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爱岗敬业演讲稿】
[题记]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被尊为“圣人”，儒家思想渗透于中国人的生活、文化和政治领域，所以，对孔子的责骂被称为“国骂”。
章子怡2000年被张艺谋发现并出演《我的父亲母亲》一炮而红。她相继主演了《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一系列大制作影片，逐渐跃升至国际巨星。国人评头论足章子怡已习以为常，但把章子怡与“圣人”放在一起试比高低，享受“国骂”待遇，从实质上讲就是向世人宣告了中国文化转轨步履的艰辛与不可逆转的基本走势。
如果把一个对人类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伟大的思想家与一个在艺术上刚刚起步，在国际上稍有影响的艺术家，风马牛不相及的拉扯在一起，论证其文化影响力，比较其历史作用显然是个伪问题，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实际上，文化的争论背后隐含着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转轨的大问题，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冲突的焦点所在。为此，我们必须从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以章子怡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的交锋中，清醒地看出中华民族的自恋情结和自残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轨的文化心理障碍。在对待孔子和章子怡的国民意识上，过分的厚古薄今不仅反映出中华文化依然迷茫且缺乏自信，还反映出国人文化内卷倾向。这种文化心理倾向有两个显著表现：一是对外文化敌视；
二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轻蔑。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尊重孔子一样的尊重章子怡呢？
一、孤芳自赏的孔子与众星捧月的章子怡
西周政权的衰败，地方诸侯的兴起，为中国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机遇，由此应运而生的诸子百家为中华文化多元化发展奠定了源基。在诸子百家中，如法家学派、道家学派、墨家学派以及中国历史中的其他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由个人独创出来的、自成体系的思想学派，唯独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却述而不作，完成了在他之前的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的重新整理和解释，并在传承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儒学。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尽管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广招弟子，授徒讲学，孔子曾向天下宣告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但是，孔子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并未取得任何实际上的优势。由于五十五岁孔子在鲁国难以施展政治抱负，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希望诸侯国君能采纳自己的主张，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但最终没有一个诸侯国君采用他的主张，受权与他治理国家。孔子天真地以为只要实现了他所倡导的那一套恢复周礼、“仁者爱人”的意识形态，就能治国安邦平天下了，一切的国计民生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所以，孔子在孤芳自赏中了此一生。孔子想用自己的思想改变世界，但世界并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
孔子想游说列国，毛遂自荐，但却像“丧家”之犬一样招世人耻笑。
章子怡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
说她不幸是指章子怡没有出身在政治动荡、思想混乱的年代，历史没有给与章子怡著书立说，指点江山，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说她幸运是指她赶上了中国经济社会转轨、思想文化开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时代。1998年，张艺谋出现在章子怡的“表演人生”中，开起了章子怡的文化之旅。一个普通的北京筒子楼里长大的女孩子，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在不断仰视着自己的偶像中不断塑造自我。她在回忆自己初学表演时候的感受时说“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如何去表演。”但她清纯的大眼睛，飘柔的红肚兜，朴实得像一个从没有雕凿、散发泥土芬芳的玉胚，经过大师们的点化和观众的捧场，章子怡技压群英、脱颖而出，成为一颗令世界瞩目的、穿着红肚兜的、国际级的中国大牌影星。章子怡没想改变中国，但她却把中国文化带向了世界文化的竞技场；
