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英语演讲稿】
张 宇 李静茹
内容提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国人自办的英语文化刊物《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为中心，集结了大批英语写作者，林语堂即是其中突出代表。他开辟了“小评论”(Little Critic)专栏，发表了大量优美轻快、清新自然的英语随笔。在他的影响之下，当时众多知名作家、学者如全增嘏、邝耀坤、张培基、温源宁、钱锺书等人纷纷加入其中，带动了“小评论”热潮，也促进了中文小品文的发展。这些英语随笔，充满智性与人文关怀，风格多元，表现出对“自由世界主义”的向往，尽管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却体现出作者群多元文化融合的想象，至今仍有其独特价值。
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自办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英语文化刊物之一，《中国评论周报》(TheChinaCritic)集聚了一批本土作者，创作了英语随笔，这些随笔是中国现代作家本土外语写作的重要构成，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忽视的一道风景。
1928年5月，《中国评论周报》创刊于上海，1940年因为抗战爆发而停刊，1945年复刊，于1946年终刊。《中国评论周报》前后存续了近二十年，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重要的文化影响。它是中国人自办最早的同时亦是影响力最大的英文周刊。借助广泛的发行网络，《中国评论周报》在全球范围内都有读者。它不仅是中国中高等学校的英文阅读教材，还是外国了解中国社会动态、文化动态的绝佳读物，“岭南大学……新生英语课用它，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一中也在教室里阅读它，甚至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也把它作为学习材料”①。
《中国评论周报》的首任主编是张歆海，之后还有刘大钧、桂中枢，刊物栏目编辑则主要包括潘光旦、马寅初、林语堂、温源宁、吴经熊、林幽、钱锺书、全增嘏等知名学者作家或记者编辑，这些编辑又同时是刊物的重要作者，因此刊物有较强的同人性。以刊物为中心，《中国评论周报》的编创群体分享相近的文化理念，追求相似的文化品味，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文化共同体。例如，陈达、张歆海、罗隆基、陈钦仁、陈石孚、潘光旦等皆为清华大学校友，桂中枢、陈炳章、畲坤珊、林语堂、何永佶、邝耀坤、陈立廷、吴经熊、郭斌佳等人都曾留学美国，温源宁、伍连德、钱锺书曾在英国留学，梁鋆立赴法深造，宋春舫负笈瑞士。这些留学生回国后，主要在京沪两地高校任教，许多人互为同事。张歆海、潘光旦、温源宁、钱锺书都曾在光华大学执教，林语堂、潘光旦、吴经熊曾是东吴法学院同事，全增嘏、吴经熊、温源宁、简又文、孙大雨等人又都曾向林语堂主编《论语》《宇宙风》《人间世》等中文刊物投稿。不难看出，《中国评论周报》的主要作者群体以欧美留学生为主，因而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自由主义色彩。
1930年6月16日起，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开辟“Little Critic”(“小评论”)专栏，反对正襟危坐的高谈阔论，提倡发表形式自由、内容广泛的社会文化随笔，注重趣味与智性，推崇娓娓而谈的“小”批评。作为《中国评论周报》的招牌栏目，“小评论”栏目在1931年9月至12月、1932年2月至3月曾有短暂中断，1937年抗战爆发后，“小评论”随《中国评论周报》在第18卷停刊。1945年8月《中国评论周报》复刊后的第3期开始恢复“小评论”专栏，直至1946年终刊。“小评论”专栏最初由林语堂编辑，1935年第4卷第17期“小评论”因林语堂访欧而暂停，第21期起恢复，由全增嘏接任栏目编辑。林语堂回国后，和全增嘏轮流任编辑。“小评论”专栏创办初期，其稿件主要由编辑提供。林语堂1936年赴美之后，全增嘏、邝耀坤等人先后担任该专栏编辑，延续林语堂的编辑理念。1945年8月复刊后的“小评论”主要编/作者有邝耀坤、林安邦、顾缓昌及张培基等。而“小评论”栏目的成功，与林语堂的文学实践密不可分。
