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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小礼堂，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簇拥在一大丛鲜花中的严仁英半身铜像被徐徐揭开红纱，一个慈祥的“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立刻呈现在大家面前……
这是卫生部妇幼卫生司举办的“为严仁英教授贺奖暨铜像揭纱典礼”。这一年，为表彰严仁英对中国妇幼保健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卫生部妇幼卫生司特为严仁英铸造了铜像，并在严仁英85岁寿辰的这一天举办了揭纱典礼。
自1949年结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毅然返回祖国后，严仁英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为祖国的医学事业辛勤耕耘、无私奉献。
她第一个在中国扛起“围产保健”大旗，进行围产保健试点研究，大力推广，为降低我国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作出了卓越贡献。
严家的四妹
1913年11月26日，中国北方早已迎来了冬天的严寒。天津城西北角严翰林胡同严家的深宅大院里，严氏女学的学生们正在一片新式“西学”教育环境的笼罩下，认真倾听老师的讲课。刚刚走出封建帝制的中华大地虽然仍是风云四起、社会动荡，却阻挡不住西方文化教育的传入。
严氏女学的前身就是曾被《大公报》誉为“女学振兴之起点”的中国早期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的民间办学典范之一的严氏女塾。自从1902年严氏家族的家长严修先生在严家大院创办严氏女塾以来，十余年的时间里，严家私宅里的严氏女塾已逐渐发展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学——严氏女学。
与严氏女学同处严家大宅院的，是严氏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严家是个大家族，严修先生的夫人一共生育了十一个子女，其中四个儿子长大成家后，全都居住在严家大宅院中四个独立的小四合院中。
伴随着冬天的严寒，伴随着严氏女学的读书声，严氏家族深深的宅院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严家孙辈的第十八个小生命来到了人间。女婴的母亲，也是严家的长媳郑瑞壹则更是“宠辱不惊”，因为这已是她的第六个孩子，她做外交官的丈夫此时亦不在身边。而且她的第三个儿子刚刚得了一种很可怕的疾病“肺结核”。这让母亲郑瑞壹不仅为她患病的儿子担忧，更要拿出大部精力悉心照料，这些都在无形中让诸事繁多的母亲对她刚刚出生的女儿少了许多关注。
因此，虽然出生在一个优裕的大家庭，这个成为母亲第六个孩子的女孩，却从不娇生惯养，在崇尚新式教育家庭的环境中，天性聪慧的她更活泼开朗，健康成长。
这个时候，严氏家族的长子，也就是严修先生的大儿子、女婴的父亲严智崇正在英国，于是，按照严家这一代孙辈“仁”字的排序，祖父为他的孙女取名“仁英”。
循着同辈女孩的排列顺序，仁英排在第四。因此，虽然在母亲郑瑞壹的口中时常称呼她刚刚来到人间的女儿为“小英”，但在哥哥姐姐的眼中，新出生的“仁英”就是严家的四妹。
对这个出生在冬天的严家孙辈第十八个孩子，祖父严修先生送给孙女的最好礼物就是他一生致力的新式教育。这自然是严家思想开明，主张男女平等的一贯作风。
走进严氏女学
1918年，严修先生的长子严智崇不幸在日本去世。深受打击的严修先生身体每况愈下。严智崇天性聪颖，刻苦好学，又最听话守规矩，从小即深得父母疼爱。青年时代他被崇尚新式教育的父亲送去日本求学，学成归来的严智崇进入当时的外交部工作。因为和父亲一样思想开明，且学业优秀，严智崇曾多次被派往国外工作，他也不断把国外先进的教育资料引进中国。作为严修先生的长子，他亲自把日本幼儿园的教学教材翻译成中文交给父亲创办的严氏蒙养园。
这一年，四妹刚刚6岁。一年后，四妹结束了在严氏蒙养园的早期幼儿教育。四妹开始走进严氏女学读书，虽然祖父一直在关注这个在一年前失去父亲的孙女，但四妹一直很懂事，不单聪明活泼、乖巧懂事，而且举止端庄、稳重大方，更感到了祖父对严家后人教育的重视和关注。每天放学回到家中完成作业后，四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毛笔研上磨，开始练习写字。这是祖父要求他的孙子孙女们必须做到的事。
祖父虽提出了要求，但从不强迫，他采取了用奖励的方法来启发孩子们写字的积极性。为此，严修先生特地请了一位写字先生来到严家大院，专门给孩子们的写字以“最优、优、良、可、次”为等级进行评定。如果评到最优，可以得到三枚铜板；评到优，可以得到两枚铜板；良，可以得到一枚铜板；可，无钱可得；次，则罚一枚铜板。这样的评定累在一起，每月计算一次，由祖父亲自发奖。
祖父还要求孩子们每天都要写日记，每个星期写一封信稿。对信稿的书写，祖父则要求，不管给谁写信，都要知道对不同辈分的人如何称呼。而对于孙辈们的日记和信稿，严修先生则是亲自过目并给予辅导。
