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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60年代，中、苏两党因存在多种分歧而发生了论战。中国共产党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9篇评论苏联共产党的社论。
论战是激烈的，但中、苏两党还都留有一定的余地，至少在表面上还都想通过协商、召开国际会议的方式结束争论。
第五篇评论文章发表之后，苏共中央于1963年11月29日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停止论战、恢复两党的经贸关系”等建议。中共中央没有理会苏共的要求，继续发表评论文章，直到1964年2月20日才复信，明确地拒绝了其停止论战的要求。苏共对中共的复信十分恼火，在第三天的复信中严厉地谴责中共中央拒绝停止论战是为了进一步在国际共运搞宗派活动。中共中央于27日以同样的口吻回了苏共中央一封复信后，29日又回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中共中央对中苏边界问题、苏联对华援助问题、苏联专家问题、中苏贸易问题、停止公开论战问题都做了与苏共观点完全相对的答复。
中共中央在29日的信中提出了解决争论的具体建议：第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第二，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三，作为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建议在1964年10月10～2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第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国等17个国家的兄弟党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做进一步的准备。
3月7日，苏共中央再一次致信中共中央，除了反驳中共党对它的指责之外，又提出了3个建议：一个是于5月份举行中苏两党的会谈；另一个是6～7月间召开26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第三个是秋天举行国际会议。这3条建议与上述中共党的建议有2点不同：一是明确地提出了时间；二是将中共提出的17党会议扩大成为26党会议。两个月以后，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信中，拒绝了苏共中央提出的所有建议，同时宣布要公布两党交换的7封信。9日的《人民日报》将它们一并刊登了出来。
在中、苏两党激烈争论的过程中，有一些小党试图从中斡旋。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由该党二号人物毛雷尔率领，于3月2日抵达北京。从3日到10日，中、罗两党代表团先后举行了6次会谈，中共代表团团长是刘少奇，成员有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权和吴冷西。在会谈中，除了讲一些两党的关系以外，双方集中讨论的是停止中、苏公开论战问题。由于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在对中共为什么不接受苏共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等问题上，中、罗两党的观点尖锐对立，所以，会谈也是在争论中进行的，中共没有接受其要中共首先停止论战的建议。10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罗党代表团并讲了很长一番话，告诉罗党代表团：调停是不行的，除非他们认错。赫鲁晓夫和苏共怎么可能认错呢？所以，争论还得继续，毛泽东说要争论一万年，一天也不能少。
话虽然这样说，但由于毛泽东和中共党在公开论战中将主要矛头对准赫鲁晓夫，所以，赫鲁晓夫的下台就使中苏两党的论战有了转机的可能。由于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系列失误，1964年9月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就策划用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10月初，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到黑海度假。利用这个机会，苏共中央主席团于12日召开会议，决定对赫鲁晓夫进行“逼宫”。13日，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在当天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被迫宣布“自愿退休”。至此，中苏大论战中所涉及的重大问题虽然无一得到解决，但因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更替而大大地降温。就其广义而言，中、苏大论战并没有结束；但就其狭义而言，由于两党的工作重心都有所改变，特别是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之后，过去的那种直接交锋也就没有了。
（摘自新华出版社《走出苏联：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作者：孔寒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