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效能建设心得体会】
黄 华 ,姚祖婵 ,连智华
(1.广东科技学院 管理学院,广东 东莞 523083;2.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福建 漳州 363105)
目前,全球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消费需求的迭代进一步促进了企业数字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1]。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 年)》显示,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2]。以创新和服务为导向的社会新时期,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回报和管理绩效,而是希望通过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提升自我社会价值和持续发展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宏观角度来看,如何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如何改变创新效率成为新的关注点;从企业角度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数字企业活动为载体的初创企业,由于企业主要由知识型员工构成,其所面临的工作要求也越来越高,学术界对此表现出极大关注,地方政府则开始尝试数字初创企业的孵化并鼓励员工创新行为。在这样的变革情境下,数字企业创始人需要承担的作用越来越广,一边是创新融合的试验者,一边是商业资本的守护者;既要关注科技成果的转化,更要面对数字化商业时代的竞争。如何有效运用商业手段和市场的效率来解决日益增加的科技创新问题促使公众对于数字企业创始人的职业嵌入要求愈来愈高。
然而,现行的数字经济政策通常感知不足,一是大多数着眼于传统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或产业行动计划,数字政策有效覆盖面不足;二是对于数字企业中普遍关注的知识驱动、技术转化等关键问题缺乏具体的政策支撑,导致很多数字项目不得不中止已经完成的部分,制度政策稍显薄弱,驱动性不足;三是地方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存在执行程序不严密、审核条件过于严格、审批流程复杂等问题,并缺乏配套强制性监督体系,致使大多数初创数字企业无法真正受益,不利于研发创新,存在政策“虎头蛇尾”的现象,效能低下。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优化数字经济产业的制度环境,特别是要解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小、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较低、科技创新能力薄弱、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缓慢”等问题,提升数字企业的政策不确定性,催生创新红利是一个亟待全社会重点聚焦的导向问题。与此同时,数字企业创始人的个人角色与工作内容的高度契合也越发重要,个人的知觉能力和承受度不同,个人与工作内容契合状况也有所不同,表现在个人内心与外显行为就会有所差异,进而所承受的管理压力就相对增加。应如何建立符合数字初创企业的有效机制,寻求政府、企业和创始人等多方共同适配调节点,理顺组织目标影响数字企业创新环境的内在机理变化,成为数字企业战略管理亟需解决的现实困境。透过已往的文献,可以得知,几乎没有学者围绕“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行探索和考察,主要评价的是数字创业生态、数字普惠金融、数字体系、研究范式等变量,尽管嵌入了相应的元素并参与探讨,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尚未获得有效诠释,如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创新行为? 数字企业创始人的自我效能如何在政策环境氛围下催生创造力? 政府应该如何优化制度政策以促进数字企业研发创新? 此外,过往研究主要采用经验案例来建构数字经济体系,忽视了行业发展的普适性。本文采取社会感知和社会交换的视角,以统计检验来研究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以及嵌入创始人自我效能后的中介效应情况。在理论上拓展了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对企业行为作用机制的研究;在实践上可以为政府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过程提供启发性思路和借鉴,从而制定适应的措施激发创新行为。
(一)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通常是指政府部门制定的各类行政法规、发展规划、工作要点、行动方案、指导意见的总称,主要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激活创新红利,赋能企业实现创新目标所提供的支撑保障[3]。已往研究鲜少触及产业政策环境的概念意涵,大多考察的仍然是内在的作用机理。一般来说,与执行计划有所差别的是,政策属于顶层设计的常规性说明,执行计划主要呈现出底层逻辑的特性,包括需要实施的具体方案和相关措施,然而政策的核心特征是前瞻性、战略性、导向性和宏观性[4]。故此,政策环境事实上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提供的一系列导向性的行政保障。有观点认为政策是一个实施过程,也有把政策界定为一种内容输出;有研究认为政策是一种理论框架,甚至还有人指出政策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工作要点[5]。
