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可行性研究报告】
明 镜， 张淑一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综合性地理文献之一。20世纪以来，学界从不同学科视角对《禹贡》相关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研究成果丰富。本文拟从《禹贡》的成书时间、性质、宋代《禹贡》学术史、《禹贡》九州、山川地望，以及五服制度等6个方面，对国内近百年有关《禹贡》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进行述评，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古代诸家一般认为《禹贡》为夏代作品，正如宋人黄度《尚书说》云：“《禹贡》夏史之所作也，禹平水土，王业基焉，故夏史追记制贡之法而作《禹贡》以冠夏书。”[1]又林之奇《尚书全解》云：“《禹贡》一篇盖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后之序……《禹贡》者夏史所录，故谓之夏书。”[2]263近百年来，学界关于《禹贡》一书的成书时间主要观点有“西周说”“春秋说”和“战国说”。
其一，“西周说”代表人物有王国维，其在《古史新证》第一章详细考据了《尚书》各篇成书年代，认为《禹贡》文字平易简洁，应该是西周初期所作[3]；
辛树帜在《禹贡新解》一书中提出《禹贡》成书年代上至西周全盛时期，下至周穆王为止[4]；
刘起釪以古冀州地域沿革、五行说发展以及鸿沟由来为依据，提出《禹贡》成书于西周较为合理[5]；
岳红琴以《禹贡》冀州的重要位置和西周人尊崇夏代的史实推断得出，《禹贡》主体内容完成于西周中期无疑[6]。
其二，“春秋说”代表人物有徐旭生，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三章提出《禹贡》成书时间至少在春秋中期以后[7]；
王成祖依据《禹贡》内容所体现的地理观特点，提出《禹贡》成书在春秋晚期[8]；
晏昌贵提出尽管《禹贡》九州制和畿服制出现时间较早，但是《禹贡》内容展现的知识体系却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9]。
其三，持“战国说”学者居多，代表人物如钱穆《中国史学名著》[10]、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11]等著作，都提出《禹贡》成书于战国时期；
顾颉刚提出，按照《禹贡》九州名称的由来和古代五行说发展，《禹贡》应该成书于战国时期[12]；
陈连庆提出，《禹贡》成书年限是秦国灭蜀之后，下限是邹衍创立“大九州说”之际[13]；
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中提出，《禹贡》九州的山川地理皆对应战国时各国的山川形胜，故《禹贡》是战国晚期作品[14]；
易德生参考了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容成氏》和传世文献《墨子》有关古代九州的叙述，提出《禹贡》成书年代大概在公元前380至前360年[15]。
综上，按照《禹贡》五服制的面积计算，《禹贡》九州面积可达方五千里。然而，西周统治区域远没有达到千里之地。如《荀子·仲尼篇》曰：“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16]又如《孟子·公孙丑上》曰：“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17]153同时，《禹贡》雍州西界黑水主要在今甘肃与青海边界，而梁州地界包括了今四川大部分地区。然而，春秋时期各主要国家统治区域并没有延伸至今四川和青海地区，这些地区生活着大量的四夷。所以《禹贡》一书并非是西周和春秋时期作品。战国以降，秦国不断地向西扩大统治区域，南并巴蜀之地，扩地千里；
而燕、楚、齐、赵等国也不同程度地扩大自身势力范围，面积皆超过千里之地。如《孟子·梁惠王上》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17]75又《史记·苏秦列传》中描述燕国面积“方二千余里”、魏国“方千里”、齐国“方二千余里”、楚国“方五千余里”[18]。故《禹贡》成书时间在战国中晚期。
《禹贡》内容主要分为四部分，一是大禹治水过程；
二是九州地界、山川地望、动植物、土壤、田赋、贡品和贡道等；
三是导山和导水；
四是五服制观念等。《禹贡》涉及学科广泛，包括地理学、气象学、历史学、经济学、农学、文学、动植物学等，故《禹贡》一书的性质很难简单概括。学界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一些学者认为《禹贡》是中国早期水利书籍。如朱惠琴、马宗申提出《禹贡》实际展现了中国古代先人丰富的治水经验和思想，故《禹贡》是中国古代治理洪水灾害的经典文献[19-20]。