在“小评论”栏目序言中，林语堂鲜明地表达了栏目设想：“在中国大报编辑的眼中，人世间各种严肃的问题都是他们的专利，从伦敦国际海军军控会议到中国的国民运动进程都是他们一览无余的话题。……我并不说人必须如犬吠，而是说做人要有说话的权利。人毕竟只有从像狗一般的被约束中解放出来，手握烟斗，在自己的居室内或卧或立，伸展自如，那才叫人；
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人才能说人话，才能不必因拘束而学犬吠。”②从这一段不难看出，自由“说话的权利”是“小评论”的关键要旨。无所顾忌地任意而谈，或针砭时弊，或随性泼洒，重要的是表现出作者的真性情。在林语堂看来，“‘小评论’专栏并不是严格的幽默小品专栏，但它的格调更轻快，内容也更贴近人情常理，作者也因之更得读者信赖”③。“作者如果真想赢得读者的信任，必须要有担待的自觉和勇气，那就不妨直抒胸臆地用第一人称吧。”④林语堂自称，“小评论”专栏只写“确实知道的事情”，尤其注重“文笔轻快”。“小评论”栏目追求智性，体现出良好的品味。在通信栏里，“小评论”编辑给出了所谓的栏目“黑名单”，颇有意趣：“那些对显而易见的事物充满激情的人……坚持被平等对待，但同时表现得像我们的上级的摩登女性。……对自己的钱很吝啬而对别人的想法很‘慷慨’的人。”⑤从这里不难看出“小评论”清晰的读者定位与智性追求。对于肤浅者、悭吝者、伪善者持否定之态度，着意于一种真正的智性与深厚的人文关怀。这种文化用意也得到了国际文化人物的认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通信中指出，希望通过知识分子持久的文化努力，能够“拯救文明、人类文化，以及人类一千年来所奋斗的一切”⑥。
1930—1936年，林语堂在“小评论”专栏发表了一系列优美轻快的英语文化随笔。林语堂在编选个人英语随笔集时，认为自己创作的“小评论”可以分为“众人之事”“要人之事”“自家之事”，亦可以总结为“评论随笔”“讽刺随笔”和“纪事随笔”⑦，这种分类大致概括了他“小评论”栏目的写作主题和风格。“小评论”时期，林语堂的英语随笔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批评，一类是文化漫谈。社会批评类随笔包括《中国究竟有臭虫否》《论政治病》《悼张宗昌》《假定我是土匪》等，大多以洒脱之笔触批评中国社会现状，讥刺政坛的黑暗。这种嬉笑怒骂式的文字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了林语堂“语丝”时期“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批评特色，但趣味性更强，语调也更加温和，最令人称道的如“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⑧；
而“文化漫谈”涉及中国文化的介绍或者中西文化的比较，如《中国文化之精神》《论西装》《论米老鼠》《半部〈韩非〉治天下》等；
另一些文章如《阿芳》《我的戒烟》《我怎样买牙刷》，则充满了日常生活的趣味，将文化批评包孕于生活琐事的叙写之中，于幽默之中见物理，于琐碎之中见人情。“小评论”时期的随笔是林语堂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捩点，这些作品文风幽默流丽，文字平白简洁，林语堂赴美后的写作风格已在此初见端倪。
林语堂的英语文化随笔文字幽默流丽，清畅自然，在轻松的笔调中透着机智的锋芒，闲谈般的文化比较中透露着开阔的视野，琐屑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中不乏锐利勇敢的见解，热情的笔触下流露出豁达与乐观。他的英语随笔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简练生动、清通自然的语言。林语堂用词浅白，少有生僻词语；
行文不避俗词俚语，常用口语化表达方式，嬉笑怒骂的文字反映了他的洒脱不羁，展现出他的机趣幽默与率真性情。《阿芳》中，心灵手巧而顽劣成性的童仆阿芳用不同语言接电话的聪明劲儿令人难忘；
《车游记》中，公交车上满口新名词、装腔作势的南洋商人令人捧腹，林语堂借机调侃了庸俗势利者；
