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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14篇）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从“塌方式腐败”说起(人民论坛)叶小文 《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7日 04版） 最近，山西的政治生态一度出了问题，数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1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从“塌方式腐败”说起(人民论坛)叶小文
《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7日
04版）
最近，山西的政治生态一度出了问题，数名省级干部先后被查出贪腐，惊现“塌方式腐败”。有人说问题出在当官的与煤老板“官商勾结”。可昔日的晋商是怎样的呢？他们在具体的商业行为上特别讲究信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山西票号，怎么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先别怨商人，还得从官员自身剖析原因，敲响警钟，吸取教训。毛泽东曾经说过，“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今天，我们党在全新的条件下，领导全国人民以空前的规模从事经济建设，深化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腐败变质者早已不是上世纪50年代那种规模和程度了。正如邓小平所言，“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山西的警钟敲响，山西的教训深刻。在推动市场经济建设中，必须用法治来制衡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绝对腐败。如果只拥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只行使权力而不接受监督，每一个执法者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法律破坏者，而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这种破坏行为的受害者。当权力调控市场，当权力与资本相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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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约的权力，难免导致普遍性、塌方式腐败。资本不断扩张的冲动和权力不断膨胀的欲望结合，会使道德的界限丧失，使法律的界限模糊，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所严厉批判的垄断资本主义，彻底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必须完善法治经济。我们搞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何况，我们要搞的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法治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保证，也是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规范和引导。必须建设法治政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权力关在法治的笼子里，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最大限度地防范市场利益的诱惑。要防止权力过多干预市场、边界不清——改革限权，确保权力界限清晰分明；防止权力取得无据、行使无序——依法确权，确保权力授予依法合规；防止权力过度集中——科学配权，确保权力架构相互制衡；防止“暗箱操作”——阳光示权，确保权力运行公开透明；防止权力滥用——全程控权，确保权力监督及时有效。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伤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态度不松，凡腐必反，除恶务尽。对于“塌方式腐败”，别有用心的人难免要做文章。例如，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怪论，说什么“不反腐败要亡党，真反腐败也要亡党”。此论不值一驳。不反腐败确实要亡党，真反腐败不仅不会亡党，而且能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更坚强，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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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云南昆明市委书记高劲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并很快被免去市委书记职务。此前，他的两名前任张田欣、仇和已先后中箭落马。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岗位，三任市委书记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相继落马，如此“接力腐败”令人震惊，更发人深省。三任昆明市委书记“前腐后继”，让人联想到山西太原市出现过的类似现象——去年8月，中央纪委宣布时任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被查，曾担任过太原市委书记的侯伍杰、申维辰也先后落马，其中侯伍杰落马于2004年，申维辰落马仅比陈川平早四个月。“前腐后继”应该说早已有典型案例，如陈川平的下属、太原市前后三任公安局局长苏浩、李亚力、柳遂记，都因涉及腐败问题被查处，河南省交通厅更是上演过13年里四任厅长先后落马的惊人一幕……高劲松们飞蛾扑火一般“忍无可忍”走向腐败歧途，其腐败生成机制和造成的巨大危害，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这些案例中，有的是腐败分子“接力腐败”，中间没有间隔，如仇和、张田欣、高劲松三人相继涉腐落马；有的涉腐落马在时间上有间隔，如侯伍杰落马十年之后，申维辰、陈川平两人相继落马。有的几任落马官员大体上属于同一个“朋友圈”，如仇和、张田欣、高劲松三人均与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关系密切（白也于去年8月落马）；有的则分别属于不同的“朋友圈”，所从事的腐败行为没有直接的交集，有的甚至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狗咬狗”方式展开殊死搏斗。这些“接力腐败”实际上也是“塌方式腐败”，就像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谈及山西官场腐败时形容的那样，“它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太原、昆明等地发生的“接力腐败”、“塌方式腐败”，充分暴露了一些地方和部门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危险性。人们很难想象，一个省会城市连续几任的市委书记，都是“白天高喊反腐，晚上大搞腐败”的“双面人”。人们同样很难想象，在另一个省会城市南京，原市委书记杨卫泽和原市长季建业不但分别擅权纳贿，而且还因为“腐败势力范围”划分不均出现严重内斗，撕破脸皮相互攻讦最终“两败俱伤”。人们想知道，腐败现象为何竟然积累、恶化到了“塌方”的地步？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归根到底，腐败分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我们脚下的土壤中长出来的。腐败分子从“蚊蝇”长成“苍蝇”，再从“苍蝇”长成“老虎”，冰冻三尺确非一日之寒，但反腐败却不能文火慢炖、细嚼慢咽，而必须重拳痛打“老虎”、铁腕治理“塌方式腐败”。因为腐败蔓延的速度、膨胀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已经没有喘息、等待的时间。举目所见，小到一个乡镇、一个县，大到一个省会城市、一个省，如果被一坨一坨、一帮一帮的腐败分子把持主政大权，不但将严重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败坏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而且还将极大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损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最终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前途。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接力腐败”、“塌方式腐败”是对我们国家治理能力和政治发展能力的严重挑战，是对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开展的反腐败斗争的严峻考验，这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战争。当务之急，对“接力腐败”、“塌方式腐败”必须采取“断腕式治理”、“剜肉式治理”，必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习近平语）。从长远看，目前的“断腕”、“剜肉”虽然主要着眼于治标，主要是为了清除腐败存量，但治标能够为治本赢得时间和空间。随着腐败存量不断被清除，有关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不断完善，腐败增量可望得到有效遏制，腐败总量可望不断减少，我们才能铸起法治中国的坚实大堤，彻底走出“接力腐败”、“塌方式腐败”的阴霾。治理官场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多的应该倡导法治，严格依照刑法来处理。
篇三：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从“狱中八条”看“塌方式腐败”的根源
作者：空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文海
2014年12月5日，中央电视台走基层“解密‘狱中八条’”节目第五期的题目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节目尖锐指出，能够打败中共的，其实也只有中国共产党自己。如果我们党不坚持从严治党、依法以纪以制度治党，不以刮骨疗毒的态度惩治腐败；不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坚决清除党内那些“端共产党的碗砸共产党的锅”的变色分子；不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清除那些鼓吹西化的变节分子，那么，所谓“江山永固”、“永不变色”很可能就成为一句空话！在敌人监狱中形成的“狱中八条”的具体内容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惩办叛徒特务。近期反腐败斗争实践，特别是多处发生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全都深刻警示我们，腐败的本质是一些单位党的组织功能严重“退化”甚至“变质”，所形成局部“腐败土壤结构”，导致在这些单位，法律形同虚设，制度成为“摆设”。腐败发生与发展的机理告诉我们，腐败是组织功能退化异化，也是“塌方式腐败”的本质及根源。反腐败的关键和要害，是通过强化党的组织功能活力，具体落实“要坚决清除党内变质腐败分子，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使命要求。一、腐败是事物由部分质变导致整体毁灭，其根源是所在党组织功能退化这就从事物发展的本质上揭示了我们党反腐防腐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深刻性与长期性。腐，是指朽烂，变质。败，是指败坏，毁灭。腐败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权钱、权色、权权”交易现象和数额，更严峻和深刻的危险是，其背后隐藏的腐败本质——即党的组织功能退化异化所导致的“免疫”功能瘫痪。防止与反对腐败，“打虎”、“灭蝇”只是治标，进一步“捉蛀虫”、“净土壤”——强健和激励各级党的组织活力。让“支部建在连上”的不只是形式，更关键是功能结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党性原则和战斗标准，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筑牢反腐防腐的思想作风和组织阵地，是人民的愿望、时代的呼唤，是党组织和党员的责任。腐败是事物由部分变质导致整体毁坏的自毁灭和自衰败的根源。反对和消除腐败关系到事物生存、发展与灭亡的全过程。任何腐败现象的发生，都必然符合其内在组织功能退化与异化的规律。腐败的表象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其最本质的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由于事物组织功能发生退化或异化，肌体丧失或丢掉了对“腐败”的防范与免疫“功能”。这就告诉我们，虽然腐败现象的发生与外界影响联系密切，甚至看似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引起的，但实质上是，如果没有内因的认同与响应，腐败就无所附着与孳生。腐败之所以会发生和出现，在生物学意义上是由于“免疫”功能退化，在政治学或政党学意义上，则是保持政党和组织的先进和纯洁性的“机制”退化，亦即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其内在组织功能不能及时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与清除腐败“细胞”或现象。二、“塌方式腐败”表象是人的腐化变质和以权谋私，本质是党的组织功能和监督阵地失守，问题症结出在党内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解决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和敢于担当的突出问题。他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执法司法是否具有公信力，主要看两点：一是公正不公正，二是廉洁不廉洁。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这就从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的党性原则，揭示了反对和防止腐败现象发生的根本问题。当下，对于腐败的认识有多种观点，比较公认的是把腐败定义为滥用公职以权谋非法私利。这无疑是抓住了腐败的主要危害，但并未揭示和抓住腐败产生的内生性“根源”及本质。它没有从腐败的本质及根源上明确，滥用公职或公权私用的“思想”动机和之所以能够发生的“病根”。腐败外在表现是公权力私用，内在本质却是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自私自利”，放任或纵容这种腐败现象的发生与蔓延，放弃了党员领导干部肩负的“自律”或“律他”的觉悟和责任。当前，狠抓作风建设，就要把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于落实抓紧抓实、抓到位，坚决反对一些脱离实际和行动的抽象的“制度迷信”和空喊“口号”，要紧紧抓住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突出发展“党内民主”为主要途径的内在党性鞭策和责任担当。思想上不愿腐败的觉悟和担当，是不想腐败、不敢腐败和不能腐败的最深厚基础。当前一些公职人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公权私用”、“以权谋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不断扩张的冲动和权力不断膨胀的欲望与党的组织肌体和“免疫”功能退化与异化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而党的监督机制功能的“质变”或“失效”，是腐败现象发展为“系统式”、“塌方式”腐败的根本原因。以最近山西等地发生的“塌方式腐败”来说，有人把问题归结为当官的与煤老板“官商勾结”，有的把原因归结为监督制度不健全，还有的把问题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这些分析，不能说都没有道理，分析得也
