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写作劳动社保就业】
魏中龙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 100102）
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历来被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也不例外。数字技术进步引发了第四次技术革命和第四次产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基石，数字技术创新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推动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使得数字经济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特征和发展规律。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催生出新型职业，创造大量新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产生大量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人员，为劳动力就业创业开辟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给我国就业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值得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数字技术的内涵与特征
1.数字技术的内涵
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是随着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在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产业变革中应运而生的新一代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集成。从学术范畴上说，它是借助信息技术设备将各种信息（包括图、文、声、像或其他数据等）转化为电子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和“1”后，进行运算、加工、分析、存储、传送、还原和应用的技术。
数字技术是多种数字化技术的总称。广义的数字技术主要是由信息通信相关的技术、网络相关的技术、云计算相关的技术、智能化技术、自动化技术、信息安全技术、软件技术、大数据技术、传感器技术、计算技术等构成的一个系统的技术体系。狭义的数字技术主要是指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构成的一个核心技术体系，这五大数字技术分别从数字资源、数字设备、数字传输、数字信息、数字智能方面融合生长，推动数字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
2.数字技术的特征
数字技术具有可编辑性、可扩展性、可寻址性、可追溯性、可记忆性、可沟通性、可联想性、可感知性、可生成性、可供应性的特征。在这些特征中，可编辑性与可扩展性大大提高了数字技术的计算能力；
可寻址性、可追溯性与可记忆性是数字通信能力的基石；
可沟通性、可联想性与可感知性使得主体与客体的关联互动更加直接高效；
可生成性与可供应性增加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潜力。[1]
（二）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1.数字经济的内涵
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驱动产业升级和转型而产生的经济效应，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深刻变革。本文基于广义的视角、技术经济的范式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将数字经济定义为：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是以使用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充分发挥海量数据作用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通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数据价值化，开展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活动，形成以数字技术为主导技术、以数字化产业为主导产业、以数字化产品为主导产品的新经济形态。[2]
2.数字经济的特征
关于数字经济的特征，可以从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关系，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经济活动和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等方面加以分析。数字经济的特征[2]主要有：数据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
数字基础设施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石；
数字技术是驱动数字经济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主导技术；
数字化产业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
数字化产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主导产品；
全产业链数字化贯通是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
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是公民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素养与基本能力；
数字经济的开放性和普惠性是公民在数字经济时代成为广泛参与共建共享的主体；
数字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进行管理创新和管理决策的治理新范式。
（三）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驱动力
数字技术是当今世界创新速度最快、通用性最广、渗透性和引领性最强的技术领域之一。不同的数字技术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不同的变革力量，推动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创新和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使业务穿越时空，构建了连接、协同、共享和随时在线的能力；
云计算技术，使计算触手可得，把计算能力转变成社会化的工具；
大数据技术，使创新有据可依，提供了汇集、处理海量、实时数据的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让智慧无所不能，为我们提供了从智能交互到智能感知各种商业场景、再到基于数据驱动进行智能洞察与决策的能力；
物联网技术，让连接无处不在，使我们能够把周边的一切虚拟与现实连接起来；
区块链技术，让信任得到保证，开创了一种在竞争环境中低成本建立高可信度的新型商业模式和社会协作范式，实现了信任得以建立、保障、监管和传递的有效机制。[3]
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融入，不仅深刻地改变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深刻改变着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数字化赋能、使重构无处不在，以数字技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新模式、新业态、新技能、新工艺、新标准、新规范、新场景空前扩张，数字经济时代随之高速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辐射范围广、影响力度大，不断推动着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一）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2012年是11万亿元，占GDP比重是21.6%；
2021年快速增长到了45万亿元，占GDP达到39.8%。[4]自2017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5年居世界第二位。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已成为撬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引擎。
（二）数字经济发展“基座”不断夯实
