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村官述职报告】
阴差阳错 施瓦琼斯曾经是华尔街的自营交易员，他坦承会进入这一行，是因为在他所处的大学时代，丰富社交圈子的最实惠方法是参加各个银行的招聘说明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花旗银行担任外汇交易员，第一天上班就碰到了1987年的股市崩盘。施瓦琼斯并没有把这一切视为不详的预兆，他马上就知道自营交易正是适合自己的工作。几年后他加入高盛，最后升任合伙人，负责固定收益与货币的自营交易。
百年老店高盛的企业形象一直是沉稳的投资银行，靠传统关系获利，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高盛却与此大相径庭，它摇身一变成了投资银行界的一大自营商，旗下交易员以公司资金大举操作全球固定收益、外汇、大宗商品及衍生商品。
施瓦琼斯担任高盛自营部主管长达十年，外界一直将其看做业界的“大哥大”，他所做的交易、交易的规模、每年持续为公司带来的盈利以及面对压力时的泰然自若等都是交易界的传奇。
施瓦琼斯担任银行自营交易员长达17年之久，因此他对全球宏观市场的看法和自己操作对冲基金的经理人截然不同，因为自营交易员是以公司的信用额度操盘并管理止损点的风险。
从高盛离开以后，施瓦琼斯创办了桑珀宏观基金。从施瓦琼斯的经历之中，我们有难得的机会审视高盛的高风险与高压力交易文化，也说明在投资银行内部掌管自营业务与独立操作对冲基金存在一定的差异。
懵懂入行遭遇大崩盘
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时，施瓦琼斯刚在伦敦商学院完成3个月的训练课程，正要开始上班。施瓦琼斯坐在一个同事旁边学习，他给了施瓦琼斯5个债券的限制，对施瓦琼斯说：“别烦我，去交易这些东西。”施瓦琼斯当时的交易时间是1-5点，他觉得棒极了，还以为每天都会如此。当时市场的噪音很多，气氛相当紧张，在那个时期开始投入市场是很难得的学习经验。
在美国股市的市值突然缩水1/4后，施瓦琼斯所在的外汇部门并不是非常担心。1991年英国股市也发生小崩盘，在施瓦琼斯看来这两个事件之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其他的事情施瓦琼斯反而记得比较清楚，通常是大赚或大赔的时候。
1991年9月，高盛找施瓦琼斯时，他已在花旗待了三年半。花旗有位女士和高盛的某位高层很熟，那个人告诉她高盛在找人，于是她便推荐施瓦琼斯过去。
施瓦琼斯去面试，他们竟然让施瓦琼斯操作特别账，施瓦琼斯说：“那不必了，我比较想到自营部。”显然，施瓦琼斯是第一个拒绝他们的人。负责伦敦交易室的合伙人布莱恩后来告诉施瓦琼斯，正因为施瓦琼斯敢于拒绝，他才决定让施瓦琼斯加入。6个月后，他们邀请施瓦琼斯加入自营部。
施瓦琼斯加入的是固定收益自营部，但是因为施瓦琼斯有远期外汇交易的经验，所以后续几年也在高盛的外汇与大宗商品自营部工作。高盛和花旗有很大的不同，花旗虽然风险承受程度很高，但是比起高盛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花旗，如果赚1500万美元就已经很了不起，但是在高盛这个规模的损益根本不值一提。施瓦琼斯记得上班第一个星期，他做了50个单位的德国马克/瑞士法郎头寸，这算是很平常的交易。当时施瓦琼斯已经当交易员四年了，那个金额算是他当时碰过最大的头寸，他心想：“做就做吧。”
他记得交易室的主管走过来问他：“施瓦琼斯，你还好吧?开始交易了吗?”