不谓不具体。但却没有能切入到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功能的本质要求，没有切入党的“自律”机制、党组织的监督机制和党的领导干部担当机制“失守”的关键上。因而，虽言之凿凿，却失之于“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窠臼。马克思主义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一切腐败现象都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深入分析腐败本质，就要进一步提高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党性观念和原则，深入研究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思想上建党原则有效落实问题，切实加强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党性教育，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抓紧抓实，强化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和党内积极思想斗争，这是本质上克服和防止腐败的重大治本之策。制度的根本性需要有作风建设的先进性来保障。提高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两个稳定性”和“拒腐蚀、永不沾”的意识和能力，严格自律是防止和克服腐败的最深刻而强大的监督。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时期尤其是这样。严格自律也是发挥和发动外部监督的重要动力和源泉。三、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以“打铁身硬”的组织功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反对和防止腐败标本兼治的根本要求我们党要克服腐败，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于监督的落实。依法治国、首先依法治党，依法治党，必须从严治党。而从严治党，首先要领导带头，率先垂范，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党性担当和优良作风，积极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使命责任。一是要牢固树立法治权威，把党的作风建设落实到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具体实践。习近平同志上任伊始，就以把作风建设作为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抓紧抓实的政治胸怀和战略胆识，从强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组织功能入手，防止和克服腐败，这不仅是一个重大创造和英明之举，而且是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和发展，更是从履行党的性质和宗旨根本上防止与克服腐败的务实之策。所有的腐败都是具体的腐败，没有抽象的腐败；所以反对和防止腐败，必须把贯彻落实党性党纲和党的使命责任，作为依法强化党组织功能的重点环节。实行“依法治国”，历行“法治”，就是要从根本上确认和实施“依宪治国”的权威，把对“人言”的尊崇升华为对“法律”的尊崇；排除“人治”即权大于法、言大于法或领导者个人意志高于法律的现象。在党内就是要确认“制度建党”，依法依规治党，不允许有超越制度和法规之外的组织和个人。二是要把党的组织搞坚强，具体强化党的组织功能，特别是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使命担当功能。习近平同志指出，保持党的纯洁性，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干部既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执行者和实践者。领导干部处在党和人民事业的领导岗位上，这就决定了在保持党的纯洁性方面负有极为重要的责任，由此也决定了务必时时、处处用党的纯洁性要求对照自己、检点自己、修正自己、提高自己，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带头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带头不做，以自己率先垂范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党的纯洁性。三是要把党的“细胞”搞坚强，发展党内监督功能，强化依法治党，从严治党的法规制度的落实。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不可否认，公共权力一旦与个人的私欲相结合就会形成腐败；而如果由那些立场坚定、大公无私的人去行使，就不易发生甚至有效克服腐败现象。我们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为人民掌权的政治本色，就要始终保持反腐防腐警惕，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筑牢思想防线，才能自觉抵御各种干扰和诱惑，自觉把心思用到为人民谋利益上。克服腐败现象既要重视外部环境改善，更要重视内在思想改造，特别是思想上建党原则的落实。四是要把社会监督搞坚强，打通反腐败斗争的最后“1厘米”，组织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反腐败威力”。反腐败最根本的还是组织和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发掘和凝聚起党内外的一切积极力量，形成反对和防止腐败的组织结构体系和使命担当氛围。反对和防止腐败根本要靠法治，法治要以德治为前提和保障，要把党的群众路线，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坚持好贯彻好落实好。我们当然不能把党的事业成败仅仅建立在某些人的道德良心基础上，但必须特别强调“思想上建党”原则和坚持共产党人的党性道德良心，这是强大的内在功能和正能量源泉，是有效防止和克服腐败的思想基础和实现条件。有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正是由于动摇或丧失了共产党人的良心和原则，把升官发财作为追求目标和方向，放弃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操守，不仅守土失职，甚或同流合污，正是某些人对党性的动摇和背叛，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漠视，对自己神圣监督岗位和责任放弃，才是产生腐败的本质及根源。如果不能从思想建党原则和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党的组织功能这个根本“漏洞”抓起，反腐败就只会越反越多。因此，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曾反复强调，反对和防止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要同领导干部自觉的严格自律结合起来。一个人的腐化变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在因素，所以“克服腐败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要解决
思想问题，就要抓好理想道德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和法制教育，通过教育解决广大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解决为谁当官、为谁掌权、如何用权的问题。只有这些理想信念和责任担当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腐败问题才可能被彻底根除。
篇四：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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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捆绑下的“塌方式腐败”
作者：董莎莎来源：《当代党员》2015年第03期
2015年1月29日，《2014中国法治蓝皮书》正式发布。在“年度热词篇”中，与“国家宪法日”、清理“裸官”等一同被录入的还有“塌方式腐败”。“塌方式腐败”语出中纪委通报，源头正是山西政界的“矿难”。去年，山西落马的省部级干部就达七人，其中四人曾是省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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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系列“塌方式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不禁感慨：“令人触目惊心！”
一个班子，在利益捆绑下，极易结成“贪腐联盟”导致“塌方”。啃噬丛林的一窝“蛀虫”【案情回顾】2014年9月25日，涪陵区林业局贪腐窝案二审审结——一窝丛林“蛀虫”被判刑。这还要从2003年5月说起。当时，为加大“天然林资源保护项目”宣传力度，区林业局确定由长寿区开欣广告公司承建公益宣传牌。2004年，因为局里资金紧张，“会来事”的胡中平便想着运作点经费用作单位开支。一次，胡中平得知同事彭红卫与开欣公司老板高某是大学同学。“可通过放大合同标的套取资金……”胡中平同彭红卫商量。为了确保安全，胡中平还征得了分管副局长李忠明的同意。随后，虚假合同很快拟定，并将虚报的近9万元资金打入高某公司账户。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胡、彭两人遂与会计况华专程到长寿找到高某，取回了套取的钱。至此，胡、彭、李、况四人第一次“合作”大功告成——彭红卫分得3万元，胡中平、李忠明、况华各分得2万元。“一回生二回熟”，同样在2004年，为给领导“分忧”，胡中平发现“德援项目”与大木乡“天然林资源保护项目”有部分林地重合。“适合重复报账运作资金。”胡中平把想法告诉老搭档彭红卫，又一起找到局长任发意汇报。为了体现“正规”，任发意专门找来副局长黄征宇、李忠明一起研究。会上，胡中平还提出：“我们几个人运作资金要担风险，能不能到时给大家都考虑点？”几个人都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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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尚方宝剑后，胡、彭、况三人分头行动。
最终，他们从“天然林资源保护项目”中“运作”出60多万元，除去留给大木乡林业站的7万元，其余的53万元都由胡中平保管，列支相关费用后还剩12万元。
2005年下半年，经过“集体研究”，任发意、李忠明、黄征宇、胡中平、彭红卫、况华各分得2万元。
就这样，这一窝“蛀虫”前后套取资金达69万元。社保中心的“贪腐联盟”【案情回顧】
1999年，云阳县药用胶囊厂破产，却欠下职工养老保险费188万余元。2003年1月13日，重庆仁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395万元价格，拍买购得该厂及国有土地使用权。
然而，仁达公司无力一次性给付，该公司老板向某打起了社保中心的主意。
那天，向某找到中心主任毛天国，送其现金一万元。
见钱眼开的毛天国随即答应帮忙周旋。
两人商定——由仁达公司代破产企业清算所欠下的养老保险费188万余元，分6个季度缴纳，以折抵该公司应支付的购置款。
事后，向某总计缴纳养老保险费60万元，但仍欠下128万余元。而这给了毛天国再次索贿的机会——他又以追缴保险费为由先后两次向仁达公司索要20万元。
为掩人耳目，毛天国与单位财务人员结成“贪腐联盟”，将赃款由出纳刘世英存入其个人账户。
随后，毛天国、刘世英等三人私分此款。
此后，“贪腐联盟”逐渐扩大，并如法炮制，将一笔笔公款装进自己的腰包。2003年4月，毛天国、于琳借追问向某协议履行情况之机，要求向某送其单位“赞助费”15万元，后毛天国、于琳、胡和平三人各分得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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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毛天国、于琳将重庆索特云阳制盐开发有限公司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8万元私分，各分得4万元。
2005年年底，于琳得知其要进行岗位调整，与胡和平、刘世英从收取的档案管理等费用中每人虚报1.2万元。
…………2013年6月28日，云阳县人民法院对云阳县社保中心原主任毛天国、原局长于琳等五人滥用职权、贪污公款窝案作出宣判。一个镇领导班子的“塌陷”【案情回顾】2012年3月18日，重庆某看守所门外站着两个男人。一个年过五旬的男子对办案检察官来了个“黑色幽默”：“我进去后又可以主持召开班子会议了。”这名男子名叫马青明，是北部新区原大竹林镇党委书记，因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2004年，马青明被任命为大竹林镇党委书记。作为党委书记，马青明有自己“统一思想”的办法——靠金钱拉拢。2005年年初的一天，个体建筑老板吴某找到马青明。“能否从B集团那里分一点工程给我做，事后我会表示感谢的。”吴某说。原来，2004年到2005年期间，B集团中标了大竹林楠竹苑工程项目。接到请托后，马青明没有单独行动。他找到班子成员——镇长程光良和副镇长曹明仁，让他们共同为吴某协调工程。“班长”都发了话，程光良和曹明仁也就同意了。随后，顺利拿到项目的吴某自然履行了承诺。2006年下半年，吴某将40万元交给马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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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青明把钱分成三份：给了程光良20万元，给了曹明仁10万元，而自己只收了10万元。
“这主要是为了拉拢程光良。”马青明后来交代说。
这一次之后，马青明成功地和两个主要领导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此后，一系列乱象开始滋生。
提拔干部不看能力看关系，选人用人不重实绩重“实际”;社会上的人需要结识主要领导，通过中层干部介绍，送钱;副职需要得到正职的支持，送钱……
2009年年初，当地群众开始实名举报。
随着检察机关的明察暗访，感到末日临近的马青明等人选择了投案自首。
2012年7月17日，渝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马青明受贿案，200余名干部群众旁听此案。
篇五：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廉政党课：遏制腐败，从净化内心开始
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但也要看到，腐败因子还在滋生并未绝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意识这个内在因素出了问题。如果领导干部的初心和公仆意识趋于淡薄，个人利益至上的思想倾向逐渐占领了他们的思想高地，意志不断受到蚕食、心理防线不断放松直至完全失守，就会形成7种极易导致腐败的错误心理，值得我们警惕！
（一）享乐心理：在当下商业环境活跃开放的时代，有充分的能力投身于消费活动，被标榜为“自我成就”“自我实现”乃至“个人地位与身份”的象征。某些领导干部为了填补一己私欲，用公款开豪车、住别墅，生活奢靡。近年来在对贪腐案件的查处中，一些落马官员腐败行为的次数极少是只有一次的，往往是屡犯多次，这表明贪图享乐的欲望像是无底洞，欲壑难填的心理倾向会诱发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腐败行为。
前不久在市社集中学习的时候也接触到了这样一个案例，就是湖北宜化原董事长蒋远华。在视频访谈中，蒋远华就是深陷“自我成就”的光环里不可自拔，自认为湖北宜化取得的成就90%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其他人加起来只有10%，在这样的心理因素下，逐渐膨胀到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观念，带头大肆操办个人生日庆典，带头破坏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致使宜化集团党的领导丧失、党的建设缺失，先后有多名企业高管被立案查处；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不信马列信鬼神；任人唯亲，独断专横，肆意浪费国家资财；私欲膨胀、索贿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最终蒋远华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二）异化心理：经济学上用“寻租”来解释对稀缺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导致非生产性利益的产生。领导干部手中握有的公权力也是“稀缺资源”，它会吸引各方资本热切追逐，以谋求公权力为自身资本的增殖提供便利。在这一过程中，有些领导干部却产生了自我膨胀心理，这种心理与权力的异化有关。
一些领导干部身居高位、掌握权力的时间久了，就把资本对公权力的追逐当成了对个人的追捧，违背了公权力的本质，使权力发生异化。在这种异化心理的作用下，他们把“权由民所赋”��在脑后，罔顾公仆意识，不以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心态对待和使用权力，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待权力的错位心理。
