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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模式的启示 The India Model: Lessons for China
编者按:
近日来，印度的崛起引起美国政策界广泛的讨论，并且自然而然地将它的发展轨迹与中国相比较。中国和印度这两条亚洲巨龙，究竟谁的发展模式更具持久性，谁又能真正成为21世纪的经济强国？《卡内基中国透视》特别辑录三位美国的中印观察家的观点，探讨这个有趣而深远的话题。
如今中国人到了印度，总会对那里的“落后”印象深刻。简陋的基础设施、堵塞的交通、满街低档国产车、大城市的贫民窟、随处可见的乞丐，加上德里大街上悠闲自得的“神牛”，作为孟买一景的多比哈特露天大洗衣场……都给人以一种“穷国”的强烈观感，跟中国沿海城市热火朝天的市政建设比起来相形见绌。然而，人们往往没有看到的是印度发展的潜力及其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
自1980年到2002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到2002年至2006年，其增长率稳步上升到7.5%。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产阶级的规模翻了四倍，达到2亿5千万人口，每年有1%的人口脱贫。与此同时，人口保持1.7%左右的负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提高了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1178美元上升到现在的3051美元，按照购买力可比价格来算）。印度现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很快它将赶超日本成为第三大。
印度崛起之所以令人关注，并不是因为这是新的现象，而是因为它的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印度采取的战略跟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它并不倚赖于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价格低廉的工业产品，而更依靠国内市场，重消费而非投资，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技术含量低的工业。这种方式意味着印度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冲击，从而表现出很强的韧劲。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印度的贫富差距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小（美国的基尼系数为41，中国为45，巴西为59，印度仅33）。而且，30-4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是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这是经济健康增长的标志。
印度模式最卓越的地方在于，它的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并未提供干预和扶持，企业家才是这个成功故事的主要演绎者。印度现拥有极具竞争力的私营企业，证券市场和现代化管理的金融部门。特别是从1991年起，国家干预从经济改革的浪潮中逐渐退出，在降低国内和海外竞争壁垒的同时，放手给予私企更大的自由度。因此，印度的发展变化更多地是受到草根力量和中产阶级的驱动，政治领导层所做的只是包容这些变化而已。
尽管印度要成为真正的强国还有许多经济结构上的问题有待改革，它的弱点在于大规模的贫困以及薄弱的财政和基础设施，但它具备政治自由、社会多元、机制完整等优势，使其能够成功地进入全球经济。对同样人口众多、历史悠久、面临许多类似的发展问题的中国来说，要迎战全球化的竞争，印度的发展轨迹和经验很有借鉴作用。
裴敏欣：印度经济增长至少可以持续15年
（裴敏欣博士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和高级研究员）
要理解印度为什么能取得如此令人炫目的增长率，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印度想取得经济快速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有多大，以及它目前的经济劣势。总体来说，印度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贫困人口和农业人口很多，国民教育总体水平较低，其中文盲率占成人人口的40%左右，基础设施落后，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新技术服务业，经济的起飞并没能创造出广泛的就业机会，这些都是阻碍印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但是，如果从制度层面来讲，印度就中国比较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经济基础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成分仍占35-38%。国营成分愈大，政府对市场正常运转的干扰就愈多，对市场所造成的扭曲程度也就愈大。而印度国营企业的成分很少。第二，印度具有健康的资本市场，它的企业融资是多元化的，公司的审批过程完全按照企业的运营状况而定，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资本可以自由进出，有利于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可中国的企业融资主要还是依靠银行。第三，印度的银行体系比较健康，反映在坏债程度很低——不到5%，而中国占20-30%甚至更高。第四，印度拥有具世界竞争力的企业，特别是在医药和汽车零件制造等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中国目前的企业却无法与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抗衡。第五，印度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技术教育很强，所培养的人才一般能直接胜任国际公司的工作。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中国大学的本科毕业生能够胜任国际公司工作的比例大约是十分之一，而印度的本科毕业生可以达到五分之一以上，因此，与中国相比，印度培养的高等教育者的可用性至少是两倍左右。
在上层建筑即政治体制方面，印度也具有发展优势。印度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尽管它是一个相对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历经多年战乱，人口众多，却依旧能够维持民主体制，这本身就是一项人类发展史上值得称道的成就。生动地讲，印度是一个“小乱不断，却难以产生大乱” 的国家，也就是说，民主的多元和选举机制基本上能够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这样的机制不会等到社会矛盾和不公正积累到大冲突的程度时才作出反应。而且，印度的贫富差距不大，地方政府很少有掠夺行为，人民的基本权力能够得到保障，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印度没有老百姓到中央上访的行为，也很少见到群众游行包围政府的事件，社会与国家之间没有紧张的关系。所以，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即便15年之后，印度的基本宪政体制和经济发展不会发生大的震荡，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得到如此有信心的判断的。
