔势劲健娴熟而逸宕，酣畅淋漓。虽只有寥寥十余字，但字字力厚笔健，运笔转折有序，肌体丰润，骨力坚凝而不失雅逸，深得拙中含姿之趣。细细观之，但见外形丰润圆滑，实则内涵刚劲，裹锋行运，用墨深沉，可谓骨肉兼备，令人赏心悦目。刘墉写字喜用狼毫硬笔，字体丰肥，使得其书法趋向于柔和饱满，不露筋骨，因有的字写得过于肥厚而有“墨猪”之称，留下“浓墨宰相”之誉，如这副对联中上的“看”、“句”、“古”字，较之“佳”、“开”、“人”等字体就明显肥腻许多，貌丰骨劲，味厚深藏，富有“静趣”，这也是刘墉书法特殊韵味的体现。
梁同书《行书七言联》轴（图三），纵130厘米，横30厘米，纸本。联曰：“书对圣贤为客主，竹兼风雨似咸韶”。行笔娴静流畅，结字端庄稳妥，行距疏朗有度，章法平稳别致，俊秀飘逸，酣畅淋漓，恪守规范，上下贯气，神采雍容极富节奏，有典雅洒脱之趣。运笔以羊毫中锋铺毫，笔法平和自然，一笔一划粗细均匀，不疾不徐，柔中带刚，不拘颜、柳、苏、米形迹，却深得诸家神韵，字字提按顿挫从容洒脱，看似普通寻常，循规蹈矩，但轻灵迅捷挥洒自如，有一气呵成之美。墨色严润，技法精湛娴熟，富有赵孟�、董其昌之风，洋溢着一缕温文尔雅的书卷气息，让人观之，仿佛置身于一种从容闲适、清雅明快的意境之中。梁同书(1723-1815年)，字元颖，号山舟，浙江杭州人。清代著名书法家，工诗文，擅鉴赏，间作画，擅人物、花卉，虽宕逸有奇致，但终以书名闻世，与翁方纲、刘墉、王文治并称“乾隆四家”，名重一时。这副对联选自宋代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父亲黄庶的《山居独酌》：“山寒未放春消息，独把单醪慰寂寥。书对圣贤为客主，竹兼风雨似咸韶。醉乡城廓灯前到，愁贼戈予盏底销。野菜溪鱼随分有，不堪回首叫箪瓢。”体现了作者人到晚年看穿世事淡泊名利对山居生活的向往。联左有作者行书小字自识：“丁未初夏山舟梁同书”，钤朱文“梁同书印”和“梁氏元颖”二印。“丁未”年为清代乾隆五十二年，即公元1787年，梁同书时年64岁，此副行书联轴为其晚年成熟之作，书风已融会贯通，其突出特点是纯正自然，富于变化。
王文治《行书词》轴（图四），纵167厘米，横45厘米，纸本。这幅《行书词》轴品相完好，四竖行内容为：“熏风吹绽满池莲，晓云楼阁鲜。秀阁珠帘嘉会，齐放玉炉烟。斟美酒，奉觥舡，祝芳遥。宜春耐夏，多福庄严，富贵长年。”自识：“临米海岳词 文治”。钤白文“王文治印”、“曾经沧海”二印。作品章法疏朗整齐，字体秀逸飘洒，秀润淡雅；整体结构疏淡而内敛，章法平稳，笔力遒劲舒展，结体匀净洒脱。每个字侧、仰、背、折均十分到位，用笔转少折多，以折为主，转折顿挫间，显得果断有致，字的转折之时提笔侧锋干净利落，提按顿挫交代清晰，毫无拖泥带水之感，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和淋漓尽致的风格，且字与字之间疏密有度，大小错落，行间布白，跌宕起伏，犹如被暖风吹开的片片莲叶，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王文治（1730-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清中期著名书法家，尤擅淡墨行草。书法先学米芾、董其昌，后法二王，晚年学张即之。其行草最为有名，深得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邕行草之法，常与潘恭寿合作，“潘画王题，为士林所宝”。王文治十分推崇北宋书画名家米芾，这幅《行书词》轴内容为米芾词作《诉衷情・献汲公相国寿》，此幅行书不仅有米氏书体遗风，并且吸收了李邕、赵孟�的修长、端丽的行书体态和张即之的飞动用笔，同时书法亦秉承帖意而不拘泥于传统帖学的圆媚轻滑，笔端毫尖流露出才情和清秀的特点，而且将诗词意境融于作品之中，显得和谐自然，既传达出作者风流倜傥的才情，也体现了其书法艺术的精湛，是一幅难得的佳作。