《悼张宗昌》中，粗野鲁直却不失可爱的“狗肉将军”张宗昌让人哭笑不得……这些人物形象个个鲜活，文章的感染力与趣味性自然也随之得以增强。即使是枯燥的政治话题，林语堂用几个“故事”片段便四两拨千斤，达到了理想的效果。《纪春园琐事》《春日游杭记》《说避暑之益》等诸多随笔都有小说化特点，包含着完整的故事意味，以娓娓道来的笔调代替议论，将日常琐事敷衍出一幅幅轻松有趣的画面，俏皮风趣，形象生动，仿佛与读者闲聊，在轻松的氛围中拉近了读者和文本的心理距离。
在社会批评类随笔中，林语堂表现出无所顾忌的勇气。“我已成为独立的批评家，既非国民党员，也不维护蒋介石先生，有时候还无情地批评时政。谨慎的批评家为息事宁人而不愿说的话，我都敢说。”⑨英文刊物由于其国际影响力，在言论自由度与开放度上要比中文刊物来得宽容。林语堂更是利用刊物栏目主编身份之便，毫不留情批评时政，文章同时亦充满智性与趣味，而非一本正经的政论。《脸与法治》⑩以漫画式的笔触讽刺了军阀政要倚仗权势作威作福；
《论政治病》中以黑色幽默讽刺了中国政治要人把装病作为政治筹码；
在《哀梁作友》中，他直接讽刺国民党当局要员“消极抗日”，不顾人民死活，这在当时确实冒着较大的风险。这些不可谓不犀利，似乎重回到“骂人本无妨，只要骂的妙”的“语丝”时代。这些社会批评随笔仍然保留了“语丝”时期的无所顾忌，林语堂的幽默观与幽默文学创作实践形成了一定脱节，“他一方面在理论上主张淡化幽默的社会内容，但事实上他的许多幽默灵感都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
林语堂在“小评论”栏目中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他秉持言论自由的宗旨，以坚持真理为追求，同时追求轻松亲切的风格，这种风格获得了巨大成功，“我还发展出一套文风，秘诀是将读者当做心腹知交，宛如将心底的话向老朋友倾吐。我的作品都有这种特色，别具风情，使读者和你更亲密”。高尔德(Randall Gould)高度称赞林语堂的英语随笔“见多识广，生动有趣”。
有学者指出，林语堂的中文小品“无论从形式到美学趣味，都来源于其英文随笔的创作”。诚如其言，林语堂的英语随笔写作对于其中文小品确实有直接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英语创作大获成功，“小评论”中的大部分英文随笔都被他改写成中文小品，在《论语》《宇宙风》《人间世》等杂志刊出，同时也借助《中国评论周报》积极宣传这些刊物，不难看出，林语堂凭借自身的努力，为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通道。此外，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积聚了英语随笔的创作经验，在自办的中文杂志上积极宣扬西方散文写作技巧，在《人间世》开辟“西洋杂志文”专栏，也不难看出是受到了“小评论”专栏的影响。“本刊宗旨在提倡小品文笔调，即娓语式笔调，闲适笔调，即西洋之Familiar style，而范围却非古之所谓小品……意见比中国自由……文字比中国通俗……作者比中国普通……”“西洋杂志文又已演出畅谈人生之通俗文体，中国若要知识普及，也非走此路不可。”不难发现，林语堂的英文随笔与中文小品形成互文，体现了“近情”美学理念，共同践行了“幽默”“闲适”“性灵”等的文学主张。这些英语随笔，从文化内蕴及文体风格等方面，都奠定了林语堂1936年后在美国英文写作的基础。赛珍珠曾高度评价林语堂“小评论”时期的创作，认为这些英文随笔是“新鲜、锐利与确切的闲话”，“这些文章代表了他的思想的锋芒直刺的特质，它们都是他的才智天赋的表现，有所指，果敢，透刺，发笑”，赴美写作之后的名作，如《吾国与吾民》(MyCountry,MyPeople)、《生活的艺术》(TheImportanceofLiving)等书中不少的观点或者篇目，多是以他在“小评论”栏目上的创作为基点的。
“小评论”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林语堂的知名度也大有提升，正是“小评论”创作展露的才华与天分，使林语堂得到赛珍珠的推荐赴美写作。作为“小评论”栏目的核心人物，林语堂奠定了“小评论”的风格基调，并为后续的栏目编辑所坚持。受林语堂的影响，大批作者加入到“小评论”的写作中，如温源宁、吴经熊、钱锺书、姚克、全增嘏、邝耀坤、张培基、宋以忠等等，乃至外国知名记者项美丽(Emily Hahn)、著名政治学者Bruno Lasker等也成为重要撰稿人。其中，全增嘏、邝耀坤、张培基的“小评论”随笔尤其值得注意，他们既先后担任“小评论”栏目编辑，又是重要的投稿者。他们的创作，为“小评论”带来了多元的风格。