夏天到了，严家大院孙辈的孩子们每个人手里都拿到了一支苍蝇拍，那是祖父严修先生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孙辈们立刻领会了祖父的要求，在讲究文明卫生的严氏大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孩子们早已知晓消灭苍蝇的积极意义。
于是，伙房边，庭院中，到处都是严家孩子们手举苍蝇拍追赶苍蝇的身影。四妹自然也不甘落后，她也和哥哥姐姐一样，一只手举着苍蝇拍，一只手拿着一个用来装打死的苍蝇的小玻璃瓶，满院寻找着苍蝇的踪迹。
男孩儿和女孩儿都在认真而高兴地打苍蝇，不管是谁，每打死一只，都会小心地装进手中的小玻璃瓶或是小盒子里。因为祖父会按照他们消灭苍蝇的数量而奖励不等的铜板。
接受严氏女学的正规教育，可以得到奖励的每日书法习字，祖父亲自讲解、指导日记和信稿，快乐地打苍蝇……这是严仁英童年时在严家大院接受的学习与教育，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严仁英练就了自觉、努力读书的良好习惯，使她受益终身。而这一切，又无一不透露出祖父对严家后人精心培养教育的良苦用心。
怀念祖父
自从严家的大儿子严智崇去世后，长媳郑瑞壹带着几个儿女生活在严家大院，虽然衣食无忧，但比起其他几房，失去丈夫的长媳这一房，经济上必然是相差许多。深知此情的严修先生也因此对长房孩子们在教育上更是多了许多关心。
让严修先生深感欣慰的是，长房的孩子们不但一向生活简朴，而且很少让人操心。男孩子们学习都很努力，大孙女仁荷、三孙女仁清已经长大都在北京读书。而四孙女仁英更是深得严修先生的疼爱，特别是这几年，四孙女越来越聪明懂事，学习也是屡屡拔取头筹。
在祖父的安排下，严仁英经过正式考试，先后进入天津中西女中、南开女中学习。
1929年3月15日，严修先生因病不幸离开人世，不满16岁的严仁英亲历了祖父离世的悲伤与哀痛。那一段与家人和南开师生共同哀悼祖父的日子，也深深留在了严仁英的记忆中。
祖父永远地走了，面对人生的又一次变故，16岁的严仁英似乎又长大了。她默默地在心中告诫自己，唯有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告慰远在天国的祖父，才能报答多年来祖父对自己的培养养育之恩。
三年后，严仁英终于履行了自己对祖父的承诺，她以门门优秀的成绩，结束了南开女中五年的学业，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与此同时，不满19岁的严仁英也坚定了一生从医的志向。
“很早的时候我就想当医生了，我想最早应该是在我小时候，那一次的生病，我走出大门去了医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治病的医生，我想，当时我就对他们充满了好奇，也特别佩服他们。后来看到家里有人生病，可是家里没有一个人会看病，只能找医生。特别是我的三哥，老早就得了肺结核，不得不退学在家养病。为了照顾三哥，我的母亲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很早就有了当医生的愿望，而我想当医生的最初愿望就是能够给家里人看病……”严仁英说。
1935年，严仁英终于如愿以偿，以前三名的成绩，从清华生物系考入著名的北平协和医学院，追逐的理想终于向她打开了大门。与此同时，22岁的严仁英也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协和医学院的奖学金。
为妓女查体治病
1940年，严仁英获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并留在妇产科做了一名住院医师。1948—1949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进修。1949年11月，严仁英回到祖国，她决心把所学的一切都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不久，共和国政府又为古老的北京城办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这就是当年轰动北京城的“封闭妓院”行动。那一天是1949年11月21日下午5点，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的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立即封闭一切妓院”的决议案。紧接着，当时的北京市长聂荣臻郑重宣布：立即执行此项决议案。
在聂荣臻市长的命令下，当天晚上8点，由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的“封闭妓院”行动开始了。一宿的工夫，北京前门外有名的八大胡同两百多家妓院在天亮前全部封闭，一千两百多名妓女同时被收容。
