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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公元1978以前，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成功的革命，但几乎没有过成功的改革；
迄今为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除了中国和越南，也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成功地完成过渐进性的经济改革。
不管人们对中国改革如何评价，但都不能否认，中国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基本上获得了成功。
以上是两个事实判断。把这两个判断放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邓小平到底用了一种什么样的“芝麻开门”式的咒语，史无前例地叫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宝藏之门，这一“咒语”在其它方面的改革中是否继续适用？
试图从哲学上给这个问题一个解释，是本文的主题。
二，邓小平的“四大法宝”
记得有位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宁可让他的强大论敌在批判他时准确地归纳他的论点，也不愿意让他外行的朋友在为他辩护时歪曲地复述他的论点。我想，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也会有同感。世界上最深刻了解我们的，往往是在思想上与我们裂痕最深的人。
有本名叫《中国与世界》的中文网络杂志（http://www.zgysj.com），从2004年第4期起开始连载署名为“水陆洲”的批判邓小平专著：《邓小平的晚年之路》。这本书虽然谈不上什么思想上的原创性和深刻性，但它不失为是一部相当严肃的学术著作。在我看来，在对邓小平为什么能把中国的经济改革搞成功的分析方面，还没有任何一本别的书比这本书的分析更到位：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在短短的十三年中，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1]，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邓小平采取的两个重要的策略。
“一个是‘摸着石头过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在邓小平的脑子里，对怎样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没有一个设计图。而是对干部、党员、群众不要一下子把这个目标和设计都拿出来，让他们慢慢地摸着石头‘过河’。采取这个策略，就是不搞‘休克疗法’，而是搞‘渐进式的演变’。有一个经济学家对这个策略作了非常形象的解释：目标是从北京到天津，但不说去天津，只说去丰台；
到了丰台，只说再去廊坊；
——这样一步一步的引导，最后就顺顺当当地到了天津。
“另一个是‘不争论’。所谓‘不争论’，并不是说社会上、党内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争论，对一些重大的理论口号和改革措施，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包产到户，企业承包、市场经济等等在社会上、在党内、在高层领导中都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如果允许争论，就会造成更大的阻力，就会分散领导的精力，就会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争论，只做不说，先做后说，我说你不说。这样就赢得了时间，减少了阻力。” [2]
对这番高论，我只在三个方面持保留意见，其余完全赞同：第一，我不赞同作者隐含的价值判断，简单地说，就是不同意作者在“巨大成就”上加引号，意思是“所谓的”；
第二，不同意作者把“摸着石头过河”和“不争论”贬称为“策略”；
第三，邓小平取得巨大改革成就，靠的不仅是作者提到的“摸着石头过河”[3] 和“不争论”[4] ，还有“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5] 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被他遗漏了[6] 。
这就是说，邓小平能够把中国经济改革引向成功，靠的是“四大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猫论”，即“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第二个法宝是“灯论”，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这个闯劲的最好注脚，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流传于广东的一句闯天下的口头禅：“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绿灯快步走，遇到黄灯跑步走”，故此，我称之为“灯论”；
第三个法宝是“摸论”，对它的表述就是那句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
第四个法宝是“刀论”，即“不争论”。这里的“刀”，指的是“邓小平剃刀”。历史上有个“奥卡姆剃刀” [7] ，刀锋所向，是形而上学的实体概念。对这个原理的最通俗的解释，来自史蒂芬•• 霍金，即“将理论中不能被观测到的所有特征都割除掉”，像割掉阑尾一样。但“邓小平剃刀”比“奥卡姆剃刀”更锋利，奥卡姆剃刀要剃掉的是理论中的多余概念和论证，邓小平剃刀要剃掉的则是改革实践中所有意识形态争论。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本人才自豪地宣布，不搞争论是他的一个发明，而把“猫论”和“摸论”的发明权都慷慨地送给了刘伯承。
早在1989年初，我就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开的一个“十年改革反思”的专栏里提到了上述四大法宝中的三个。在那篇“把务实主义哲学彻底化”的专栏里，我把中国改革的哲学概括为“三论”：“猫论”、“灯论”和“摸论”。我当时认为这三论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哲学：“务实主义”哲学。它包括三个部分：“猫论”是它的实用性，“灯论”是它的行动性，“摸论”是它的渐进性。
今天，在我看来，这个概括还比较粗浅；
而在某些网友看来，我对邓小平“四论”，特别是“猫论”和“摸论”的评价肯定是一派胡言。“百度”网路上有个“邓小平吧”，2005年6月3日有个网名叫“60.13.218”的作者为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说了几句好话，结果遭到围攻。到当年9月1日，一共有38条回复，说好的只有一条，其余的不是嘲笑就是漫骂，第10条回复说：“不事设计的‘中国经济改革总设计师’，做了个目标模糊、方略不明、路径不清的总设计。”第39条是：“我要把最美丽的鲜花献给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要把最会偷鱼的二只猫加摸来的石头送给那个邓大人!!!” [8]
显然，与“水陆洲”持同样观点的理论家，似乎是因为拒绝改革而拒绝邓小平，在他们的笔下，邓小平像是一个掩盖改革目标的阴谋家；
而与第10条回复的作者有同感的人，则可能因为小看邓小平而小看改革，在他们眼里，邓小平像是一只碰到改革死耗子的瞎猫。