全增嘏1931年起开始担任《中国评论周报》编辑，同时也是“小评论”栏目后期的主编。他发表的“小评论”包括文化漫谈、社会批评、政治讽刺等等。这些英语随笔，哲思深刻，结构严谨，论述缜密清晰，批评泼辣犀利，具有明快整饬的文风。《中国在1984》致敬乔治·奥威尔的名作《1984》，假托未来国家总统口吻写日记，影射中国政坛的腐败与昏庸。这位大人物不学无术，贪污腐败，昏庸至极，提出“我们不必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工作”的理论，认为官员“不需要脑子，因为所有的思想都是由我来做的”，命令财政部长强制征收粪税、订婚税、生育税、棺材税，并因为学生闹事而下令解散所有学校和大学，兼任了所有部长。这位大人物高呼“和平与秩序再次恢复。我现在已经达到了事业的最高峰。国家得救了!”全增嘏以漫画式的笔法，绘制了一个腐败专制的领导者形象，并影射民国政坛官员腐败，如一把匕首，刺破了繁荣虚伪的官场假面，不可谓不大胆。《为头衔辩护》中，全增嘏的讽刺毫不留情，透视整个人性中的弊端，讽刺帝国列强的霸权。他指出欧美人十分尊重贵族头衔，因此可以将中国外交官变成身着绣袍的贵族，只有这样在外交场合上才能赢得对中国的同情与尊重。而明眼的读者看到这里一定辛酸一笑，帝国列强并不会因为中国多了两个贵族而停止掠夺中国的利益。《中国需要一个计划》，嘲讽中国政府人浮于事，使得计划变成一纸空文的荒唐现实，其笔触老辣，嘲讽抨击之意不难觉察。不难看出，不管是对社会现状的关注还是对文化界的抨击，全增嘏都表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感与担当，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他对马克思主义也表现出同情与支持，无疑也使得“小评论”栏目变得更加多元化。全增嘏同时还是一名“文体家”，他同林语堂一样，喜欢实验各种文体形式，大大扩张了随笔体的表现疆域。有语录体，有日记体，有对话体，有预言书，有演讲稿……在多样的文体形式中，发挥自己的卓著的讽刺才能，体现对于世事时局乃至人性的深刻洞察。
邝耀坤从1937年开始在“小评论”栏目大量发表作品，并在林语堂赴美之后主持后期的“小评论”栏目，他的创作同样表现出鲜明的个人气质。邝耀坤的文字平实质朴，不像林语堂的灵动洒脱，也不如全增嘏的泼辣犀利，别具有一种温柔敦厚的风格。《给连锁信写作者的锁链》关注生活中的“连锁信”现象。面对这种现代迷信，即使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邝耀坤，也无法无动于衷，忐忑扔掉第一封连锁信后，很快他又收到第二封连锁信，他陷入了自我否定和怀疑，在妻子的支持下，他最终将这封信付之一炬，彻底摆脱了连锁信的烦恼。《一栋大房子》颇有趣味，可以说精准呈现了“小评论”体的精髓。全文以个人视角娓娓道来，以轻快幽默的笔调叙述公寓生活的狼狈。这里有严厉的女管家、糟糕的居住环境、高昂的租金、廉价的食物、神秘的住客……YMCA(基督教青年会)公寓类似于巴尔扎克笔下的伏盖公寓，各色人等杂处，三六九等之人混迹其中，可怜的绅士在这里备受折磨。《蠕虫翻身》则充满了生态主义的关怀，显示出作者的温柔之心。人们素来对于虫子抱有憎恶与偏见，但邝耀坤却觉得，同为造物，虫子看似卑微却自有其美丽、高贵之处。“蠕虫翻身”这一俗语，更能给处在困境中的人们以安慰和希望。小小的虫子尚有翻身之日，又何况是自诩高贵的人类呢?类似的随笔非常多，邝耀坤多从身边的琐屑事情着手，抒发心曲，揭示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
邝耀坤的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同时也不忘注视社会问题。1937年邝耀坤发表了一系列旅日印象，在《东京印象》和《东京再记》中，他表现出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但仍不乏理智。他调侃道，日本低矮的建筑不仅导致了日本人身材短小，也造成日本人性格的压抑。《什么比和服更加普遍？》称赞日本人的谦恭有礼，但又觉得日本人仪式感太强，他更提倡一种“中道”的礼节，彼此之间相互尊重。《女士最后》将目光投向作为“第二性”的女性，讨论东方尤其是日本的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注意到社会性别制度对日本女性的规训，“日本人认为女人是被塑造的，他们要使她们成为贤妻良母”，“因此，通过用道德戒律、家务劳动和他们认为的神圣的养育孩子的责任，来拖累他们的女人，日本男人已经能够把弱势的性别完全置于他们的权力之下。……男人制定规则，女人遵守规则。这一定是东方的神话之一!”这里的观点十分接近今天主流的女性主义，不难感受到其洞察力之深刻与超时代性。检视邝耀坤的随笔，这种对于弱势群体的温柔敦厚的同情，对于日常生活充满趣味的观照随处可见。