从另一方面来讲，印度多元化的政治体制也使得它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经济变革的步伐势必因此而减缓。印度的发展将是稳健的，长期的，且相对高速的。并且，它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是以破坏环境、缺乏医疗保障制度等高昂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目前享有非常优越的外部环境。这部分原因是印度的崛起大大提高了它的国际影响力和战略地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可以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棋子，今年三月美国同印度签署核项目合作条约，向印度转让一些民用核技术和核燃料，正是美国决心大力扶持印度成为世界强国的开端。显然，印度能够得到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发展优势。
丁学良：四条重要的反思
（丁学良博士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和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学院研究员）
印度经验中值得人们反思的甚多，我本人在学习中最感兴趣的是四条。首先是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进步程度的关系。最为公众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假设之一是：“一个国家除非经济上已经相当发达，否则不能启动竞争性的议会民主制度；
若是冒冒失失地启动，它的议会民主制度也将是短命的”。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史，确实提供了对上述假设或认识的相当程度的证实——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这几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确实有过先尝试民主选举制度然后又被军事独裁制取而代之的曲折经历。但是这种验证只是局部的而非普遍的，印度则是证伪上述假设或认识的最重量级的国家。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就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当时它的人均GDP收入约为597美元。在十个主要的亚洲国家中，印度的人均收入位居倒数第三，低于平均数。然而到现今为止，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已经连续实践了六十年。这期间，只有1975年中至1977年初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印度的政界高层强制实施了“国家紧急状态”。印度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并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启动民主实践的进程；
启动以后，并不注定地要大倒退到可怕的军事独裁。一个国家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文化传统和其他的政治因素，能够发挥独立于经济财富水平的扶助作用，使得该国的民主体制生根发芽，稳步发展。
其二，政治社会学中另一个假设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率对该国的政治发展影响至关重要；
在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里，民主政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印度的经验在这一方面，同样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根据2005年发布的资料，印度15岁及更大年龄人口中的识字率为 61% ，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该入学年龄组的比率为 11.5%；
中国分别为 90.7%和15.4%，均显著地高于印度。
而在与知识和信息传播相关的硬件设施方面的状况（包括：每千人拥有的电话线长度、每千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每千人中的互联网使用者人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比率）， 印度和中国相比，均大为落后：41 比 241，85 比 431，32 比 74，37 比 80。印度全社会较低水平的教育普及率和较落后的信息传播硬件设施，并没有阻止这个庞大的国家实施定期的全国选举。
部分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体制建设相对而言稳定、持续，倒是得益于它1947年起步的时候，印度民众的教育普及率不高；
若此，才可能使国家最重要、最困难的政治事务基本上局限于该国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只要他们之间达成了妥协，事情大体上就能“摆平”。我以印度的经验作参照，觉得台湾的政治发展恰好相反：1980年代末台湾开放竞争性的政治过程时，岛内居民中的文盲率已经降到 8% 以下，每十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达到了 2300人，这已经与法国和丹麦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相当。所以台湾岛内居民的政治参与意愿太广泛、太高涨，每一个机构、每一级层次都要办竞选，每年选举不计其数。这样一来，虽然岛内几乎每周都有政治节目，热闹非凡，却难免乱象丛生，综合成本太高。亨廷顿在他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早就着力地论证：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太落后于政治参与的步伐，则很容易引发政治生活的无次序化。所以，我觉得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启发乃是：民主体制的建设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觉醒”的时候才起步；
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那时候人人皆要“当家作主”。
其三，政治社会学里还有一个假设，是关于民主政治与国家整合之间的张力或冲突：一个国家的民族或种族、宗教或文化越是繁杂多样，则该国在经历民主化的过程中，越是可能发生国家的分裂。
