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茶语】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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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是一段风起云涌的乱世，政事纷繁、局势动荡；民国也是一段文化繁荣、兼容并蓄的精神盛世。民国时代是短暂的、艰辛的、粗糙的、未完成的，却又是大有可观，充满激情、梦想与草创精神的。30多年的民国时代构建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也为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成长提供了一片沃土。民国善出大家，民国文人够范儿！
　　茶香中的民国精神
　　民国的空气中充斥着长衫马褂与西装革履撞击与摩擦的声音，一方面是对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一方面又是对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博爱精神的呼唤与宣扬。这个色彩斑斓的时代里凝结了独特的民国精神。即便是一杯寻常之茶，在民国大家的笔下也变得生动多姿、况味悠长。
　　提到民国的茶文，周作人的《喝茶》当属典范：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延续千年的茶文化早已被唐宋明清的文人和茶人演绎得至雅了，而到了日本衍生出的茶道更是发展到了崇高的美学境界。知堂老人用白话文寥寥几笔便勾画出雅人之茶应当有的身与心的状态。而他所认为“不适宜”的“喝茶的时候多吃瓜子”，“左一碗又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则是到了雅的另一边“俗”了。他这一形象比喻，倒是弄得不少后人喝茶时拘谨起来了，因为怕被嘲笑为“沙漠人”啊！
　　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喝的自然也是雅人之茶，他在《茶和交友》中说：“茶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须十分清洁。采摘烘焙，烹煮取饮之时，手上或杯壶中略有油腻不洁，便会使它丧失美味。所以也只有在眼前和心中毫无富丽繁华的景象和念头时，方能真正的享受它。和妓女作乐时，当然用酒而不用茶。但一个妓女如有了品茶的资格， 则她便可以跻于诗人文士所欢迎的妙人儿之列了。”林语堂笔下的茶有了提升人格和地位的功能。
　　
　　
　　文人品茶贵在精细、贵在高雅、贵在感觉，但这些在鲁迅的笔下却充满了批判的精神：“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同样名为《喝茶》的文章，鲁迅和周作人，文风迥异，常有人拿这两篇文章做比较，两兄弟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生命轨迹在这一杯茶里各自分离。
　　
　　鲁迅先生对这种麻木在细腻敏感中的人满胸愤懑，无独有偶，阿英也对“吃茶文学”充满了讽刺：“新文人中，谈吃茶，写吃茶文学的，也不乏人。最先有死在‘风不知向哪一方向吹’的诗人徐志摩等，后有做吃茶文学运动，办吃茶杂志的孙福熙等，不过，徐诗人‘吃茶论’已经成了他全集的佚稿，孙画家的杂志，也似乎好久不曾继续了，留下最好的一群，大概是只有‘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苦茶庵主周作人的一个系统。周作人从《雨天的书》时代（1925）开始作‘吃茶’到《看云集》出版（1933），是还在‘吃茶’，不过在《五十自寿》（1934）的时候，他是指定人‘吃苦茶’了。吃茶而到吃苦茶，其吃茶程度之高，是可知的，其不得已而吃茶，也是可知的，然而， 我们不能不欣羡，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多么稳定啊。”
　　民国是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各种精神激烈碰撞的时代，茶香中的民国精神里有生活的情怀与况味，也有现实的愤懑与批判，我们无从评判孰优孰劣，一杯茶里可以看到乱世中民国范儿的澄明心境，归于三个字便是――真性情。
　　民国范儿的云南茶事
