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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朱寿桐
在中国人被外国人看不起的时代，汉语和汉字的尊严从没真正倒下。目不识丁的外国人即便再浅薄，也无法否认与五千年象形文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汉字的悠久与神秘、繁难与优美。至于到了中国人已经有了相当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之后，至少在西方的知识精英那里，汉语和汉字已成为一种须持普遍的敬畏之心对待的语言文字了。2001年冬天，在“9·11”的愁云惨雾尚未完全褪去的一个微雪的早晨，我应约去访问住在哈佛校园近边的丹尼尔·贝尔教授，这位影响全世界的政治学、社会学家，堪称美国民主党文胆的智者，一点也不掩饰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无知，不过他说这完全是知识和语言的限制。丝毫没有对中国文化的轻慢，正好相反，他说他真的不敢触碰历史悠久、深不可测的中国文化，就像当年的欧文·白璧德一样。“一个连所写的字都可以成为纯艺术的文化，是无法让外人近亵的。”他说，用的英文是Near profanity，嗣后才真正懂得他的意思。他所指的当然是中国书法。韩国汉语文学家许世旭对汉语的认知非常准确：“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结晶，也是世界文明的标志。所以当作书面文字者，取其保留记忆之作用，又所以当作艺术文字者，取其绘画性、整齐性、和谐性、简洁性等。”①因此，他从他所擅长的写诗的角度这样来评价汉语（“华文”）：“华文是宜于写诗宜于抒写东方情怀的工具……东方的仁爱的、无为的、伦理的、耕读的情怀，便宜于形象的、含糊的、客观的、内向的、单独的，又是短小的、不抽象的、往往是不很逻辑的不很系统的方法。当然这种情怀与方法，是以华文为主，而且是传统诗歌为主，但她的范围，也可以应用到韩日等儒家文化圈，以及华文现代诗。最后笔者希望世界上各个角落的诗人，包括非华人，不妨试试用华文写诗，尤其是汉字文化圈的诗人。”②
外人这么敬重汉字汉语，华人更不在话下。海外华文文学家，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国际汉语文学家，尽管都是“‘五四’之子”，尽管都以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作为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但他们厕身海外，栖居异乡，天然的文化情感决定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坚定认同，使得他们对中华文化——这时的中华文化已经是一种相对于外国文化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化的整体性呈现，已经是无问传统与现代，不论国粹与新知，都一概视为自己的文化故乡甚至是精神寄托之所，这就是中华文化自信在海外汉语文学家乃至在整个华人世界呈现的一种文化逻辑和文化形态。
尽管“五四”时代就屡有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检讨，甚至时常出现“废灭汉字”之论，但中国人无论在哪里，也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还是习惯于写汉字，说汉语，用汉文进行写作以表达自己的中国情怀，抒写自己的中国文化体验。这是一种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是一种难以改变的文化习惯，是一种难以克服的文化情结。如果说一个人做梦的时候都会说自己从小最熟悉的母语甚至方言，那么，每个中国人无论走多远，都会在实现自己的文学梦的时候操弄并亲近自己的母语——汉语。因此，在海外的文化环境中华人和与中华历史文化休戚相关的其他人用汉语进行文学写作，是一种文化记忆、文化习惯和文化情结的体现，并不是单纯来自理念上的中华文化自信，而恰恰是这样的文化记忆、文化习惯和文化情结体现着深层的中华文化自信。
国际汉语文学创作的主体力量是因各种原因流散于海外的中国文人和酷爱汉语的国际人士。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特殊的关系，由中国流散到国际社会的人士，除了特定的年代如美加修筑太平洋铁路的“金山时期”，一般都以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居多，而这样的人群都习惯于用他们熟悉并依赖的汉语表现他们漂流在外的“胸臆”，于是，流散海外的中国人中，文学人口所占的比例应该远远大过中国境内。汉语文学创作者无论在欧洲、北美、澳洲，还是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都显得特别密集，每一个时代也都会呈现出人才辈出、繁星点点的局面，每一个地区都会出现汉语文学社团纷起、刊物频出的景象，在世界任何一个移民社会，唯有华人移民会如此热衷于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书写与交流。其他民族在异国他乡也每每形成一定规模的移民社群，但很少像华人这样体现出对本民族语言文学如此浓厚的创作激情和运作热忱。这是华人知识分子的文化习惯，更是他们对汉语文学和汉语文化的一种依赖、一种自信的体现。
