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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菜贵伤民’和‘菜贱伤民’会同时出现?” “由于蔬菜价格上涨而导致的每月多花在蔬菜上的钱是有限的，但为什么城市消费者对蔬菜价格上涨反应如此激烈呢?”“如果菜贩联合起来打压菜价是非法的，那么农户联合起来抬高菜价就是对的吗?”
小农：真正的豪赌
5月4日，由社会资源研究所(SRI)提供研究支持的《小农的豪赌――定州―北京蔬菜供应链调研报告》对外公布。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调研报告是由张金野、汪翔、武通达、黄延、李一帆5位清华大学电子系无线电专业05班的大二学生历时10个月的艰苦调研完成的。
学子们希望藉此报告，能够推动社会公众关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诸多现实困难。他们发现：农产品生产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由农户来承担。由于缺乏农业保险、组织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国内的农户经营，更像是一场与市场和天气的豪赌。
供应链出了问题
蔬菜滞销事件发生在全国各地，蔬菜供应链的上游是菜贱伤农，在供应链的下游，则是诸多消费者惊讶于菜价依旧高企，对市场信号的反应严重滞后。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凭着很肤浅的认识，我觉得是供应链的问题。”汪翔说。
学生们决定进行一次调研，选择了从河北省定州市的菜地延伸至北京消费者餐桌的蔬菜供应链作为调研对象。因为这里是华北最大的蔬菜经销集散地，以及北京地区批发和零售蔬菜的主要供给源。
2010年，定州蔬菜总产量229.5万吨，总产值达到26.28亿元，有500亩的马铃薯种植示范区，十大规模化种植区，包括了白菜、西红柿、阳春白菜等数个品种。其中辛兴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有100亩土地，350个温室大棚以及占地10亩的蔬菜批发市场。
考虑到定州的主产蔬菜种类，学生们选择了土豆和西红柿两条产品供应链作为研究对象，以及定州和北京典型的村庄、批发市场、超市和农贸市场。走访了5个村子，调查了市场上的60户摊贩，得到有效数据22份。还走访了30多名普通市民和蔬菜协会的工作人员。
调研发现，菜农已经逐步由原子化的分散种植，向组织化生产和销售过渡。在组织化生产的3个村庄中，农业协会的成员在种植季节会互相帮助管理，出现病虫害之后也会一起处理，但不会统一销售。采购商会自己通过菜站找到农户。
辛兴村的西红柿种植基地则由大户牵头组织。据介绍，在种植环节，基地的带头农户会联系种子厂商，由于基地的需求比较大，厂商会到村里结合土壤条件，试验不同的种子，此后农户再选出自己满意的种子。
此外，该基地也建设了温室大棚，西红柿能够晚两个月上市，亩产也达到了3-4万斤，而一般村子的亩产只能达到1-2万斤。在销售环节上，因为品种和反季节的原因，客户一般都会提前和基地的农户签下订单。由于亩产量会根据当季的气候条件而产生波动，如果合同订购量小于产量，基地会统一联系采购。
调研发现，在一年之中，菜农会根据前一年销售的结果，选择种2-3次不同品种的蔬菜。由于不擅长使用网络工具，只能收看电视中的农业技术类节目，缺乏了解农产品价格或者整个市场情况的信息渠道，因此菜农对于市场价格的影响力有限。定州的菜农平均每年能获得纯收入5000元左右，这里面还包括农闲时打零工所获得的收入。
价格波动三年一次
蔬菜从田里运出来，便进入到介于农户和买主之间的菜站。
在定州，菜站大多是由2-3个人的家庭经营方式运作。通过帮助外地货主联系购买当地蔬菜，按照每斤提取2分钱的中介费用来盈利。中介费不会根据品种和市场行情的变化而改变，统一固定为2分钱。
菜站分别与当地农民以及外地的货主达成口头协议，之后货主会提供车辆到菜站收菜，并在事后付货款。在收购的时候，菜站还会对菜品进行一定的质量把关。
菜站的成本主要在于门面的租赁费用或者购买门面的一次性投资上，租赁价格每年3000到5000元不等。
据上述调研报告介绍，东关市场和西关市场是定州市的两个主要农贸市场。作为农产品集散地，两个市场各有特点：
东关市场离农村更近，也不对交易的农户收费。许多农户直接将收成的菜拉到市场中，与外地来的买主进行交易。这里也聚集了近20家菜站，他们租住的房子包围了市场的三面，在这里菜站可以更方便地联系到菜农，而且方便掌握市场信息。
西关市场则更加综合，既有针对当地百姓的零售区，又有提供给大型采购商的批发区，批发区里的卖家一般也是外地经销商。市场管理方会对卖方收取一定的费用。固定摊位按地方大小收费，单价一般在每月每平方米20元左右，车辆则是每天50元，较小的个体三轮，每天收费5元左右。
