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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胜
郑成胜：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祆教艺术中的鱼马兽，目前存有三例，一例见于北周史君墓，二例见于隋太原虞弘墓。北周凉州萨宝史君于大周大象二年（580年）葬于西安，随葬有石堂与石榻等珍贵文物，所出土的石刻上均采用浮雕彩绘贴金的装饰工艺，墓志文字与石堂的装饰内容体现了墓主人的祆教信仰。［1］史君石堂基座上可见一鱼马兽纹饰（图1），前半身为奔驰的骏马，后半身为变形的鱼尾，头戴日月冠，脖系一对飘带，全身鱼鳞层次分明，灵动活泼。鱼马兽头戴的日月冠指明了它的形象来源，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中的密特拉神崇拜有密切的联系。隋检校萨保府虞弘于开皇十二年（592年）葬于山西太原，墓葬由墓道、甬道、墓门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其中最重要的遗物是一套硕大精美的汉白玉石椁。［2］石椁壁浮雕图像由九块石椁板组成，其中第一块、第二块浮雕石板下方均有一个鱼马兽纹饰。第一块椁壁的鱼马兽形象处于椁壁下栏（图2），前半身为一匹奔驰的骏马，背上飘着红、白、绿相间的彩色飘带，后半身臀部变形为鱼尾。第二块椁壁石板下栏绘有带翼鱼马与狮子搏斗的图案，带翼鱼马脖上系飘带，两侧生翼，后半身的鱼尾变为卷云状，奋起前蹄，低首弓颈撞向扑来的恶狮。从上述两处墓葬中所的见鱼马兽整体形态看，具有典型的特征和固定的装饰元素：马首鱼尾、肩生双翼与身披飘带。其典型特征可为形态溯源的重要线索。本文试以跨文化的视角，从纹饰构成元素入手，对祆教鱼马兽图像进行形象溯源，探讨传播路径及其图像的嬗变过程。
西方神话有一马头鱼尾怪兽，称作海马兽（hippocampus），是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共有的神话生物，作为各自文化中海神的坐骑。这种神兽形象通常被表现为鱼和马的结合体，上半身为马兽，下半部分为鱼尾。海马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前4世纪的腓尼基钱币上，通常被表现在腓尼基主神梅卡特（Melqart）身边，护佑城市的安全（图3）。［3］同时期腓尼基钱币上还有将海马兽表现在战船下的例子（图4），护佑战船航行顺利。腓尼基人善于航海和经商，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往返于希腊、西西里岛和萨丁岛等地中海岛屿的航线，开展贸易的同时也促进了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因此，腓尼基也是希腊文明的源头之一，希腊人不仅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希腊字母，更从他们的工艺美术中获取创造灵感。国立冬宫博物馆藏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红色陶盘上也可见海马兽的图像，双翼下和尾部上都带有鳍状物，并且独立作为装饰出现，相比于腓尼基钱币上的海马兽更为写实化。从公元1世纪罗马浴场（今英国巴斯）砖壁的海马兽马赛克装饰，公元3世纪罗马海神尼普顿（Neptune）乘二鱼马兽战车的马赛克拼画，直到中世纪的鱼马纹章和18世纪意大利的特雷维喷泉、现代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青铜灯都仍可见海马兽的身影。这些所谓的海马兽与祆教鱼马兽的形象较为一致，都具有马首鱼尾与肩生双翼的重要特征。