（三）失衡心理：有些领导干部在位时本来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但当与他人的对比中可能会产生失衡心理，认为自己身居高位，得到的物质财富却比别人少，由此滋生出一种被“剥夺”的感受，这在社会心理学上被称为“相对剥夺感”。出现相对剥夺感的官员没有把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作贡献看作人民公仆的荣誉和职责，反而因此产生埋怨、不满的心理。
（四）投机心理：在反腐高压态势下，一些官员明知贪腐的严重后果却仍然顶风作案，很大程度都归因于其潜意识中的投机侥幸心理。投机侥幸心理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腐败成
本的算计。腐败的成本涉及到两方面因素，一是腐败的检举揭发风险，二是腐败的道德损失风险。当腐败分子自认为能将这两方面成本降到最低时，腐败就极有可能发生。某些领导干部的投机饶幸心理占了上风，认为腐败的检举难度大，揭发力度小，就一再纵容自己的腐败行为。
（五）服从心理：在体系严密的层级制中，拥有权威的上级往往可以对下级官员形成较大的心理压力，上级的作风和作为对下级官员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某些地方出现的情节恶劣的“塌方式腐败”就是服从心理的良好诠释。甚至，在一些政治生态相对较差的地方或单位，下级官员易于产生一种群体趋同心态，他们将腐败行为的产生视为行政系统的常态，或是融入群体的必要手段，从而忘却了法律的威严和党纪党规的严肃，形成一种“上行下效”的趋同腐败态势。
（六）责任扩散心理：“责任扩散”是指当发生某些大规模群体事件时，其他人的在场会分担每个个体的责任，使个体产生“罪不在己”的责任不明确心理。简而言之就是“法不责众”。
某些领导干部在周围有腐败行为发生时，更易发生腐败，他们认为不只是自己一人腐败，当东窗事发之时，法律无法将每一个干部都量刑定罪，这些领导干部就通过这种心理暗示来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开脱。
（七）放松心理：出现这种心理的根源在于对党纪法规缺乏明确的认知，不清楚自己的行为边界。有些领导干部在一开始还能做到规规矩矩、谨言慎行，但遇到偶然机会收受小恩小惠却未被揭发时，便认为这些小节不属于贪污腐败的范围，或者认为这些“零碎钱”是自己应得的辛苦费，从而放松警惕。时间越长，“零碎钱”越敛越多，这些领导干部的心理接受能力就越大，心理防线反之越来越往后渍遐，久之便不知不觉深陷于腐败的泥淖之中。
总之，“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干部群体廉洁从政要恪守“一念之诚”，即保持当初入党的初心，不以追求个人名利作为从政的内在驱动力。同时要保持“一念之纯”，即在成长为党政干部后，时刻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认真负责态度与纯正感情。惟其如此，才能从心理上筑起反腐的第一道高墙，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滋生。
那么如何才能防止这7种错误心理的产生呢？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要勤于学习。要加强自身理论素质修养，要多读书，从书中吸取更多的知识，这不仅可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更可以提高人的品味，坚定人的信念。很多深陷囹圄的犯罪人员在忏悔中都谈到，由于自己放松了学习，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一步步走向了犯罪的深渊。学习，是提升思想境界，增强本领，实现个人事业成功的阶梯。所有成功人士，无不是把学习做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学习方面，要突出“谦”、“实”、“恒”三个字。“谦”就是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始终保持一个小学生的心态。要保持强烈的求知欲望，向书本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人和事学习。“实”就是要联系实际，一方
面多学习与自己工作和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知识，讲求实效;另一方面在学习中要联系实际勤于思考，提高质量。“恒”就是要持之以恒。学习不能三分钟热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把学习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真正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只有这样，才能学有所成，与时俱进。
（二）要以德修身。对于一个人来讲，讲道德、讲公德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对于党的干部，需要“廉”，需要“静”，需要“诚”。“廉”就是要清正廉洁，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当今世界，纷繁复杂，充斥各种诱惑，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战。为政必先做人，没有一流的人品做底子，从政肯定要跌跟头。要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静”就是要保持平静的心态，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力戒浮躁，不图虚名，踏实干事，老实做人。“诚”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要对党忠诚，一方面要待人真诚。对待同志要以诚相待，开诚布公，做到胸襟开阔，虚怀若谷。
篇六：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AStudyofSystematicCollapse-styleCorruptionandItsCountermeasures
作者：钱周伟作者机构：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129出版物刊名：内江师范学院学报页码：100-106页年卷期：2018年第7期主题词：地方政权;类苏丹化;系统性腐败;中央权威;政治改革
摘要：权力导致腐败,但腐败也会扭曲权力。政治体制转型的滞后致使部分地方政权出现类苏丹化的趋向是产生系统性腐败结构性根源。具体表现为：权力私有化是腐败产生的＂催化剂＂;权力行使无规则化是腐败的＂润滑剂＂;意识形态淡漠化是腐败的＂强心剂＂;组织关系宗法化是腐败的＂镇静剂＂。遏制住地方系统性腐败需要集权与改革＂两手抓＂：一方面推进集权,加强中央权威,强化对地方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另一方面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升法治化水平,确保人民的话语权与监督权。
篇七：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乾隆如何打击“塌方式腐败”
乾隆皇帝(文/新浪专栏新史记陈事美)盛世之下往往潜藏着真正的危机，因为此时更容易麻痹大意。乾隆统治后期，志骄意满，好大喜功，所谓的盛世大清只是一件华丽的皮袍，皮袍里边虱子丛生，大清的肌体逐渐开始腐败溃烂。著名“大老虎”和珅先生也只是乾隆朝腐败的一个代表，腐败金字塔的下面则是整体的腐败窝案，是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各种“老虎苍蝇”层出不穷。这其中又以甘肃冒赈案为显著代表，此案隐藏长达七年，涉及甘肃全省大大小小官员多达113人。就连乾隆都不得不发出感叹：“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老年的乾隆彻底成为“老糊涂”，根本无力扭转整体腐败的局面，只能眼看着大清帝国滑下深渊。甘肃冒赈案堪称乾隆朝的第一大腐败窝案，是最大的塌方式腐败。以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为首的一干官员，通过“捐监冒赈”的方式互相串通一气，大肆贪污，私吞公款长达七年。七年里，甘肃官场上下沆瀣一气，黑白不分。然而，大贪官王亶望又高调升职，而宁夏来的清官王廷赞又深陷其中，无奈只能同流合污。深居京城的乾隆一直被甘肃的繁荣假象所蒙蔽，当整个甘肃官场全部塌方时，乾隆才发现，自己不是皇帝，只是个猴，因为被耍了七年。所谓“捐监冒赈”，捐监，就是清政府为了解决税收问题，让有一定资格的学生交钱或交粮购买进入国子监的资格。说白了，就是花钱买文凭。而冒赈，则是以赈灾的名义，私吞赈灾款。王亶望等人正是将捐监的财政收入以假赈灾的名义中饱私囊，合伙分赃。
捐监这事，康熙时就搞过，但无奈腐败丛生，被乾隆叫停了。后来财政捉襟见肘，乾隆不得已又拿出了捐监这招。但乾隆明确规定，只能收粮食，禁止收钱。但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新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为了自己发财，也为了贿赂上级，擅自将此政策改为收钱不收粮。这样一来就省事多了。王亶望从浙江调来亲信蒋全迪任兰州知府，二人上下其手联合导演这出好戏。按规定，每名监生需捐粮43石(约2.7吨)，但改收钱后，将粮食折合成47两银子，同时外加办公银、杂费银8两，总计55两。粮食变银子，王亶望也是醉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上任仅半年的王亶望向乾隆奏报，甘肃半年内捐监生员1.9万名，共收监粮82.75万石。王亶望的胆子也是太肥了，殊不知，当年户部的捐监才1.17万名。乾隆也深感怀疑，在贫穷的甘肃能做出如此出色的业绩实在惊人，不放心的乾隆命同在兰州的陕甘总督勒尔谨进行调查。谁知，勒尔谨早已被王亶望拉下水。勒尔谨也是怕担责，就编了几个谎话，说是什么由于外地商人增加、甘肃最近收成不错等理由就给乾隆打发了。过了乾隆这关，此时的王亶望更加肆无忌惮。为了给侵吞公款找个合法的理由，便让属下各州县虚报旱灾灾情，想报多少就报多少。于是，王亶望就以赈灾的名义做假账。各地大小官员都得了好处，自然趋之若鹭，共同陷入集体疯狂。官员们一边自己猛贪，一边还要向上猛送，甚至官场开始流行“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等潜规则。这边集体分肥了民间的银子，王亶望还不忘黑清政府一把。他向户部汇报，由于捐粮过多，需要建更多的粮仓，而建粮仓就需要费用，恳请拨款。就这样，王亶望两头吃，乾隆还一直傻乎乎的以为他是个清朝最美干部呢。三年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大贪官王亶望不但没有被查，反而得到朝廷的表彰，升职浙江巡抚。其实，这小子本来就是浙江布政使平调到甘肃的，这下如愿回到浙江，还当上了一把手，心里别提多美了。贪官们都有一个毛病，调任离开时，都要演一出万民欢送的场景，王亶望自然也不例外。临走那天，兰州满城欢送，王亶望假装依依不舍，一幅爱民如子的样子。在他的身后，还有几百头骡马驮着他三年来的贪污所得，大把的银子、古董、皮草等珍贵物品。此时的王亶望意气风发，他似乎在告诉人们一个真理，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王亶望给甘肃留下一个烂摊子，让接任者压力山大。接任者是宁夏道道台王廷赞，王廷赞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清官、好官，百姓口碑非常不错。初到甘肃后，经过仔细调查发现，这里边是一个巨大的窟窿。得知真相后，王廷赞后背冷汗直流，因为他知道，自己摊上事了，摊上大事了。王廷赞已经进退两难。如果他向乾隆告发，没有其他人配合，很难搞到确凿的证据，再者也容易被上级勒尔谨打击，甚至被勒尔谨与蒋全迪等人合伙陷害或是直接暗杀。既然甘肃问题如此严重，必定在朝廷内部有人给打掩护，王廷赞后来才得知，他们在朝廷的保护伞就是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而此人正是乾隆的宠臣。如果自己不告发，与大家同流合污，就彻底成为了贪官，一世英名尽毁。总之，王廷赞备受煎熬，十分痛苦。一个清官头疼的不是如何改善民生福祉，而是如何避免被周围的贪官打击排挤，真是莫大的悲哀。王廷赞在痛苦中选择坚持改革，重回捐粮的正路，但遭到了官场上下的一致抵触。没有人配合，王廷赞成了光杆司令，工作一个月竟然没有任何起色。在失眠了多个夜晚后，王廷赞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上贼船！被拖下水的王廷赞彻底与清官告别，而是积极顺应官场潜规则，有钱一起贪，有钱一起送。如此一来，干了三四年也算太平无事，但王廷赞还是彻底抑郁了，每天想起这个定时炸弹就吃嘛嘛不香，腰也酸，腿也疼，就连上楼都没劲了。终于，该来的还是要来。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甘肃爆发撒拉族人叛乱，勒尔谨由于平叛不力被免。朝廷派重兵围剿叛军，急需大笔军饷。此时的王廷赞认为，如果自己用“议罪银”充抵军饷可能是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于是，向朝廷捐银4万两。而平叛的也向朝廷撒谎，称由于甘肃
遭遇大雨天，道路泥泞而无法推进。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两个来自甘肃的消息，引起了乾隆的高度怀疑。一是王廷赞作为官员，哪来如此多的金钱？二是甘肃一直旱灾不断，为何连下大雨？因为从王亶望那时开始，就连续奏报甘肃常闹旱灾。乾隆立即派人调查，结果发现甘肃近年来风调雨顺，根本没闹灾。更不凑巧的是，在浙江的王亶望因为修建海塘豆腐渣工程也交出了“议罪银”，高达50万两。乾隆深感问题重大，责令彻查！不查不要紧，一个隐匿七年的系统性窝案彻底被揭露出来。甘肃整个官场全部塌陷，真正的“塌方式腐败”。被一帮奴才忽悠了七年，乾隆得知真相后，气得浑身哆嗦。心想我和你们什么仇什么冤，竟然这样忽悠我。他说：“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这意思是，你们为了贪腐也蛮拼的，但所有案犯决不轻饶。七月，乾隆赐勒尔谨自尽，将王亶望、王廷赞、蒋全迪等56人全部斩首，流放46人，还有革职、畏罪自杀的数十人，其余小贪更是不计其数。甘肃的“塌方式腐败”震动全国。其实，对于如何处理这些“老虎苍蝇”，乾隆也很是为难，如果依法治国，真正施以严刑峻法，绝大部分都会被杀头，恐官场无人。乾隆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现实很讽刺。查办此案的陕甘总督就是因贪腐坐牢后又复出的“大老虎”李侍尧，而当年查办李侍尧的就是和珅。来源：原刊于《上海观察》。
篇八：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省域系统性腐败现象的全景透视——基于山西“塌方式腐败”的案例研究
陈科霖【摘要】十八大以来,系统性腐败现象的高发成为一项重要的现实课题.系统性腐败多发于省域、部门,以及特定利益关系群体之中.而省城系统性腐败现象由于其危害的严重性,尤应得到理论与实务的高度关注.山西“塌方式腐败”案例是极为典型的系统性腐败,通过对2013年6月至2016年7月山西省纪委网站公布的腐败案例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腐败呈现裂变式扩散、官商勾结、地缘性、时间跨度长等特征,其深层次原因涉及权力共谋、第三方行贿人、人事权腐败、煤炭经济等多方面.治理系统性腐败的对策主要有:提高领导干部危机意识、警惕理想信念的滑坡、管好高级干部、打破选人用人中的“潜规则”、正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软阻力”等.【期刊名称】《廉政文化研究》【年(卷),期】2017(008)006【总页数】10页(P46-55)【关键词】系统性腐败;内在机制;山西;案例研究【作者】陈科霖【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5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630.9
一、系统性腐败：腐败现象的高级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形势的进一步深入，以系统性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腐败现象的高级形态逐步显现。“系统性腐败”与“塌方式腐败”是同一类腐败现象的两种描述方式，前者更侧重于学术表达，而后者在描述上更为形象。因而塌方式腐败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系统性腐败。一般来说，系统性腐败具有四个核心特征，即：腐败主体的群体性、腐败群体的关联性、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腐败行为的系统性。[1]由此不难看出，系统性腐败有别于一般的腐败形式，是腐败现象中的高级形态。关于系统性腐败的成因，陈国权等指出，地方政府执法权的选择性运用引发了经济社会领域的非法治化竞争，进而诱发系统性腐败的现象[2]；而在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问卷调查中，受访者普遍认为，“塌方式腐败”的主要动机是上级有保护或上级贪腐，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官商勾结”和“权力寻租”；进一步地，受访民众希望通过强化政府和社会多元监督的模式来避免塌方式腐败的产生。[3]杨波指出，治理塌方式腐败需要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综合施策，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而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4]纪亚光认为，根治“塌方式腐败”需要通过健全完善监察制度加以遏制。[5]臧志军指出，塌方式腐败的出现是局部政治失控的后果，因而要推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相互补充，通过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遏制此类腐败现象的发生。[6]徐双敏等则提出了通过加强反腐败执行力的方式防治塌方式腐败的策略。王传利就建构系统性治理腐败的行动方略给出了建议，即系统综合并提升中国古代和西方的反腐经验、建构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腐败体系、从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视角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法纪与规矩相互配合、政策和法纪相互兼顾、改革方案与治理腐败方略相配套、技术层面和体制组织层面相互契合，并需要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反腐合作。