长期旅居加拿大的老作家痖弦，于21世纪初到美国，考察了美国汉语文学发展的盛大局面，响亮地提出“构建世界上最大华文文坛”的倡议。他认为，进入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重大使命就是要努力建构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坛之应有地位，“以华文文学参与人口之多、中文及汉学出版之广泛以及中文在世界上的热烈交流激荡等现象来看，华文文坛大有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世界质量最大最可观的文坛”③。这是一位在汉语文学创作方面长期耕耘并卓有收获，对汉语文学特别有感情的汉语文学家的觉醒，是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汉语文字工作者充满文化自信的呼吁，其中有文化的体验，有精神的品咂，有情感的回味。
的确，汉语是目前全世界母语人数最多的语言，有14亿多的母语使用者，比排列第二位的拥有6亿母语使用者的印地-乌尔都语的两倍还要多。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加大，汉语已经成为除英语外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在这样的意义上，汉语的文化自信在所有汉语使用者那里都能得到充分体现。澳洲虽然是以英语为主的国度，但中文与德、希（腊）、法、日等语言也一同列入该国的第二语言教育，而中文使用更为普遍，这同样也调动起了旅澳华人的文学热忱。进入新世纪之后，澳洲华人总数已超200万人（占澳洲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加上海外“汉语热”的不断升温，华文教育的力度不断加强，多数中文报刊长期坚守阵地，各种中文网站相继建立，微信平台广泛普及，澳华文学的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开拓和扩展，澳华汉语诗人、作家有两三百位，经常有作品问世的活跃分子不下数十位，其中涌现出了何与怀、汪应果、庄伟杰等杰出的作家、诗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汉语使用者中的文学人口无疑最为密集。
对于东南亚地区来说，汉语文学一直是该地区最主要的文学形态。这一多民族地区虽然官方语言多不以汉语为主，一些地方有时候还对汉语进行有意识的打压，但在这一地区华人无疑是最有文化也最热衷于文化与书写的族群，汉语文学在这里一直是最活跃也最有成就的文学形态。这里的汉语文学通过大量“南来”作家以及“途经”文人，与中国本土的现代文学建立了最紧密的联系。当年飞机还不能成为中国文人国际交通的基本工具，出亚如欧赴美皆须乘风破浪假道太平洋，于是途经马六甲海峡然后东巡西航，或者通过马六甲海峡回归祖国，成为大多数出访西方的中国文学家的基本路径，这就有了大量文学家途经或逗留东南亚的足迹与史迹。在这样的意义上，徐志摩、刘半农、老舍、巴金、洪灵菲、艾芜、聂绀弩、钱锺书等都于东南亚汉语文学书写留下了各自的印记，而秦牧、陈残云等在新加坡驻留过相当长的时间，更有郁达夫、胡愈之等“高调”“南来”的作家，他们在东南亚各地都为汉语文学的积累与开拓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根据郭惠芬的收集和统计，中国现代文学家“南来”东南亚的至少有159位。④
又由于地理地缘和一定时代政治地缘相近的关系，相当一段时间东南亚的文学期刊与中国台湾、香港文坛的关系至为密切，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汉语文学刊物《蕉风》上，来自中国台湾作家或学者的评论与作品畅行无阻，如同在中国台湾一般，在这里发表作品的台湾诗人有覃子豪、罗门、夏菁、瘂弦、余光中、林泠、杨牧、戴天、张错、杨平等，台湾小说家则有朱西宁、司马中原、陈映真、郭良蕙、林海音、高阳、苏雪林、王文兴、张系国、黄春明、袁琼琼、李昂、廖辉英、陈若曦、苏伟贞等，包括梁实秋、琦君、罗兰、柏杨等重要的台湾当代散文家也在这个刊物上频频现身。可以说东南亚文学刊物囊括了台湾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汉语文学写作者，在一定意义上它已与台湾文学界融为一体。正因如此，敏感的马来西亚汉语文坛才提出与中国文学“断奶”的问题，不过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到了20世纪末。⑤其实“断奶”论者使用的仍然是纯熟的汉语，甚至，他们都摆脱不了中华文化的影响，诚如理性的批判者所说，马来西亚的汉语文学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既然马华文学是在传承中华文化，又以华文作为表达方式，它如何能变呢？马华文学是很难脱离民族性和文化性的渊源关系。因此中华文化对马华文学存在滋养关系，是自然之事。如果我们把其他东西方文学当作学习对象，又为何要放弃已经和马华文学拥有历史、血缘和文化关系的中国文学呢？”⑥