我国的大数据发展势头迅猛，正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我国设立了八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大数据制度创新、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大数据创新应用、大数据产业聚集、大数据要素流通、数据中心整合利用、大数据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进行试验探索，加快大数据创新发展，推动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壮大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数字产业，打造了强大的算力保障基地，培育了信息技术服务的产业集群。
（三）数字产业化深入推进
数字技术革命加快了我国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数字技术的作用释放和成果转化，推动了我国数字技术产业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形成了技术创新与产业成长双轮驱动数字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虽然我国2021年8.35万亿元的数字产业化规模仅占数字经济比重为18.3%[4]，但是作为核心产业却形成了对数字经济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数字产业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
（四）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
数字技术创新进步推动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工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活跃，产业数字化对数字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凸显。我国2021年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7.18万亿元，同比增长17.2%，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1.7%，占GDP比重为32.5%。[4]我国企业生产经营全要素、全流程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速，推动了产业数字化持续向纵深加速发展。
（五）数字生态和数字治理得到重视和加强
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在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数字化发展治理体系过程中，积极应对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挑战，准确把握数字化发展治理的对象，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策制定与部署落实，多措并举提高数字化发展治理能力，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数字化发展治理取得积极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在“六稳”“六保”政策中，都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始终把就业作为最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根基工程来抓，就业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在这期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贡献力也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深刻。
（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影响
数字经济超越时空、性别、体力等方面的界限，形成了协同合作、开放包容、灵活多元、普惠赋能、把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素质、能力和就业需求，在适合的时间和地点，选择适合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促进了充分就业，也在客观上扩大了就业规模。
数字经济从两个方面推动就业规模扩大，一方面，以数字技术创新成果的不断转化形成的新兴数字产业部门，需要大量的高技术技能人才，带动形成了数字产业化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借助传统产业形成的海量的应用场景和广阔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提升传统产业部门对数字化人才的需求量，带动形成了更多的产业数字化就业岗位。
根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发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提供的就业岗位是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同比增长11.5%，其中，数字产业化部分就业岗位达到1220万个，同比增长9.4%，产业数字化部分就业岗位达到1.78亿个，同比增长11.6%。[5]2020年，仅微信小程序开发、产品、运营等提供的工作机会超过了780万个，同比增长45.6%。[6]总体来看,数字经济就业规模大大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规模增速。
企业界对我国数字经济就业规模不断壮大也十分看好，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在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指出，我国数字化人才缺口超过1100万人。[7]有人预测，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将继续推动就业机会增加，形成3.79亿人的就业规模。[8]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到2035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创造出4.15亿人的总就业容量。[9]
可以预见，我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正在创造并将继续创造越来越多的新职业，形成各种新型就业岗位，成为新型就业岗位的“孵化器”和“蓄水池”，不断推动就业市场规模的扩大。
（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数字技术是一种包容性创新技术，对劳动力的影响存在偏向性，导致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增加以及技能溢价的出现。这会促使拥有较高学历和良好专业技术技能的从业者，在数字产业化就业岗位、部分产业数字化就业岗位（如智能制造、数字金融、农业数字化工程师等）具有竞争力。但是，作为数字经济发展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和数字化转型主战场的传统产业，在数字化发展中将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也为非农就业、农民创业、女性就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促进就业结构改善和优化。
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加速加深融合，推动了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流动，深刻影响着就业结构的变化。数字技术在第一产业的推广，增强了农业的数字化、集成化、规模化发展水平，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解放出大量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数字经济在第二产业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将在创造新就业形态的同时造成大量传统行业中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岗位消失，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提高了制造业的竞争力。数字技术对第三产业赋能，使第三产业成为数字产业化增长最快的行业，成为数字经济吸纳就业的主力。[10]
中国通信院在2021年的《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发展研究报告》中指出，数字经济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小微数字经济企业对就业具有强大的辐射带动效应，能够广泛吸纳劳动力就业；
二是数字产业化对知识型、技术型、高技能型人才需求强劲，高端就业吸纳能力强，薪资总体高于产业数字化领域；