[7]在实证研究方面，山西行政学院课题组针对山西部分领导干部开展了问卷调查，指出山西这一特殊省份出现塌方式腐败的必然性及官商结合与资源型地区的核心特点；小圈子、买官卖官和任人唯亲现象严重以及监督制度执行力度较差、主动反腐的意识不够等因素都促成了塌方式腐败现象的形成与蔓延。[8]可以看出，目前既有的研究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建构了系统性腐败现象的内在机制，但相关假说未得到案例的充分验证。而针对具体案例的调查分析，由于缺乏对一手数据与案例的整理，其论证的信度和效度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为此，本研究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山西省“塌方式腐败”的案例进行定量化与案例化的双维度解剖，力图进一步论证省域系统性腐败现象的内在机制，并寻求其治理策略。二、山西“塌方式腐败”的概况描述与基本特征由于山西“塌方式腐败”案例样本具有极高的典型性，本研究以山西省纪委网站公布的主要落马官员（山西省省管干部）为样本，从2013年6月泽州县县长常广智到2016年7月运城市垣曲县委书记史凯，共计126人。样本涵盖了绝大多数中纪委和山西省纪委披露的违法违纪案例，其中包含时任或曾任山西省副省级职位的官员8人，正厅级干部16人。（一）腐败呈现出明显的系统性通过对中纪委和山西省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126名官员的任职经历、违法违纪罪名及其事由的分析梳理，可以发现，这些案件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案件与案件之间勾连、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相互交错，腐败涉及的部门、领域广泛且集中，总体上呈现出的系统性特征可归纳为：聚集式发展、撕裂式破坏、裂变式扩散。为了更直观地表述这种系统性特征，我们对126名落马官员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并绘制了关联图（见图1）。图1山西“塌方式腐败”的关系网络图
（二）腐败呈现出明显的裂变式扩散随着层级的下沉，官员的数量也呈指数性扩大，查处的数量随之增多，因此普通的案件数据不能有力地证明腐败裂变式扩散的逻辑。但我们梳理的126名官员的案例，因其呈现出极强的相关性，我们通过对其数量关系和扩散范围进行分析，进一步推断出腐败扩散呈现出裂变式发展的态势。从数量关系上看，2014年2月到2016年7月期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为8人，省级部门一把手（含副厅级部门一把手）12人，省级部门副职（含处级干部）14人，地市级党政一把手（含县级）25人，地方其他干部67人，腐败数量与层级呈指数增长（见图2）。图2各级干部落马人数指数型分布图（数量-层级）从扩散范围看，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聂春玉落马牵连出吕梁腐败窝案，涉及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交口县原县委书记郑明珠、离石区原区委书记闫刚平、孝义市原书记李良森、孝义市原市长王建国等人；连任晋城市、朔州市、运城市三任市委书记的王茂设，牵连出高平市三任市长谢克敏、秦孝建、杨晓波、夏县县委书记葛作民、垣曲县县委书记史凯等人。山西省大同市原市委书记丰立祥2014年10月15日落马后，同年11月17日到28日之间，大同市交通局原局长许栋、地税局原局长宣艮、广灵县原县长李立平、阳高县原县委书记解先文、左云县原县委书记徐尚红等人先后落马，据山西省纪委网站显示，大同市先后共计10位县处级干部在丰立祥后落马。（三）党政部门腐败突出且聚集，腐败类型交错一是党政部门腐败尤为突出。126名山西落马官员涉及党委（包括纪委、宣传、统战）、政府、人大、政协、政法、国企等多个部门（见图3）。统计显示，政府部门所占比例最高，为49%，党委部门次之，为31%，二者总占比80%。图3各级腐败官员任职机构分布
政府部门内部腐败也呈现出极强的聚集性，以揭开山西“塌方式”腐败大幕的山西交通系统腐败案为例，其因高速公路招投标及建设工程腐败而牵出窝案，全案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170余人，涉及各类企业人员60余人，省交通部门先后有8名官员落马，包括先后任交通厅厅长的王晓林和段建国，两者均被控玩忽职守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二是腐败类型交错。我们对其中明确公布违纪违法事实的98名官员进行分类，发现，涉及政治领域22人，经济领域90人，作风领域12人，同时涉及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有17人，三个领域均涉及的有7人（见图4），呈交叉状态。图4落马官员腐败类型分布（四）官商勾结、买官卖官问题严重从山西126名腐败干部主要违纪事项通报看，受贿99人，官商勾结41人，贪污37人，索贿28人，插手人事25人（含卖官鬻爵），渎职25人，通奸23人，跑官要官23人，对抗欺骗组织20人，为亲属牟利19人，奢靡10人（见图5）。图5全部落马官员违纪事由我们对政治领域腐败涉案人员级别进行细分，发现集中在厅级以上。其中厅级以上干部占比71%，分别为副厅级29%。正厅级26%，副省级16%（见图6），且政治、经济领域腐败伴生。政治领域腐败的违法违纪事实主要集中在买官卖官，涉及卖官的有3人，插手人事选拔任用或为他人职务晋升提供便利的有20人。（政治领域腐败包括卖官、插手人事、对抗组织等，经济领域腐败包括官商勾结、利用职务牟利、违规办企业等，作风领域腐败包括通奸、生活奢靡等）图6政治领域腐败涉案人员职级分布（五）腐败官员之间地缘关系紧密一是腐败地域分布明显，集中在吕梁市、忻州市、大同市、晋城市四市。分析发现，126名官员中有89名官员落马事由所在地为地级市（地方）以下，且分布在山西
下辖11个市，但主要集中在吕梁市、忻州市、大同市、晋城市，其中吕梁18人，晋城、忻州分别12人，大同11人（见图7）。对比人物关系发现，这四个落马重灾区同时也存在党委或行政一把手腐败现象，如吕梁前后任市委书记的杜善学、聂春玉，大同原市委书记丰立祥、晋城原市委书记王茂设、忻州原市委书记董洪运等，其中吕梁市更是有聂春玉、丁雪峰、张中生等多名曾任或现任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接连落马，堪称洪泛区中的重灾区。图7落马官员任职地域分布二是落马官员之间地缘关系明显。例如，以白培中为金主包括白云在内的“五台帮”，以张中生为代表的“吕梁帮”、以令政策为首的“运城帮”等本土帮派等。其中“运城帮”实力最为醒目，包括山西省原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山西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原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太原市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太原市公安局原局长柳遂记等。建立在地缘关系上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山西省腐败的一大特点，同乡腐败官员之间互相照顾、互相提拔，严重扰乱了正常政治生态。陈川平在任太钢董事长期间（2001～2008），也正是令政策主持省发改委工作（2004～2008），在此期间太钢获批了150万吨不锈钢工程，产能增加了一倍，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不锈钢生产企业。这个工程是陈川平任内的重要政绩，也是令政策任期内负责的重大项目之一。2014年四人先后遭到调查，继6月19日令政策、杜善学落马，8月23日，陈川平落马，8月24日，柳遂记被免职。（六）高层腐败时间跨度长且边腐边升我们以纪委公示、检察院起诉书为准，对其中公开可查的28例（含副省级以上干部7人）开展腐败时间跨度研究发现，腐败时间跨度在5年以内的4人，5～9年的12人，10～14年的11人，15年以上的1人（见图8），其中时间跨度在10年以上（含15年以上）的12人中，副省级以上干部6人，正厅级干部2人，副
厅级干部4人。图8落马官员腐败时间跨度在有据可查的7名副省级干部中，除金道铭腐败时间跨度为7年外，其余6人均在10年以上，人均14年，其中以中国科协党组原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申维辰为最，其腐败时间跨度时长达22年。根据可查资料显示，其从1992年任职山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开始即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一路升至副省级官员。同样，山西唯一一位落马副省级女官员白云，曾任吕梁地委副书记、吕梁市委副书记、阳泉市委副书记、阳泉市市长、阳泉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等职，期间均有腐败行为，不仅边腐边升，而且边被举报边升。三、山西“塌方式腐败”的深层次原因（一）官员之间互相勾结，形成权力共谋网络通过对案件逻辑及关键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分析，我们发现涉案官员以社会关系、地缘关系、业务关联、权利依附关系等为纽带，形成权力共谋网络。如对阳泉市官场腐败负主要监督责任的时任阳泉市纪委书记王民，曾长期任职省纪委监察室主任，是因中纪委重启白培中被窃案而落马的金道铭的直接下属，而金道铭落马牵连出其纪委系统下属杨森林、张秀萍和主政政法委期间下属苏浩等人。连任建设厅厅长、晋城市委书记、朔州市委书记、运城市委书记的王茂设，与令政策关系密切，而后者与陈川平、杜善学等人关系密切，陈川平时任太原市市委书记期间，曾包庇其下属，时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柳遂记。苏浩、李亚力、柳遂记三人前后继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形成了“前腐后继”的现象。（二）官商之间存在共同第三方行贿人案件之间存在共同的第三方行贿人，其在案件之间扮演重要的链接角色。如时任阳泉市市委书记的洪发科因其在任职经信委主任期间违法违纪落马，其时任经信委下
属，经信委原副主任、中小企业局原局长胡荣华，经信委原总工程师杨永辉，时任太原市副市长、经信委原总工程师薛中晋先后落马；时任省纪委巡视组组长、环保厅原厅长刘向东及其时任环保厅下属，环保厅原总工程师赵义落马；查阅纪委、检察院通报和媒体报道中，发现两起案件之间存在共同第三方行贿人蓝天环保原董事长郎凤娥。（三）监督执纪权异化撕裂官场生态，为腐败扩散创造便利以白培中案为例，白培中家中被盗后向太原市公安局报案，自称家中被盗300万元，随后媒体接到邮件称白培中家中被盗价值超过5000万元，舆论开始发酵；时任省委副书记金道铭指示时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苏浩压缩涉案金额，并指示主办该案的时任省纪委常委张秀萍包庇白培中。后白培中被盗案件在晋中市法院低调审理，白培中仅被处以“留党察看一年，同时按规定撤销其党外职务”。半年后，张秀萍调任晋中市市委副书记。（四）人事权腐败，使腐败扩散更具组织性落马官员有关人事权腐败的违纪违法描述是：卖官鬻爵、违规插手人事职务调整，为他人职务调整提供便利，向他人行贿、行贿买官、跑官要官等；根据人事权力的流向，为了统计便利，我们将其归纳为：受贿卖官和行贿买官。受贿卖官总人数为23人，占比18.3%，其中省部级8人，占比100%，地市县级党政一把手9人，占比33.3%，其中落马的时任地级市党委一把手4人（大同市原市委书记丰立祥、运城市原市委书记王茂设、忻州市原市委书记董洪运、阳泉市原市委书记洪发科）和曾任地市级党委一把手的5位副部级干部（曾任吕梁市市委书记聂春玉、杜善学，曾任阳泉市市委书记白云，曾任太原市市委书记陈川平、申维辰）均受贿卖官，占比100%。行贿买官总人数16人，其中省部级2人（杜善学、任润厚）、地市级党政一把手4人，部门一把手5人，地方其他干部5人（见图9）。
图9行贿买官与受贿卖官数量分布与职务关系受贿卖官使腐败扩散更具组织性。我们梳理曾任地市县一把手的受贿卖官官员任职区域（见图10），发现和地区腐败程度基本吻合，主要集中在省级、太原、吕梁、大同、晋城和忻州市。图10山西落马官员数量分布与任职地区关系（五）行贿买官与受贿卖官相结合，使腐败扩散更具侵略性比较图14受贿卖官和行贿买官的走势，发现行贿买官层级越向下数量越呈增多趋势，且增加趋势较为平缓，受贿卖官层级越向下数量越呈减少趋势，且大幅下降。这种升降幅度，不仅侧面证明了受贿卖官与权力集中度的关系，也反映了受贿卖官在人事权腐败中的主动地位。行贿买官的16人中，吕梁市5人，省级机关6人（含副省级干部2人）、省部级干部2人、运城市2人，朔州市2人，长治市1人（见图11）。图11行贿买官数量分布与任职地区关系值得关注的案例有两个：一是离石区原区委书记闫刚平行贿案；二是任润厚、杜善学的行贿买官案。闫刚平在落马后接受采访时提及“一开始我也没有去活动活动啥的。我一直是在给别人挪位置，我也感觉到了管用的是潜规则，不在于你工作怎么样。你做工作的同时，还要不能忘了把上头的关系理顺，要处理好和上面的关系”，不仅如此，吕梁市刘广龙等人均在落马后接受采访时提及了当时官场的买官卖官风气。如果说闫刚平案反映出来的还是地厅级官员行贿买官的层面，那么任润厚、杜善学的案例更值得反思。在纪委和检察院公布的违法违纪事由中，二人均向他人行贿以寻求升迁，其中杜善学的检察院起诉书中写到：“杜善学在山西省委班子换届时，向令政策行贿10万欧元。”我国省部级官员属于中管干部，其任免的正常流程一般先由中组部提议、审查后交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
（六）煤炭经济在腐败扩散中的催化作用山西是个资源依赖性省份，煤炭经济一段时间内是山西经济的支柱行业，从对126名落马官员违纪违法案例分析中，不难发现，很多官员“倒在煤上”。一是“煤优则仕，纷纷落马”。如白培中2001年至2006年担任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6年至2008年担任中共忻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2008年至2011年转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原副省长任润厚前期一直在煤炭企业工作，数次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家”，直至54岁那一年直接由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升任副省长。任润厚在煤炭企业任高管时，将权力下放给企业中的岗位如各矿矿长，号称“有肉一起吃”，并通过利益输送等手段聚财买官。二是“官商勾结，俱荣俱损”。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曾经为了晋升省委常委在由吕梁市委书记晋升省委常委过程中，得到煤老板邢利斌资助，待成功升任后再给予邢利斌回报。据报道，邢利斌同时也是杜善学金主。三是“地方官员与煤炭腐败紧密关联”。如产煤大市吕梁市先后两任市委书记聂春玉、杜善学，市长丁雪峰，副市长张中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良森，人大副主任郑明珠，政协副主席刘广龙，以及离石区区委书记闫刚平，柳林县县委书记王宁、孝义市市长王建国等人都被调查。另一产煤大市高平市三任市长谢克敏、秦建孝、杨晓波“前腐后继”，2014年9月被调查的晋城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树新也曾在高平担任过市委书记、市长。四是“纪检执法同流合污”。2008年7月，山西省集中开展了为期两年的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金道铭正是当时的“执棒者”。其间，金道铭伙同被媒体称为“白手套”的“胡姓姐妹”大肆敛财。金落马后，山西省纪委原常务副书记杨森林、晋中市委原副书记张秀萍相继被调查。杨原为煤焦领域反腐败领导组副组长，张曾是领导组办公室副主任兼案件管理组组长。2014年11月、12月，山西省国土资
