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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经的辩论到最后如果变成了 “宽容”、“自由选择”、“不能强制启蒙或读经”这些结论上去，我不以为然，因为根本没有出现需要做这些判断的具体情况。换言之，这些结论，是附着于某些具体的案例才有意义的。这些是政治和法律领域中才遇到的问题。
我不想掩饰和薛涌先生的观点的实质差异。
虽然说了很多关于儿童背诵经典的话，但我认为， 背诵或在多大理解程度上背诵，或什么年龄背诵，不是辩论的主要问题。背诵这种学习方式是否会使人走上蒙昧？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小题大做的。
在某个年龄段背诵对于掌握某些知识（如外语）肯定是重要的。但，重要性也可能因人而异；
年龄和身体、心智的发育程度只是大致对应，还会有差异颇大的情况。由不同的人学习中的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吧。我没有兴趣对诸如李阳“疯狂英语”学习法发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如有人反对，我也不会参与辩论。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蒋庆先生不是在上述的意义上提倡读经和儿童诵经的，他是要恢复中国的古学校之道，朱子《大学 章句序》中所谓“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我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蒋庆先生提倡的儿童诵经的。
朱子说的古大学之道，是否致人于蒙昧，是专制的帮凶？也许薛涌先生这么看。同样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却认为，这是脱离蒙昧之路，缺少类似这样的教育，自由社会的根基是不稳的。
我相信不依赖于人的客观正义与客观真理的存在。如何通向正确？这是一个问题。相比较而言，有限的人，在不加怀疑中学习经典是更好的办法。知识不是起始于怀疑，而是相信，对客观真理的信念，对权威的信赖。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学习经典，是相信还是怀疑。强调背诵当然有对于掌握古典语言、提高现代文写作水平的考虑，但更是因为出于对经典之本源性、超越时代正确性的高度信赖。背诵是要儿童相信经典中的义理，要确立儿童什么样的信仰问题。是否在理解了经典义理的含义才背诵，这是一个程度的差异，而非性质上的差异。当然是在背诵中加深理解、而义理的讲解也有助于记忆。不会出现完全不知其义只记一些单纯声音的情况，如果出现了，读经何谓？经典学习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如讲解经典含义的程度（字面意思还是深入阐发）、聪颖儿童与愚钝儿童怎么因材施教、其他学习负担沉重情况下怎么办，似乎没有先定的、一成不变的办法。
何谓经典不是蒋庆先生独出心裁的创造。这些经典，不是出于任何一人之手，乃是几千年历史累积而形成的，已经无人说得清楚其最初的起源。在这一传统中的大圣大贤，是历史演变中被逐渐公认的，是事实上的，不是任何一个人规定或一种抽象理论推理出来的。经典是我们主流传统道德语言的语法，和我们今天对具体事件的道德判例，仍然是血脉相通的。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仍然活着，只是隐而不显而已。蒋庆先生所说的经典，是对古圣先贤的成法事后的描述和归纳，是所谓“编而不作”。因此，薛涌说：“蒋庆等人的问题是，他们认为自己对传统、经典有一个终极解读，自己很懂，别人不懂，于是为别人定下哪些书该读，哪些书不该读------说到底，这还是一种专制心态”，是不知所谓的。
诵经之本，在复古学校之道，传圣经贤传之指；
在今天则有收拾迷乱之人心、恢复民族文化之信心的时代意义。
我想提倡读经诸君子的努力，甚至是要使儒教成为我国真正的国教。在此，我要说，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借助政治的力量，否则只会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我希望儒教成为我国事实上的、经验观察中的国教，但不要成为政府规定或宪法规定的国教，儒教要成为成文宪法之上的但不具有实在法效力的高级法。在另一篇文章中我着重强调了儿童的父母和父母托付的私塾先生，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读经运动，努力的方向在民间而不在庙堂。这样的努力，在我看来，是在为一个自由社会和宪政政体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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