过往相关研究已经表明政策环境是一种认知,会影响人的行为产生和态度意向,政策环境感知主要是个体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判断的过程,即个体思维进行讯息处理的能力等[6]。数字经济产业政策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工具,正不断推动着各类企业数字化的进程。例如:相对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企业,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更能释放出创新激励动能[7]。即便透过统计建模的检验,各级政府的数字经济试点政策仍旧正向影响着企业数字化转型[8]。但是一定程度上,现有各省级政府出台的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出现了“目标-效能”不适配的情况,政策感知不明显,针对性的制度手段需要进一步优化[9]。可见,过去大部分研究更多聚焦政策的一般性,较少将政策环境融合认知、转化和应用过程[10]。本文融合数字企业特点,主要关注政策感知程度对个体行为的作用。
(二)自我效能
著名学者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实际上是个体的一种工作信念,他强调自我效能是个体利用自身掌握的工作技能来实施具体职业行为的信心程度,其应用在变革情境中,表现为对预期工作效能和工作目标的评判[11]。此后,他进一步提出当人们身处于不确定性环境下,遇到挑战性压力后进一步产生的自信心和知觉控制能力即为自我效能。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不仅能影响人们在工作决策中的态度和意向,而且遇到阻碍性压力时能主动攻坚克难,愿意在专门的工作内容上倾心投入[12]。某种程度上,自我效能实际上是人们对工作路径实现的主观评价,包括对该工作的可雇佣能力和胜任能力的一种判断,可进一步作用于个体外在的行为结果[13]。因而,现有研究指出了自我效能可以触发人们的积极行为,也就是说赋予了个体内在的主观能动力;越高的自我效能越能正向影响人们的行为表现[14]。如:自我效能对媒体人利用创新、探索创新和联合双元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15]。自我效能感知能够提升创新绩效,高水平的创新自我效能的企业家更趋向设定较高等级和较大难度的任务目标,同时在不确定性高且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往往感觉处处是机会,勇于克服企业活动的潜在风险,灵活重组和配置手中的企业资源,从而提高创新绩效[16]。
(三)政策环境与创新行为
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号召学者们持续关注人们对政策环境的感知以及反应。从过往研究来看,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是各级政府和数字企业需要重视同时加以利用的数字资源和各类行政保障的总和,在某种层面,是数字企业在初创活动过程中的晴雨表。学术界普遍认为数字政策或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是打造高质量经济发展目标,激励研发创新,实现数字集群,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或行动纲领[17]。创新行为通常作为表示人们在企业中的创新工作情况,对企业创新活动累积实现的数目和质量;企业在了解员工工作投入的同时,评估员工怎样快速响应市场并显现有价值的创意想法,以及其作用在创造行为的状态[18]。过去研究创新行为的文献主要基于个人工作特征的立场,认为创新行为即是“以不同方式处理事情的能力”[19];此后,相关研究皆从各层面诠释了创新行为的三元素理论,指出创新行为的提升应强调三种因子:专业范围的相关工作特性、原创性思维和职业动机[20-21]。然而,这样的定义只能说明部分的创新行为,未能涵盖其全貌。研究表明,创新行为包含的不仅是新颖想法的产生,还包含如何将创意思维有机融合进设计、生产、研发、运营、服务等企业价值链的每一环节中[22]。在以往的人境适配探讨中,个人-环境适配同工作创新的影响关系是最常被研究的,政策环境感知与个人工作适配高则表示制度激励导向与个人工作所需相符,故较可能导致员工有能力表现出创新的行为。此外,许多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中也提及政策环境的一致性对影响团队创新绩效有显著的关联,产业政策的有机组合减少了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较大程度上促使员工的创新行为[23]。由于政策环境变量在概念上或实际研究上都曾被提及与创新行为相关。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政策环境对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作用。
(四)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在探讨政策环境感知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时,应着重考量人们实施关键企业活动的知觉控制程度,通常来说,自我效能是被政策环境作用于创新绩效或创新行为的有效路径。