源厅原厅长李建功、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原厅长吴永平相继被调查。此外，山西公安系统、税务系统有多人疑因经办涉煤案件从中获利而被“揪出”。五是“国企煤炭负责人纷纷落马”。2015年8月，资产近2000亿的晋能集团总经理曹耀丰与董事长刘建中，先后被带走调查。更早以前，山西焦煤集团与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的负责人白培中、杜建华亦被调查。而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山西省煤炭厅原厅长吴永平也曾在潞安集团、同煤集团担任负责人。四、“塌方式腐败”的警示与思考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开展反腐败斗争，全国范围内开展巡视，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利剑高悬、震慑常在，始终保持对腐败的高压态势，反腐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反腐败斗争的伟大成果有目共睹。以史为鉴知兴替，以今为鉴明未来。山西“塌方式腐败”中暴露出的腐败由个体式向群体式，由孤立式向扩散式演变的现象，给了我们几点警示：第一，危机意识传递不足。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各级干部发出了“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的警示。然而在实践中，山西“塌方式”腐败的现象深刻表明，某些地区、部门仍然存在温水煮青蛙、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坐在官轿上耍威风的现象。危机意识的传递，既需要各级政府官员正视“四大危险”、“四大挑战”，增强“四个意识”，唤醒对人民群众的敬畏之心、同情之心，也要把压力传导下去，以绩效问责的方式杜绝地方官员的“庸”、“懒”、“散”现象。第二，管好高级干部。山西“塌方式”腐败案例表明，高级干部管好了，一个地方、一个领域的政治生态就不会差到哪里去，高级干部没管好，一个地方、一个领域就容易出现系统性的问题。高级干部如果思想境界高、成长历练过硬，因而管住某些重点就能管住整个作风，关键在管好生活作风，尤其是奢侈消费，和对任上所在地区、领域的政治生态终身负责。
第三，正视选人用人“最后一公里”堵塞的问题。闫刚平在狱中接受采访时提到一句话“我也感受到管用的是潜规则”。选人用人上的“潜规则”凌驾于“明规矩”之上并不鲜见，根源在于“明规矩”的“最后一公里”堵塞，在于什么是“好干部”说不清道不明，大家都说是好干部的未必是好干部，也可能是老好人，单位党委说是好干部的未必是好干部，也可能是圈子里的小伙伴。这种堵塞进而造成选拔和监督的失效，滋生“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潜规则。第四，要保护好正派的干部。一方面，山西“塌方式腐败”案例揭露了当时官场上的自由主义、机会主义、拜金主义、权色主义、享乐主义、奢靡浪费等不正之风盛行，一些干部官僚化、贵族化、集团化、老板化倾向严重，这是值得警惕的；另一方面，同时也揭露了一些原本清正廉洁，干事创业的干部在长期得不到任用提拔后，转而随波逐流腐化堕落，这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五，警惕变通主义和“软阻力”。山西“塌方式腐败”反映了少数地区或部门在执行中央有关政策、要求时搞变通，形成了表面执行，暗地里不执行或故意执行不到位的“软阻力”，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关键期，在这方面应尤为注意，加强顶层设计的量化分解、落实量化考核和监督十分迫切。通过对山西“塌方式腐败”的分析及其影响扩散机制变量的梳理，我们发现，官员之间的权力共谋网、官商之间的利益共谋网是腐败扩散的社会基础，人事权腐败进而演化为人身依附关系，是腐败扩散呈组织式、嵌入式发展的政治基础，监督执纪权的异化和虚无，是腐败扩散裂变式发展的外部条件，过度依赖资源的经济形式，以及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为腐败扩散剧烈发展提供催化作用。腐败形态由个体式向群体式，由孤立式向扩散式演变，历史并非无迹可寻。以史为鉴，处于兴盛期的封建王朝，其执政者往往缺乏危机意识，纵容腐败滋生、蔓延、扩散，乃至腐蚀、动摇执政基础。以今为戒，应时刻保持党的执政危机意识、全面从严治党长抓不懈和公道正派选人用人，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
时刻保持执政的危机意识，就要时刻保持对人民群众的同情之心、关爱之心、敬畏之心；时刻保持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时刻保持对潜在挑战风险危机和自身不足的清醒认识；时刻警惕发生漠视人民疾苦、脱离人民群众、把人民推向对立面的危险；时刻警惕思想麻痹、不思进取、慵懒懈怠，时刻警惕躺在过去的成绩单上骄傲自满、颐指气使。全面从严治党长抓不懈、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就是要坚决反对自由主义、机会主义、拜金主义、权色主义、享乐主义、奢靡浪费等不正之风，坚决反对党的领导干部官僚化、贵族化、集团化、老板化，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变通主义，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圈子文化、任人唯亲、任人唯近。参考文献：[1]胡象明.系统性腐败的现实逻辑[J].国家治理，2015（13）：15-18.[2]陈国权，陈晓伟，孙韶阳.选择性执法、非法治化竞争与系统性腐败[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164-176.[3]朱燕，石晶，严俊.关于局部“塌方式腐败”的调查分析[J].国家治理，2015（13）：3-7.[4]杨波.治理“塌方式”腐败营造良好政治生态[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1125（A05）.[5]纪亚光.以完善监察制度根治局部“塌方式腐败”[J].国家治理，2015（13）：24-29.[6]臧志军.改进政治控制，治理塌方式腐败[J].团结，2015（2）：21-23，50.[7]王传利.论系统性治理腐败方略的原则与内涵[J].政治学研究，2016（3）：5464.[8]王建军，等.关于山西大面积塌方式腐败的调查[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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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九：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煤炭经济背后的腐败现象
摘要】本文就山西省塌方式腐败现象，论述了反腐倡廉的“对症之药”。【关键词】煤炭腐败倡廉山西的煤炭资源非常丰富，据说山西人随便在马路边扫吧扫吧就够家用的了。
山西煤炭出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尤其是山西的吕梁，煤炭产量更高，吕梁51%的地底下都有煤炭。2001年左右，煤炭需求随着经济发展迅猛上涨，煤炭价格一路飙升，由此开始的十年被称为煤炭产业的黄金十年，吕梁市由于煤炭资源丰富，在这十年里经济飞速发展。2000年前，吕梁市GDP排名全省倒数第一，是最贫困地区；到2010年，吕梁市GDP排名全省第四，增长速度全省第一。煤炭资源给山西带来经济迅速发展，但山西也因此面临严峻的问题，一是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空气变得污浊不堪；二是安全生产压力增大，经常出现塌方死人现象；三是政治环境污染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相比较而言，后者灾难更加深重，因为煤炭经济滋生出了官煤结合、权钱交易的现象，让山西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成为腐败分子的落马地。据统计，山西省因此落马的省部级干部就有七人，太原市连续三任市委书记、三任公安局长被调查，全年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5450人之多。山西落马官员之多，塌方式腐败之严重程度，简直令人触目惊心。聂春玉就是其中之一。聂春玉曾经在吕梁市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任职期间大肆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胆大妄为，影响极坏，使吕梁成为山西塌方式腐败的缩影。据中纪委工作人员透露，吕梁市有30人向聂春玉行贿，其中29人都是党员干部。行贿数量巨大的有刘广龙、吕俊平等。刘广龙多次以过年看望的名义，向聂春玉行贿上百万元。收人钱财就得替人办事，聂春玉利用职权之便，帮助刘广龙由汾阳市代市长升任中阳县委书记。还有吕俊平，分十三次向聂春玉行贿总计上百万元。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聂春玉收受了吕俊平的好处，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帮助吕俊平由柳林县副县长升任吕梁市煤炭工业局局长，成为有经济实权的官员，为自己谋利、为向领导行贿打通了关节，提供了便利。而聂春玉在收受别人贿赂替别人升官晋级替别人买官的同时，也在为自己谋取更高的官位，每次到省会城市太原，他都忙于请客送礼经营关系，向上级行贿，向上级跑官，向上级要官，谋取更大的个人私欲，谋取奢靡的生活。吕梁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被污染的，而且形成恶性循环：要行贿就得有钱，没钱就索贿受贿，所以，行贿必然导致索贿受贿。有权就有钱，有钱可以行贿买官，有权可以受贿卖官，权钱就是这样交易的。人常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又说常在河边走岂能不湿鞋，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终有败露的时候，行贿受贿最终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十八大以来，吕梁市共有5名地厅级干部、83名县处级干部，因为违纪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17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人常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聂春玉作为吕梁市市长、吕梁市市委书记，没有给属下起到表率示范作用，反而带头买官卖官，车头跑偏，把属下带出了轨，污染了整个吕梁市的政治生态环境，把送礼行贿当成是升官晋级的原则，而不是任人唯贤，择优录取，使得本来凭本事吃饭秉性正直的人在政治气候不佳的情况下也走上了行贿的邪路。吕梁市离石区委原书记闫刚平就是其中之一。据闫刚平讲，他起初不愿意走跑官买官的路子，然而2002年，吕梁市县长换届公开选拔，闫刚平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最后却没能当上县长，在10个里面选6个，后面的人选上了，自己没选上。所以闫刚平从中意识到行贿的潜规则有用，于是走上了拿钱开路、用钱润渠、花钱买官的邪路，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终于走上了犯罪
道路。政治生态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一样，一旦恶化，治理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得
从根子上找原因。据吕梁市新一届领导王儒林分析，吕梁出现严重腐败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党不管党，党委没有履行主体责任；第二个原因，制度缺少，权力任性；第三个原因就是官德丧失。
既然找到了病根，就要对症下药，这样才能药到病除。首先得端正党风，从严治党，发挥党的模范带头作用，净化党的政治环境。党委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对严重失职、不作为的党的领导干部要动大手术，痛下决心，切除渎职毒瘤。贞观盛世时，吏治非常严格，唐太宗特别注意官吏的官风、作风，官吏的廉洁，每遇大赦天下的时候，别的罪可以赦免，但贪污腐败罪绝不赦免。治国本来就应该先治吏，清代思想家顾炎武在《与公肃甥书》中说，“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说得就是自上而下，整治吏治的重要性”。正朝廷以正百官就是要从上抓起，只有上正，下才可以正。激浊扬清就是摒弃驱除腐朽的浑浊的，发扬光大清正的廉洁的，剔除邪气，弘扬正气，这是最最重要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值得我们效仿。其次，山西其所以出现塌方式腐败，其主要原因是反腐力度不大，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所以才使得腐败现象泛滥成灾。因此应该建立健全制度，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应严惩不贷，古人讲“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从严治党就应该官员犯法比民罪重，让党员领导干部对制度有敬畏感，这才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再次，教师要有师德，医生要有医德，官员也应该有官德。有的人当官的目的不纯，当官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捞钱，不是为人民谋幸福，而是为自己谋利益。许多落马领导干部就是因为丧失官德，所以才走上腐败堕落的不归路。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多参加培训，多学习，彻底转变观念，彻底清除思想垃圾，提高政治觉悟，端正党风，讲究官德，拒腐蚀永不沾，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参考文献】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篇十：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但也要看到，腐败因子还在滋生并未绝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意识这个内在因素出了问题。如果领导干部的初心和公仆意识趋于淡薄，个人利益至上的思想倾向逐渐占领了他们的思想高地，意志不断受到蚕食、心理防线不断放松直至完全失守，就会形成7种极易导致腐败的错误心理，值得我们警惕！
（一）享乐心理：在当下商业环境活跃开放的时代，有充分的能力投身于消费活动，被标榜为“自我成就”“自我实现”乃至“个人地位与身份”的象征。某些领导干部为了填补一己私欲，用公款开豪车、住别墅，生活奢靡。近年来在对贪腐案件的查处中，一些落马官员腐败行为的次数极少是只有一次的，往往是屡犯多次，这表明贪图享乐的欲望像是无底洞，欲壑难填的心理倾向会诱发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腐败行为。
前不久在市社集中学习的时候也接触到了这样一个案例，就是湖北宜化原董事长蒋远华。在视频访谈中，蒋远华就是深陷“自我成就”的光环里不可自拔，自认为湖北宜化取得的成就90%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其他人加起来只有10%，在这样的心理因素下，逐渐膨胀到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观念，带头大肆操办个人生日庆典，带头破坏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致使宜化集团党的领导丧失、党的建设缺失，先后有多名企业高管被立案查处；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不信马列信鬼神；任人唯亲，独断专横，肆意浪费国家资财；私欲膨胀、索贿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最终蒋远华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二）异化心理：经济学上用“寻租”来解释对稀缺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导致非生产性利益的产生。领导干部手中握有的公权力也是“稀缺资源”，它会吸引各方资本热切追逐，以谋求公权力为自身资本的增殖提供便利。在这一过程中，有些领导干部却产生了自我膨胀心理，这种心理与权力的异化有关。
一些领导干部身居高位、掌握权力的时间久了，就把资本对公权力的追逐当成了对个人的追捧，违背了公权力的本质，使权力发生异化。在这种异化心理的作用下，他们把“权由民所赋”拋在脑后，罔顾公仆意识，不以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心态对待和使用权力，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待权力的错位心理。
（三）失衡心理：有些领导干部在位时本来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但当与他人的对比中可能会产生失衡心理，认为自己身居高位，得到的物质财富却比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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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由此滋生出一种被“剥夺”的感受，这在社会心理学上被称为“相对剥夺感”。出现相对剥夺感的官员没有把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作贡献看作人民公仆的荣誉和职责，反而因此产生埋怨、不满的心理。