施瓦琼斯骄傲地回答：“我卖出5000万美元的马克/瑞士法郎。”
主管停了半晌，看了施瓦琼斯一下，然后说：“先试试市场也好。”就走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施瓦琼斯才习惯高盛的风险接受度。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高盛几乎对任何人都不设限，到处都是获利的机会。完全没有所谓的限制结构，也没有风险值系统。大家就是尽全力做，只要不出状况就行。当时业界有很多人物都非常有趣。
整个环境的开放性对施瓦琼斯的影响最大，高盛的文化是“试了再说”、“如果你想试试大头寸，就去试吧”、“犯错没关系，但要汲取教训”。公司的交易文化与理念就是这样，施瓦琼斯觉得这种影响很大，也是很棒的工作环境，但也有一些不利的地方，就像施瓦琼斯1994年所发现的一样。
在施瓦琼斯的记忆里，有一个人比较特别，他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加入自营部的老手，之前曾在券商操作自己的账户。施瓦琼斯记得他第一天来上班的情况，因为他的位子就在施瓦琼斯旁边。当时施瓦琼斯正在买100个单位的概念债券期货合同。他听到施瓦琼斯买100个单位时，问施瓦琼斯：“我刚刚是听到你买100个单位吗?”施瓦琼斯说：“是啊。”他说：“我做这行20年了，最多也只做过10个单位，你真是年轻气盛。你怎么会有100个单位的头寸?”
施瓦琼斯说：“事实上，我有好几千个单位。”而1000个单位等于1亿美元的概念债券头寸。
当时，他突然灵机一动，意识到高盛是他挑战极限的地方，所以他开始利用高盛当时的风险宽松度。
那段时期最有趣的现象发生在1993年债市大涨的时候。这家伙会对着连向交易厅的通话器喊：“买德国债券。”接着就会马上听到债券经纪人问：“你要我买多少?”他马上回答：“我说买德国债券，该停的时候，我就会叫你停了。”
他面对高盛的高层时，态度也是一派轻松，他和高盛当时的首席经济学家戴维斯曾发生过一段趣事。戴维斯来自营部说明他对全球市场及欧洲的看法，这位老兄把脚放在桌上，转向戴维斯说：“戴维斯，请恕我直言，我自己做了研究，上周末我到西班牙，去了好几家夜店，结果都空无一人。”戴维斯听到这番经济分析有点惊讶，然后他又补充道：“我自己向来有一项原则：喝不到酒，就应该卖出那个币别。”
施瓦琼斯从这个家伙的操盘经验中学到许多交易方式与看法，影响了他的操盘风格，不过也有很多是施瓦琼斯后来必须改掉的习惯。此人认为规模大小并不重要，只要你觉得放心就可以了。在高盛，他基本上就是把过去所做的进一步杠杆化，再大的头寸他都觉得无所谓，这家伙从原本只做10个单位后来变成一做就是好几万个单位。现在的高盛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1990-1994年那段时间很不一样，大家好像都变成了小型自营商一样。当时高盛有500多位自营交易员，大家持有的头寸都一样。
遭遇滑铁卢
1994年的债市大空头可说是施瓦琼斯的职场转折点，施瓦琼斯在英镑/日元上赔了一大笔。
因为之前连续赚的太多，施瓦琼斯有点得意忘形。1993年，施瓦琼斯的业绩非常好，一共赚了1亿多美元，他变得有点自负，1992年的成绩也相当不错。进入1994年，施瓦琼斯已经累积了相当大的英镑/日元头寸，规模超过10亿英镑，这是施瓦琼斯有史以来持有最多的头寸。施瓦琼斯是1993年11月买的，后来涨了3000万美元，大家开始说：“施瓦琼斯又要赚翻了。”当时只变动几个百分点而已。施瓦琼斯变得相当自信，不仅通过现金与期权持有英镑/日元的多头，一有机会还会持有英镑/日元的卖权。