　　因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西迁，最后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大批学者、教授来到昆明，很多文学大家都在昆明留下过足迹与记忆，甚至是生命，比如闻一多。西南联大师生们在昆明的生活状态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有着最生动细致的描写。虽然这些文字大多是八九十年代写的，但是展现出的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很有民国风范。如他在《寻常茶话》中写道：“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到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关于昆明的茶馆，汪曾祺在散文《泡茶馆》中表现得更为细致入微，我的大学就是在西南联大旧址上建起的云南师范大学读的，联大学生泡茶馆的凤翥街、龙翔街、文林街、钱局街，也是我们学生时代常常游荡的地方，只是过去了70多年，那些茶馆早已灰飞烟灭、踪迹全无，现在充斥那些小街的全是些餐馆、冷饮店、服装饰品店。还是文艺青年时，读了汪曾祺的散文后，也曾激动地跑到学校附近那些小街上去追忆凤翥街上张罗茶馆的那个强壮而勤劳的女人；喜欢看小帅哥的花生西施；乐意借钱给学生买电影票的绍兴老板；文林街茶馆里美国明星的照片和摩登的同学；钱局街上各种奇怪的小吃；广发茶社里的“学会风波”……那时的昆明竟然有那么多茶馆，茶馆里可以洞见万千世界，汪曾祺在昆明的茶馆里 泡成了小说家。我这个中文系的毕业生始终写不出小说来，感情是茶馆泡得不够啊！
　　他们眼中的普洱茶
　　民国时期，普洱茶还多为边销茶和侨销茶，后因战乱茶市大都荒废，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很多人对普洱茶都不胜了解，甚至有人把普洱归为红茶，吴秋山便在《谈茶》一文中出了这样的谬误，这是情有可原的。即便是民国大家，面对普洱茶也是充满着好奇与陌生的眼神的。唐鲁孙第一次喝到普洱茶是在“藏园居士”傅增湘那里：“傅老已拿出核桃大小颜色元黑的茶焦一块，据说这是他家藏的一块普洱茶，原先有海碗大小，现在仅仅胜下一多半了。这是他先世在云南做官，一位上司送的，大概茶龄已在百岁开外。据傅沅老说，西南出产的茗茶，沱茶、普洱都能久藏，可是沱茶存过五十年就风化，只有普洱，如果不受潮气，反而可以久存，愈久愈香。等到沏好倒在杯子里，颜色紫红，艳潋可爱，闻闻并没有香味，可是喝到嘴里不涩不苦，有一股醇正的茶香，久久不散，喝了这次好茶。才知道什么是香留舌本，这算第一次喝到的好茶。”（唐鲁孙《喝茶》）
　　而在梁实秋眼中：“普洱茶，漆黑一团，据说也有绿色者，泡烹出来黑不溜秋，粤人喜之。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膨�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惟一般茶馆应市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佳者不易得。处处标榜冻顶，事实上哪里有那么多冻顶？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也罢。”（梁实秋《喝茶》）梁实秋能在北京的茶馆里见到“黑不溜秋”的普洱茶，大抵与普洱茶曾为贡茶的历史脱不了干系吧！
　　如果说民国时期还有广泛亲近民众的普洱茶，那便是始制于1921年的下关沱茶了。沱茶自诞生起便在巴蜀地区以及藏区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最难得的是，它几乎没有断代过。唐鲁孙在《北平四川茶馆的形形色色 》一文中不仅把北京和四川茶馆里的世像百态描绘得形象生动，更展示了作者眼中最亲民的普洱茶形象：“重庆和西南各地的茶馆，很少有准备香片、龙井、瓜片一类茶叶的，他们泡茶以沱茶为主。沱茶是把茶叶制成文旦大小一个的，拆下一块泡起来，因为压得确实紧，要用滚热开水，焖得透透的，才能出味。喝惯了龙井香片的人，初喝很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细细品尝，甘而厚重，别有馨逸。有若干人喝沱茶上瘾，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普洱茶是云南特产，爱喝普洱茶的人也不少，不过茶资比沱茶要稍微高一点。”
　　与之有相同经历的还有冯亦代，他在《品茗与饮牛》一文中也提到在重庆喝沱茶的难忘记忆：“在重庆的五年中，我是经常出没在这家茶馆的。前几天吴茵还写信来提到我们当年在茶馆里谈笑风生的情景。这里的茶与杭州的龙井或英国的利普顿茶有别，这里饮的是沱茶。每逢你吃得酒醉饭饱时，喝上几杯沱茶，的确有消去油腻的功用。但是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倒是那些伴着喝沱茶的日子，谈文学谈戏剧谈电影，甚至谈国事（当然是小声的耳语，因为茶馆壁上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则是又一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社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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