（四）投机心理：在反腐高压态势下，一些官员明知贪腐的严重后果却仍然顶风作案，很大程度都归因于其潜意识中的投机侥幸心理。投机侥幸心理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腐败成本的算计。腐败的成本涉及到两方面因素，一是腐败的检举揭发风险，二是腐败的道德损失风险。当腐败分子自认为能将这两方面成本降到最低时，腐败就极有可能发生。某些领导干部的投机饶幸心理占了上风，认为腐败的检举难度大，揭发力度小，就一再纵容自己的腐败行为。
（五）服从心理：在体系严密的层级制中，拥有权威的上级往往可以对下级官员形成较大的心理压力，上级的作风和作为对下级官员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某些地方出现的情节恶劣的“塌方式腐败”就是服从心理的良好诠释。甚至，在一些政治生态相对较差的地方或单位，下级官员易于产生一种群体趋同心态，他们将腐败行为的产生视为行政系统的常态，或是融入群体的必要手段，从而忘却了法律的威严和党纪党规的严肃，形成一种“上行下效”的趋同腐败态势。
（六）责任扩散心理：“责任扩散”是指当发生某些大规模群体事件时，其他人的在场会分担每个个体的责任，使个体产生“罪不在己”的责任不明确心理。简而言之就是“法不责众”。
某些领导干部在周围有腐败行为发生时，更易发生腐败，他们认为不只是自己一人腐败，当东窗事发之时，法律无法将每一个干部都量刑定罪，这些领导干部就通过这种心理暗示来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开脱。
（七）放松心理：出现这种心理的根源在于对党纪法规缺乏明确的认知，不清楚自己的行为边界。有些领导干部在一开始还能做到规规矩矩、谨言慎行，但遇到偶然机会收受小恩小惠却未被揭发时，便认为这些小节不属于贪污腐败的范围，或者认为这些“零碎钱”是自己应得的辛苦费，从而放松警惕。时间越长，“零碎钱”越敛越多，这些领导干部的心理接受能力就越大，心理防线反之越来越往后渍遐，久之便不知不觉深陷于腐败的泥淖之中。
总之，“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干部群体廉洁从政要恪守“一念之诚”，即保持当初入党的初心，不以追求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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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作为从政的内在驱动力。同时要保持“一念之纯”，即在成长为党政干部后，时刻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认真负责态度与纯正感情。惟其如此，才能从心理上筑起反腐的第一道高墙，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滋生。
那么如何才能防止这7种错误心理的产生呢？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一）要勤于学习。要加强自身理论素质修养，要多读书，从书中吸取更多的知识，这不仅可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更可以提高人的品味，坚定人的信念。很多深陷囹圄的犯罪人员在忏悔中都谈到，由于自己放松了学习，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一步步走向了犯罪的深渊。学习，是提升思想境界，增强本领，实现个人事业成功的阶梯。所有成功人士，无不是把学习做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学习方面，要突出“谦”、“实”、“恒”三个字。“谦”就是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始终保持一个小学生的心态。要保持强烈的求知欲望，向书本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人和事学习。“实”就是要联系实际，一方面多学习与自己工作和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知识，讲求实效;另一方面在学习中要联系实际勤于思考，提高质量。“恒”就是要持之以恒。学习不能三分钟热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把学习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真正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只有这样，才能学有所成，与时俱进。（二）要以德修身。对于一个人来讲，讲道德、讲公德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对于党的干部，需要“廉”，需要“静”，需要“诚”。“廉”就是要清正廉洁，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当今世界，纷繁复杂，充斥各种诱惑，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战。为政必先做人，没有一流的人品做底子，从政肯定要跌跟头。要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静”就是要保持平静的心态，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力戒浮躁，不图虚名，踏实干事，老实做人。“诚”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要对党忠诚，一方面要待人真诚。对待同志要以诚相待，开诚布公，做到胸襟开阔，虚怀若谷。（三）要善待人生。人生道路坎坷不平，艰难曲折，很不容易，因此一定要善待自己。“善”有两方面的认识，一种是无原则，无条件的满足自己的物欲，目无党纪国法，一种是严格要求自己，有制有节的生活。任何事物都应该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必须就走向相反的方向，这个度就是合理合法。无数落马贪官的教训告诉我们，追求无条件的物欲，必然导致一无所有的结局，身陷囹圄，一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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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古恨。因此，严格要求自己，有制有节的生活，对父母负责，对家庭负责，对自己负责，为党的工作多做事，才是真正的善待自己，才能使美好的生活长久。
（四）要淡泊名利，正确看待并具有满足感。干部要把名利看得淡一些，让心灵超脱一些。我们党一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干部应该有更高的觉悟和追求，以豁达的精神和超然的态度对待名利，用高尚的品德和境界约束自己的名利之心，始终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首位。想想那些英雄先烈，比比那些先进模范人物，看看那些生活困难的群众，我们应该为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感到满足。要不断加强党性锻炼、作风养成和能力建设，真正做到在名利上和待遇上不计较、不攀比、不失衡，倍加严于律己，多动手，不伸手，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身正”才能“垂范”，要带头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以敬畏之心对“权”，以淡泊之心对“位”，以律己之心对“利”，扛得住艰苦，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
“贪”字和“贫”字只有一点之差，“婪”字和“焚”字只有一步之遥。关于廉洁和做官的道理，是需要一个人用一生的实践来回答的，希望大家都倍加珍惜这个新时代，倍加珍惜工作岗位，激情干事、干净干事，不辱使命、无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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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一：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P> 触目惊心的“塌方式腐败”文／郑亚邦卿洪春2021年6月27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随着法官手中法槌的落下，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冯伟林浑身瘫软，面色惨白。
16页的判决书，记录了冯伟林的138笔受贿事实。冯伟林是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成员、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2021年8月，因涉嫌受贿被立案调查，经司法机关查实，受贿4380.9万元。冯伟林是湖南省交通系统系列腐败案中的一员。经湖南省纪委调查，交通系统系列腐败案涉案人员27人，包括省交通厅的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以及副厅长邹和平、副厅长李晓希等4名厅级干部和16名处级干部。
这样的“塌方式腐败”触目惊心！染指工程，人人分羹要想拿到工程，必须要有领导打招呼。这在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中已经成为“显规则”。省交通厅的大小干部，都想方设法插手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有时甚至会出现因为分赃不均，互相告状的闹剧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湖南省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总里程达5084公里，在建总里程达1300公里，建成和在建里程数位居全国前列。辉煌的业绩令人赞叹。然而，在这背后，一群贪得无厌的“路蠹”却借高速公路建设的“东风”，肆无忌惮地贪腐，互相攀比又互
相掩护地大发“公路财”。要想拿到工程，必须要有领导打招呼。这在湖南省高速公路建
设中早不是“潜规则”，几乎已成为“显规则”。陈明宪、冯伟林、邹和平和李晓希，以及一些手握权力的处长和项目经理们，都想方设法插手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把工程当成“唐僧肉”，利用一切机会从中分“一杯羹”。
陈明宪通过中介人出面联系有中标意向的单位或个人，亲自出面向省内高速公路项目招投标负责人打招呼，帮助朱某、张某、胡某承揽土建业务12亿元。冯伟林为刘某、唐某承揽土建业务21亿元，并在多条高速公路工程的招投标中，为数十家公司及个人牟取巨额利益。邹和平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某财产保险公司在9条高速公路工程上承揽保险业务，帮助工程建设商承揽高速公路相关电脑、ETC建设项目。李晓希在多条BOT高速公路的投资、建设、管理过程中接受请托，为请托人所在公司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妻、其子先后数十次收受他人财物。
由于陈明宪、冯伟林、邹和平、李晓希等人纷纷插手高速公路建设，常常出现同一个工程项目几个人都打招呼的情况，甚至闹出因分配不均领导之间互相告状的闹剧。
2021年，邹和平帮范某打招呼，在邵怀高速公路上拉隔离栓工程。范某在招标中排名第一，但工程最后给了招标中排名第二的陈明宪弟弟做。范某和邹和平非常生气，范某要去告状，邹在背后支持。见事情闹大了，怕丑事因此曝光，邵怀高速项目经理蒋鹏飞专门请邹
和平吃饭解释，说那个项目陈明宪也打过招呼，请他出面制止范某告状。最后，只得又给范某安排了一个附属工程项目做，此事才算平息。
为了利益“均衡”，冯伟林当上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后，经常出面协调利益之争。2021年左右，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对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保险业务统一管理，在分配汝郴、郴宁、宁道三条高速公路保险业务时，邹和平跟冯伟林打了招呼，要求给某保险公司做，但因此前业务已分配好，不好再更改，最后该公司没有拉到业务，邹和平非常生气。为了平息邹和平怨气，在安排新溆和溆怀两条高速公路保险业务时，冯伟林特意叮嘱经办人，必须要将这两条路的保险业务给邹和平推荐的保险公司做，邹和平这才满意。
为了不闹出“大事”，冯伟林特意召集项目经理“约法三章”：一是如果上面领导打了招呼的，不要以我的招呼为主；二是同一个标段有几个领导打招呼的，项目经理自己去协调好；三是至少每条路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标段不是打招呼中标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如此贪腐，高速公路管理局一些中层人员当然不甘落后。湖南省怀通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经理佘小年接受某公司请托，为其承揽到了怀通公路第25标段工程，一笔就收受了对方好处费上千万元。湖南省高速公路广告装饰有限公司经理彭曙和副经理胡浩龙，贪污、受贿金额达上亿元。由于贪得无厌，大家背地里都称之为“彭鼠”、“胡耗龙”。
操纵招标，“量体裁衣”通过“串标”、“围标”和“清标”三个步骤，表面上，整个
招标过程非常公开、公平和公正，实则早已“量体裁衣”，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即便有人当场监督，也发现不了问题要想大发“公路财”，必须牢牢掌控重大项目建设的招投标。陈明宪、冯伟林等人从操纵工程招投标人手，“发明创造”出了“串标”、“围标”和“清标”三步工作法，使得全省高速公路公开招投标成了一种摆设，蜕变成一种“权力变现”的集体狂欢。
按照交通运输部规定，工程造价50万元以上，就必须公开招标。在湖南，凡是想在高速公路工程公开招标中中标，就必须事先找到冯伟林或陈明宪等人打招呼，冯伟林或陈明宪等人就指示或授意下属事先将要招标的工程项目具体情况告知请托人，请托人得到准确信息后，选取其中的一个标段并告知冯伟林，这便是“串标”。
随后，请托人再花钱组织一批具有投标资质的企业报名投标，然后在每个项目资格预审前，将这些花钱雇来的企业名单交给冯伟林，同时注明自己想要中标单位的名称，让冯伟林给项目经理打招呼，确保这些雇来的企业尽可能多地通过资格预审，这样就可以对自己想中的标段进行“围标”。如果没有完全“围死”，还有其他企业也进入了最后投标圈子，则必须在正式投标前，与其他通过的企业进行协商，给予他们一定金额的补偿，让他们配合围标。
所谓“清标”，就是在资格预审时，已听冯伟林打过招呼的项目经理，把资格预审名单统计表给有关人员预审时，先将打了招呼的单位画了钩，没打招呼的画了叉，然后告诉预审人员要确保画钩的单位通过预审，画叉的单位要尽量找问题将它们清出去，这就是“清
标”。通过“串标”、“围标”和“清标”三个步骤，表面上，整个
招标过程非常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实则早已“量体裁衣”，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即便有人当场监督，也根本发现不了问题。
陈明宪在忏悔书中说：“为了给请托人清除招标障碍，有时候我甚至以一个招标书里面某一页没有盖章为理由，将投标人拒之门外。”
冯伟林事后交代，他打招呼中标的17条公路45个土建标段，无一不是通过“串标”、“围标”和“清标”的方式中标的。
“前台”玩权，“后台”收钱面对着轻松就可以拿到手的好处费，陈明宪、冯伟林等人的家人和亲属哪能克制住心底无穷的欲望，甚至到了最后，面对金钱的诱惑，陈明宪、冯伟林、李晓希、邹和平等人不仅管不住自己的亲人和家属，就是连自己也管不住了交通工程项目利益如此之大，来钱又是如此容易，陈明宪、冯伟林等人自然不会让“肥水流入外人田”，但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不直接收受钱物，而是让最亲近的朋友、情人和亲属等特定关系人从中当“二传手”，他们在“前台”玩权，特定关系人在“后台”收钱。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先由特定关系人与项目承建商事先约定分成方式或好处费金额，然后通过打招呼让约定的承建商中标，再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
冯伟林担任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后，对弟弟冯冠乔说：“现在我当局长了，你到高速公路上做点事还是可以，机会也有，但是你自己不要出面。”2021年，冯冠乔为一个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来找冯伟林帮忙，冯伟林叮嘱冯冠乔：“有事别直接找我，别人看见了不好。你别出面，你跟别人联手，让别人来找我。”
冯冠乔心领神会，找到王某商量合作，由冯冠乔负责向冯伟林转达请托，不参与施工，但分一半利润。冯伟林多次接受冯冠乔转达的请托，利用职务便利，帮助王某中标数个工程，使其获得9.83亿元工程合同。冯伟林伙同冯冠乔由此实际获得1700多万元的好处费。
看到来钱如此容易，冯伟林妹妹冯霞也按捺不住。冯伟林多次为她打招呼。到最后，冯伟林感到这种变味的亲情越来越沉重。他在交代材料里写道：“感觉亲情与友情，像一根根绳子套在我的脖子上，勒得我几乎无法呼吸。”此时，冯伟林想从绳索里逃出来，却已无能为力，甚至，他越挣扎，绳索套得越紧。