其二，大部分学者一致认为《禹贡》是中国古代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百科全书。其中，一些学者从思想史视角讨论《禹贡》。如宋正海、龚胜生、邹逸麟等提出《禹贡》是一部体现中国早期地理思想的著作[21-23]。一些学者从人文经济地理视角讨论《禹贡》，如凌申详细论述了《禹贡》的经济地理思想与古代区域经济、国土经济开发等方面之间的关系，提出《禹贡》创立了中国早期经济地理学概念[24]；
张守军提出《禹贡》是一部关于古代经济地理和贡赋制度的著作[25]。还有一些学者从自然地理视角讨论《禹贡》。如林汀水提出《禹贡》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土壤地理学著作[26]；
沈思芹、钱宗武提出《禹贡》蕴含了丰富的中国古代农业知识，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农业地理史料[27]。史念海提出，《禹贡》内容涉及古代政区划分、疆域、山川地望、土壤物产、交通等，故《禹贡》是中国早期人文和自然地理百科全书[28]。
其三，有的学者综合诸家观点得出结论。如王小红在《宋代〈禹贡〉学研究》一书第二章中梳理与分析了宋代《禹贡》学研究成果，提出《禹贡》是中国古代治水之书、地理之书和贡赋之书。[29]48-56
综上，学界对于《禹贡》一书性质的讨论从未停止，争讼较大。然而，关于《禹贡》的性质，需要在《禹贡》成书的时代背景下讨论。上文已知，《禹贡》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当时天下一统的趋势日益明显，大一统观念开始成为各国上层统治者的共识。如梁襄王问孟子谁会统一天下，孟子答：“定于一。”[17]59《禹贡》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内容包括了治水方法、行政区划、山川地望、土壤质量、贡赋等级、五服制等各个方面。所以说，《禹贡》很可能是战国时人以“禹画九州”传说为载体，想象出来的大一统王朝行政治理蓝图。上述学者讨论的治水、地理、贡赋等，只是《禹贡》的具体知识内容，而非性质。《禹贡》一书很可能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理想化的大一统王朝治国理政的施政纲要。
潘晟对宋代《禹贡》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评述，提出北宋学者关于《禹贡》的阐释局限于“治水”和“水学”，而南宋学者在政治形势与理学兴起的影响下，对《禹贡》的认识逐渐超越经学篇章的地位。[30]王小红《宋代〈禹贡〉学研究》一书系统分析了宋代有关《禹贡》学研究的原始文献和宋代学者关于《禹贡》成书时间、性质、篇名、九州制以及五服制的研究情况，并从整体上评价了宋代《禹贡》学发展的原因、特征、地位与价值。[29]周书灿、张洪生对宋代《禹贡》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史回顾，肯定了宋代《禹贡》研究的学术价值。[31]尽管上述学者对两宋时期《禹贡》学研究展开全面梳理与分析，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缺少与不同时期《禹贡》研究的纵向比较。上文已述，唐宋以降《禹贡》注释版本多达上百种，尤以明清时期为甚。如果将宋代学者关于《禹贡》的研究与明清时期诸家研究进行比较分析，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就可以更好地揭示宋代《禹贡》学研究全貌，对于未来《禹贡》学术史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
战国以降，儒家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九州学说。如《礼记·王制》《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以及出土文献《容成氏》九州等。其中，《禹贡》九州学说较为著名，对后世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近世以来，《禹贡》九州的相关问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成果丰富。
(一)《禹贡》九州内容评价
由于《禹贡》九州内容涵盖的知识面较为广泛，故一些学者重点对《禹贡》九州的叙事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评价。如李禹阶提出，《禹贡》九州内容反映的地理思想展现了战国时人们对周边世界的一种理解[32]；
张朋兵提出，《禹贡》九州叙事形成了“中心——边缘”的文本生成模式[33]；
李零提出，《禹贡》九州采用了回环式叙事法，东部七州一个圈，西部二州一个圈，九州顺序遵循了战国时期“九宫图”思想[34]。
(二)《禹贡》九州名称考证
《禹贡》九州名称依次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由来，一些学者进行了详细考证。如丁山对《禹贡》各州名称由来进行了全面论述，取得了突出成果，提出《禹贡》冀州名称源于陶唐氏部族号；
