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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逻辑体系的建构都必然在自洽的“合法性论证”要求中不断地进行扩张。“阻力”的消失即为负反馈条件的缺乏。它将产生两个明显的后果：逻辑体系的形态远离逻辑得以演绎的原点而导致自我否定的危机，以及正反馈的无以 复加导致逻辑系统的崩溃。
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改革”视为这样的一种逻辑体系，那么，统治的专制性质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掠夺成性对权力的暴虐与资本的贪婪的释放所导致的严重政治社会危机使中国社会正面临崩溃的可能。权力与资本的歇斯底里和民众的悲惨状态使中国正越来越象是一座有待喷发的火山。因统治者以其政策对其赖以获得统治合法性的来自历史传承的意识形态的否定，以及支撑其当下统治的“改革”神话在民众心中的破灭，“经济发展”正蒙上阴影，中国正陷入一种火山喷发前的无序和恐慌状态。阶级对立的出现以及各个或大或小的利益集团对新老意识形态的玩弄使民主化的努力雪上加霜，它有可能等不到徒具形式的那一天就与中国社会同归于尽。
一、意识形态神话与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
不管现在统治者将中国仍然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且不说“改革开放”前是否“社会主义”）是厚颜无耻还是迫于无奈，都昭示出这一点：由历史传承而来，建构了其统治合法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哪怕徒具符号功能而像一块抹桌布也不能在现阶段公开抛弃。其政策可以“向右转”到连西方的右派都不能容忍的程度，但仍然必须“开左灯”。抛弃了这个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无异于从内部对统治进行摧毁。
但是，它的政策已经使“社会主义”等“左”的一切特征差不多被抹得一干二净。权贵资本主义、黑金政治的逻辑使中国社会恍如置身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丛林。这种极右化的政策和其所标榜的“左”的意识形态已经严重分裂，任何一方都不能从对立的逻辑中来对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
这种“精神分裂”典型地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被称为“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指导“改革事业”的主流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私有化”已获得政治正确性，成为“主旋律”。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则是“精英联盟”对民众的联合压榨，民众没有任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一方面旗帜上仍然写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农民的被压迫掠夺，在商会等强势群体的组织面前他们仍然不被允许成立属于自己的自治组织。所有这些“精神分裂”的症状表现已经使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分划出现无序状态，以致任何不结合具体语境的炎炎大词的高谈阔论都仅仅是或别有用心或大脑僵化驱使下的一场闹剧。
但这种混乱而无序的状态给一些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仰赖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主要是反左”的政治定位，任何对掠夺式改革的质疑和反抗一律被扣以“左”的帽子而打压下去。当下的“左”和“右”的价值判断与“文革”时完全进行了颠倒，文革的暴虐使“左”声名狼藉，以致这个离开了“文革”时的特定语境便没有任何所指的符号已经成为“罪恶”的化身。而“右”则因“文革”时的蒙难在当下获得了无限的荣光，虽然现在的“右”与“文革”时的“右”没有多大的关系，甚至“文革”时的“右”在当下的语境中已经具有浓厚的“左”的特征。借助于政治上对“左”判的死刑和“左”的历史恶名，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左”扫清了掠夺和分脏的障碍，以致被侵害的民众都不知道他们的苦难来自何方。但是，只有别有用心之徒或无知无耻之徒才会不结合具体的语境而对“左”和“右”进行价值判断，并无视它们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涵义，必须根据其在特定时期的表现及内容来作出判断的事实。如果说“左”在文革代表着一种暴虐，那么在当下，则更多地是被侵害的民众对于掠夺式改革的抗议，是对民主、公正的诉求。而“右”在当下的表现则更多地代表着“精英联盟”对于民众的掠夺和压榨。既得利益集团企图将民众对于民主、公正的诉求偷换成“文革”时的“左”，而将“精英联盟”的罪恶置换成“民主”、“自由”等炎炎大词，正说明其对民众的恐惧已无以复加。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出，在统治集团已极右化时，对“右”的美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二、“不争论”的神话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他还强调：“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375页）