章子怡胆小的像一支“丑小鸭”，但她却在世界最大的艺术舞台上翩翩起舞。
二、被专制主义者神化的、工具型的“儒学”与被观众认同的、娱乐型的“章子怡现象”
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创造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文化体系。孔子可谓生不逢时矣，自从十四年的自我推销的失败，他开始广招门徒,把推行仁政、恢复礼乐的希望寄托在教育,寄托在门徒身上。孟子是孔子的滴孙弟子，他认为孔子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主张以“仁”、以“德”教化天下，即用王道治理天下过于“温文儒雅”，孟老夫子提出了要“仁”与“义”相结合，将儒家学说大大地向前推进。孔子做梦也不曾想过，他一手创造的救世良方，不但在百家齐鸣时没有出头之日，反而在百家竞技中被秦王嬴政的“焚书坑儒”以致命一击。令他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他去世几百年后，儒家学说，竟然成了封建专制统治阶级独尊的治国理念，传承了两千余年，孔子也因此被奉为圣人。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历代的儒士们对它的注解也在不断的进行。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这种风气逾演逾烈，到南宋朱熹时，理学又对儒家学说的重大发展和改变。理学的发展使儒家的学术思想，更加贴近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实际和需要，到明清两代理学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理论工具。孔子是个致力于社会道德、政治规范和社会发展研究的伟大的思想家，因此，他的思想和学说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将充满风雨，但这些都和孔子本人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他也不应该去承担被统治阶级神化的、用于维护专制统治的儒学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后果。
章子怡、姚明、周杰伦，刘翔等等一大批文化明星，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各异，拥有的崇拜者也不尽相同，它们之间也没有脉源上的联系，但他们都是同一时代诞生的中国人。他们成功的路径各异，但相同之处不可忽视：都是凭借自己独特的技艺，从普通百姓一跃成为世界级的明星；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弘扬和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
它们的崇拜群体是在自愿的、快乐的基础上，在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国家疆域里形成的、新的中华文化“流”族；
他们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和文化大使，不但冲破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禁锢，还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文化经济时代，文化的力量不再完全取决于文化自身的科技成分和艺术含量，而是取决于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取决于人的文化主体地位的高低和文化市场的规范程度。章子怡、姚明、周杰伦、刘翔等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不是因为她具有孔子一样高的思想境界，也不是因为她具有孔子一样高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而是因为他们同样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文化奇迹。章子怡等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身上的那点才艺，会有如此大的文化穿透力，它不仅能冲破了偶像的文化垄断和政治的等级界分，还给国人带来精神愉悦和对未来的憧憬，与此同时，他们的成果还帮助人们树立起主体意识和自我创造的价值观念，激发出个人难以想象的文化创造力。
三、一败涂地的“儒学”与走向世界的“章子怡现象”
孔子的理想社会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社会，他把自己宏伟的救世理想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但他却忽视了人的动物性肉身是难以超越的。君主们实在难以承担起“天下有罪，罪在朕躬”这样的万钧重担，于是，他们背离了孔子“仁者爱人”的圣人之心，放纵和沦落就难以避免。由于孔子过分的自信，过分的轻视“以恶治恶”的社会制衡机制的作用，所以，中国政治就在儒学的统领下走入“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在宋朝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极度发达，结果被文化欠发达的游牧民族蒙古族灭亡了；