欧洲汉语文学以运作悠久、社团众多为特征。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创会会长赵淑侠曾做过这样的概括：“半世纪来，欧洲华文文坛，已从荒凉的沙漠变成绿洲，郁郁成林，繁花满树，别具一番风景。”⑦在欧洲汉语文学的发展中，成立过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欧华文学会（前身为荷比卢华人写作协会）、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前身为中欧跨文化交流协会）、荷兰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捷克华文作家协会、斯洛伐克华文作家协会、匈牙利华文作家协会、欧洲华文诗歌会、奥地利华文笔会、西班牙伊比利亚诗社、瑞士零零诗社等，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简称欧华作协），最富有生气的则是梦娜主持的欧洲新移民华文作家协会。至于以美国、加拿大所构成的北美汉语文坛，从来就是海外汉语文学的盛产地。1950年代，胡适就曾将周策纵等创建的白马文学社以及他们的汉语文学运作称为中国文学的“第三个中心”。进入20世纪后期，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是因为愈来愈多的留学生走进了“新移民”文学的行列，另一方面有不少来自国内的专业性作家开始旅居海外，北美汉语文学甚至对整个汉语文坛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强心效应。代表性作家作品有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张翎的《上海姑娘》、少君的《人生自白》、张慈的《浪迹美国》、卢新华的《细节》、薛海翔的《早安，美利坚》、宋晓亮的《涌进新大陆》；
还有纪实文学的推涌，如老作家赵浩生的《中国学人在美国》系列作品、沈宁的《美国十五年》、钱宁的《留学美国》、阙维杭的《美国写真》、张敬民的《美国孤旅》、穆京虹的《在美国屏风上》等佳作，其他尚有严力、冰凌、林燕妮、李舫舫、程宝林等作家的作品，以及陈瑞琳的文学评论，这些都对整个汉语文学的世界性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各种离散或者流散身份的华人以如此巨大的热忱、如此长久的毅力和如此全面的成就，投入自己母语文学的创作和运作之中，从而真正形成了痖弦所构想的“全世界质量最大最可观的文坛”，这是汉语文化全球视野中的一个奇迹。其他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别国区域也会有人群的聚集，如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白俄人俄国革命之后在中国上海、哈尔滨等地的漂流，甚至今天东亚各地麇集着的欧洲种群，以及越来越多在中国求学、谋生的非洲裔族群，都没有产生有一定质量有一定规模的本民族语言文学创作与运作“文坛”，更不用说形成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学现象了。而国际汉语文学不仅自20世纪下半叶起的确在全世界形成了“质量最大最可观的文坛”，而且自20世纪初期在北美，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在欧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区块，都形成了具有一定内涵的历史，甚至形成了自身的传统。敏感的汉语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并总结各国各地汉语文学的历史与传统，陆续出版了这方面的著作，代表性的有方修所著的《马华新文学简史》⑧，吴奕铸、赵顺宏合著的《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稿》，罗杰·丹尼尔斯所著的《美国华裔文学史》，张国培所著的《泰国华文文学简史》等。梁丽芳、马佳等著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则从更加宽阔的角度总结了加拿大汉语文学的历史与传统。这样的学术总结还在不断进行中，《国际汉语新文学主流》一书应该是对全球汉语文学的历史和传统进行全覆盖研究的成果。