事实上，有目标的改革未必成功，成功的改革必定有目标。因此，一场成功的改革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还要有英明的方略。不是邓小平的改革没有目标和方略，也不是他掩藏了改革目标，而是那些误解他的人没有达到他所达到的精神和哲学层次，没有悟到，邓小平不仅领导中国进行了一场成功的经济改革，还领导中国完成了一场哲学变革，我称之为“功能主义”变革。假如我们在这一点上能达成共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成功是可以指望的。
三，欧洲一体化和中国改革：20世纪功能主义的两项伟大成就
假如我指着一根竹竿问：“这是一根竹竿什么？”
如果你回答说：“是。”那么，你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
如果你回答说：“是竹竿，非竹竿，如竹竿。”那你是一名佛教徒。
如果你回答说：“它是不是竹竿，我得先看看某某伟人关于竹竿的定义。”那么，你是一个教条主义者或本本主义者。
如果你回答说：“呵，那不是竹竿，是一条蛇！”你可能是一个疯子或一个诗人，反正疯子和诗人是表亲。
如果你回答说：“它到底是什么，要看它握在谁的手里，派什么用场，比如在洪七公的手里，它就不是竹竿，而是权杖。”那你可以被称为一名功能主义者（functionalist）。
美国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对“功能主义”是这样定义的：“哲学上的功能主义主张，让事物在精神上成为某种特殊类型的，并非它内部的特别构成方式，而是它作为一个部分在其所在系统内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扮演的角色。这种学说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概念，并继承了霍布斯关于思维是‘计算的机器’的概念，但此学说真正成型并被大众所接受是在20世纪最后30年。尽管‘功能主义’一词在多种学科被赋予多种意义，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建筑，本定义仅关注功能主义作为精神本质的哲学主题。” [9]
这个定义是千百个关于功能主义的定义中的一个，但它的好处是：第一，它给功能主义下了一个哲学上外延最宽泛的定义；
其次，它指出了功能主义的起源和最终开花结果的时间；
第三，它指明了若干领域的功能主义，包括心理学方面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面的功能主义，经济学方面的功能主义，建筑学上的功能主义，据我所知，还有语言学上的功能主义，以及国际政治学和政治学上的功能主义。
对国际政治领域的功能主义人们并不陌生，它是一种关于国际一体化和合作的理论，其奠基者是长期生活于英国的罗马尼亚人戴维•米兰尼（David Mitrany, 1888-1975年），他写于1943年的《有效的和平体制》（A Working Peace System），被公认为是一体化功能主义的经典著作。他认为，20世纪，技术问题日益增加。解决这些问题无须借助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化的民族主义，而需要相关技术专家根据具体的需要或功能实现跨国合作，这样的合作将促进合作网络、国际机制和制度的形成和巩固。他的核心概念是“扩展（ramification）” ,他确信由于认识到合作的必要，在某一功能领域合作的成功，将会推动相关国家合作态度的改变，从而实现合作领域的扩展和合作程度的深化，进而使和平规范得以创立，从而减少战争并最终消灭战争[10] 。
米兰尼一体化功能主义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为“二战”后从六国煤钢共同体开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思想资源。厄内斯特•哈斯（Ernst B. Haas）对欧洲煤钢共同体进行了研究，细化、修正并验证了米兰尼的理论，在“扩展”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外溢（spillover）”概念。1958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欧洲的统一》（The Uniting of Europe）。他认为，欧共体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外溢”的结果，“这是部门一体化的扩展逻辑”。他预测这种外溢的过程会在共同体内继续，关税同盟内部的贸易自由化将会导致一般经济政策的和谐，并最终外溢到政治领域，导致某种政治共同体的建立[11] 。哈斯的这个以“功能性外溢”为核心概念的理论后来被国际政治学界称为一体化的“新功能主义”。
一体化的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指导欧洲政治家取得了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成就：欧洲一体化从经济向政治的扩展；
20世纪的另一项伟大政治成就则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推进和深化，这得益于另一种功能主义，它是被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展起来的不同于以往任何类型的功能主义的政治功能主义，我们姑且称之为“溶解性功能主义”。
四，功能性溶解
中国人民大学的分析哲学家单少杰博士关于功能主义有一个十分简洁的定义：功能主义就是通过它能做什么确定它是什么。比如猫，我只能通过它是更多地呆在女主人的膝盖上，还是到处找洞抓耗子，来定义它到底是一只宠物猫还是一只抓耗子的猫。根据这个定义，社会主义不是预先设定的东西，而是通过其实践的结果来判断的东西。既然这样，做优先于说。因为，你做不出来的东西，根本说不出来，说出来也没有意义。
最容易说出来的东西，就是需要；
其次是满足需要的某种行为模式，也就是功能；
最难说的东西便是能产生这种功能的特定结构。养猫者的需要是抓耗子；
遇到耗子就抓，是猫的功能；
特定的毛色、眼睛和体型显示的是猫的品种，也就是猫的特定生理结构。猫的功能如何（好或坏）通过它的行为一下就能看出来，但什么生理结构的猫最能抓耗子，则要从不同品种的猫反复抓耗子的成果来判断。
社会制度的安排者也就是养“猫”者，他要养的“猫”，就是能抓“耗子”的制度安排。它要抓的是什么“耗子”呢？根据邓小平的介绍，它要抓三只“耗子”：第一只“耗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增强；
第三只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12] 。这三只“耗子”，实际上就是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要追求的价值目标。有人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实质上的“普遍幸福主义”[13] ，是有道理的。抓住了上述三只“耗子”，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普遍幸福。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的“猫论”以最通俗的方式表达了他的价值论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思想是想说，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抓“耗子”（普遍幸福）的功能，不是纸面上“猫科”图谱所定义的色彩。
完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论功能主义的革命，对邓小平要进行的改革来说还只是前提性准备，更为困难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一只自称是“社会主义”正宗的老猫（旧体制），吃着猫粮，不抓耗子，既不能马上把它赶走，还要寻找到一只真能抓耗子的猫。怎么办呢？第一要做，“刀论”，做优先于说；
第二要闯，“灯论”，首创精神；
第三要试，“摸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