如果祆教鱼马兽形象来源于腓尼基海马兽之说不误的话，那么西方鱼马兽大致经由怎样的路线、什么时间、基于什么样的推动力量离开地中海，来到八千公里之外的中国，则需要令人信服的证据链。
众所周知，古罗马虽然于公元前146年征服了希腊，但是却被希腊的文化所征服。鱼马兽随着这一次文化碰撞进入古罗马艺术。公元前2世纪末的罗马多米提乌斯祭坛可以作为第一个图像传播的证据（图5），祭坛浮雕上有希腊女海神涅瑞伊得斯骑乘鱼马兽的图像，女神与鱼马的身躯自由缠绕在一起，优雅灵动。
公元1世纪中后期，贵霜翕侯阎高珍控制了西北印度、印度河流域以及阿拉伯海各个港口，贵霜帝国能通过海路与罗马帝国建立强有力的商业联系。此时，印度犍陀罗佛教寺庙中出土了大量公元1世纪左右的佛教徒化妆盘（图6），［4］雕刻着希腊女海神涅瑞伊得斯骑乘鱼马兽的题材。在海兽之下，还可见具有重生意涵的莲花，这是一种佛教莲花与希腊海兽融合的新图像。至于佛教徒用这种题材的原因，可能是佛教徒了解到涅瑞伊得斯可以帮助死者灵魂渡过冥界水域，来世重生，因此借用该题材表示护送佛和他们的灵魂进入彼岸世界。［5］可见此时希腊神话中的艺术形象也开始被佛教徒采纳，用于表现本民族的宗教艺术，出现了佛教艺术与希腊神话融合的现象。
贵霜帝国第四世帝王迦腻色伽一世在位时（127—151年），贵霜帝国达到其极盛期，向东扩张到中亚的费尔干纳地区，领土包括粟特、花剌子模，接壤我国新疆喀什、和田等地。由于迦腻色伽不是印度贵族，必须采用推崇佛教的方法来抵制婆罗门的种姓贵族制度，在建立自身王权合法性的同时也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并且将佛教带入了中亚地区。贵霜王朝极盛时，佛教曾一度成为中亚地区的主体信仰。
公元3世纪初，贵霜被萨珊波斯击溃，中亚地域的主要信仰从佛教转变为祆教。但是由于早期祆教经典《阿维斯塔》中并未对祆神的形象进行描述，此时中亚本土的粟特人开始利用印度教和佛教中的神祇来表现祆教神像，鱼马兽也伴随印度神与佛像成为中亚祆教艺术中的重要题材，佛教与祆教在此时完成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交流互动。公元6世纪左右，正是中亚祆教全面印度化之际，中亚古代粟特城市遗址片治肯特壁画中发现了骑乘鱼尾龙的娜娜女神（图7），脖系飘带。7、8世纪中亚阿弗拉西阿布（Afrasiab）和片治肯特（Panjikent）壁画也相继发现了鱼马兽形象。虽然粟特人采用了希腊的鱼马兽形象，但粟特人并没有将佛教的鱼马兽图像原样照搬，而是为其加上了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飘带，迁移到自身崇信的祆教艺术中，成为一种吉祥瑞兽。入华后将之带入中国的祆教墓葬艺术当中，用系飘带的鱼马兽表现祆教中的灵光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西亚地区所见的海马兽，中亚鱼马兽披上了长长的飘带，而这种飘带与鱼马兽一样，有不同的文化属性和特有的含义。
这种飘带可能来源于萨珊波斯帝王肖像的装饰元素，是王权与幸运的象征。从萨珊波斯王朝第一代帝王阿尔达希尔一世（224—241年在位）（图8）到王朝结束的伊嗣俟三世（632—651年在位），他们在位期间所发行的钱币之上，飘带一直垂于帝王的肩膀之上，虽然飘带的形式略有变化，有时为长方形，有时为三角形，打着褶子，但是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形式一直延续了下来。［6］这种飘带的样式在萨珊王朝的摩崖遗址中也有发现。公元3—4世纪的纳克希-鲁斯坦摩崖浮雕的一处局部（图9），表现了萨珊王纳尔西站在两位神祇之间，接受带飘带的圆环，象征神赐予王的政治合法性符号。［7］除此之外，塔克-伊-布斯坦的摩崖大石窟（公元6世纪左右）最深处也表现了萨珊王站在两位神祇之间，接受带飘带的圆环，表现了君权神授。