将通常称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国际汉语文学视为一种具有特别质量和“最可观”的特别“文坛”，这应该是世界“文坛”的一个重要景观；
“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内地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中国当代文学相整合所构成的“汉语文学”，应该是世界文坛最具“质量”、最大规模和最为活跃的区块，这是一种以汉字文化为基本思想内涵，以汉民族文化思维为基本精神特性，以汉语为基本承载机制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是整体的，在世界文学格局中体现着汉语文化的魅力、风采与成就，因而不应以国家、地域做人为的区隔、割裂，故而应被统一称作汉语文学。
就国际汉语文学而言，以某一国度某一地区的“华文文学”进行命名和概括的可能性越来越薄弱，这是因为随着“地球村”效应的形成，跨国度旅行和移民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便捷，被杨炼称为“世界性漂流”的族群越来越庞大，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定位这些“漂流”文学家早已不切实际。例如当代杰出的小说家白先勇，原籍中国内地，在中国台湾接受教育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后在美国读书任教时创作事业得到辉煌发展，但他的主要作品却是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产生影响，他自己后来也将主要精力和时间投放在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文坛，虽然他仍然是美籍华人。这个将当代汉语小说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的文学家，何以能以某一国度和地域进行界定？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汉语文学家。类似的“世界性漂流者”还有小说家严歌苓、汉语诗人傅天虹等。杨炼出生于瑞士，在中国大陆成名后流浪于新西兰、美国、德国、英国等地，后主要居住在德国。北岛于1980年代后期在北欧各国流动，后到美国，最后选择定居中国香港。多多1980年代旅居荷兰，十几年后返回中国大陆。欧华作协创会会长赵淑侠在瑞士成名，21世纪后始移居美国继续创作。欧华作协创会元老吕大明来自中国台湾，长期在英国、法国旅居，又曾旅居德国、瑞士。曾是湖北作协副主席的祖慰旅居法国多年，后又回到了中国。女作家虹影出生于四川，1990年代初移居英国，后又长期居住于中国北京。如此等等，无论是流浪还是定居，超国界、超地域的人生状态使得他们脱离了某一国界或者地区的文学定位，而成为国际汉语文学的操盘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漂流”进行相对自由的文学生产，同时也通过汉语文学创作和运作践行自身的文学理念，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运作所构成的汉语文学的国际生产，不仅在空间概念上拓展了汉语文学的疆域，而且与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几个重要的汉语文化区域一起，为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化贡献了光辉灿烂、活力四射的汉语文学空间板块和质量板块。
如果说“中国对于人类应该有较大的贡献”，在思想人文方面的当代作为应推汉语文学。汉语文学在当代世界思想文化史上的能见度和美誉度显然超越于其他方面，汉语承载的哲学思想、人文学术、音美艺术等，贡献和影响力都不及汉语文学。汉语文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向汉语世界以及非汉语世界奉献出了一批杰出的文学作品，包括鲁迅、金庸、白先勇、莫言、余光中、洛夫等所奉献的世纪性、经典性创作，而且也在于它富有生气与活力的运作，在于它芳草天涯、生生不息的滋长、繁衍、蔓延以及富有文化质地与文化内蕴的运作。韩国汉语新诗人许世旭认为，汉语文学对汉语文化传统的承载与表现，可以用来覆盖并表达其他族裔的经验与情感：他自己的汉语新诗即是“借中国的文字和模型，抒我自己的高丽情怀”⑨。汉语文学对于世界文坛既做出了具有“质量”的创作性贡献，也做出了具有体量和板块意义的运作性贡献。