冯伟林招架不住了，他感到了恐惧，多次产生了辞职的念头。在接受调查期间，他忏悔道：“我爸妈在世时，我曾向他们保证要带着弟弟妹妹吃好饭，但现在，我却带着他们一起吃牢饭。”
陈明宪、李晓希、邹和平在伙同家人或亲属受贿的手法上与冯伟林如出一辙，他们都是要求家人或亲属在背后操作。
陈明宪在伙同其妻周茜、其妹陈明珍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时，要求周茜不要出面，要求陈明珍尽量少出面。然后找到与其关系密切的朋友刘某某、周某某商定，由刘某某联系投标单位或个
人，陈明宪出面帮助中标，刘某某、周某某收取“业务费”，刘某某负责保管，等陈明宪退休后，三人平分“业务费”。陈明宪还特别叮嘱刘某某、周某某小心操作，别出事，要“找间房子，多买几把锁，锁起来”，保管好“业务费”。
李晓希伙同儿子李钡在高速公路上插手保险业务时，最开始也是反复叮嘱李钡不要直接跟项目经理联系，只要李钡告诉自己保险公司想要哪条路的业务就行了。
邹和平儿子邹颖则入股侯某、戴某和阳某合伙经营的一家花木公司，每年可分取红利。邹和平告诉邹颖：“别出面跟他们搅在一起，更别人股，拿点好处费就算了。’
面对着轻松就可以拿到手的好处费，陈明宪、冯伟林等人的家人和亲属哪能克制住自己心底无穷的欲望，甚至到了最后，面对金钱的诱惑，陈明宪、冯伟林、李晓希、邹和平等人不仅管不住自己的亲人和家属，就是连自己也管不住了。
大权独揽，唯我独尊权力这根魔杖，让省交通厅这群“路蠹”迷失了方向，直至变得疯狂。在他们分管的范围里，他们就是皇帝，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为了达到控制人从而控制工程项目的目的，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如果谁不听话，则给予无情打击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企不分，权力集中。冯伟林的官方头衔是：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湖南省高速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高速公路投资集团董事长。他手握重权，时常每天要批两三个亿出去，对钱已经完全没有概念。别人送来的钱，在他眼里就是一个符号。
权力这根魔杖，让省交通厅这群“路蠹”迷失了方向，直至变得疯狂。在他们分管的范围里，他们就是皇帝，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比如，为了达到控制人从而控制工程建设项目的目的，在干部任命上，他们先只任命高速公路建设筹备组长，等完成土建招标后，听话的就任命为经理，不听话的就不让当经理。所以，筹备组长必须听他们的招呼。如果哪个胆敢不服从，则给予无情打击。
唐某凭着与冯伟林过硬的关系，同样在怀通高速做水泥供应业务，大家对此都睁只眼闭只眼。2021年，冯伟林帮唐某在娄新高速获得一个土建工程，唐某向冯伟林打小报告，说娄新高速总监肖建秋有点为难他。冯伟林就以肖建秋与总经理陈勇鸿闹不团结为由，将肖建秋调开。
陈明宪则更霸道，他给某高速公路筹备组组长张某打招呼，要张某将工程给自己亲属做，由于陈明宪亲属做的标书太差，根本无法摆到台面上，因此没能中标。陈明宪大怒，大骂张某：“不识抬举，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结果，张某一直没能当上项目经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群“路蠹”无视党纪国法，嚣张跋扈，最终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沉重代价。
■忏悔录我给自己“修了”一条不归路
自从被省纪委采取办案措施后到现在，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经常以泪洗面，我辜负了组织对我的期望，辜负了领导对我的期待，也辜负了亲人对我的厚爱。我本应该用手中的权力好好干一番事业，为湖南多修路、多架桥，结果桥修好了，路修通了，我却成了阶下囚，所以我感到特别后悔。不管今后如何，我的悔恨之心会伴随我的一生。
我的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我想有五个方面的教训：一是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我本来是很上进的，也是很努力的，也希望书生报国，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事情，但是担任领导职务后，特别是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后，慢慢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从收受红包礼金开始，从打一个、两个招呼开始，逐步淡薄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权力太大、诱惑太大，没有好好把握。二是被亲情所左右。我的父母去世早，我是长子，长兄如父，过去家里很穷，弟弟妹妹也吃过不少的苦，而兄弟姊妹的感情比较深，在这种亲情的左右下，我没有把握好自己，开始走向了犯罪道路。我的主要犯罪事实是为我的弟弟妹妹打招呼，捞取经济利益，希望他们过好一点的日子。三是法纪观念淡薄。我是学法律的，讲法纪观念淡薄讲不过去，但是，我的脑子里确实缺少法律这根弦。我总认为把工作干好就可以了，总认为把路修好就可以了，对法律和纪律不上心，认为法不责众，特别是我自己对拿中介费、对罪与非罪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四是内心有私念、有贪欲。在单位，我对我的下属也有严格的要求，经常在外面演讲写文章，表明自己的道德情操。但是，在我的
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贪图享受的欲望，有一种为弟弟妹妹过好日子庇护的想法。这就是一种私情，在这种私情的导致下，我就表现了一种两面性，表现出了道德的滑坡，总认为纪律和法律是别人的事情，自己小打小闹不要紧，结果却走向了犯罪的道路。这种私念和贪欲是逐步发作和放大的，开始我也谨慎过，后来逐渐放松了。要当好官，确实不能有私心、有私情，这是我的教训。
五是大的环境也对自己走向违法犯罪道路产生了影响。高速公路资金多，工程多，是“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各个方面打招呼的络绎不绝，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我多次产生了调走的想法，招架不住了。还想，自己也不要清高，搭措顺风车吧。还有体制性的原因，我们高速公路管理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企不分，权力太集中，让我感到有些麻木和膨胀。这些因素对我走向违法犯罪道路都产生了影响，在我的前任局长杨志达出事后我曾说，杨志达出事不是高速公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我现在自己出事了，我也是这句话。我也希望能改变这种环境和体制。
少一个人犯罪，就多一个家庭的幸福。这段时间，我想得最多的，是自己想书生报国，却做了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想得最多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我本应该给他们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而且我也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由于我的犯罪连累了他们。在这一点上我感到特别后悔，特别对不起妻儿。（摘自冯伟林忏悔书）
■办案者说警惕“工程上马，厅长下马”
公路建设投入资金巨大，利益的诱惑无处不在。作为管理者，如果目光只盯着利益，以各种手段牟取私利，就必然会出现“工程上马，厅长下马”的现象。
湖南省交通厅这群“路蠹”肆无忌惮地修了一条敛财之路、一条贪腐之路，同时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们违纪违法，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信仰缺失。冯伟林曾经是公众眼里的“清官”。工作之初，他曾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当官一定不能贪。上任之初，他也慷慨激昂地表态：“要让廉洁的光辉普照到高速公路的每一个角落。”他还专门发表署名文章，题目就是《廉洁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然而最终却在“糖衣炮弹”面前败下阵来。信仰的缺失，导致他意志薄弱，挡不住诱惑而放纵贪婪。陈明宪等人均是如此。
二是权力失控，缺乏监督。陈明宪、冯伟林分别是省交通厅、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一把手，被查处的大多数违纪违法干部都是所在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集人事权、财务权、行政审批权等于一身，拥有充分的资源调配权，权力高度集中。他们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甚至千方百计地逃避监督，唯我独尊，为所欲为，听不进别人的忠告和批评。陈明宪主持省交通厅工作时，厅党组会长期不开，从工程立项到干部人事安排，一手遮天，根本不讲民主集中制。
三是家庭失守。交通厅系列腐败案，再次上演了“夫妻、父子、父女、兄妹”同堂受审的画面。这些贪腐案件，许多都有家庭成员共同腐败的情节，这些官员没能守住家庭的廉洁防线，有的是被家庭裹
挟，有的是被亲情所累，最终不仅毁了自己，也断送了家庭和亲人的幸福。
（郑亚邦卿洪春刘学先）（转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篇十二：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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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山西高平：塌方式腐败的样本》纪录片心得体会
这次观看了《山西高平：塌方式腐败的样本》纪录片，纪录片中的谢克敏和杨晓波等曾经都是优秀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公仆，可最终到底是什么使这样的党员干部会在退休前落得如此的下场
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实例，使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无论你官职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一定都要时刻保持廉洁自律和遵纪守法的意识。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注意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注意廉洁自律，以至于思想蜕化质变，大搞权钱交易，最终倒在了金钱和美色上。他们这些人犯罪事实和他们的忏悔，无不让人感到震惊和惋惜。他们的行为，不仅使自己身败名裂，还给孩子、妻子、父母和亲戚朋友造成了无形的伤害，而且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腐败可耻，贪官可恨。从古到今，凡是贪官，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只有那些为百姓、为人民廉洁勤政，无私奉献的从政者，才能彪炳青史，永远为世人所传颂。要预防这种现象在党员干部中继续发生，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严于律己，始终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现就学习情况谈一点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首先必须牢固树立为民掌好权的思想。党员干部特别是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权力、行使权力；时刻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个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用来作为谋取个人和小团体私利的资本，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是做人、为官的起码要求，也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起码要求。党员干部要忠心耿耿地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努力工作，尽职尽责，秉公行事，自觉地做到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经受住名、利、权、位的考验，面对物质利益的强烈诱惑，不沾、不染，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公仆本色。往往有些在领导干部在金钱、美女的诱惑下犯下了有辱党和国家的声誉的事情；也有些领导干部在处理问题上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干部，伸手索取名车、豪宅、香烟、美酒等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不仅仅代表我个人，还代表我们的党组织，所以言行上我处处注意自己，不做一些有损党的形象的事，不说一些不利于党的言论。在处理问题上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在处理与职工的关系上，也尽量做到公正廉明、做到不吃、不拿、不沾、不染，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公仆本色。
其次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权力的得与失全在人民群众的拥护与否。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例如前苏联这样的一个大国，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之所以丧失政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领导集团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脱离了群众，继而形成了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终被人民群众所抛弃。因此，加强党风廉正建设，是我党执政规律的必然要求。党要紧紧的依靠群众，才能永远保持其先进性、廉洁性。我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要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办群众所需；端正对群众的态度，增进对群众的感情；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教育事业是一项艰
巨复杂、任重道远的任务，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地参与和支持。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
再次必须做到洁身自好、谨言慎行。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往往是从八小时外的毫无节制的吃喝应酬、沉湎于灯红酒绿之中不能自拔而开始的。党员干部要自重、自警、自省、自律。管好自己的眼，不该看的不看；管好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管好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管好自己的腿，不该去的不去。守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做防腐拒变的典范。像孔繁森、焦裕禄这些干部大多身处一方要位，但他们始终在为民众奔波忙碌直至呕心沥血，毕其一生无不清贫。我们倒不是都要求当官的去一味求清贫，只是腐败的起点其实往往都是没弄清楚了自己为什么当官为什么可以当官当官职责是什么倘若能一直对这几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官之道，恐怕当今的官场，会更清廉一些。
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也要像莲花一样，在现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下，我们要保持人格力量，自重、自省、自励，一尘不染，一身正气。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干事。