严仁英在第二天早上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听到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她没有想到，这个盘踞在中国社会上千年的“社会毒瘤”竟这样迅速地被新政府铲除了。更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和王光超（她的丈夫）成为北京市政府组建的专门为妓女治疗性病的医疗队一员，直接参与到政府解救妓女的工作中。
“封闭妓院”行动结束后，北京市政府就开始了对妓女讲行思想改造和培养劳动技能的工作，而首先做的，就是为妓女治疗性病。很快，一支由北京市六个医疗单位57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了位于前门外八大胡同的妓女教养院。医疗队的带头人之一是防治性病专家、北大医院院长胡传揆。刚刚从美国归来的皮肤花柳科带头人王光超和妇产科精英严仁英“当仁不让”地成为医疗队队员。
很快，医疗队的工作开始了。随着对妓女查体、治疗及教育工作的展开，严仁英对妓女以往的看法也逐渐改变。对出身名门、受过高等学府教育并曾出国留学的严仁英来说，她印象中的妓女就是好吃懒做、自甘堕落，并不值得同情。为她们查体治病，只当是自己履行医生为人治病的职责。可真正到了妓女教养院，她才了解到，很多妓女都是被生活所迫，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
有一个妓女，因为她的丈夫得了重病没有钱医治，为了给丈夫治病，无奈的她只好卖身为娼，把自己送进火坑。这不由让严仁英对妓女的看法开始转变。而从妓女的回忆和控诉中，她更了解到妓女经常遭受毒打、受尽凌辱的悲惨生活。
还有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妓女，8岁就从山东被人拐卖到妓院，10岁被逼接客，只要不从，就会遭到老板的毒打。妓院里那些碗口粗的棍子、烙人的火筷子，还有吊人毒打的绳子和缠着铁丝的鞭子，就是老板虐待妓女的铁证。这些都让严仁英了解到妓女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为妓女查体后，严仁英又亲历了政府为妓女医疗治病的过程。经过检查，一千两百多名妓女只有四十多人没有染上性病。当时治疗性病最有效的是盘尼西林针剂，这种药不但价格昂贵，而且全靠进口。如果用这种药为妓女治病，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府无疑将付出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是政府仍不惜花费巨资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盘尼西林针剂为妓女治疗性病。据资料记载，仅这一项，就花费当时旧币一亿多元。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家还从军队调拨过来一批盘尼西林。此外政府还对妓女进行劳动观念的教育和劳动技能的培养，以使她们自力更生，适应新生活。因此可以想见，在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财政比较困难的历史环境下，政府对铲除社会毒瘤，改造妓女，创建社会主义新面貌痛下的决心以及执行的有力措施。
革了临床医学的命
1979年，66岁的严仁英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在这一年，严仁英在北大医院进行民主评选院长中，以她的德高望重获得了绝对优势当选。能够获得同事们的信任，严仁英十分感动，也深感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只不过，当大家看到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医院建设工作中的严仁英时，刚刚上任不久的严仁英竟作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要从临床改行作“围产保健”。
在当年的中国妇产科领域，“围产保健”四个字是少为人知的，因为它是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学科，在国外当时称为“母胎医学”。这门科学将母亲和胎儿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服务，是融合了生理学、病理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具体讲就是从妇女怀孕开始（也相关到婚前、孕前）就对母亲、胎儿及新生儿进行的一系列保健措施。概括起来讲，围产保健的根本目的是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促进母儿健康。
严仁英在接受访谈时对“围产”两个字是这样解释的：“‘围产’意思就是在分娩以前跟以后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发现孕产妇死亡的问题其实有些是发生在孕期的时候，也许是早期，也许是中期，也许是晚期。她有点儿毛病，没有注意，到分娩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也许在孩子生下来以后，新生儿在其出生后一周以内也可能出一些危险。”