国际汉语文学体现着漂流和离散海外的汉语文化主体集群对于母语文化的充分自信，虽然这种自信并不意味着过度依赖。在德国已经成功融入当地社会并成为地方议员的谢盛友这样理解国际汉语文学家的文化关系：首先，要通过阅读逐渐了解所在国文化，“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中国文化，最起码要保持自信，有时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优越感”⑩。而保持文化自信甚至秉持母语文化的某种优越感的最直接的方法便是进行母语写作。无论在什么国家，一个从事自己母语写作的人总是能赢得普遍的尊重，如果在这样的写作中再较多地传达母语文化的深厚内涵，这样的作者无论在同族人的心目中还是在外族人的评价中，都具有明显的文化优势。这其实也就是谢胜友所说的“优越感”。
国际汉语文学家出于自己的文化自信以及一定意义上的文化优越感从事汉语文学创作和运作，即便是在远离故土的海外也依然保持着相应的热忱与激情；
由此形成的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汉语文学热潮，构成了世界文坛的一个重要景观。如果说将这样的汉语文学创作和运作的总体成就，与中国本土及周边汉语文化辐射圈的汉语文学传统和崭新活力整合起来，则可以整体呈现出汉语文学的巨大质量和巨大影响力。与中国本土的汉语文学创作者和运作者一样，国际汉语文学家通过汉语文学的创作和运作，也在努力地反哺中华文化，真诚地捍卫中华文化，有效地光大中华文化。
如果说久住中国本土的文学家对于中华文化常常采取弘扬与批判、坚守与反思相结合的态度，那么，流散在海外的汉语文学家则会更多地选择弘扬、坚守的态度，因为在异国他乡的异质文化包围中，自我的肯定必先依赖于对己身所属的母语文化的肯定，自我的文化自信必须依赖于对自己的母语文化的坚守。这就解释了这样的文化现象：为什么有些汉语文学家在国内可能是坚决的传统文化批判者，可到了国外以后就变得特别“国粹”。
闻一多在《洗衣歌》中表现了海外华人遭受种种歧视以及因此造成的情感的伤害与精神的痛苦，这是早期华工在美国、加拿大做苦力的特殊记忆，这样的情感体验使得闻一多在那段时间对东方文明和故国精神产生了由衷的向往，正像他在《太阳吟》中所抒发的。同样以早期华工为题材进行汉语文学写作的黄运基的作品，也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闻一多的诗歌。黄运基通过他小说中的人物说道：“你是不能明白华侨是海外孤儿的那种切身体会的。在祖国当孤儿，只不过无父无母，或者同父母各自分隔东西罢了。但是，海外华侨，无父无母的含义是既无家，亦无国。国势弱就受人欺负嘛。既是海外孤儿，无依无靠，不用说，就更受凌辱了。”这种悲凉的心态，正是凝聚了几代华侨的切身感受。也正是这种“孤儿心态”，激发起海外华侨强烈的爱国情怀，以及对故国文化传统的热爱与尊崇。
旅居海外或者流散外国的文人才会有高度敏感的母体文化依恋症，当这种症结诉诸文学表现的时候，常常会以夸张的态势化成一种心理郁积，一种淤积的文化情结。白先勇写《台北人》系列作品的时候表达的是身在中国台北的青年对本土文化的厌腻甚至反叛，同时对西方文化的盲目羡艳或者憧憬，而在写《纽约客》系列作品的时候则多表达身处异国他乡的青年对中华文化的依恋甚至痴迷，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恐惧或者焦虑。小说《到摩天楼去》写得较为隐晦，但寓意相当明确。小妹玫宝在家的时候得到大姐玫伦无微不至的呵护，甚至洗头梳头都是大姐帮她，姊妹俩沉浸在东方式的温馨脉脉、手足情深的传统气氛中。然后当玫宝突然来到美国，到姐姐面前的时候，姐姐已经沉溺于西方式的生活，几乎毁坏了所有东方式的温馨。玫宝失落地、失望地登上了皇家大厦的观景台，湍急的雪片厚重地聚积在摩天楼的顶部，宛如给大楼戴上了一顶大白帽，这帽子是冰冷的，它所护罩着的也是冰冷的西式生活，对于玫宝来说，没有温度，更没有温馨。在西式生活的包围中，身处异邦的中国人非常珍惜母族文化的温暖与香馨。于是，在《芝加哥之死》中，白先勇干脆给那个在西式生活氛围中彻底绝望的留学生起了一个“吴汉魂”的名字，离开了汉文化的精神，失去了汉语文化的庇护，忧郁的青年不可能再有任何希望。当他站在芝加哥的街头时，他感到的是“茫然不知何去何从”，立足繁华的美国都市，他却觉得在地球表面“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最后，他选择了寒冷的密歇根湖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找不到“我是谁”，构成了在美华人无法解脱的心灵痛苦。类似的心态在平路的《玉米田之死》中得到了类似的体现，小说人物陈溪山与吴汉魂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他选择了玉米田，但都是选择了用死亡填充自己的文化苦闷和心理绝望。死在玉米田，可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回归方式——既然在现实中难以找到心灵的家园，那么在留下美好记忆的玉米田中走向死亡，未必不是一种最好的精神选择和终极认同。澳洲汉语文学家欧阳昱贡献的《愤怒的吴自立》，与吴汉魂相类似，其实就是“无自立”或者“我自立”，主人公本身潜在的厌世情结、严重的叛逆意识、对死亡的冥想，在无定、无根、无希望的氛围中让自己通向“我只有彻底毁灭自己，才能整个儿毁灭世界”的极端危机之中。