篇十三：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P> 去年70名国企高管被查处大型国企现塌方式腐败2015-07-1416:44:08来源:财经网(北京)国有资产流失主要发生在‚投入、管理、激活、释放红利、改制重组‛的过程中。有的是在投入期间投少报多，有的是在管理期间监守自盗，有的是在激活过程中里应外合，有的是在释放红利的过程中将盈利谎报成亏损，更多的是在改革改制重组的过程中集团式打包侵吞。加强立法，建立起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国有资产管理、保护、司法追偿法律机制；在司法方面，要依法严惩侵害国有资产的腐败行为，形成不敢腐的威慑力。‚防止国资流失‛一直是国企改革中的焦点问题。这一话题随着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推进而更加引人关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7月13日刊文《全面从严治党国企尤为紧迫》，文章称：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专项巡视中发现，有的企业以改革为名，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旗号，贱卖贵买、予取予求，侵吞国有资产如探囊取物。6月5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提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快形成全面覆盖、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同日通过的《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两份文件获审议通过，意味着国企改革总体方案‚渐行渐近‛。如何在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堵住国资流失的口子，为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做出保障性安排，正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的课题。去年70名国企高管被查处大多涉及国有资产流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显示，中央第十三巡视组在对中粮集团进行专项巡视时，共追回经济损失2.4亿元人民币；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对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巡视时发现，该公司违规向民营企业让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中船集团在资产收购、企业重组改制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记者梳理资料发现，2014年至少有70名国企高管被查处，而这些落马高管的案底均涉及贪污和国有资产流失。各个改革时期，党中央国务院重点防范的领域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从每个时期的贪腐案件以及十八大以来密集查处的腐败案件中，不难找到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所在。‚国有资产流失主要发生在‘投入、管理、激活、释放红利、改制重组’的过程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特聘教授、云南施甸纪委特约撰稿人李艳菲说，有的是在投入期间投少报多，有的是在管理期间监守自盗，有的是在激活过程中里应外合，有的是在释放红利的过程中将盈利谎报成亏损，更多的是在改革改制重组的过程中集团式打包侵吞。在改制的过程中出让国有资产的行为将会频繁发生。李艳菲指出，国企是国有资产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盘子大、资金密集，且涉
及面广、内容庞杂，改革过程中很可能留下空当。而时下波澜起伏的股市也给国企的重组带来了各种信息，国企改革的苗头和趋向同时让很多利益集团蠢蠢欲动，伺机策划侵吞国有资产。如有些地方部门无视资本市场定价的公正性和重要性，提出所谓的股价涨高了不能停牌重组、价格跌得低一些重组方才肯接受的国资贱卖的理由，甚至有人故意操盘，让国有企业股价大跌，从中大肆买进，以达到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有些甚至打出不重组的澄清公告，贻误改革时机。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信息显示，一些大型国企存在‚塌方式腐败‛‚系统性腐败‛‚链条式腐败‛。如在中石油窝案中，集团系统有40余名高管和中层被带走调查。据公诉机关指控，有的部门负责人仅一项违规决策就造成资产流失上亿元。中储粮河南分公司系统内，先后挖出‚硕鼠‛上百名，利用政策漏洞骗取国家粮食资金7亿多元。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新近公布的对多家央企的巡视结果显示，项目招投标、投资等领域是营私舞弊、利益输送的‚重灾区‛。产权不清、以权谋私、监管缺失是国资流失的‚体制性‛病灶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其涉及的范围广，牵扯的层面多。‚产权不清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体制性根源。‛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国有资产产权属于共有产权，涉及每一位社会公众的利益，但国有资产管理者对资产保值增值却不负直接责任，社会公众缺乏相应的监督权。有些国有资产管理者错误地认为赚了是国家的，赔了由国家顶着，由此缺乏责任心，造成国有资产
严重流失。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中国的境外国资总量已不少于12万亿元，这些资产基本上没有被纳入审计监督。据报道，仅18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海外资产便超过7.45万亿元；此外100家大跨国企业的海外总资产达到5.24万亿元，而这100家企业中，国企达到84家。由于常态化的监管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10余万亿元境外国有资产随时都面临着被侵蚀的风险。专家表示，这既与走出海外所面临的不同环境有关，也与国有企业自身的经营和管理能力密不可分。由于一些国有企业盲目进行扩张而‚饥不择食‛，吞下许多难以下咽又弃之可惜的海外项目，尤其是一些资源类项目。例如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大量投资的铁矿石和煤炭项目，现在经营很困难。还有一些央企为了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明知有风险仍要仓促上马。国有企业内耗严重，管理层腐败也会导致巨额海外国有资产流失。庄德水指出，以权谋私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直接原因。有些国有资产管理者为了谋取私人利益，与政府外不法分子相勾结，以资产低估等形式来赚取暴利。更有甚者，利用国有资产管理上的漏洞，侵占私吞、隐瞒挤占、截留转移、挥霍浪费国家资产，使大量国有资产最终流入私囊。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后果不可忽视。由于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投资活动缺乏有效的责任约束机制，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董事会不能代表出资者利益，监事会不能发挥监督作用，加上决策的不民主，常常会导致决策错误，以致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事实，反映出监督体系的缺陷。‚在现实生
活中，表现为党的领导意图在具体的践行过程中被执行偏差，各级国资委的监管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审批过程中批的多，监管的少，在与各地审计部门联合执行审计监督过程中联动不够。‛李艳菲认为，部分企业高管对企业的改制和财产财务状况恶意隐瞒，搅浑企业资产的水，对国有资产信息人不公开或不及时公开，甚至故意散布流言蜚语，造成未来投资风险加大、发展不明朗的假象，从而贬低国有资产现有价值和预期价值，减少竞争对手，形成侵吞壁垒。分析以往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可以发现，在国企改制中，部分企业高管侵吞国资的主要实施措施是团队策划、‚链条式‛打造和‚炮制包装‛。李艳菲打比方说，具体的处臵就如生猪屠宰链：官员认为国有资产这头‚生猪‛得病需尽快卖掉，因此‚赶猪进圈‛，并颁发‚屠宰证‛；国企高管也炒作‚生猪‛得病、‚猪肉‛问题严重，找内定商人议价‚屠宰‛；商人低价‚买猪‛，‚屠宰分割‛后包装上市；最后大众只看到包装好的‚猪肉‛却见不到整只‚猪‛，也不知道‚猪肉‛出处，国有资产流失得无影无踪。‚国有资产被分解和洗脱干净之后，再换上合法的私人外衣。‛李艳菲指出，国有资产处臵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加之法制机构很少向社会民众宣传这方面的知识，大众被包裹在谎言里，根本不知道从何监管。有权必有责、权责必对称用责任约束管理者的‚任性‛阻塞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必须坚持市场经济发展导向，尊重国有资产运行规律，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形成健全完善的国有资
产监管体系。受访专家认为，要构建国有资产法律体系，加强立法，建立起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国有资产管理、保护、司法追偿法律机制；在司法方面，要依法严惩侵害国有资产的腐败行为，形成不敢腐的威慑力。‚有权必有责，权责必对称，要强化管理责任机制，对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管理者要依法依规进行问责，用责任约束管理者任性的决策权力，消除管理者的惰性心理。并且，要划分各部门的权能，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做到责任到位，责任到人。‛庄德水表示。制度建设须有的放矢，而不仅仅是亡羊补牢。‚丢羊可能并不只是狼所为，因此只堵住漏洞这一条措施是不够的。必须针对不同的原因，制定不同的措施。‛李艳菲表示，很多制度不能阻止‚羊‛继续丢失，就是因为只考虑了一个面上的堵漏，而没有深挖根源，区别对待。李艳菲认为，预防国有资产流失必须重点做好五项工作。一是健全国有资产管理登记工作，要把国有资产的管理登记工作贯穿领导干部任前、任中、任后重要的责任机制中，确保守土有责。要把‚领导干部守好国有资产，发挥国有资产最大利益、效益惠及全体国民就是政绩‛这一要求作为重要考核原则。任何一级领导干部任职前后都要有国有资产的交接手续，并且利用互联网进行公示。任职前接收的国有资产数量和状况、任期内国有资产新增和减少的情况以及原因要做书面说明并在互联网上公开，离任时要进行认真审计。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干部要加以追责和不予提拔任用。二是将国有资产的监管工
作贯穿时下纪检监察机关‚三转‛的全过程。进驻纪检组要把监管国有资产作为重点执纪监督的依据，加强与国资委的联动，国资委要主动提交国有资产情况给纪检监察机关备案备查。三是各级党委政府要强化各地国资委的责任意识，加强工作能力的培训，尽快组建国有资产普查队伍、联动执法队伍，对国有资产进行严格的清查和登记评估，建立备案库。四是加紧制定处臵国有资产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各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加大处臵监管过程的透明化。国有资产的数量和处臵渠道要通过互联网、报纸、电视等向大众公布。五是鼓励员工加大举报监督力度，提升职工反腐素养。只有全社会全方位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多种方式灵活运用，把国有资产放进制度的笼子里，严加看管，才能杜绝觊觎之手。国企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和《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实施，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庄德水认为，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将坚持党管企业的政治要求，重视两个力量的发挥。一个力量是领导力量，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臵，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另一个力量是倒逼力量，重视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机制制度创新，着力建设全面覆盖、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重点监督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等重点部门、重点岗位和
重点决策环节。与此相适应，强化国有企业内部专门纪检监察机关的建设，提升国家企业内部监督制约能力，用反腐倒逼国有企业改革。‚这样的制度安排，将有效地堵塞国家资产流失的漏洞，避免产生监管失灵和无人负责的现象，让国有企业领导层把自己‘摆进去’，把政治要求和规范责任挺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前面。‛庄德水表示。
篇十四：彻底杜绝塌方式腐败对照材料
P> 一把手贪婪引发“塌方式”腐败作者：颜新文来源：《共产党员·下半月》2017年第7期
以“接待开支不够用”为由，一把手授意私设4个小金库套取资金150余万元，用于私分、送礼和个人吃喝；班子成员抱团腐败，巧立名目用公款买衣服、发过节费。浙江省淳安县水务公司经理、副经理等7名党员干部被“一锅端”。
一把手不守纪律规矩会给一个单位带来怎样的影响？近日，浙江省淳安县纪委通过巡察移交问题线索，查处了县水务有限公司腐败窝案。一把手贪婪引发“塌方式”腐败，该公司原经理方伟明、副经理徐垚等5人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人受到留党察看处分。
利欲熏心，私设4个小金库
1994年，方伟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淳安县自来水公司（淳安县水务有限公司前身）工作，从最基层的管道安装工干起，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走上公司领导岗位。2013年，方伟明被任命为县水务有限公司经理。
然而上任没多久，方伟明就把公司财务科长孙蕴慧叫到办公室，交代她：“公司接待开支不够用，需要另外拿些钱到账外来开支，资金进出由你保管、记账。”
随后，孙蕴慧按照方伟明的交代，将水务公司下属一家设计分公司的收入转入自己的私人银行账户，成为供方伟明等人挥霍使用的小金库。
在尝到甜头后，方伟明又在公司下属单位管道安装公司处另设了一个小金库，安排安装公司副科长洪卫腾以虚增工程款的形式套取国有资金。
就这样，通过虚开设计费发票、虚增工程款、截留废旧材料出售等方式，方伟明共私设了4个小金库，累计套取国有资金150余万元。这些钱，大部分被方伟明等人以奖金福利名义进行私分侵吞，部分用于吃喝、旅游、出入KTV等支出。在他担任经理期间，从小金库支出的KTV消费就多达数十次，金额11万余元。
搞小圈子，领导班子集体沦陷
更为可笑的是，方伟明自诩是一个大方的人。每逢节假日，他都会让人从小金库提取部分现金，以油补、加班费、过节费的名义发给班子成员、财务经办人等。2014年底，方伟明等人到杭州出差办事，有人提出快过年了，给大家买件衣服，他很痛快地就答应了，通过小金库支付了1.7万元。
送礼，是方伟明私设小金库的另一个用途。2015年，方伟明让经办人用小金库的钱购买了9万元某大型商场购物卡，计划用来送礼跑关系，可是跑了一圈却发现没人肯收。2016年初，他通过工程老板把部分购物卡兑换成现金，用于自己在外吃喝费用。
这种风气也带到了他身边的小圈子中。淳安县纪委调查发现，这些小圈子成员和工程老板搞权钱交易、收受礼品礼卡的不少。2014年，在一次例行检查时，县纪委发现水务公司用公款购买了价值3万元的超市购物卡。为应付检查，方伟明等人从下属小金库里取出3万元补到水务公司账上，表示通过内部职工出资购买购物卡的方式进行了整改，并附上水务公司的收款票据和假清单。风头过后，方伟明将这3万元购物卡分给属于自己小圈子的班子成员、财务等人。
耍小聪明，欺骗组织对抗审查
纸里终究兜不住火。2015年5月，方伟明让洪卫腾从小金库中转6万元至自己银行账户上，用于私用。听到县纪委正在调查水务公司的传言，方伟明害怕东窗事发，又将这6万元通过银行转账还到了下属公司账上。但是，他对这6万元却始终念念不忘。
“一直到2016年初，纪委都没来调查，我觉得应该是安全了，就又从洪卫腾那把这6万元拿了回来。”这一次，方伟明考虑银行转账有记录不安全，让洪卫腾直接取现金交给他。
为了对抗组织审查，方伟明不光在收钱的方式上“动脑筋”，还伙同他人在相关资料上“做手脚”。2015年年底，方伟明把时任水务公司副经理的徐垚叫到办公室：“纪委可能在调查我们，我们设计分公司是有问题的，一查起来事情可能要暴露。我们要赶快把公司转成私人公司。”当天下午，方伟明、徐垚等人就赶到杭州补签了一份假合同，把时间倒签到2010年，将设计分公司变成了徐垚名下的私人公司。
“聪明反被聪明误。”淳安县纪委相关同志介绍，方伟明的这些小聪明，没能帮他逃脱党纪国法的制裁，反而成为加重处罚的依据。（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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