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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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报告对执政党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对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进行了探索，对如何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如何继续保持党群关系进行了探索，对完善法制和监督机制进行了探索，同时提出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关键词］ 刘少奇 八大报告 执政党建设

为了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1956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报告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经验，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政治生活、国际关系、党的领导等方面的方针和任务，作为一篇光辉的历史文献而永载史册。

一、对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进行了探索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重大问题。50年代初，党的中心任务由武装斗争转变为改革和建设，党原有的领导方式不能适应新的任务。如何有效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是刘少奇关注的执政党建设的新问题之一。刘少奇认为党的领导方式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而改进。因此，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提出了改变党的领导方式的思想。

在八大报告中刘少奇强调：为了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必须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尤其要改变党对国家、政府的领导方式。刘少奇提出了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政府工作的关系原则，这就是“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但不能包办一切。”［1］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是思想、政治领导，而不是包揽一切，这其中已经蕴含着党政分开的思想。今后，党对政府部门的领导方式原则上是，党组织站在监督的地位来指导和帮助业务部门的工作，即管理干部、检查工作和做思想政治工作，而不必接管他们的业务。当然，为了监督，党的干部对业务工作也要逐渐地熟悉起来，变成内行。一方面，刘少奇批评了企图否定党的领导的观点。他说：那种企图削弱党的领导作用，把党对于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的领导问题同单纯技术方面的问题混淆起来，认为党对于这些工作的技术业务是外行，不应当领导这些工作的观点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刘少奇批评了党包揽一切的做法。他强调：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但“这不是说，党应当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也不是说，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可以安于做外行。党要求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进行艰苦的学习来学会自己工作中不懂的事情，我们学得愈多，就会领导得愈好。”［2］

遗憾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党政不分现象仍很严重。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明确提出：党委不能包办政府的事务，如果党委包揽的过多，势必使行政系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使党委不能集中精力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经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督促检查，把领导工作切实做好。他认为，必须实行党政分开。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要分清党与政府机关的不同职能与工作方法，认识到党是依靠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说服教育工作来实现领导。

这些说明刘少奇十分重视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他提出的这些思路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的思想是相当一致的。

二、对如何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在八大报告中刘少奇指出，“党的领导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和分析过去所犯的错误，取得教训，从而求得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尽量不重复已经犯过的错误，并且尽量不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3］

刘少奇认为，为了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首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克服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刘少奇指出，“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4］为此，应该做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必须进行有系统地学习，努力提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必须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二，加强党的理论工作。集中必要的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工作力量，从事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重大问题和基本经验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的研究。第三，大力加强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刘少奇认为，面对新的情况和任务，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作调查研究工作。并把是否作调查研究工作作为党的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克服空谈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的情况。要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其次，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各种群众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出于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才会日益兴旺。刘少奇还强调指出：“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决不是否认个人负责的必要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相反，它是使领导者能够充分正确地和最有效地发挥个人作用的保证。”“民主生活的扩大，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集中制。”［5］

以上这些论述都是符合实际的，都被党的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是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所必须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非常宝贵的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竟被抛弃了。党的领导工作因而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虽然如此，但刘少奇的这些宝贵思想无疑仍是党的财富，它们成为后来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来源之一。

三、对如何继续保持党群关系进行了探索

党执政以后能否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直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刘少奇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时，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在报告中他指出：“为了巩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必须继续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群众中的工作，尤其是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6］党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内容的党性教育，在于使党员和干部更加密切联系群众，保持高度的政治觉悟，克服官僚主义和腐败思想。刘少奇的这些论述，对当今某些领导干部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和侵害群众的利益无疑是一贴清醒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曾指出：推进党的作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四、提出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监督机制的理论

建立健全的法制机构，完善监督机制，这是保证我们政权机构正常运转的重要条件。但由于过去对法制工作重视不够，加上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的严重存在，法制建设的进程一直是缓慢的，期间还经历了诸多曲折。刘少奇对于健全法制和完善监督机制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他在八大报告中，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斗争方式业已改变的情况，及时地提出了要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法制的任务。他指出：“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7］公民只要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党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对如何建立完善的监督体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问题，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刘少奇认为，必要的监督对防止滥用权力、端正党风至关重要。“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也可能变坏。”［8］因此，在八大报告中他强调，首先，必须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其次，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其三，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其四，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党的八大之后，刘少奇建议认真研究一下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怎么做，如何监督政府、监督我们的领导机关。此外，他还要求实行舆论监督以及民主党派的监督。这些监督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是加强党和政府廉政建设行之有效的措施。

历史反复证明，权力如果不受法律的制约和监督的约束，则必然导致腐败。掌权者的腐败，则意味着人民权利的丧失，并直接危害着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

五、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种腐败现象，是党性不纯、作风不正的重要表现之一。反对官僚主义，不仅是党风建设的重要问题，而且是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为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成为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在八大报告中，刘少奇提出要把反官僚主义作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刘少奇认为，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领导者“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9］。同时他指出，“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10］

刘少奇认为，官僚主义在今天存在，今后还会存在。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不断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在八大报告中，刘少奇指出，精简机构与转变作风必须双管齐下。“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它们的组织机构，明确规定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帮助他们改变那种只是忙于开会、签公文而不接近群众、不研究情况和政策的作风，定出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的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经常深入下层、了解下情、检查工作、倾听意见的具体办法，督促他们严格地加以执行。”［11］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党的下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员有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权利，并且在对于党的决议不同意的时候，除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权利。”［12］必须加强监督工作。除党内监督外，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要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我们党还“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13］另外，“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14］

综上所述，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是对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领导新中国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鲜明的理论色彩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它是毛泽东思想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它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时代，对于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都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注 释：

［1］［2］［3］［4］［5］［6］［7］［8］［9］［10］［11］［12］［13］［14］《刘少奇选集》下卷，264、264、265、268、271、275、253、174、248、248、248、270、247、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梅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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