兖州源于河流；
青州以五色配五方，青色配东方，青州得名于青羌、青丘；
徐州源于徐方；
扬州得名于阳夷；
荆州得名于荆楚；
豫州得名于《国语》“谢西之九州”的谢邑；
梁州得名于三狼羌；
雍州得名于秦国都城雍城。[35]叶天倪提出，“冀”的音义与“畿”同，阴阳对转，以帝都所在，取名为“畿”，音变为“冀”；
青州，清新之气，“青”代表万物新生；
扬州即越也；
豫州的“豫”，即宽豫也。[36]顾颉刚、刘起釪提出《禹贡》冀州得名于春秋时期晋国南部的古冀国；
兖州即沇州，因沇水而得名；
青州由五色配五方的五行思想而来；
徐州由于淮夷一支徐族而得名；
“扬”“越”关系密切，扬州得名于“扬越”；
荆州因荆山而得名；
豫州得名于西周谢国；
梁州因全境地势高，多山梁而得名；
雍州因秦国都城雍而得名。[37]
一些学者还专题讨论了《禹贡》个别州的州名。如陈国生提出蜀地存在“栈道”这种特别的交通设施，故成为西南地区代名词，古代“梁”字为桥义，所以《禹贡》梁州特指代西南地区。[38]刘顺良提出，《禹贡》梁州位于中国西部，西方之气“疆梁”，所以称梁州。[39]尽管上述学者都考证了《禹贡》九州名称，但是在部分州名称由来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其一，冀州名称不能简单概括为来自陶唐氏名号、晋国或王畿。冀州名称形成是多方面影响的结果。春秋时期有冀国，而晋国早期都城“绛”称“翼”，“翼”“冀”音转义，互为假借。故晋国都城“翼”也称“冀”。由于晋国都城翼与冀国皆在晋国境内，而相传尧、舜、禹皆建都城于晋地，故以“冀”作为名号。后来，晋国便用冀州表述。后世诸家认为冀州是尧、舜、禹三代都城之地，故冀州是古代天子所居王畿，辖制四方诸侯。这样一来，冀州从晋地逐步演变成天下中心，也称“中州”“中土”或“中国”。马培棠提出：“冀州在中区，不知何故，转以名北方。窃以战国之际，纷乱已极，切望统一，久成上下一致之心理。因有利三晋之形势，而借用之，一匡天下和，定贡赋，画九州，以两河为帝都，以三晋为畿辅。但恐人微言轻，不足听，于是上托大禹，北移冀州。”[40]正如马培棠所述，冀州能成为“中州”“中土”或“中国”别称，主要是战国时人渴望结束战乱，天下一统，故将大禹治水别九州传说进行改造，确立尧舜禹所都的冀州为大一统王朝的京畿地区。
其二，《晋书·地理上》曰：“兖州盖取兖水以名焉。”[41]418又《禹贡》曰：“导沇水，东流为济。”[42]可知，沇水为古济水的支流。“兖”“沇”互为假借，兖州也称沇州。故兖州名称出自沇水已经在学界达成共识。“徐”作为商周时期东夷集团中最大的国家，其旧地在今山东滕县南、淮水北岸。先秦传世文献中，“徐”也称徐方、徐戎、徐夷等。“徐州”一词在先秦传世文献中还是城邑地名。战国以降，“徐州”作为地名有两个，一是在齐国西北部，二是在鲁国东部。而鲁国东部的徐州在《禹贡》徐州域。故《禹贡》徐州名称很可能同时受到鲁国和徐戎的直接影响，即战国时人借助于鲁国东部城邑徐州名称，结合鲁国地望加工想象而成。如《吕氏春秋·有始览》曰：“泗上为徐州，鲁也。”[43]
其三，战国以降，五行学说被广泛运用于政治、思想、礼制、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衍生出五帝、五岳、五声、五色、五味、五常、五事等五常之性。其中，“五色”即青、赤、黄、白、黑。先秦传世文献记载，“五色”的青、赤、白、黑四色分别对应“五方”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这里“青色”主要对应“东方”。青州名称主要源自战国五行学说，这已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尔雅·释言》曰：“越，杨也。”[44]这里“杨”“扬”互为假借，与“越”音义相同。先秦传世文献中“杨越”经常连用，南方越族在传统古九州扬州域，故“扬越”或“杨越”并称，扬州源自“杨越”。荆州名称并非出自荆山，而是对南方楚国的蔑称。《谷梁传》庄公十年曰：“荆者，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何为狄之？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45]173可知，当周天子实力强大时，楚国必是最后被认同的国家；
而当周天子地位衰弱时，楚国必是最先反叛的国家，故诸夏国家称楚国为“荆”。“荆”，即狄也。由于楚国是狄，故不言楚国，而言荆州，因为“州”的地位不如“国”。正如《谷梁传》庄公十四年曰：“荆者，楚也。其曰荆何？州举之也。州不如国。”[45]181中原地区的诸夏国家早期认为南方楚国是反复无常的国家，故称楚国为狄国，用“荆州”作为楚国称谓，以视轻蔑。