国际汉语文学表现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经常遇到的身份设定与文化认同问题，充满着疏离文化之根的困惑和茫然。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与上述两部小说同样深刻地表现了留学海外的茫然与痛苦，其中的人物牟天磊所强烈感受到的中国“大陆不能回去，台湾局面太小，美国又不是自己的家”，他不知道自己该属于哪块土地。不知己身所属实际上就是对于疏离文化之根的恐慌与焦虑。与此有着一定精神联系的还有白先勇的《我们看菊花去》等作品，作家代小说中的人物诉说着离开故土离开母体文化以后的遭遇，不仅是失落、迷茫、绝望，而且是癫狂、疯魔与死亡。
在澳大利亚的汉语新诗作者心水，在异国他乡游览了一段时间以后，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华文化及其优雅传统的向往，游达令港，观谊园，情不自禁，将《悉尼谊园》一诗写成了当代汉语文学家的“不如归去”——这里的“翠竹掩映、细碎鸟语”，在“呼唤我”，去“四壁挥毫的题诗”，在“引诱我”作“小桥流水配搭的图画”，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人优雅的生活写作方式，于是梦想着“在垂柳微风里”“享受中国古人的雅趣”：“曲径通幽，山石含笑恭迎”，“鸳鸯戏水，圈圈涟漪旋舞”。都是故国风情，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景象和韵致，只是，“茶居，无缘拜见杜甫”，“书房也难觅李白”，“异乡人徜徉在谊园的亭阁楼台上/沾满一身中国山水的乡愁”。这不仅仅是文化乡愁的书写，更是母语文化皈依的意识宣示。
汉语文学家笔下的人物可以通过各种积极和消极的方式化解远离民族文化母体的精神危机，而文学家本人则无法也无须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他们选择了汉语文学写作和汉语文学运作，以此实现自己的文化慰藉或者文化寄托。旅德汉语文学家倪娜充分感受到移居异国的过程是一个痛苦、惶惑、迷茫却又冒险、新奇、创新的过程，面临着必须适应但事实上难以适应异国他乡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痛苦，承受着迷失母体文化的风险，感受着孤独、彷徨、迷茫的情绪，这些都足以构成边缘化的文化焦虑。为了寻求现实和精神的栖居家园，汉语写作就成了摆脱困境的精神之路。正如旅居匈牙利的汉语文学家余泽民所说：“写作并不是通常意义的文学创作，而是在异乡最孤独无助的日子里与自己进行情感对话的方式。”⑪是的，这是一种情感方式，是一种用文学进行情感慰藉的文化生活方式。
旅居海外的汉语文学家一度对疏离母语文化产生了一种恐慌感，带着这种恐慌的文化选择往往先是像辜鸿铭一样，以一种放大了优势看取传统文化，以一种国粹的观念对待中国文化。近些年，有学者主张将中国新文学的起点追溯到清末民初的驻法外交官陈季同，特别是他著于1890年的《黄衫客传奇》，遭到了一定的质疑。陈季同创作于海外也影响于海外的作品拿来算是中国新文学的滥觞，的确有些勉强，但如果算作国际汉语新文学的早期作品，则有相当的道理。陈季同还著有《中国人的自画像》《吾国》《英勇的爱》等重要作品，曾用法文写了8部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实际上开启了林语堂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先机。“他的写作发挥平和、谦恭、宽容的中华传统，使中庸主义哲学成为文化交流极佳的精神状态，超越了国家、民族之间一时剑拔弩张的对峙，进入久远而开阔的文化对话，其平和、从容的海外写作经验拉开了欧华文学的序幕。”⑫陈季同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擅长文言体诗词，他曾有诗集《学贾吟》行世。他对中国文化有时候都显露出某种嗜痂之癖，甚至赞同“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在轻喜剧《英勇的爱》中，他塑造了一个自觉维护未婚守节的传统女性形象，在表现中华传统道德的同时又体现出对不幸的个人命运的同情与关注。
赵淑侠曾经这样解说陈季同开创的欧洲汉语文学的写作传统：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差异性，使得“两种文化互容互谅，截长补短，去芜存菁，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的可能性更大。这种新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些居住在欧洲的华文作家们写作灵感和题材的泉源”⑬。欧华作家本身边缘性的处境和主动离散的心态使得他们具有更广阔的视角，他们一般不会以孤立的方式看事情，他们往往具有祖籍国和居住国文化的双重视角。正是这种特有的双重疏离与边缘化，欧洲汉语文学作家才能更深刻地辨析两种文化的利弊，更透彻地观照人性真实。
