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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锤打锣，一锤定音。”“高洪太”是武汉著名的铜响器制造业老字号，至今有98年历史，也是汉锣代表作，历史悠久，锣声洪亮，造型美观，在海内外很有声誉。 留在记忆中的“高洪太”
2011年4月18日，高洪太的第二代传人高永栓因病去世。高永铨曾是“高洪太”铜厂里的定音师。随之而去的还有他的“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好手艺。
高永栓1950年进入“高洪太”，1989年退休。工作的39年里，一直都从事锣的定音工作。高永铨的定音技术直接师承于他的伯父高青庵，加上个人爱好钻研，之后就独挡一面，被高青庵指定为高洪太的第二代传人。
时隔一年，高建军再谈起自己的父亲，悲伤难掩。在高青庵的下一辈中，高家的人在“高洪太”工作过的并不多，高建军是现在唯一健在的一位。2000年，高建军自从离开“高洪太“以后，进入了一家物业公司做管理，已有11年没有碰过铜锣。那是一份手艺，家族遗留下来，如今只有他一个传人。
2007年，高洪太铜锣成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建军是第三代传承人。“虽然武汉高洪太已经改名为武汉洪发高洪太铜响器有限责任公司，但是技术已经不再是高洪太的技术了。”高建军说，说实话，我十分痛心和难过，以后也只会留在回忆中。
如今的高建军并不愿再提起家族的那些事。现在，“高洪太锣鼓”厂房虽在，辉煌却大不如前。
而目前武汉洪发高洪太铜响器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的朱汉桥说：“高洪太现在的所有工人都是从老厂留下来的，每一道工序的操作过程都没有任何改变，他们都曾经跟着高家人学习，至今依然固守着传统的制锣手法，手工制作才是精华所在。”
朱汉桥介绍，现在，对于国外市场来说，高洪太采用代理出口的方式，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台湾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的需求比较大。“那边剧团多，都需要铜锣。”而国内市场则由经销商负责，主要是福建、浙江、上海、北京、天津、沈阳、重庆等地，汉口也有一家。由于坚持手工制作，高洪太采用按需生产的模式，先接下客户订单，计算制作所需的时间，然后进行生产。近几年，厂里产量较为稳定，每年都在40吨左右。其中，出口占30%。“我们价格不高，每年产值只有三四百万。”
这样的产值对于目前的高洪太锣厂来说，只能算是刚够经营。工人们工资不高，大约是一千多元，除去成本，刚好足够。订单多时可以小赚一点，不可能达到丰盈收入。“手工制作有局限性，订单接多了也做不了，只能维持这么多。”虽然经营得十分辛苦，但朱汉桥坚持不引进机械制作，固守传统。
“真正的行家还是会要我们的锣。”朱汉桥坚信，现在高洪太的客户都是专业需求者，来不得半点马虎。虽然达不到太多盈利，但至少不会让客户失望。“高洪太的铜锣都是优质品，这是一种传统工艺。”
为梅兰芳剧团定制铜锣
提到武汉铜锣发展，要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当时武汉就已经是全国铜响器的制作中心。汉锣与京锣、奉锣、苏锣一起，并称全国“四大名锣”。“高洪太”是汉锣中最响亮的一面旗帜，它的创始人名叫高青庵。
光绪八年（1882年），高青庵生于黄陂高家河一户地主人家。12岁时到汉口舅舅家的锣店学艺，做学徒的日子一直持续了20年。1914年，舅舅的店铺经营状况不好，高青庵就回老家借出一笔钱，将店铺盘了下来，然后在他和弟弟高太安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店名“高洪太”。
那时的“高洪太”位于汉口长堤街262号（当时的门牌号），前店后厂自产自销。“高洪太”胜于其他锣厂多亏高青庵定音的特长。后来，由于在黄陂老家的田产需人料理，高太安回到了老家。生产、经营的担子落到了高青庵一人的肩上。在舅舅店里学徒的20年里，高青庵一直用心研究锣鼓定音，他定音制作的锣音质纯正响亮。
他要求很严，宁愿少接单，也要保证铜锣的质量。铜锣制作时，并不是100%的纯铜，需要按照一定比例加入金属锡。高青庵对于铜、锡纯度的要求极高，比例严格，绝不掺假。“那时没有机械，全靠手工制作，工具就是锤子和炉子。”也正因如此，高洪太铜锣的生产时间较长，产量也低。但只要定好工期，不论遇上任何意外，“高洪太”都会准时交货。生意好时，店里几个月就能接下全年的生产订单。“买锣就买高洪太”的口号也就是从那时传遍了江城南北。
1936年，高洪太开张的第22个年头，高青庵有了更多资金，在长堤街的另一边买下一幢前面两层、中间三层的大房子（现长堤街1163号），聘来了更多技术高超的制锣师傅，生产规模扩大不少。除了普通铜锣以外，高洪太开始生产手锣、双光钹等三十多种铜响器。时年，高青庵已经54岁。