而对于严仁英这个弃临床、选保健的举动，却有许多人不理解。因为在医学界历来就存在大多数人愿意作临床医生而不愿去作保健医生的现象，在那些医务工作者的观念里，保健既不用做手术也没什么学问，保健医生待遇也不高，确实没有什么前途可言。而临床医生通过做手术既可以给病人治好病，又能提高业务和知名度，还有较高收入，因而长期以来一直少有医生“心甘情愿”去从事保健工作。
严仁英却坚定地选择了做保健，她说：“临床医生固然可以给危险的重病人治好，可是你从整个群众来考虑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作预防工作让这一群人都不得病不是比那个更好吗？”这也是严仁英几十年临床实践的深切感悟，就像她经常说的那句话，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造福一大片。
她也会开玩笑说：“说保健工作最没有前途绝不是谦虚，就是临床医学长出的一个‘怪胎’，或者说我是革了临床医学的命吧。”
选择做保健也是严仁英的追求和发自内心的愿望。在从事妇产科工作数十载的岁月中，她曾以精湛的医术为无数母亲迎来新生命，也亲历过难产母子生命濒危又爱莫能助的痛苦。医疗实践中难忘的亲身经历，让她深切体会到自己称为“甜蜜事业”的妇产科工作内含的苦涩和艰辛，更让她看到，面临妊娠妇女的群体，妇产科只能作治疗工作的局限。
因此，严仁英说：“我的正业从临床转入保健，这并非一时冲动，也非逼于无奈。早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期间，我就开始意识到，在未感觉有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那些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子宫颈癌的患者，我们则一筹莫展，那副惨状，真令人痛心……使我下决心转行的原因是受老前辈杨崇瑞博士的感召。我没有上过杨大夫办的助产学校，但因她是我恩师林巧稚教授的好友，我通过林大夫了解到，她改造旧接生婆，培养助产人员，并把学生派往各地开展工作，使全国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对这一伟大创举，我深深地佩服……”
也曾有采访记者对严仁英提问说：“您当时已是将近七十岁的老人，做临床这么多年，而且在医学界大家都觉得收入也不错，突然转到一个不被重视的保健行业，为什么？”
严仁英说：“医院里看到的病人当然也有很重的，也有生命危险的，但是她那个情况不像在农村里头那么困难。我就觉得，太困难了，妇女生孩子时候能活下来真是不容易……我们能起的作用太小了，人家有病来找你，我们在医院里给她看病，在城市里只能是一对一。你一个人对一个人，你看一天看30个病人也就是30个人完了。可是我们到基层就是一个人对一群人，你下去做工作一天可以帮助好几百人，从整个群众来考虑，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做预防工作让这一群人都不得病不是更好吗？这不一样，这个意义就比较大了。”
这一年，严仁英跟随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在美国访问期间，她亲自接触到了国外日渐兴起的围产医学。受到启发的严仁英决心把“围产保健”引入中国。回国后，严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北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从此，她带领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开始共同研究围产医学。
以往孕妇产前初诊检查要到妊娠七个月才开始，严仁英则认为，产前检查应从妊娠初期开始，坚持定期检查，才能做到早检查、早确诊、早保健，确保母子安全。于是她带领妇产科优生保健组首先在北医妇产科成立了早孕门诊。这是在三十年前严仁英率先倡导成立的全国第一个早孕门诊。
早孕门诊开办后，孕妇从怀孕四十天左右就开始做孕期检查，一直到孕期五个月后再转入产前门诊。在早孕门诊，医生通过了解家族、母亲病史和职业情况等，同时通过化验检查诊断胎儿是否正常，对不正常的胎儿及早进行处理。由于从早孕期开始监护，对孕妇本身不利妊娠的因素及孕妇内外因导致的胎儿异常就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使产科质量得到了提高。
在严仁英的亲自领导和组织下，早孕门诊和孕妇学校每天都为近千名孕妇提供服务，大批孕妇前来门诊听课，学习保健常识。很多孕妇都是一家人来听课。如今早孕门诊和孕妇学校早已为人们熟知，而这正是严仁英为我国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工作的最早贡献。
2011年11月26日，伴随着冉冉升起的晨光，病房中的严仁英迎来了98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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