1994年2月的第一个周末，克林顿政府抨击日本的贸易政策，威胁要提高汽车与汽车零件的关税，美国一再恫吓日本：“日元必须升值，否则走着瞧。”
施瓦琼斯记得周一早上上班时，美元/日元开盘就下跌5％，这还不是最糟的，五天后英国公布的通胀数字非常糟糕，英镑立刻大贬，让施瓦琼斯恍如五雷轰顶。
施瓦琼斯的投资头寸在几个星期内缩水了10％，他火速出清头寸，但是怎么也卖不完，因为施瓦琼斯之前还卖出卖权，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当时曾经有媒体报道说：“1993年12月，高盛获利最多的交易员因为预估英镑兑日元升值，所以持续买进英镑。高盛的风险承担规模已经比过去高出许多，这位交易员累积了很大的英镑/日元头寸，只要英镑对日元走强，即可大举获利。12月及1月初，英镑对日元缓慢升值，但是2月份英镑兑日元的汇率在15个交易日内大贬10％。等所有的头寸全数出清时，亏损已高达8000万美元。外界关切的声浪愈来愈大，高盛具有传奇色彩的交易员温克尔曼和总裁克辛开始经常往返伦敦，长时间坐镇交易室。由于交易室里大家普遍承担许多风险，有些伦敦交易员已经把前一年的获利都赔光了，而1994年才刚开始没多久。”
英镑贬值到第八天时亏损得最多，大概一天就亏了4000万美元，施瓦琼斯记得当时有一股很强的念头，想要起身一走了之，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那种感觉相当强烈。不过施瓦琼斯并没有这么做，施瓦琼斯深呼吸一口气，把所有的头寸都出清。
出乎意料，公司的反应反而异常冷静，部门的某位主管刚好抵达伦敦，施瓦琼斯去他的办公室，他说：“施瓦琼斯，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施瓦琼斯说：“我亏了一大笔钱，也把头寸都出清了，你想要我怎么做?”
他看了施瓦琼斯一下说：“如果你还没出清头寸就进来找我，你以后就别想在高盛混了。我现在要你做的是，出去把钱赚回来，风险降低一点。”
当时刚好美联储也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债券市场开始下跌，施瓦琼斯因为卖空债券，因此赚回了亏损的35％。
1995年以后，高盛大幅改造自营交易的结构。很多人离职，也有很多人遭到辞退。自营部原本有20位纯自营交易员，到1995年中只剩下3位。他们要施瓦琼斯接手掌管欧洲的自营部，重新打造，但是采用截然不同的风险管理方式，这就是施瓦琼斯所说的“新自营部”的诞生。
从英镑/日元亏损中，施瓦琼斯认识到，自信是非常危险的。业绩一向都好，并不表示未来也会持续如此。事实上，如果你的业绩一直都很好，反而是最危险的。过分自信绝对致命。市场可以一夕致富，也能让你毁于一旦。不管情况再怎么顺利，都要时时警惕自己，退一步自问：“会出什么错?”事实上，当事情愈顺利时，更应该观察相关的风险及下注的损失有多大。
另外一点，绝对不能采取“越涨越买”的策略，施瓦琼斯一直很反对这类交易，套利交易也是。在施瓦琼斯眼里，套利交易基本上就是合成的“越涨越买”交易。施瓦琼斯一向主张宏观市场中的资产组合应该是要“越跌越买”策略，绝对不能“越涨越买”。
施瓦琼斯从1994年的交易中学到的最大启示是，流动性需要成本，但缺乏流动性的成本更高!施瓦琼斯卖出短期的期权，以减少时间的浪费；但是当价格失调时，亏损却是销售期权获利的好几倍。施瓦琼斯不仅因此学到不要卖期权，还在价格失调时积极寻找买进期权的机会。1994年，即使用止损委托也帮不了施瓦琼斯，因为市场已出现缺口。但是如果他在当时是买进卖权，问题就会全由卖给施瓦琼斯卖权的交易对手负责。