张培基作为“小评论”复刊后的栏目编辑与代表作者，同样展露出不俗的实力。作为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他对于青年一代的处境表现出深厚的关切与同情，尤其注重年轻人在战时的多重困境，表现出保爱和呵护的情致。他的随笔《从大学到豆腐店》、《一位无业青年的独白》、《狂人日记》等，以充满温情的笔触，摹写大学生或找不到工作或无法融入社会的困境，幽默而辛酸地描绘出青年人在战时的窘况。《中国——散发恶臭之地》和《青蛙的故事》等文章则揭示出抗战结束后中国黑暗动荡的社会现实情境。
诸多知名学者、文化人物加入“小评论”，带动了“小评论”体的风行。尽管“小评论”栏目中最负盛名的是林语堂，但“小评论”的其他作者的创作同样值得关注，他们表现出多元的写作风格与审美品格。温源宁同样是《中国评论周报》的“名角”，他撰写的一系列人物素描，雅驯谐趣，风行一时，他在“小评论”发表的文章，同样昭示出智性的风格。《抽屉里的文章》是十分隽永典雅的文学评论，涉及Stella Benson，Humbert Wolfe，James Stephens，A.E.等人的作品，优美蕴藉，意味深远，彰显了一种“情智调和”的美学追求；
《片段》表现出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观照，现代人急迫地想要拥有信仰而不得，激情被榨干，“拥有过多的知识，却缺乏感知的心”，“我们变成了干瘪的豆荚，里面装着知识的豌豆，吱吱嘎嘎作响，但内心的平和与幸福却蒸发了”。钱锺书的《关于上海人》，用词艰深，用典颇多，彰显出典型的学者趣味。在都市的浪游中，钱锺书感受到波德莱尔式的孤独忧郁，以及薛西斯的感伤的现代性体验。钱锺书深得温源宁随笔雅驯之精髓，但在透辟与犀利上似乎走得更远，他毫不留情地戳穿营造的文化幻象，逼视现代人生存困境以及现代中国危机四伏的境况。林善德的《牡丹花红》以现代主义的笔法描绘唐明皇、杨贵妃二人的凄美爱情，意象颓废华丽，哀婉缠绵，凄艳至极，“在李龟年魔笛的伴奏下，她那银铃般的嗓音，在溅满朱红的椽子上，奏出一曲优美的咏叹调。他又一次看到贵妃玉体的幻影从华清池中升起，她那两个舞动着的、珊瑚尖的性感乳房……”此外，何永佶、吴道存等人都发表了风格鲜明、各具特色的随笔。尽管这些作者风格有所差别，但都恪守栏目宗旨，关注社会的“小事”，或者文化中的“小事”，以温润之心行谑而不虐之批评，关注现代生活情境与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关注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以精炼有趣之随笔给读者带来审美享受。
“小评论”专栏形成了一种智性轻快、幽默闲谈、自由批评的美学风格，并推崇多元包容的文化理念，追寻“自由世界主义”(liberal cosmopolitanism)的理想，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编辑们的专栏文章，是基于为了使中国更好地被世界理解的立场，纯粹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正如东方与西方注定要在将来相遇，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也应该相互协调。”他们自诩为世界公民，力图推行“自由世界主义”的理念，“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世界主义已经到来。收音机、飞机、汽车和电视都使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个人是道德关切的终极单元，有资格获得平等的关切，不管他们的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如何”，反映了对个人价值的充分尊重，这种深刻的反省、审慎的克制与理智的宽容态度，再加上广博的人类意识与理性的人文主义精神原则，使得他们的作品拥有了持久的生命力。