翁方纲《楷书》轴（图五），纵85厘米，横18厘米，纸本。内容简要记述了自汉武帝元光年（公元134年）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年（公元491年）之间举孝廉的情况。书轴上共书写了269个小楷字，运笔严谨流畅，朴实淳厚，笔画一丝不苟。自识“翁方纲”款，钤朱文“覃溪”、白文“翁方纲”二印。翁方纲（1733-1818年），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北京人。曾官至内阁学士。精于金石考证，擅鉴定碑帖。其书法学习唐楷，据清人王昶所编清诗总集《湖海诗传》载：“（翁方纲书法）初学颜平原，继学欧阳率更，隶法《史晨》、《韩仁》诸碑。”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此幅楷书书体瘦长而不乏谨饬，布局规整而不见紊乱。200余字按五行纵向排列，结构疏朗，笔法圆润厚实，纵逸洒脱，结体粗实劲健中又含纤细秀逸，隐隐有欧阳询楷书法度。字虽多但不繁杂，字与字之间无一相连，具有一种严谨流畅、气韵天成的艺术感染力。相传翁方纲能在瓜子仁上书写小楷字，从这幅字迹众多的书轴上，足可以窥见其功力精熟之一斑。
张裕钊《行书集录谢元晖诗》屏（图六）。纵247厘米，横60厘米，纸本行书四条一屏，集录南朝齐诗人谢�（公元464-499年）诗作四首。第一首为《新治北窗和何从事诗》，诗曰：“国小暇日多，民淳纷务屏。辟牖期清旷，开帘候风景。泱泱日照溪，团团云去岭。��兰�峻，骈阗石路整。池北树如浮，竹外山犹影。自来弥弦望，及君临箕颍。清文蔚且咏，微言超已领。不见城壕侧，思君朝夕顷。回舟方在辰，何以慰延颈。”诗后题“集录谢元晖诗”和小字“武昌濂亭居士张裕钊”，钤阴文“张裕钊印”、阳文“廉卿”二印。张裕钊（1823-1894年），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今鄂州）人，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张裕钊一生钻研书法，源出包世臣，熔秦篆、汉隶和北碑南帖于一炉，独辟蹊径，影响晚清书坛达百年之久，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一代书法宗师。纵观整幅诗屏，书法以魏碑为宗，加以创新。以中锋写魏碑，用笔方中寓圆，圆中带方，刚柔并济；笔画以斜为正，气骨刚健，结体平正之中见欹侧，翻转提按，雄奇浑厚。运笔含蓄内敛，结构险劲外露，内敛精气，外显墨彩，于笔墨转折之间，皆绝痕迹，转必提顿翻笔，意态峭峻，纵横驰骋，钩捺处多用侧锋、转毫，造成墨色有所涨，笔画有所粗，但外轮廓却十分整洁平滑，可见其运笔、转指、用墨、用水等技巧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张裕钊的楷书独特，行草作品传世不多，此诗屏布局完整，酣畅淋漓，笔势劲健娴熟，方整险峻，用笔上方、圆并用，结字上紧下松，洒脱成熟，精气内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诸上清代书法家，尤其是造诣卓著的碑学书法家借古开今的精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使得清代中后期书坛活跃兴盛，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亦改变了明代以后书法衰微的颓势，为后世书法艺术的深入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