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一言九鼎就此决定了中国社会现在的格局。从此，“防左”和“改革开放”一样成为不可阻挡的“主旋律”。“左”和“右”一样，作为政治光谱具有丰富的涵义，必须根据具体的语境来“反”或“扶持”。它们和“民主”、“自由”、“专制”、“独裁”等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因为“左”和“右”都具有自身的价值，都可能保持社会的均衡，也都可能分别走向专制独裁的歇斯底里。除非是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左”、“右”的均衡才有意义，否则必须根据具体的所指来界定和评析。因此，在专制制度下，“反左”或“反右”的一元化倾向只会带来灾难，而且其合法性必须根据统治集团是极左还是极右来判定。从这点来看，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反左如果界定为清除文革时极左的余毒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在专制制度下，“反左”的逻辑演绎并不会在对“右”的一元化逻辑建构中导向民主――和“左”一样，“右”与民主自由本身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同构性――，而是崔生出了权力与资本的掠夺综合症，一个高度贫富悬殊的极右社会。当“反左”已经达到这个地步时，它也已从道义上被判处死刑。
与“反左”遥相呼应的是“不争论”的专制逻辑，借助于这个专制逻辑，极右化的改革政策消除了质疑和反抗而一路狂奔。这个被无数朝廷鹰犬所美化鼓吹、建立在对思想争鸣、言论自由的公开扼杀基础上的专制逻辑本身就是对“人民权利”的一种践踏，因为任何改革都具有公共性，都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剥夺他们的权利本身就是对他们的利益的剥夺。这个专制逻辑最野蛮地体现在激起民愤的国有企业的“改制”中，在对这些全国人民从理论上讲都具有所有权的资产进行“拍卖”时，不仅不允许“争论”，即听取全国人民的意见，而且连相关企业的工人的发言权利也未予以考虑，权力和资本一合计，就轻易地将本属于大家的东西弄到了他们的手里。而恰恰是这种“不争论”的神话，权力资本对于国有资产的掠夺，诸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对于普通民众的掠夺才会在一片骂声中一日千里。
因此事实真是富有讽刺意味，所谓的“反左”和“越右越光荣”不仅未见丝毫“自由”的痕迹，反而成了专制的一种道具。这种“不争论”以侮辱民主、自由的理念始，以扑火民主、自由的诉求终。仰赖于这种“政治保护”，中国的“改革”进行的“暗箱操作”一直到2004年的“郎顾之争”才撕开一道口子。而假如没有顾雏军愚蠢的对郎咸平的起诉，并通过媒体的报道得到聚焦，从而在事实真相的暴露中在全国炸了锅，这种“暗箱操作”还很难被大多数人所关注。而“郎顾之争”之所以引起如此反响，不是因为它的新闻效应，而是中国的掠夺式改革已经民怨沸腾。因此，在现阶段，终结这种“不争论”的神话不仅是民主、自由理念和民众维护自己权利的要求，而且是对中国社会所埋藏的地雷的一种排除的努力，以防止它不致于要埋藏到使侵害者和被侵害者同归于尽的一天。
三、“市场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对立的神话
1947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悲壮地写道：“我们所疑惑的并非遍布大地如同地狱一般的现实图景，而是没有冲破这种现实的合适机会。在今天，如果还存在着我们可以把传递讯息的责任交给他的人，那么，我们决不馈赠给那些“大众”，也不馈赠给个人（他已无力），而是馈赠给一个想像中的证人――只要他不与我同归于尽”。
这段话可以在中国的语境中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它既可以解读成民主化的困境，也可以解读为普罗大众难以在他们的悲惨状态中挣扎而出的困境。但这些困境无疑都与受损阶层（阶级）和获益阶层（阶级）在“政治专制”与“经济自由”的格局中采取不同的经济立场，因意识形态或思想、感情上的隔膜，哪怕政治立场一致也难以形成“同盟”，甚至获益阶层（阶级）还通过意识形态的无知偏见客观上鼓吹对受损阶层（阶级）剥夺的意识形态有关。对于获益阶层（阶级）来说，他们在市场中的获益离不开一种与资本对应的市场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被专制权力所运用恰恰是造成受损阶层（阶级）苦难的一个根源。因此，一些不见得与权力公然结盟却成为改革的获益者的人甚至公开对这些受损阶层（阶级）维护自己权益的“左”的诉求进行辱骂，使建基于阶层（阶级）隔阂甚至对立基础上的所谓“自由”、“民主”词语的普遍性能指的神话因只对应于这些人的所指的暴露而破灭。