经过反复试验，“高洪太”制成一种新锣，后起名为“虎音锣”，敲击时声似虎啸，响而不噪。随后，高青庵命人亲自送往梅兰芳剧团试用，对方颇为满意。此后，梅兰芳剧团的锣都在高洪太定制。
1938年，武汉沦陷，刚有些规模的高洪太遭遇到了巨大破坏。由于军事需要，日寇对于铜、锡的管制严格，许多铜器产业都停工，高洪太也陷入瘫痪。凭借前期赚到的一些家底，抗日战争胜利后，高青庵重新引进一批铜锡，生意再次恢复起来。
高洪太生产恢复后，高青庵开始尝试各种新品，并将业务推向全国，专门派业务员到全国各地推销自己的铜响器，并结成分销店，给予对方提成。高洪太的锣质量高，分销店的老板也乐意向顾客推荐。
1946年，高青庵接到上海乐器店“老德泰”老板居德隆的来信。“老德泰”是高洪太在上海的分销商店。信中说，梅兰芳剧团的乐师希望能买到一种模拟虎啸声的锣，用来在演出中配合老爷升堂时衙役呐喊，以壮声威。高青庵觉得，机会难得，如果能达到梅兰芳剧团的要求，势必能让高洪太声名大振，于是令高徒高永运潜心研制。高永运是高青庵从家乡带到汉口的，深得他的真传。
经过反复试验，高永运终于制成一种新锣，敲击时声似虎啸，响而不噪，起名为“虎音锣”。随后，高青庵命人亲自送往梅兰芳剧团试用，对方颇为满意。此后，梅兰芳剧团的锣都在高洪太定制。
借着这个机会，高洪太在业界声望大增。更多知名剧团也前来定制铜锣，高青庵也被京剧界称为“制锣王”。“那时家里真是有钱，现洋都能装满大水缸。”高建军听父亲说，高青庵发家以后，将亲友都聚集在长堤街上，买了几处房产，大家族住在一起很是热闹。那也是高洪太祖业最为繁盛的时期。
困境中迎来新机遇
1956年，高洪太和当时另一家锣厂周洪太锣厂公私合营，合并改名为“武汉高洪太锣厂”，迁至洪山区石牌岭，74岁的高青庵担任了私方的厂长。不久，就淡出了管理层。1967年，高青庵中风，于第二年10月去世，享年86岁。
1965年，全国第三次铜锣评比，高洪太手锣获了特等奖，虎音锣获了一等奖。当时由高永铨定音。 “高洪太”在全国同行业中的领先地位进一步得到认可。但文革开始后，“高洪太”又一次进入了困境。
与抗日战争时期不同，文革时，高洪太的生产困境来自于厂内部。当时厂里分为“战斗队”、“联合会”两派。工人虽也上班，但生产时断时续，产品质量也严重下降。高青庵去世以后，厂内越发混乱不堪。高永铨和高青庵的孙子高世琼一起合力保护着高家的祖业，出厂的所有锣鼓都必须经过他们的严格定音，绝对不让劣质品从高洪太的厂中流向市场。“不能让高洪太的牌子臭了，日后总有再重振的一天。”文革过去后，厂内情况稳定下来，但生意大不如繁盛时期。
1979年，高洪太的第二次机遇到来。世界著名乐团指挥小泽征尔率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来中国访问，中央乐团决定赠送该团一面锣作为礼物。高洪太利用质优的口碑将活揽下，制作出一面直径1米的大抄锣。波士顿交响乐团在首都体育馆的首演式前，演奏团员敲响了这面锣，全场为之轰动。于是，波士顿乐团将锣带回了美国，这也是高洪太铜锣第一次走向世界。
1983年9月，“高洪太抄锣”获得国家质量银质奖，在那次评比中，这是全国铜响器业唯一的获奖产品。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携锣回国和这个奖项的获得，使得高洪太名声大振。之后，美国音响专家伊丽莎白・科恩女士来中国，也慕名前来高洪太厂参观，并誉之为“世界一流的锣厂”。
1985年，日本名古屋市长西尾喜武写信给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希望高洪太锣厂能为他们做一面世界最大的锣。锣厂工人历时近三个月，终于制成了两面，其中一面于1986年送往日本。这面抄锣直径143厘米，声似春雷，气势磅礴。名古屋市长十分珍视，并把这面锣取名“武汉”。另一面直径160里面的抄锣则至今依然放在高洪太锣厂里。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不能批量生产的营销理念适应不了市场需求，高洪太一度陷入困境。
2000年12月，房地产公司武汉洪发集团以1000万整体收购高洪太锣厂。2001年元月正式改名为“武汉洪发高洪太铜响器有限责任公司”。而“高洪太”的第三代传人高建军从此再也没有去过厂里，他说：“现在厂里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嫡系传人，不再是以前的高洪太。”
然而，如今这种传统工艺已经逐渐走向末路。高洪太现在的工人都是年过40的中年人，钱少、辛苦，根本没有年轻人愿意前来学艺。“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问及未来的展望，朱汉桥摇摇头，他也不能保证高洪太还能走多久，对于未来，他没有想过。
对于高建军来说，高洪太已经不再是一座厂房的问题，家族的手艺只到他为止，没有后来人。“我的下一辈里没有人学习这门手艺，嫡系的工艺到我这里就算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