三是产业数字化的就业吸纳主体作用凸显，2020年产业数字化领域招聘岗位占总招聘岗位数67.5%，招聘人数占总招聘人数 75.8%；
四是数字经济就业呈现三产大于二产大于一产的特征，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就业岗位占比60.2%，远高于第二产业的7.1%和第一产业的0.1%。[11]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助力我国经济动能转换、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提质增效，就业形态加速演变发展，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三）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数字技术创新、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社会分工深化来创造更多知识化、技术化、技能化的新职业和新就业岗位，这些新职业和新就业岗位对人才的综合素质、知识结构和技术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就业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成为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也有助于畅通就业信息渠道，增进劳动力对新职业和新就业岗位新要求的认知和理解，还能够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劳动力个体数字技能，提升就业质量。
我国数字经济人才需求量大，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高、精、尖”数字化专业技能的人才更为稀缺。根据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到2025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6191.7万人，人才缺口2985.7万人，成为制约数字经济就业的关键发展瓶颈。该指南还提出了推进制造业人才发展的七大任务，以及实施促进制造业人才发展和培育的五大工程，这些举措将促使数字经济发展带动更高质量的就业。
职场社交平台脉脉于2020年12月发布了《2020人才吸引力报告》，通过对1.1亿职场用户和社交招聘岗位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2020年数字经济领域的十大高薪职位是架构师、算法、数据安全、风控开发、游戏制作人、云计算研发、音视频开发、数据分析、数据开发、游戏特效师；
人才稀缺度最高的是图形开发、音视频开发、游戏开发、播音/主持/主播、医药科研/研发、数值策划、算法、保险经纪人、云计算研发、课外辅导教师十大岗位[12]，其中多数岗位也在数字经济领域。由此可见，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引起产业深刻变革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高技术、高技能岗位，成为提升就业质量的强大推动力。
（四）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生态的影响
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和扩散的速度，以及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不能相比的。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升级倒逼劳动者不断通过培训学习来提升技能，以胜任数字经济新岗位的要求，促进新技术的快速推广应用，促使劳动者的技能转型与数字经济新职业新岗位需求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就业生态。
数字经济带来了整个产业体系的转变，也深刻地改变着企业生产的工艺流程、质量标准、管理模式和运营规则。不同类型的数字经济企业为劳动者就业提供了各种类型和层次的职业岗位，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正在对传统就业生态产生颠覆性影响，并逐步形成以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就业机会均等、创业机会均等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就业生态。
数字经济创造了新就业形态。数字经济催生了新的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新的就业模式，形成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新就业形态是新技术经济范式下的新就业模式。新就业形态的典型代表是平台雇佣模式，主要包括工业互联网平台就业、信息内容平台就业、电商平台就业、劳务平台就业四种平台化就业模式。新就业形态在雇佣关系、组织方式、就业边界等方面都区别于传统雇佣模式，为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就业生态优化等提供了坚实助力。
数字经济使灵活就业劳动者数量不断增加。基于互联网平台产生的大量新型就业形态，具有容量大、门槛低、灵活性好、吸纳力强、边界消弭、自由度高的特点，为低技能劳动者、困难就业群体提供了就业机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到2021年底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占就业总人口数的1/4，数字技术通过灵活安排工作和算法匹配促成了灵活就业。智联研究院的调研数据表明，全国高校毕业生在2020年、2021年的灵活就业率超过了16%，灵活就业已经成为高校毕业生重要选择。[13]
数字经济与以往的经济形态相比，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加均等的就业机会。这是因为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和便利性特点，一方面解决了劳动力资源配置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从业者找到适合自己就业岗位的成本，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效率；
另一方面，实现了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力对劳动群体的全覆盖，从吸纳高素质、高技术技能、高学历的劳动者，到解决待业者的再就业和消化吸收农村大量转移的劳动力，数字经济都能够提供相应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创造更公平的就业机会，提供更持续的就业容纳力。
数字经济促使创业带动就业能力显著增强。数字技术的普惠性赋能激发了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活力，增强了创业者个体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拓宽了创业的思路和空间，提高了创业成功率，实现了创业机会均等化。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为人们提供了创新创业的载体，降低了创业信息的搜寻成本，提供了整合社会资源的数字化能力，掌握了市场主动，提升了创业积极性，促进了创业成功，形成了创业带动就业倍增的就业生态。
（五）数字经济就业对劳动关系的影响
数字经济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改变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数字技术创新推动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新的逻辑构建和资源配置，生产方式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演变，供应链、价值链体系趋于平台化、开放化、便利化，推动了零工经济的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零工经济，是指借助于数字化平台，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实现快速高度匹配，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共享经济形式，也是劳动力价值高效转化、资源配置优化的一种新型分配形式。零工经济催生的零工就业就是通常所说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与传统劳动关系相比，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用工形式更加多元，有众包、自雇等多种类型；
二是劳动者工作自主性更高，可以自行决定工作时间，灵活自由度高；
三是工作场所不确定，提供上门入户服务；
四是多数从业者与平台之间没有签订正规劳动合同；
六是从业者经济压力大，参保逆向选择情况较多。[14]
零工就业市场的发展，在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同时，也对劳动关系规范、劳动权益保障提出了新挑战。一方面，数字平台组织与企业形成了“大平台+小前端”的经济组织结构，企业大量的生产和服务项目实行外包，生产过程和分工体系在蝶变中不断重塑，造成外包企业从业者频繁流动，就业岗位和薪酬变化不定，雇佣关系弹性不稳、零工就业比例上升、社会保险支付不足，给就业的稳定性和劳动关系的规范性造成了冲击。[15]