明朝也由于儒家思想独统天下，被处于文化边缘的满族灭亡了；
清朝的皇帝们被儒家思想汉化后高喊着“孝治天下”，结果被西方列强和革命党的枪炮打的魂不守舍。文革中我们被极端的意识形态所笼罩，孔家店再次被打烂了，我们割断了自己历史的文化脉络，阻断了世界先进文化融合的通道，结果，文化惨败，经济崩溃，众叛亲离，天怒人怨，。
儒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周期中，逐步从一个孔子的个性化思想，发展为思想清洗、文化钳制和政治压迫的重型武器。从文化的沿革上似乎这一切都是由孔子引发的，理应当要孔子承担历史责任，这就是传统文化用共性抹杀个性，用集体和国家的力量抹杀个体与社会劣根性。中华文化是一个个性的集合，而非孔子的儒家文化，当西方文化以快乐地、耐人寻味的方式走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时，我们才想起了我们的孔子，想起了儒家文化，想起了我们的文化之根。当章子怡、姚明走上了世界文化之巅时，我们要么把它当作儒家文化的传播者，要么把它们当作儒家文化的反叛，甚至于把它们的着装、饮食和语言的西化作为佐证，丑化、侮辱具有个性的、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新的新派中华文化。章子怡、姚明知道孔子，但并不代表孔子，章子怡、姚明走向世界和孔子的儒家思想没有血脉上的联系，也不要因章子怡的成功为孔子的儒家文化叫好，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儒家文化走向了世界；
也不要因章子怡的绯闻而玷污孔子的“圣人”形象，就理所应当的认为章子怡继承了孔子思想的瑕疵。
四、恢复孔子作为思想家的个性与尊重章子怡作为艺术家的独立人格
千年锤炼的孔子与一夜成名的章子怡之间耸立着一架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章子怡就是章子怡，姚明就是姚明，它们创造了自我，也创造了一个表现自我、展示自我的、新的文化时代。在这个文化经济时代中，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必须通过大众的文化形式，温和的、亲切的走进文化主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得到升华。当今，主体文化抹杀个性文化的现象还存在，但是，个体文化早就不再因主体文化的好恶而随波逐流，因大众的个性而随声附和，而是在不断创新中引导和开辟新的文化市场，创造更适合于个性，更适合于个性市场的特色文化。章子怡不代表孔子，孔子的儒家思想也不可能再通过政治权利的通道加以推广，孔子的治国理念已经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下走向崩溃，但孔子道德思想仍然生生息息，延绵不断。法律上的主体与文化上的主体是对等的，孔子与章子怡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独立的主体，孔子的思想被统治者所膜拜、推崇，甚至于翻来覆去的肢解、组装和美容，是因为孔子既可以作为统治者的精神鸦片，也可以当作专制遮羞布，甚至还可以变为千年文化沉沦的替罪羊。我们不能要求稚嫩的章子怡也像孔子一样，去承担起传承孔子文化的历史重任。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章子怡、姚明的个性创造，但我们决不能守望一个孤独飘摇的孔子，企盼用孔子的思想维系中华民族兴衰。
五、孔子和儒学，章子怡与章子怡现象的争论折射中国文化转型的语境困惑
对于文化的研究，国内有三个向度：一是文化意识形态性的研究；
二是文化自身价值的研究；
三是文化生产力的研究。在这三种向度中，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处于压倒性的地位，文化自身价值的研究由于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往往笔走偏锋，万流归一，这一点表现在诸子百家百般向统治者献媚的根源上找到中国文化之身价值研究的大结局。文化生产力的研究是一个新兴的文化研究取向，它把人的法律主体转化为文化主体，把人作为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文化生长点，肯定了人作为文化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的主体地位，把文化纳入市场的范畴，用人们自主创造、自愿接受和自我扩张作为评价文化的标准。
实际上，文化的意识形态性研究取向正是中国文化没有成为独立的、个性丰富的、有创造力文化的原因，也是中国文化始终依附于政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圈禁着人们的创造肉体的内在诱因。这种文化的传承方式已经深深的印记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无论他曾遭受过什么样的文化蹂躏，这都不能改变它固有的文化依附和思想依赖，也不能使之震惊和觉醒。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化的开放与文化觉醒的矛盾十分突出，政治文化的倾向性始终是社会文化的主流，市场的开放并没有引起文化的解放，人们向往有个性的文化和独立的思考，但是，总要先要辨别文化的是与非，评价的标准就是我们脉络中千年不变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血流”。文化的敌视与文化的自卑的结果是文化自信的丧失，而文化自信丧失的标志也正是文化的敌视行动和文化的自卑心理。