交易的特别之处在于，每个人都还会犯相同的错误，但是总希望每次犯错的程度缩小。例如，现在如果施瓦琼斯变得有点过分自负，他自己通常会马上发现。当投资头寸开始对施瓦琼斯不利时，他会尽快出清头寸。施瓦琼斯觉得自己现在比较冷静。
英镑事件后，隔年英镑/日元走贬，但以后五年则从130涨到240。对施瓦琼斯来说，这一点也没有帮助，这只是告诉施瓦琼斯他入场的时机早了一年而已。
市场原本就会照既定的走势演变，施瓦琼斯在出清头寸时，有一两天英镑/日元出现了加速贬值的趋势，但是施瓦琼斯一停止卖出头寸，市场还是继续朝原本的走势进行。
不同于常见的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的规模非常大，但是如果大家知道市场上有人要卖出极大的头寸，他们会顺水推舟。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的李森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都是经典的例子，市场知道他们要出清头寸，所以就和他们对做。
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及俄罗斯危机让施瓦琼斯逆势而起。1998年，公司的业绩并不好，但是自营部的业绩很出色。施瓦琼斯将这一切归功于1994年所汲取的教训。
1998年，高盛有一个刚成立不久的风险套利部门，里面都是新人，大多拥有博士学位，但没什么实务操作经验。他们不仅持有风险套利头寸，其他的头寸也很庞大。当时施瓦琼斯已经年过三十，算是公司里的老一辈，施瓦琼斯当时曾说：“他们最后一定会哭死。”当危机开始出现时，他们拼命加码欧洲美元的期货合约。
施瓦琼斯当时觉得很有趣，就好像局外人洞若观火一样。施瓦琼斯看着这些新人犯下1994年自己所犯的错误，因为他们在前几年也大赚了一票。从1994年以来，1998年是施瓦琼斯业绩最棒的一年，不过整体而言，所有的获利都被风险套利部门赔光了。
当危机逐渐出现时，风险套利部门从大盈转为大亏。施瓦琼斯和风险套利部的其中一位员工很熟，有时候施瓦琼斯会顺路载他回家。他当时年仅23岁，前一年为公司赚进约2000万美元，施瓦琼斯觉得那是相当优异的业绩。有一次载他回家时，施瓦琼斯问他做得如何，他说：“我现在赚了5000万，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施瓦琼斯说：“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好像老爷爷在说教一样，但是今年其他人的业绩都很差，你已经赚了5000万，快点削减头寸吧。相信我，这个数字已经很棒了，你也该满意了。”
他看着施瓦琼斯说：“但是如果我削减头寸，我就少了5000万。”他的确是这么说的。他当时赚5000万，如果削减投资头寸，就会变成亏5000万，因为完全没有流动性。施瓦琼斯一回家就大量买进国库券和欧洲美元，当时心想：“情况会变得更糟。”这是非常简单的交易，而且流动性大。当施瓦琼斯看到市场失调会冲击美国经济时，施瓦琼斯就买欧洲美元，这是很自然的反应。
施瓦琼斯记得2000年后美国大幅降息期间，他和高盛风险套利部的某个家伙看法相左，那人说：“你们为什么一直买欧洲美元?为什么不多做一点南美固定收益、一点亚洲的东西，再多元化一点?”
