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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由衷地说过，“农村工作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人生最珍贵的回忆！”我所说的农村工作，指的是早年的地方病、传染病防治，以及近年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农村工作的环境、条件可能很不优越，但物质条件差的时候，“战胜自己”，也可以做有益的工作，正是这一点让我终身难忘。
上世纪90年代，我偶然接触到一些病人，开始并不知道他们患的是艾滋病。但作为一名医生，遇到这样的事，总是想尽自己的努力做一些事。遇到过阻力，我没有退缩。我的想法是，我管不了大的事情，但我相信我能解剖一只麻雀。
1999年，我报告了有偿供血员及其家属发生艾滋病的问题，并深入农村为高危人群免费进行艾滋病检查、诊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把我所看到的、发现的及经过分析研究得出的结果，都报告给国家的有关单位，我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关注。
2004年2月，我因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成绩被授予“贝利―马丁”奖。6月11日，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抽出时间，上门看望了我。温总理当时说：“对防治艾滋病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不然，这个疾病会拖累国家的发展，影响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社会问题。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找出一条防治艾滋病的路子。”我对总理说：“中央对防治艾滋病越来越重视，政策也越来越好，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为此感到高兴。”
现今中国，社会对艾滋病仍有歧视，病人的基本权利，如知情权、工作权、居住权等受侵犯现象时有发生，甚至会波及到无辜的家庭。可以说，艾滋病的防治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很多人把艾滋病和人的不良行为联系在一起，排斥病人；更多的人是对艾滋病的恐惧，担心被感染；一个病人吓空一家医院、病人无家可归……这些现象依然存在。
这些年，人们或许已经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是性交、吸毒、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但知道这些还远不足以消除对艾滋病的恐惧感。要真正消除恐惧，需要更深入的宣传。比如，从血液途径来说，要知道艾滋病可以通过血液传播，还要知道其危险性到底如何。举个例子，医护人员因职业关系被针刺伤后，其感染艾滋病的概率为0.3%，而同样情况感染乙肝概率则为33%。确切的数据更有说服力。
当初，我刚最开始接触艾滋病的时候，也是不了解，但我相信书本上写的有关艾滋病传播的知识。这些年工作下来，证实书本上写的是有科学依据、事实根据的。对艾滋病，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害怕的。
我最近又做了检查，艾滋病病毒抗体仍然是阴性。曾有5名艾滋病患者在我家住过，我给六七百名感染者抽过血，我每天都在接触艾滋病患者。我的亲身经历有没有说服力？大家可以自己判断。艾滋病并不那么容易感染，盲目恐惧没有道理。
在接受“贝利―马丁奖”颁奖时，我有一个答词，题目是“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永无止境”。这是现实，也是我要不断研究艾滋病、传染病的动力。
桂希恩教授简介：1937年出生，1960年毕业于原武汉医学院，1976年进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工作。现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医学院艾滋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艾滋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成员。曾获艾滋病预防的“贝利―马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