其实，国际汉语文学写作和运作并不一定一直纠结着身处海外疏离中国文化的恐慌，特别是国际化潮流冲击全球之后，文学家即便是长期旅居海外，对中华文化也不会产生强烈的疏离感，更不会有明显的焦虑，而会获得更多的优势以“他山之石”攻母语文化之玉，从而持续地保持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国际汉语文学的创作和运作中，始终都活跃着中华文化守护者的力量，周励所刻画的董鼎山更属于这样的代表。周励天生属于那种能将散文写出小说的笔致和小说的魅力的作家，这也是她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这位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之后继续不倦地贡献她的散文文字，包括她近期推出的《亲吻世界》，每一部新书每一篇新作都在向喜爱她、熟稔她、知道她的读者以及不怎么知道她的网友奉献出值得欣喜的阅读体验，甚至是令人惊喜的收获，但对于她的老读者而言，她通过散文，通过记载着她生命历程、情感历程甚至是冒险历程的铁一般、土一般、血一般、泪一般真实的文句，意气飞扬地展示了小说的笔致和魅力的周励文路、周励文风，依然如故，宛如春燕翻飞于江村三月的晴空，或者如月华朗照于月半时分清朗的午夜。
她所写的《星辰大海五年祭：寻找董鼎山的骨灰》亦复如是。本文记述一个将文化视为生命的老人，这个一辈子从事文化工作并在文化建设上建立了殊勋的老人，显然更在乎、更看重、更上心的便是这种文化情感，他其实非常盼望亲人之间的亲情应该更多地黏附上这样的文化情感，从而化合成一种文化亲情。老人与他的女儿有着自然的亲情，但就是缺少文化亲情，于是老人更愿意将周励等当作自己的女儿，因为她们与他本人之间所体现出或者传导着的，正是这种文化亲情。
这是一种很深刻的情感认知，是一种掩藏在浓郁情感背后的与文化人类学等各种新潮学术密切相连的理性，是一种较大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的丰富掘现。这样的情感认知，这种文化亲情的揭示，以及对于文化巨人来说文化亲情远胜于自然亲情的深刻理性的呈现与探讨，不仅很难见诸一般散文，而且置于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中也仍然显得浓烈而厚重，不至于漫漶而疏淡。这篇散文完成了一部小说所难以完成的思想探索、情感探析。至于优秀的散文所应该体现的情绪浓度和情感烈度，则一点也不见消散。
总之，国际汉语新文学具有辉煌的传统，具有伟大的成就。必须重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特别是重视海外华文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的研究，这是中华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体现，由于他们直接面对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强势，直接面对世界思想文化舞台最复杂多变的情势，直接面对东西方文化和中外文化对垒的局势，体现在国际汉语文学写作和运作中的中华文化自信便显得特别深刻，特别典型，且特别有力。
①②许世旭：《华文是宜于抒写东方情怀的方法》，《亚洲华文作家》1995年第46期。
③痖弦2010年在休斯敦的演讲，《中国艺术报》2011年3月3日。
④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⑤林建国：《大中华我族中心的心理作祟》，《星洲日报·尊重民意》1998年3月1日。
⑥陈雪风：《华文书写和中国文学的渊源》，《星洲日报·尊重民意》1998年3月1日。
⑦《赵淑侠序言》，见《写在旅居欧洲时——三十位欧华作家的生命历程》，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2月版，第7页。
⑧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86年。
⑨许世旭：《东方之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页。
⑩谢盛友：《中国人在德国融而不入》，《世界知识杂志》2012年第10期。
⑪周晓枫：《旅鸟之翼——对话余泽民》，《文学界》2006年第4期。
⑫黄万华：《序幕是这样拉开的——晚清陈季同旅欧创作中的中华文化传播》，《南国学术》2019年第1期。
⑬赵淑侠：《一棵小树》，《亚洲华文作家》1991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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