在“小评论”作者群看来，幽默或许是通向“自由世界主义”的重要途径，也是面对世界困境的“逃逸”之途。林语堂对于幽默孜孜以求，不仅以“小评论”为阵地刊发大量幽默风趣的英语随笔，并在栏目中刊发《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作者的文章，同时发表了“Chinese Realism and Humor”“Confucius as I Know Him”“On Mickey Mouse”等文章为幽默造势。《中国评论周报》大力推介林语堂的幽默实践。1932年刊登的广告称《论语》半月刊为“中国唯一的幽默杂志”，“爱读‘小评论’者不可不读《论语》”。不少作者也对幽默发表看法，与林语堂的幽默观形成呼应。桂中枢在《中国的幽默在哪里》中为幽默正名，认为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幽默精神，以至于造成诸多不幸与苦恼，而幽默有助于世界和平；
而《无泪的哲学》一文认为幽默是含泪的微笑。全增嘏则认为幽默只是《论语》半月刊的手段，讲真话才是目的，他还在《中国的智慧与幽默》一文中刊载了古代幽默文集《笑林》故事多则。宋以忠在《论幽默》中为林语堂声援，相应地，林语堂在自办的中文刊物上发表了《我们的态度》《会心的微笑》《论幽默》等文章为幽默推波助澜。借此，林语堂等人的幽默观构成了一个话语场，扩大了幽默在中国的影响力。
对于“小评论”同人来说，“现代性”不再是陌异的他者，而是自身经历的一部分，亦是个人文化经验的重要构成，因而他们在这种开阔的文化视野之中，拥有了包容的文化理念与世界主义的追求。尽管他们用英语写作，但并非崇洋媚外，而是“坚持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尊严和历史传承”，他们所欣赏的，是如赛珍珠一般在英语中表现出“不折不扣的中国风格”，表现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文化之美。他们能够在欧风美雨中保持清醒，也会在民族主义的狂潮中保持理性。他们同情关注弱势群体，强调妇女、儿童的利益，对于弱势者的命运表现出同情与不忍；
对于社会的不公大胆抨击，在政治允许的底线下不断试探。全增嘏撰写大量犀利的政治随笔，抨击政府的腐败黑暗，嘲讽官员的昏聩无能，揭示社会的丑恶现象；
宋以忠了然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但仍然直陈中国文化的弊端，包括崇古、偏爱空想、不精确、简单问题复杂化等，同样也是出于对中国的真正关切。
“小评论”作者群在战争年代试图保持审慎的“自由世界主义”的理想。《中国评论周报》编辑部在社论中曾倡议建立“自由世界主义俱乐部”，“具有国际眼光的人们，为了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观点与文化而聚合到一起，探讨现代社会共有的人生问题。俱乐部只开放给有自由世界主义思想的人；
比起赞颂民族国家，他们对审视观点更兴趣；
比起爱国宣传，他们更关注现代生活的共性问题”。他们倾吐自己在时代中的遭际，袒露灵魂深处的挣扎。尽管世界在朝着恶意不断滑行，但他们却依旧保持了对理想世界的憧憬。温源宁谴责现代社会和战争带来人性异化，人在冰冷破碎的现代生活中难以自适，邝耀坤曾在寒酸的公寓里寄人篱下，钱锺书在人潮汹涌的上海街头感受到孤独与伤感，年轻的张培基刚踏入社会充满了困顿与迷茫，即使是优哉游哉的林语堂，也流露出惶惶不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上海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模棱两可性，他们每天都同时体验着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和对帝国主义的厌恶。”而当战争全面爆发，和谈的可能彻底破灭之后，他们迅速认清了现实，坚定地主张抗战。在《组织起来赢取胜利》这篇文章中，邝耀坤一改“七七事变”之前的温和态度，指出必须要组织起来赢取民族战争的胜利。“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要更加富裕和繁荣。”他们最终放弃了依靠英美解救中国的幻想，投入长久的战斗。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林语堂等人积极投入多元文化的实践，表现出“自由世界主义”的理想，并致力于营构一个自由开放的、智性多元的“公共空间”，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情境下，用英语写作本身便多少带着“殖民”色彩，依托租界而开展的多元平等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实践，带有很大的迷惑性。