本文嵌入了数字经济产业政策的情境来讨论数字企业创始人的自我效能。通常来说,自我效能恪守着一般自我效能的发展规律,他会对自身有能力和经验实施的企业项目所持有的信念强度[24]。围绕现有的研究来看,政策环境本身是一种需求感知和需求满足程度的状态,创始人对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或工具扶持越有积极感知,呈现出心理满足程度也越高,越能塑造其自我创造的信念[25]。这也不难理解,政府制定的创新政策本身为产业指明了方向,某种意义上充当着指南针的作用,创始人对政策的感知会影响其获取红利的信念,进而引导其建立知觉行为控制[26]。进一步而言,过往的研究表明,越高自我效能的员工在遇到困难时越能激发挑战性压力,积极投入研发创新活动;越低自我效能的员工由于欠缺信念,越容易引发阻碍性压力,从而产生消极行为[27-28]。本文认为自我效能可以催生创新行为的主要因素在于,高感知的自我效能个体容易在脑海中设定清晰的任务完成路径,可能会寻求对目标控制来作用外在行为,甚至在意识判断中扩张自身的目标进程,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少焦虑,从而快速实现目标。鉴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政策环境通过自我效能正向影响创新行为。
H2a:政策环境对自我效能具有正向影响。
H2b:自我效能对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一)变量测量
自变量政策环境的测量,借鉴Lundstrom et al.[29]、崔小青等[30]对产业政策环境的研究,包含数字企业创立之初享受过政府资金类的支持政策(如普惠金融、税收减免、无偿资助等)、数字企业创立之初享受过政府服务类的支持政策(如信息服务、创业孵化)和数字企业创立之初享受过政府在产业环境方面的支持政策(如产业氛围的营造、产业文化等),共有3 个测量题项。
中介变量自我自效能的测量,借鉴Malik et al.[31]的研究,包括企业目标、自主决策、机会识别、商业洞察、控制风险、因应策略、信念持续、关注公司利益等,共涉及8 个测量题项。
因变量创新行为的测量,采用Onne et al.[32]的研究,包括能将创意思维投入工作任务、有独创性的工作输出、具有适应性和应用性、能提出新的或实践性的建议来提高工作绩效、能创新解决方法来达成工作目标、能促进同事产生新想法,共计6 个测量题项。
(二)研究样本
研究一方面通过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和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参会数字企业的创始人或企业家作为调查样本,另一方面通过创投资本公司孵化的数字企业股东展开结构性问卷调查,进而获取研究数据。调查尽可能选取不同数字企业类型的被试,从而力求样本异质性和有效性。最后统计发出700 份问卷,剔除80 份无效样本,实际回收620 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6%。在620 个数字企业创始人中,男性样本占81%,女性样本占19%;数字贸易企业样本最多,占41%。详见表1 样本结构。
表1 样本结构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1.信度检验。本研究借助SPSS 25.0 和AMOS 25.0 对研究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首先采用SPSS 25.0 开展信度检验,发现研究整体量表的内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值为0.944,且各观测变量的信度判定值介于0.923～0.948,各变量信度系数均大于0.9,符合检验标准[33],表明研究数据内在一致性情况较理想。
2.效度检验。通过表2 统计检验不难看出,研究各变量的收敛效度、组合信度和因子负荷均达到理想判定值,表明各观测变量对该潜在变量变异的解释能力较好。其中,政策环境的AVE 值为0.718,超过0.5 判定标准值,而组合信度为0.884,远大于0.7,具备理想的收敛效果。自我效能的AVE 值为0.512,组合信度为0.893,达到理想判定标准,某种程度显现出该构面的内容结构收敛效果较好。创新行为的AVE 值为0.716,组合信度为0.938,同样远大于标准值,体现了该研究构面内部结构一致性良好。此外,各研究变量的因子负荷量亦达到理想水平,可进一步展开后续分析。
表2 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
(二)同源偏差控制
共同方法偏差(CMB)是指测量中的同一来源的共变,此共变来源于同一个样本源或被试者、相同的题项语境、变量特性所演变出解释项目与效标项目之间人为的共变[34]。本研究通过SEM 开展了控制未测单一潜在因子的竞比分析方法,该方法的核心特点是观察变量的项目分数变异可以分为对应的特质变异、方法变异和测量误差[35]。展开来说,就是设定一个共同因子,令其作为实证模型的单独潜变量,容许全体观察变量题项不仅负荷在原有因子上,还负载在此单独潜变量上,同时通过比较加入共同因子前后的模型拟合程度。若是加入单独潜变量的模型各项拟合指数要比未加入单独潜变量的更加显著,研究数据则出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研究借助AMOS25.0 来验证分析,将所有题项负载在共同方法单一潜在因子上,通过表3 统计结果显示,我们可知,加入单一潜在因子后的结构模型适配性未显著优于研究架构模式,相对地,加入共同因子前的拟合程度要更加优于单一因子验证模型,充分说明了本研究并无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
表3 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在因子法模型竞比