其四，豫州名称并非源于西周谢国，而是来自地理位置。豫州地处传统九州中的中心位置，帝都所在。故古人以“豫”名州，表示该州域内安逸、中和且有秩序。如《晋书·地理上》曰：“豫州，豫者，舒也，言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也。”[41]420雍州名称并非像过往学者所述来自秦国都城雍。古代“雍”即“壅”，即拥塞、堵塞的意思。雍州北部是黄土高原，南部是秦岭山脉，故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如《晋书·地理上》曰：“以其在四山之内，故以雍名焉。”[41]430又李桢扆《尚书解意》曰：“雍州……四面积高曰雍。”[46]雍州地貌特征与“雍”“壅”含义相近，故“雍”的含义与雍州地貌特征相符。“雍州”“雍城”“雍水”和“雍山”皆源自“雍”的本义。李慎儒《禹贡易知编》曰：“今陕西凤翔府西北有雍山，雍水出焉。雍州之名以此或曰雍，壅也，四面又山，壅塞为固也。”[47]
其五，梁州名称并非如过往学者所说来自“桥梁”或“山梁”，而是来自五行学说。如《晋书·地理上》曰：“梁者，言西方金刚之气强梁，故因名焉。”[41]436古人认为，五行即五常之行气，与世间万物紧密联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古人遵守天道、地道和人道的基本法则。五行中金、木、水、火、土等分别对应西、东、北、南、中等五方位。相较于中国，梁州位于西方，而西方配五行中的“金”，其气强梁、疆梁也。这里“强”“梁”“疆”应属音转义，互为假借，即刚强的意思。所以说，古代“梁山”“梁国”“梁州”名称很可能与梁州地处中国西方有直接关系。
(三)《禹贡》九州地界考证
《禹贡》以“山川形便”原则经界，如兖州以济水与黄河为界，徐州以泰山、淮水为界，荆州以荆山、衡山为界，雍州以黑水、黄河为界，梁州以黑水、华山为界等。近百年来，《禹贡》九州地界相关研究成果较多。
其一，一些学者从中国早期考古成果中确定《禹贡》九州的大致范围。邵望平提出《禹贡》九州地界与龙山文化圈大致相当。豫州主要对应河南龙山文化区，徐州、青州相当于海岱文化区，兖州所属河北龙山文化区，扬州属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区，荆州对应湖北龙山文化区。[48]
其二，一些学者以“山川”为中心确定九州地界。顾颉刚、史念海提出，《禹贡》冀州在今山西省及河北、河南省之一部；
兖州在今河北与山东省之一部；
青州在今山东省境内；
徐州在今山东及江苏省之一部；
淮水以南今江苏和安徽等处为扬州；
荆州在今两湖地区；
豫州大致包括今河南省；
梁州包括今四川及陕西省之一部；
雍州则起自今陕西省东界，并包括甘肃等地。[49]王有录提出，《禹贡》扬州相当于今安徽省、江苏省南部地区；
荆州相当于今湖北省南部和湖南省大部；
豫州在今黄河以南和汉水以北地区；
雍州包括今陕西省和甘肃省；
徐州包括今泰山以南和淮海以北广大地区；
[50]陈剩勇提出《禹贡》冀州相当于今山西省、河北省和辽宁省一部；
兖州相当于今河北省、河南省和山东省的交界区域；
青州相当于今山东省东部地区；
徐州相当于今山东省南部和江苏、安徽北部地区；
扬州相当于今江苏省、安徽省南部，浙江省北部和江西省东部地区；
荆州相当于今湖北省、湖南省以及江西省西部地区；
豫州相当于今河南省、湖北省北部地区；
梁州相当于今四川省和陕西省南部地区；
雍州相当于今陕西省北部、中部和甘肃省西部地区。[51]
其三，一些学者还对《禹贡》个别州的地界进行了专题讨论。如李民提出《禹贡》豫州地界包括今河南黄河以南、湖北西北部、山东西南部以及安徽西北部地区。[52]田晓岫提出《禹贡》梁州地界包括今陕西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南部、湖北西北部，以及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东部；
而雍州界西到今帕米尔高原以西，覆盖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全境。[53]张振岳提出《禹贡》荆州地界包括今两湖全境，南界最远可达南岭北部。[54]
综上，后世历代诸家都按照王朝行政区划考证《禹贡》九州地界。比如《晋书·地理志》记载了19个州部都属于《禹贡》某州地界；
《隋书·地理志》各郡都会对应《禹贡》某州；
《新唐书·地理志》将每道的地界、山川、贡赋与《禹贡》九州相联系；
《宋史·地理志》正文末尾段都会说明路一级政区所对应的《禹贡》九州；
《明史·地理志》将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与《禹贡》九州地界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两京，还是十三布政使司内容开篇都会对应《禹贡》某几个州的地界，而后介绍各级政区沿革。近世学者通常在参考古代正史地理志或地理总志后，结合实际行政区划得出结论，故各家关于《禹贡》九州地界的考证差异并不大。《禹贡》九州“山川形便”划分原则对后世历代王朝行政区划产生深远意义。正如宋人郑樵《通志》曰：“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不能迁，是故《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55]近世以来，盛险峰提出《禹贡》“山川形便”原则造成犬牙交错的行政区划现实，证明《禹贡》九州在纠正历代行政区划变迁准则方面的重要性；