“定州蔬菜产量充足，均价较低，吸引了大量外地货主。”报告称，来自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的货主，平均2天完成一次收菜――卖菜周期。通常在凌晨1-2点就开始卖菜，作息极不规律。一辆大型卡车跑运输，每月可以盈利5000至7000元。每辆车通常会有3-4个人轮替，人均月收入在1700元左右。
到了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管理方会统一规划卖方的位置。分类标准不尽相同，有按地域分的，也有按品种分的。每车入场会收取入场费用，一般最小的三轮车，准载0.5吨，需要交50元左右;准载10吨的中型车，需要交150元左右;25吨的大型车在500元以上。
而遍布京城的超市、小型菜市场和个人商户是蔬菜供应链的终端，直接面向个人消费者。他们一般从大型农贸市场如新发地收菜，其经营成本主要集中在场地租赁费用、水电以及人力成本上。
调研发现，就供应链不同环节的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来看，流通领域中越接近消费者的市场主体，其增值幅度越大;在与消费者直接发生交易的市场主体中，小型超市的增值幅度最大。
以土豆为例，田头收购价在0.4元/斤左右，到菜站和农贸市场价格为0.55元/斤，到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为0.8元/斤，到大型超市为1.38元/斤、小型超市为2.25元/斤、个体经营者为1.7元/斤。
除此之外，蔬菜的价格波动幅度也过大。调研发现，东双屯种植的大白菜，2008年每斤卖8毛，2009年则下跌到7分钱。而这样的情况，在土豆、西红柿等“大路菜”中非常多见。据农户反映，类似的价格波动可以达到每三年一次。
农户缺乏经营联合
调研发现，当发生自然灾害、种植面积过大等因素，导致发生价格波动时，各级经销商通过自身对蔬菜定价的影响，可以把大部分风险转嫁到了农户身上。
具体做法是：菜站、货主等通过压价，控制产地蔬菜进入消费地的总量，以保持在消费地的供求关系不至于波动过大，确保自身的盈利水平。但无法进入市场的“过剩”蔬菜，小部分能被产地附近有限数量的居民低价消费掉，多数则不得不烂在地里。
报告称，定州蔬菜的价格形成，主要在于外地货主、菜站和菜农三者之间的博弈。货主是主要的给价一方，而菜农是应价方，菜站起到的是一个经纪人和传递信息的作用。
由于菜农多数是分散销售，外地货主就获得了较为有利的谈判地位，其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买方市场，不用担心收不到菜。而菜农之间有时还会因为卖菜发生冲突。
调研还发现，在农业产业化的政策背景下，政府对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给予了较多的扶持。但对于中小规模的蔬菜种植农户而言，这些政策没有起到实质上的惠农效果。此外，由于缺乏运作经费，科技服务站对于许多农户而言，形同虚设。
“关键问题在于农户缺乏生产经营联合以及利益联合。”报告认为，农户应逐步实现统一销售，向供应链下游兼并菜站。如农业协会能顺利实现统一销售，形成一定的供应规模，那么菜站这一经纪人环节可以被纳入到协会或者说合作社的职能之中。在此基础上，可以顺利构建农村和超市对接的模式。
而对于菜农市场供求信息缺乏的问题，学生们也建议，与其由政府出面进行大规模一次性投入，建设功能完整的高端信息平台，不如购买社会组织或商业主体的服务，分步实现以下目标：提升农村地区的网络接入密度和带宽，培训农户有针对性地使用和掌握相关网络技术;完善现有的大型集散市场管理，配套建立市场信息采集平台，农户在家中便可以利用网络跟踪市场价格信息变动，并发布供应信息。
据记者了解，根据国家发改委、农业部今年1月颁布的《全国蔬菜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年)》，我国将在全国蔬菜优势产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建立由蔬菜生产信息监测重点县、省级数据处理中心、部级数据处理中心组成的蔬菜生产信息监测体系，对全国大宗蔬菜的播种面积、产量、上市期和产地价格信息进行采集、分析、预测和发布，合理错开播种期和收获期，防止盲目生产。
与此同时，在全国蔬菜优势产区和大中城市郊区，扶持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规模化生产主体，逐步解决一家一户生产管理、技术推广、产品销售、质量监管难的问题。
“或许我们所做的对菜农没有多少帮助，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帮助。但我们希望这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尤其是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士，大家一起行动起来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我想，这就是我们这次实践最大的意义。”汪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