(三)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政策环境是否能造就创新行为以及数字经济产业的政策环境是否通过自我效能影响创新行为,即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本文利用多元层次回归技术来展开检验。表4 对此作出具体的假设检验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产业的政策环境对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效果获得支持,而政策环境感知又能通过自我效能正向影响创新行为。
表4 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从表4 中可知,模型1 将性别、企业类型、教育和专业等变量纳入控制变量;模型2 则显示数字经济产业的政策环境正向影响创新行为。具体而言,政策环境(β=0.289,P＜0.001)对创新行为显示出正向显著效应,由此可知,数字经济产业的政策支持程度越高越能直接造就或影响到创造性行为;政策环境(β=0.411,P＜0.001)对自我效能亦存在显著关系,进一步表明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支持的高低程度也会直接关系到创始人的自我效能感知情况,越高的环境赋能则越能产生挑战型信念,纳入中介变量后,自我效能(β=0.629,P＜0.001)中介作用显著,并且回归系数明显减弱(P＜0.05),回归方程中的R2拟合度(P＜0.001)效果较佳,数字经济产业的政策环境通过自我效能正向影响创新行为。因而,文中提到的回归假设和中介模型假设均获得支持。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620 位数字企业创始人的调查样本进行研究,分析数字经济产业的政策环境、自我效能和创新行为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运用统计实证检验方法,总结出数字企业能通过政策环境的感知,触发创始人或企业家的自我效能,以此激励他们挑战“攻坚克难”,进而作出有利于企业或项目的建设性行为,最终提升创新行为。
1.政策环境正向影响创新行为。数字企业初创过程中依然面临资金投入和项目团队问责的现象,由于不同数字类型的企业,它们的需求也不同,初创期通常需要有用性和易用性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在数字平台、产业集群、企业服务、优惠减免等方面给予帮扶,进而更好应对全球数字化的挑战。换言之,一方面,产业的数字集群服务对于大部分数字企业初创期来说较为重要,有用且易用的政策措施有利于它们开展数字供应链工作,更加低成本地形成技术优势和商业闭环。另一方面,针对性的数字产业配套政策,能够简化数字企业流程手续,提供企业服务,汇集人才的创意与创造力,容易激发创新行为,打造数字基地。所以,政策环境感知正向显著影响创新行为。
2.自我效能中介作用成立。由上可知,数字企业创始人能够感知到各级政府制定的数字经济政策的积极面,并作用于完成自身企业任务的信念强度而引发了创造行为。某种程度上,在各级地方政府主导的数字经济情境和政策氛围下,创始人越发呈现出知觉控制的判断,并认为自身能够完成特定的企业目标。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不难看出,无论从事数字贸易还是数字智慧城市的创始人在高自我效能感知下,认为自己有较强的把控能力,有清晰的成功路径和风险承担性,比较认同只要自身坚持投入既定的目标,同时获得相匹配的数字产业政策支持,即可产生积极的创新行为。
(二)管理启示
1.进一步优化数字产业环境,避免政策悬空。当前,中国数字经济高速增长,原因众多,国家层面的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是重要因素之一。“十四五”规划、《政府工作报告》等均在大力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地方执行进程中,数字企业普遍感知不足,对研发创新的引领效应减弱,主要原因是:一是政府出台的政策大多数偏纲领性和导向性,落地稍显困难,应强化具有针对性的数字经济扶持政策和措施保障,尽可能与普惠性政策作出区分,减少政策与政策之间的重合。二是具体的资金扶持政策无法到位。当前,各类新型数字化发展项目,包括智慧城市、数字孪生、区块链在内的产业数字化,原始自有资本投入相对有限,产业基础设施需要各级政府支持建设,但是受宏观经济和疫情等因素影响,财政投入出现后继乏力现象,影响了数字企业的发展。为了吸引优质数字项目落户地方区域,应全面优化数字产业环境,强化对产业数字化的保障力度,重点关注资金、财税、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和执行措施。
2.搭建产业数字集群平台,加速数字人才的培养。研究调查发现数字企业在政策扶持、人才引进环境、产业数字化、生活配套等方面获得较大关注,特别是涉云初创公司或数字技术等创新项目受到了不同区域的关注,各级政府应厘清地方数字发展脉络。一方面,树立“项目优先”的思维,把“高精专特”项目引进来,结合当地数字资源禀赋要素,突破传统经济发展的制约,培育地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另一方面,加强与数字经济头部企业进行战略合作,通过“大手拉小手”模式,逐步搭建数字产业集聚的平台。推动地方数字企业协同发展,实现数字产业化的转型。此外,给予入驻的数字企业进行研发或创新启动的相关费用,大力实施地方数字行业的特定人才政策,设立精准的人才培养规划,全面打造有利于汇集数字人才的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
3.善用社会支持,提升数字创新自我效能。当前,已全面开启数字经济新时代,自我效能作为影响创新行为的关键要素,是不同类型的数字企业的助推剂。一是社会资本和媒体传播可以全方位参与数字创新活动,让数字经济创始人获得社会面的关注和认同,从而提升自我效能。二是地方政府部门或产业协会应强化数字经济或数字企业的良好氛围,为数字企业提供优厚的物质激励和奖项表彰,以期激发创新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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