[56]顾颉刚提出西汉武帝在建立十三州刺史制度时，不仅借鉴了《禹贡》九州以山川定州界的划分原则，而且部分刺史部名称还套用了《禹贡》九州名称。[57]
《禹贡》的导山、导水部分出现了大量山脉和河流，而这些山川关系到历代王朝兴衰、宗教祭祀及地方行政区划等，对古代国家治理、宗教祭祀和风俗文化产生重要意义，故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一)《禹贡》山脉地望考证
《禹贡》“碣石山”地望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如黄盛璋较早提出《禹贡》有两个“碣石”，一是“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这里“碣石”指常山，属太行山支脉；
二是“夹右碣石，入于河”，这里“碣石”指今天津市以南无棣县的马谷山[58]。李军也提出《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的“碣石”在今天津市无棣县境内，而“太行、恒山，至于碣石”的“碣石”在今河北昌黎县北[59]。吕绍纲提出《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的“碣石山”在今天津市东南，靠近渤海湾[60]。
一些学者还对《禹贡》其他山脉地望进行了考证。如史念海提出《禹贡》终南山属于秦岭山脉一部，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境内，鸟鼠山在今甘肃渭源县[61]；
崔恒升提出《禹贡》“大别”实际属秦岭山脉余脉，位于今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交界处，西接桐柏山，东延至安徽庐江县[62]；
陈立柱、纪丹阳提出《禹贡》荆州的“衡山”地望大致在今安徽省西南。[63]
(二)《禹贡》河流地望考证
《禹贡》众多的河流中，古代“黑水”地望考证较多，争讼也最大。如周宏伟提出《禹贡》雍州的“黑水”即今青海省大通河，梁州的“黑水”即今四川省境内岷江[64]；
李文实提出《禹贡》“黑水”即怒江[65]；
徐南洲提出《禹贡》“黑水”即今甘肃境内的洮河[66]；
扶永发提出《禹贡》梁州的“黑水”与导水中的“黑水”属同一河流，即今西南地区境内澜沧江，而雍州的“黑水”即今四川若尔盖县境内的黑河[67]。宋代以降，诸家学者便否定了《禹贡》梁州和雍州境内“黑水”是同一条河流的结论。代表人物如林之奇《尚书全解》曰：“据黑水从西北历数千里以流入于南海，其流当甚大，岂有河流伏于其下，黑水得越其上之理……说不足信也。”[2]284明清以降，一些学者提出《禹贡》“黑水”是多条河流。如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曰：“雍州黑水出陕西、甘肃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积石河，今俗名大通河是也。梁州黑水，即今云南之金沙江。”[68]蒋廷锡关于《禹贡》“黑水”地望的考证较为可信。
对于《禹贡》其他河流的考证，史念海早期提出《禹贡》“河水”是战国时期黄河[69]；
陈致远提出《禹贡》“九江”大致在今湖北松滋与鄂城之间的长江水域一段[70]；
程裕钧在实地调研后，提出《禹贡》“九江”实际是长江中游多条支流汇集的一种河网地貌[71]，随后，在《评〈禹贡〉“九江”地望说异》一文中反驳陈致远关于《禹贡》“九江”地望的结论。[72]
《禹贡》中“五服”也称“五服制”，由内向外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每个服事之间相隔五百里，不同服事承担的职贡也不同。尽管《禹贡》“五服制”属于理想化的政治地理关系，但是“五服制”观念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下的对外关系、边疆治理和民族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故引起学界激烈讨论。
其一，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证明《禹贡》“五服制”是夏王朝政治关系的具体实践。如岳红琴提出《禹贡》的“五服制”反映了夏王朝与周边部落联盟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而这些关系体现了原始性、不稳定性及非对等性特征。[73]李鑫提出二里头遗址外围的城址分布格局显示，尽管夏朝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一种封闭式内向格局，但在经济上具有一种外向扩张性，这些特征与《禹贡》“五服制”内容高度一致。[74]还有学者认为《禹贡》的“五服制”反映的是战国时期儒家华夷天下观秩序。如李宪堂提出《禹贡》“五服制”在先秦儒家理想化王朝秩序下发挥重要作用。[75]