“小评论”中有一篇耐人寻味的文字——《英语作为我们的官方语言》，作者忘乎所以地欢呼全民英语时代的到来，认为目下在中国英语已经大规模普及，因而他热切地建议中国应该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便于国际交流。这种论调在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中国不啻于痴人说梦，多少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天真幻想。事实上，随着1937年后战争局势的紧张，这种本不坚实、凌空高蹈的关于“自由世界主义”的玫瑰色构想就失去了滋长的土壤。所谓“自由世界主义俱乐部”的构想最后只能容纳编者/作者群体，“它对方兴未艾的城市中产阶层有吸引力，却不是当时的主流风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在跳跃的想象中进入了全球领域。然而，这种对话的本质只能是虚幻和想象的”。在民族危亡的生存危机面前，这种理想化的文学/文化实践往往沦为一种无力的姿态，更多演示了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式的文化乐观与幻想。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处在一种碎片化的“半殖民主义”的图景中，而正是在这种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种种力量冲突的缝隙中，中国知识分子顽强地挣扎、突围，不断地试图确立主体性与自我认同，这种探索自始至终充满了挫折与反顾，他们的灵魂也就注定了处于永恒的矛盾撕扯中。
“小评论”英语随笔专栏的创办及长期存续，与林语堂的理念倡导和创作引导密不可分。通过这一专栏，林语堂不仅传播并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也为他创办中文刊物《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积累了丰富的办刊经验与审美经验，是林语堂中文小品文的先导；
而“小评论”的风行也吸引了更多知名作家参与其间，形成刊物与作家的良性互动，有力促进了《中国评论周报》在社会中的流通。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小评论”同人，在中国土地上以英语进行“跨语际实践”，体现了一种难得的积极拥抱并融入世界文学的从容和自信，这是中国现代作家以独特的方式与世界沟通对话，以促进人类相互理解共同进步的可贵尝试。尽管这种对“自由世界主义”的追求，在当时只能成为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想象，但他们的努力，却值得尊敬。
①P. K. Chu, “Subscription by Wire”,TheChinaCritic, November 22, 1928, Vol.1, p.505.
②⑦林语堂：《序》，《林语堂评说中国文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③Lin Yutang, “Preface”,TheChinaCritic, July 3, 1930, pp.636-637.中文见林语堂《序》，《林语堂评说中国文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④林语堂：《序》，《林语堂评说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⑤“The Little Critic’s Blacklist”,TheChinaCritic, July 16,1931, p.685.
⑥“A Letter to the Little Critic”，TheChinaCritic, July 16,1931, p.685.
⑧Lin Yutang，“What is Face”,TheLittleCritic, April 16,1931, Vol.4, pp.372-373.
⑩Lin Yutang, “What is Face”,TheChinaCritic, April 16, 1931, Vol.4, No.24, pp.37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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