对于孔子和儒学，章子怡与章子怡现象的争论，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孔子的个性化思想和独立的政治行动与其它诸子百家之间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他们一起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政治化研究方向的铁幕。孔子的思想和孔子的人格与儒学发展有联系，但决不是能相提并论的。孔子健在的时候尚且左右不了社会的发展，甚至于左右不了自己，他死后的世界更使他无法想象。如果他能长命不死，他会亲眼看到他的个性化思想和执着的政治抱负，在现实中会变得面目全非，就是他本人也很难以分清是非曲直。几千年来，孔子背负着太多太多羞辱和践踏，因为孔子已经不是孔子的血脉和肉身，他已经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荣辱柱”。当我们有一点，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可以用来自豪的展示自己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孔子与儒家文化的神圣力量，但是，当我们稍微遇到一点，哪怕是一点挫折，我们立即就可以从孔子和儒家文化身上找到文化的恶源。这次文化的争论焦点在于章子怡的成功是玷污了孔子与儒家文化，还是弘扬儒家文化，我们从国人众口一词的将章子怡视为孔子的异类，并对其进行的大张挞伐，证实了转型中的中华文化，民众还深陷敌视与自卑的心态之中。
六、章子怡永远不可能成为孔子，但是，市场就有可能再造一个“孔子文化流”和“儒学文化经济”的奇迹
章子怡的成功与章子怡现象是文化生产力研究的课题。其实，章子怡的成功和孔子以及儒学本无实质性联系，章子怡作为一个文化的主体，它适合于受众，适应于市场，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它的成功可以说是大众文化的成功，它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市场的选择。它既不能说是儒家文化走向了世界，也不能因此否定孔子和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更不能因为她违背孔子和儒学价值理念，就否定她的艺术成就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波动、文化选择和文化冲击的正面效应。研究孔子与儒学不仅要研究它的社会和文化自身的价值，还要重点研究它的市场价值，开发孔子文化的市场产品；
研究孔子文化的表现形式，探求其文化传播的科技手段，再创孔子文化的市场需求，引导受众自觉地、快乐的欣赏孔子、使用孔子和消费孔子，使孔子与儒学彻底洗刷清靠权力维持统领、靠教化维持生存不良声誉。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虽然我们从章子怡、姚明的身上依稀看到孔子的面庞，章子怡、姚明也可以成为孔子和儒学传播的载体，但章子怡、姚明却永远成不了孔子。专制权力选择了孔子，由此引发了儒学的兴起，导致了思想的凝固和文化的一统；
市场选择了章子怡、姚明，由此引发了个性主体的文化创造和多元文化繁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如果时光倒流，章子怡、姚明或许能成为权力的附庸，一跃成为权贵“玩物”，成为民族的精神支柱，但这个时代已不再来，既然市场选择了他们，他们就必须给受众带来愉悦，若市场需求不再，章子怡现象就已告完结。假若时光倒置，孔子再生于当今民主与市场时代，他也可能凭借自身的思想优势，创造出辉煌的市场成就。如今，孔子和儒学的政治优势所剩无几，其学术价值和道德理念的优势还在，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瑰宝，我们为何不帮助孔子和儒学脱下神授的道德法衣，从尘封的“圣坛”上走下来，在全球文化市场里与章子怡，与姚明，与NAB，与好莱坞争夺“粉丝”，培养肯交学费的俗家弟子，再次成为世界市场文化圣坛中的一支绚丽的奇葩呢？
美国人没有文化，却创造出个性丰富的文化“巨无霸”，章子怡、姚明等没有文化，但他们这些文化新生代就是在吸允着民族文化的乳液，走进了世界的文化殿堂。中国人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但除了有一个用权力支撑起来的、儒家“仁政”式的意识形态以外，剩下来的无外乎是一些被当局者视为主流文化的异类或“异端邪说”。人们把孔子与章子怡进行跨千年的比较，甚至于把以前用于咒骂孔学是“吃人”文化的“国骂”方式，去凌辱弱小的子怡和高大的姚明。实际上，章子怡比其孔子来说，成名之前，其受辱远未达到“丧家之犬”的程度；
成名之后，其受凌辱也未达到“焚书坑儒”和砸烂“孔家店”的程度。如果章子怡不想成为现代的“孔子”嫡传弟子，只是梦想成为章子怡自己，就必然经过炽烫的“口水浴”的洗礼后，方可修成正果。孔子与儒学要想在文化市场中寻求生机，谋求发展，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像章子怡、姚明一样认清自己优势和不足，判断自己的市场方位，抓住市场给与你证明自己价值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