其二，一些学者还从《禹贡》“五服制”与古代王朝边疆治理的联系入手，展开讨论。如刘逖从边疆学视角分析了《禹贡》“五服制”形成的三个要素，即服、五服和里数，提出《禹贡》“五服制”产生对于确立大一统王朝的边疆学说具有深远影响，且“五服制”对于后世大一统王朝边疆治理具有积极意义。[76]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书中第一章提出《禹贡》“五服制”是夏商周以来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上建立的臣属关系。[77]袁宝龙提出，《禹贡》“五服制”是基于血族或种族观念而产生的原始边疆理念。[78]上述研究成果表明，《禹贡》“五服制”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处理对外交流和对外民族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长远意义。
近百年《禹贡》研究争讼纷呈，展现了较强的学术氛围。相较于唐宋至明清时期学者对《禹贡》内容的注释、训诂与考据，近代学者在研究内容、视角和方法上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是研究内容基本涵盖了《禹贡》主要部分，尤其是九州相关问题研究成果较多；
二是宋代《禹贡》学术史研究成果表明《禹贡》学术史研究取得一定发展，对于梳理和分析明清时期诸家有关《禹贡》研究成果具有借鉴意义；
三是越来越多来自地理学、古文字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对《禹贡》相关问题展开跨学科研究。如对《禹贡》九州土壤类型和等级的研究有利于了解战国时期各地的土壤植被；
关于《禹贡》“五服制”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政治制度具有积极意义；
《禹贡》九州各地的贡品整体展现了战国时期各地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然而，目前《禹贡》研究仍有不足，薄弱之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资料的运用不够充分。尽管大部分学者在研究《禹贡》时都尽量吸收了原始文献，但唐宋至明清时期《尚书》《禹贡》相关的注疏版本多达百种，代表作如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等；
宋代毛晃《禹贡指南》、程大昌《禹贡论》和《禹贡山川地理图》、傅寅《禹贡说断》、林之奇《尚书全解》、黄度《尚书说》、黄镇成《尚书通考》、夏僎《夏氏尚书详解》等；
元代王天与《尚书纂传》、朱祖义《尚书句解》等；
明代郑晓《禹贡图》、《禹贡要注》、《禹贡说长笺》、茅瑞徵《禹贡汇疏》、夏允彝《禹贡古今合注》、王鉴《禹贡山川郡邑考》、李桢扆《尚书解意》等；
清代徐文靖《禹贡会笺》、夏之芳《禹贡汇览》、李慎儒《禹贡易知录》、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焦循《禹贡郑注释》、胡渭《禹贡锥指》等。这些注疏版本大多集中在《禹贡》注释、训诂以及山川地望考证等方面。全国性地理总志和地方县志等也都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价值。尽管这些文献并不属于一手材料，但只要利用得当，对于《禹贡》研究仍具有积极意义。
二是目前对《禹贡》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主要有辛树帜《禹贡新解》、李长傅《禹贡释地》、金景芳《〈尚书·虞夏书〉新解》、顾颉刚与刘起釪合著《尚书校释译论》等。然而，从整体上研究《禹贡》的专著数量明显不足，更多学者从微观视角探讨《禹贡》相关问题。故导致《禹贡》研究成果较为零散，缺乏系统论述。
三是唐宋以降，《禹贡》相关注疏版本多达上百种，尽管宋代《禹贡》学术史研究成果较多，但明清时期《禹贡》学术史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从而无法在整体上把握历代《禹贡》学术史研究的整体脉络。这势必影响未来《禹贡》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四是研究内容较为单一，缺少新的研究方向。上文已述，学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禹贡》一书成书时间和性质、《禹贡》九州名称和地界、《禹贡》山川地望以及《禹贡》“五服制”。然而，很少有学者讨论《禹贡》九州内容展现的政治思想内涵以及《禹贡》九州“山川形便”划分原则与后世历代王朝正史地理志或郡国志编纂的关系等。而这些内容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华夷思想、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等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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