印度在这个重要方面的足迹，同样是令人注目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乐观主义的确证。让我们来引用欧洲资深的印中观察家 Gilbert Etienne 的一段评论：“印度社会的巨大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印度的语系语言复杂，语种繁多。那些使用人数众多的所谓‘正式语言’，包括从源于梵文的印欧语系语言，到南印度的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等等，足有一打以上。此外，宗教门类齐全：印度教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 81.3%，为印度的第一大教；
其次为伊斯兰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12.7% ；
基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2.4%；
锡克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2% ；
佛教教徒和耆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1.2%…… 如此纷繁复杂的政治、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组成的‘拼图版’，为印度各党派和政治势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中争权夺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是产生新的冲突的根源。尽管如此，历史留下的文明特征、印度教、种姓制度以及对于国家概念的认同等等因素，确保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某种连续性，即使连续不断的入侵者也没能割断这一点”。
中国的第一大民族汉族占全国人口的 92% ；
印度的第一大种族印度-阿利安族占全国人口的72%；
中国各种次要的宗教信仰团体（即除了信仰道教和佛教之外的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等的群体）占人口的比重低于10%；
印度这类信仰团体占人口的比重接近 20%；
中国居民在语言文字上的一致程度也高于印度。所以就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与政治国家的整合统一的关系而言，印度的实例对中国是富于鼓励意义的。
其四，政治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一派观点认为：虽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都是议会民主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成绩却不佳。换句话说，议会民主体制有碍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倒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这种观点曾经遭遇过多方面的批评，但是，这方面的反驳总是显得不够坚挺实在，主要原因便是印度这个实行议会民主制规模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过去的经济发展表现不够出色。
从1990年代初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印度决定放宽国家的管制，认真推动改革和开放，告别它多年里施行的部分地受苏联经济体制的影响、更多地源于本国独立初期意识形态的那一套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于是自1990年代初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增长速度虽然还略低于中国，但考虑到印度经济体中投资的素质较高；
比如，根据一项精细的研究报告，印度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1.5% 增长到1999年的16.5% ，这20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14.3%；
中国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3 . 5% 下降到2003年的 8.5% ，中国在1978年至 2003年这25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是10.9%。印度最近几年的大趋势，正在一步一步地纠正“议会民主体制有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往假设和认识。
黄亚生：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享有一些重大优势
（黄亚生博士是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的教授）
印度和中国代表了两种很不一样的增长模式。每一种增长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缺点。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强调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这样说并不是要表明投资建设硬件基础设施不必要。事实上，投资硬件基础设施非常有必要，但是如果中国不改善自己的软件基础设施，将很快面临大规模硬件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极限。10年之前，印度从中国学到了经验——提高投资率和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现在中国是否也应从印度那里学习一些有关软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有价值经验？我觉得应该如此。
经济增长取决于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数量及质量。所谓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公路、机场、港口等等；
软件基础设施指一个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和金融体系。就硬件基础设施而言，中国很明显走在印度前面。根据摩根斯坦利的估计，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大概是印度的7倍。2002年，中国投资了大约2600亿美元，用于改善电力、交通、通信和不动产部门，同年印度在这些部门的投资额只有310亿美元。
就软件基础设施而言，印度则在某些关键方面领先中国，比如产权保障、私有企业的融资能力以及公司治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并不是全面的。在税收和劳动力管理方面，中国事实上领先于印度。