施瓦琼斯当时回答：“当美联储积极降息时，我想买进欧洲美元是因为这是世界上流动性最高的市场。当流动市场有明显的趋势时，我不想买南美固定收益或其他标的。”
中期投资
在操盘生涯中，与空头相比，施瓦琼斯从固定收益的多头头寸赚得较多。固定收益的空头市场都很短，交易时机要抓得准，交易者必须有足够高的技巧才行。施瓦琼斯属于中期的投资者，通常是在预期反弹的行情中获利。另外，持有固定收益的多头头寸等于是合成“越跌越买”交易。当经济出现重大失调时，固定收益市场有九成以上的几率会反弹，所以施瓦琼斯晚上会睡得比较安稳。
有些交易也可以在固定交易的空头市场获利，例如外汇。固定收益市场开始出现空头时，外汇市场往往有很棒的获利机会。
虽然施瓦琼斯是中期的投资者，但是在现实状况下，他可能现在持有某个投资头寸，五分钟后就一切都变了。他认为交易员必须不断重新评估交易，判断是否应该持续持有。如果持有的原因变了，或是信息变了，就应该卖出。整体而言，施瓦琼斯的投资期间都在三四个月之内。
施瓦琼斯通常不会读华尔街的研究报告，他认为如果全盘接收这些报告中的观点就会出现信息过量。施瓦琼斯比较喜欢采取主动的方式，当脑子里的某个想法开始成形时，他只想接收与特定主题有关的信息，而不是从所有信息中筛选。施瓦琼斯需要一些东西让自己思考，所以与直接给他灌输投资思想或全球观点相比，一般的讨论更有用。施瓦琼斯很喜欢看价格走势，他认为这很重要，可以看出大家对市场的多空看法。施瓦琼斯真的很喜欢看价格，如果只能有一项工具，施瓦琼斯会选代码行情系统或类似的东西。
与很多价值投资者不同，施瓦琼斯通常不会实地走访，他认为这种方式过于流于形式，当计划投资瑞士标的时，一天或者一个星期的实地走访并不能了解到什么实质性内容，拜访当地的央行人士也不会获得下周即将降息的信息。只有非常了解当地，才值得去做实地考察。如果分析师已经住在瑞士或中国等地十年，就已经有稳固的基础，这样在实地走访时才能看出变化或至少知道该看什么。
施瓦琼斯太太在中国住过几年，在当地有些好友，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太常去中国，但施瓦琼斯常常和那边的人讨论，但是这样仍然无法得知央行下周、下个月或明年是否会调息。
在危机中寻找机遇
施瓦琼斯的直觉认为，全球未来的问题重重，因为人们还必须为20世纪90年代的行为付出代价，这点让施瓦琼斯非常担心。不过施瓦琼斯担心的是个人与家庭方面，在事业上情况则是相当乐观，这一行靠的就是从市场失调与经济纷扰中获利。当全球经济下滑时，全球宏观经理人的业绩总是比较好，可说是一种很棒的对冲方式。
一般而言，施瓦琼斯无法看清一年以上的情况，因为市场瞬息万变，很难提出5-10年的看法。施瓦琼斯对全球有持续性的一年期观点，他要求自己记录交易日志。每天早上施瓦琼斯都会重复同样的动作：如果他手上持有头寸，就会自问为什么自己会持有这些头寸?有什么东西变了?
损益可以提供很多的信息，不过对于中期投资者来说，施瓦琼斯觉得无法从损益中看清一切，因为根据定义，某些时点会有一些亏损。事实上，交易员可能会有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处于亏损状态，但这不一定表示投资头寸就是错的。如果某个投资头寸现在获利，也不一定表示这就是好的交易。交易员可能因为错误的原因而获利，但是还是要谨守原则，把它当成亏损一样出清头寸。
结束因错误原因而获利的交易，需要严守纪律才办得到。发生这种情况时，应该立刻出清头寸。就好像看到自己敬重的聪明人做了某笔交易，自己也跟着模仿，这铁定会出问题，因为你不知道做这笔交易的原因，或是何时应该出清头寸，这些都是常见的错误。
要严守纪律很难，这也是施瓦琼斯记录交易日志的原因，它可以让施瓦琼斯诚实面对一切。施瓦琼斯希望自己完全谨守个人的原则。因为操盘时，每个人好像都会一直遭受同样的教训。市场总是紧盯不放，客观地判断交易员的业绩：最终而言，损益怪不得别人。每当有人将自己的错误怪到其他事物或他人的头上时，施瓦琼斯都会感到诧异。他们会说“这不是我的问题，市场反应太不合理。这不公平，公司如果没有砍我的头寸，我就会获利”之类的话。公司之所以砍你的头寸，就是因为你当时已经开始损失了。
施瓦琼斯认为每年都会出现三四个主要的总体经济机会，只要抓到一个，就有近10％的收益。抓住两个，收益可介于10％至20％之间。若抓到三或四个，业绩就相当出色了。
操盘时最难做到的就是不交易，这或许是刚踏入这行时最常犯的错误之一。过度交易跟过久持有亏损头寸一样糟糕。
本文选自《投资者的大脑解析》，本刊记者石伟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