由此有必要看清一下中国的“市场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说西方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市场意识形态”背后站着霍布斯语境中的巨型怪曽，那么在这一点上中国尤为明显。所谓的“改革”，所谓的“市场经济”，所谓的“私有化”，皆是由“国家意识形态”所推动，以专制权力来保驾护航。而“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是“改革”的主流理论，已经成为“国家意志”。它和“马克思主义”的争斗已经不是“在朝”、“在野”的争斗，而是统治集团内“右”和“左”的争斗，是新的意识形态对老的意识形态的驱逐。政治专制与经济自由高度融合，权力与资本称兄道弟，官商勾结成为当下常态。这个时候还要将它们对立起来，将市场意识形态标榜为“反专制”，这种表演难免让人有既当了婊子又立牌坊的感觉。在“国际歌”之类的调子、《包身工》这样的作品已经非常让统治者害怕的今天，所谓的“市场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恐怕只能说明资本和权力除了相互勾结，还有着追逐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所驱动的争斗的另一面了。
事实上，一个叫罗伯特.库尔茨的德国人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发迹史和罪恶史时，早就看穿了这样的把戏：“市场与国家、私有资本与国家经济、经济要人与政治精英，无论从历史或是社会结构的角度而言，这些对立面所体现的始终只是同一社会场域的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方面随时有发生突变的可能。” 他再次强调：“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场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纯粹表面性的对立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圈套以及极权主义―自由主义利用自身的两面性而做的一种变形游戏而已。”
这样的“变形游戏”并不仅仅是现在才开始，实际上一开始它们就存在逻辑的相通。罗伯特.库尔茨还发现：“作为偏离正统思想脱胎于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从根本上说受到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利益范畴的高度感染”，因此，“东方当初从一开始就不是另一种历史选择，而只是西方本身的一个更为粗糙和脆弱的，而且半途而废的版本而已。” 如今，这个版本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不得不向那个高级的版本回归――而且是以最野蛮的方式向高级版本的低级形态回归。而拙劣版本改邪归正而向高级版本的低级形态回归的“唯一历史选择”的认定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对于西方的“羊吃人”时期的拙劣模仿所带来的一切罪恶变成了一个似乎可以获得合法性支持的历史进程。自然，在此过程中的获益者，要大力鼓吹虽然让他们获益，却已经与“国家意识形态”狼狈为奸的“市场意识形态”。
这种情况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蒙上阴影。当“国家意识形态”和“市场意识形态”已经融为一体时，对“国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而对“市场意识形态”进行鼓吹无异于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献媚。而在这种表演中，在政治上具有相同立场的阶层（阶级）的隔阂只会加深。这样的阶层（阶级）隔阂将考验某些强势群体对于民主理念的忠诚，因为任何对侵害民众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容忍甚至鼓吹都只能证明“民主”、“自由”这些炎炎大词的摇唇鼓舌者都不会真的会认为这些词语具有超越于他们自身利益之外的公共性和普涉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切似乎具有公共性的意识形态鼓吹都会失去它的魅力，取而代之的绝不是公共诉求，而是无情的阶层（阶级）博弈――不管它是用规则还是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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