世界银行设计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有助于我们看到中印两国金融市场方面的重大差别。一个基本调查问题就是：“请依照次序评判对公司的商业运作和成长最成问题的四个因素”。80.21%的中国企业把融资作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相比之下只有52.1%的印度企业有此困扰。中国企业面临的更多融资限制体现在两个事实当中。第一，在被调查的81个中国企业中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落后印度，而且排在所有受访国家中的倒数第4位。第二个事实是中国的银行部门要比其他国家大得多。例如，2001年中国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2.7％，但印度同年的数据是53.8％。因此，中国银行给企业的贷款是印度银行给企业贷款的2倍多，但中国的私有企业得到贷款要比印度私企更难。
另外一个同样让人感兴趣的发现就是虽然中印两国的企业都面临融资困难，尽管程度不一，但其原因却相差甚大。印度企业基于技术的原因面临着信用方面的种种限制。它们抱怨的问题清单为许多处在具有欠发达银行部门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敲响了警钟。这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中国企业对抵押要求、银行文书工作、高利率以及特殊关系的抱怨要比印度企业低。事实上，中国在这四个方面的数据甚至要比美国更好。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体系要比美国和印度好？我认为不能。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银行的习惯做法对于一个从来不能得到贷款的企业来说影响不是很大。直到1999年，中国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其资本占到2004年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绝大部分——还对企业进行分类，它们对私有企业从来不提供贷款。因此，中印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印度的银行体系是欠发达的，而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具有偏见的。
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第二个巨大优势就是它有一个更具效率的金融市场。印度的银行体系之所以比中国好，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度银行不像中国银行那样具有如此沉重的意识形态偏见的负担。第二，印度银行体系的改革远远早于中国。其银行改革并不是政府的一个主动政策，而且现实迫使其改革。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来说明中印两国的差别。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有一个储户起诉一家国有银行，认为该银行应该公布对外贷款标准。他认为，如果银行各种各样的不良贷款太多，将危及其作为储户的各种权利。受这个案例的触动，印度银行系统开始改革，包括国有及私有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体系都开始公开其贷款标准，因此提高了银行的透明度。而这种例子在中国闻所未闻。
产权保障是印度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第三个重要优势。《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的报告表明，中国的税收交纳情况要比印度糟糕得多。只有11.9％的中国企业相信本行业的企业为了纳税目的实报了企业的收入情况。而在印度，这一比率是41％。
中国企业在收入方面的瞒报和错报情况与企业家缺乏产权保障密切相关。需纳税的收入将暴露给政府当局，那样当局将知道你有很多财富，很容易成为政府各种掠夺性企图的目标。一个相对直接的证据就是法律制度的质量。在印度，不管其法律制度是多么地没有效率或甚至是印度自己都承认其司法体系腐败丛生，但印度的司法系统至少是独立于行政部门的。而在中国，党派控制了整个司法体系，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分治。
软件基础设施的第四个领域是公司治理。高质量的公司治理是管理质量的可靠反映。印度人在知道美国的安然事件之前就知道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在公司治理领域，与印度相比，中国不能望其项背。
里昂证券公司用7个关键指标来衡量良好的公司治理：1）管理纪律; 2）透明度; 3）独立性; 4）可靠性; 5）责任感; 6）公平性; 7）社会责任感。在里昂证券公司的10分评价体系中，印度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得分是5.4分，而中国在所有受访国家中排名非常靠后，只得了3.4分。在具体的国家排名方面，印度排在第6，而中国排在第19位。这里有两个因素值得一提。第一，印度相对中国来说表现很好，但并不是特别优秀。第二，台湾的得分比中国大陆要高出许多的事实强调了这样一点，即公司治理不应被视为一种与英语特别有关的事务。中国大陆并不是因为这项调查具有语言或文化上的偏见而被排在印度后面很多位，因为台湾在语言和文化上同中国大陆相近，但排名却在印度之前。
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在里昂证券公司的报告中，那些在公司治理方面表现很差的公司一般都是国有企业。这一点为理解为什么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非常糟糕提供了思路。不完备的规章制度环境——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司治理方式应由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但目前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是中国的公司治理表现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里昂证券公司的报告指出了中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下列问题：第一，国家仍然是公司的主要持股者，因此公司的政治议程成了首要议程，效益问题往往排在后面；
第二，只有非常少数的中国公司会发布公开声明或年度报告来专门探讨公司治理问题。第三，中国公司的管理激励机制非常不健康和不健全；
第四，投资者与公司的联系仍然不是很强；
第五，公司董事会成员和公司的总裁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来专门从事公司管理工作，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行政人员而不是监督者。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rograms/china/chinese/InsightMonthly/Articles/0606.cfm
本文来源：http://www.zhangdahai.com/gerenwendang/gerengongzuojihua/2021/0224/14183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