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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看《焦点访谈》节目，关注更多的并不是访谈的某个具体论题，而毋宁是隐含于这些论题背后的往往为人们视之为当然但却值得我们追问的一些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使这些论题得以成为论题的各种结构性力量究竟是什么？或者说究竟是“谁”在建构这些论题？以及这一建构过程中还存在什么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且互相不涉的，而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我在这里只能陈述一些简单的看法，以期引发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1、《焦点访谈》的论题虽说涉及面很广，但是其最主要关注的却无疑是地方政府或地方治理的问题。这些论题的建构，在我看来，并不是简单的问题转换，而是在建构一种新型的关系；
当然，这种关系得以建构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地方政府为治理社会的一种大体独立的
结构性力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地方政府作为一种相对于中央政府的结构性力量的这种承认，实是以批评和揭示这些地方政府运作过程中所存在的违背中央政策的恶行或弊政为特征的。
2、正是立基于对上述论题建构的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对这种浓缩在〈焦点访谈〉中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追究。我个人以为，这种新型关系一方面所真正反映的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治理力量的分化：亦即从作为治理力量的整体性政府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形
成的相协调、相分化和相独立的互动模式转化，而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所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这就是国家的利益与各地方的利益之间的讨价还价格局──尽管反映在〈焦点访谈〉中的各种地方利益的争夺手段不仅违法而且违反道德。
3、〈焦点访谈〉对各种违法和违反道德的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的批评和揭露，无疑对民众的福利极有助益，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作为一种新闻力量的〈焦点访谈〉的结构性位置。无论是〈焦点访谈〉的机构身份──国家领导的中央电视台，还是主持人所拿着的
采访话筒的性质──不是一般的话筒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力量的象征，都使〈焦点访谈〉在中央与地方的结构中的位置完全处于中央一方。仅就此而论，我们虽可以赞同〈焦点访谈〉本身的存在就意味着中国新闻取向的转换，但是我们仍必须指出这种转换实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结构下的特定产物，其根本性质乃在于中央政府在过去不仅不需要而且也没有必要运用新闻手段去制约地方政府，而在利益分化的格局中，中央政府不仅要依赖过去的行政手段，而且也更需要运用媒体手段通过批评和揭露某个地方政府的弊政来敬告其他地方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讲，〈焦点访谈〉乃是中央政府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所创制的一种新型的治理技术手段。也正是根据此一理由，我们可以说〈焦点访谈〉距新闻监督的独立地位尚属遥远。
以上所论，绝不是要否定〈焦点访谈〉在现阶段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作用，而只是试图指出，如果我们仅以它所具有的现实作用作为思考和评判的标准，那么我们无疑会把它误作为新闻监督的标准，进而失去对它的要求。在我看来，指出这点实是批评性知识分子的使命所在，同时也是我同意对这样一份问卷给出回答的理由所在。
（邓正来:吉林大学教授、博导；
《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