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组织很容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平台不需要提供生产资料，劳动者只要在网上注册，平台审核通过即可建立劳动关系。相比于传统的雇佣关系，灵活就业者是以一个独立生产者的身份加入平台，不仅可以自我规划工作、选择业务方向、争取更多报酬，自行决定调整劳动时间和劳动量，选择合适的服务对象，而且在雇佣关系中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但是，缺乏规制的零工经济，更容易把风险和成本转嫁给灵活就业者，包括工作量的不确定、收入来源的不稳定、安全感的缺失、身体健康的压力、职业伤害的风险、算法规则的透明度、业绩考核的公平性、劳动关系难认定、劳动权利保障的不到位等，都对数字经济背景下就业稳定性和劳动关系规范性带来巨大挑战。
（六）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一是体现在就业载体、就业形态、就业技能等宏观经济方面质的变化，进而引起就业岗位标准及需求的变化；
二是体现在对就业岗位具有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方面量的变化，进而引起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创造效应是指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促进数字经济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新就业岗位，出现因生产率提升扩大生产消费、产业部门创新带来市场扩张、技术扩散发挥关联带动作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替代效应是指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和数字经济迅速发展促使一些传统就业岗位消失，对劳动力具有直接的替代作用和间接的挤出效应，中低端技能劳动者被直接替代的可能性很大，同时因劳动生产率提高也会间接地把劳动者挤出，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机器换人”、技术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16]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影响具有综合效应。数字技术进步与数字化产业变革对就业的影响，从长周期看，对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是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驱动力；
从时序上看，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总需求的弹性，随着时间的变化，劳动者的数字化素养和数字技能会逐步提高与就业岗位要求的匹配度；
从区域看，会因我国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就业政策、体制机制等因素的不同而差异较大；
从就业群体看，会因劳动内容和掌握技能的不同，对劳动者就业产生不同的冲击。[17]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高端产业化和产业高端化就业岗位会越来越多，这又推动了就业结构向高技术化、高技能化发展，从而促使劳动者不断提升数字化素养和数字技能，以适应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减少了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机会。数字经济对低技能劳动力具有替代效应，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人员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
数字经济发展要求劳动力加快数字化技能转型，提升数字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2021年1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关于中国的技能转型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正面临规模空前的技能转型与职业变更，全球可能有多达1/3的职业和技能变更将发生在中国。到2030年有三大转型：一是中国职业变更的份额大约占到全球的36%，多达2.2亿中国劳动者可能因自动化技术的影响而变更职业；
二是在中等自动化情景下，约有5160亿工时（平均到每名劳动者约为87天）或将因技能需求变化而需要重新部署；
三是3.31亿农民工或将面临22%～40%的工作内容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18]
因此，要加快推动教育数字化和技能发展体系转型，强化数字化人才培养，加快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的数字化转型，更新教育培训内容及模式，全面提升劳动力的数字化技能转型，实现新就业形态人才成长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使劳动力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和强大的力量。
（七）数字经济发展对劳资关系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形成了大量依附平台企业灵活就业者和零工就业群体，使得资本与劳动结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资关系已从传统的正式雇佣关系转为新型的非正式雇佣关系，但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却从形式上向实质上转化。平台企业的垄断优势和垄断地位越强，对劳资关系的颠覆能力、控制能力和对劳动力的定价权利也就越大，灵活就业者面临的劳动机会竞争和对平台企业的依附性也会越来越强，从而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导致劳动者工资收入降低、被剥夺感增强。
数字经济就业中劳动与资本结合形式的复杂性和数字劳动过程特殊性，导致了劳资关系的复杂性。一是共享经济和零工经济使劳动者借助于数字平台将自有的资源投入到生产经营，实现了劳动力与自有资本结合。如民宿、网约车、微商等平台化、零工化、共享化经济形态，虽然表面上看是一种自雇式的劳资关系，但大资本数字平台仍然借助其垄断优势占有了一大部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二是劳动力借助数字平台与企业资本实现了结合。在产业数字化发展中，企业资本是投资的主体，数字平台只是企业与劳动力结合的中介，劳动力依托数字平台帮助企业把商品资本转为货币资本。如外卖行业的外卖员，表面上看是劳动力与企业资本的结合，但本质上仍然受到“美团”等具有规模效应和垄断地位的大资本数字平台制约，并为大资本数字平台创造大量的剩余价值。三是劳动力与大资本数字平台直接结合。数字产业化主要是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和数据资源产业化两条路径，形成数字产业化企业的核心资本，并逐步形成大资本数字平台。由于数字化企业对高技术高技能劳动者具有稳定的需求，数字平台与劳动力直接结合，形成直接的雇佣关系，这种结果也导致了大资本数字平台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直接的占有。[19]
数字经济就业带来了数字资本与劳动力结合形势的新变化，深刻地改变着剩余价值的分配形式，大资本数字平台为获得超额垄断利润，会对依附于它的中小企业和劳动力进行有利于自己的算法控制和剥削，从而使劳资矛盾存在激化的可能性。因此，要统筹协调好数字经济就业的劳资关系，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方面的市场监管，在促进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使劳动者真正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
综上所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促进了就业规模扩大、就业结构优化、就业质量提升、就业生态趋好、劳动关系创新、劳动力市场活跃、劳资关系变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结构性失业、数字人才供应不足、劳动力技能转型缓慢、劳动关系需要规范、劳资关系需要优化调整、管理体制机制滞后等问题。我们既要肯定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产生的积极作用，也要正视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带来的挑战，在促进发展中解决问题，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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