由于河中和整个中亚的破碎地形分布，粟特人始终没有形成很强势的大规模集团，政治结构类似古希腊城邦。在波斯强大的时候，就容易成为后者的附庸，与波斯人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祆教。公元6世纪左右，波斯飘带与粟特祭祀仪式中的动物完成了组合，从而发生了寓意的转变。位于伊朗境内塔格博斯坦的摩崖石刻，刻有帝王猎鹿场景，一头系着飘带的母鹿在画面中表现了三次，从侍从为其系飘带、帝王故意不猎杀母鹿到将放生母鹿共三幕，这里暗示了身披飘带的动物具有非凡的地位和重要性。［8］从这一仪式可以看出，系飘带的母鹿可能作为仪式中的神兽，象征着神灵赐予国家的福运。
公元6—8世纪的中亚片治肯特蓝厅壁画中，英雄、贵族与商人身旁都有这种系飘带的鱼尾神兽，作为一种吉祥符号，对应琐罗亚斯德教中的灵光崇拜。《阿维斯塔》第十九篇《扎姆亚德·亚什特》六章的第三十八和第四十节中写道：
英勇无畏的伽尔沙斯布——他胆识过人，是强者中的强者（琐罗亚斯德除外），夺得［飞离贾母希德］的灵光……伽尔沙斯布［击败和］杀死头上生角的巨龙——那遍体流脓的怪物，有上千个肚子、鼻子和脖子。它喷出的黄色毒液高过梭镖，吞噬的人畜无以计数。［9］482-483
这些描述刚好可以与片治肯特蓝厅壁画相对应（图10），英雄在出征前身旁有系着飘带的鱼马兽（图11），［10］随后顺利地斩杀了恶龙，带着鱼马兽扬长而去。
《阿维斯塔》中讴歌的“灵光”主要有两种：一是“伊朗部族之灵光”（Airyanem-Khvareno），二是“凯扬灵光”（khvareno）。凯扬灵光可以想象为神赐王权的象征，或者说是世间人君的庇护神。另一种灵光则是好运与福佑的代名词。在中亚粟特人的艺术中，飘带已经成为神兽的既定装饰符号，体现了粟特人的宗教观念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种身系飘带的鱼马兽通过北朝时期进入中国的中亚粟特人工匠来到东方，在虞弘、史君墓的墓葬浮雕中都有表现。虞弘墓鱼马兽被表现在汉白玉石椁中椁壁浮雕的下方，作为辅助图像。石椁外壁的9幅椁壁浮雕表现的是，墓主人向密特拉神提供珍果祭品，在接受密特拉神的判决后进入天国的图像程序。［11］身披飘带的鱼马兽作为9幅主体图像的辅助图像，则是象征着祈福、护佑墓主人成功飞升天国的灵光符号。这在祆教经典《阿维斯塔》中也有相应的描述：
我们以祖尔（供品）和高（声）的祈祷赞美领有辽阔原野的梅赫尔之光芒和灵光。
……梅赫尔，他恩赐雅利安人的国家以安详、和睦的美好家庭。
愿他前来救助我们。愿他前来成全我们，愿他前来庇佑我们……愿他为我们带来胜利。愿他为我们带来幸福。愿他为我们带来公正。［9］165
密特拉神在阿维斯塔语中对应波斯文的梅赫尔神，二者同指祆教的光明与契约之神。不难看出，椁壁上部的图像程序可以解释为墓主人供养光明与契约之神，祈求通过天国审判的仪式，而下部对应祆教的灵光崇拜，愿灵光保佑墓主人进入天国后也可以享有安详、幸福的美好生活。此外，2号椁壁浮雕下方表现的是象征光明、正义的鱼马兽与象征邪恶、黑暗的狮子进行对抗，作为保护墓主人在升天过程中免受恶魔的侵害和阻拦，护佑和祈福墓主人成功飞升天国的吉祥符号。灵光对应阿维斯塔语中的赫瓦雷纳，因此祆教鱼马兽也是赫瓦雷纳中的一种神兽，这一点笔者已在另一篇文章中有所阐释，这里不再赘述。［12］
灵光赫瓦雷纳（khvarenah）在原始印欧语系当中的词根为（hvar），正好是光明、燃烧的意思。原始印欧语系中“赫瓦雷纳”被视为阳光、神圣之火等之表征，它可能是印度-伊朗文化的一个重要遗产。赫瓦雷纳（khvarenah）似乎与印度的光辉、头光也有相似之处。在印度，王权与神力同样与光明和火的光辉和力量联系在一起。中国祆教鱼马兽作为光明的象征，具有祈福、护佑的象征功能，种种因素都与《阿维斯塔》中对灵光、赫瓦雷纳的描述相符合。
从具体的形象看，虞弘墓鱼马兽又不同于希腊、印度地区的鱼马兽，鱼尾的特征减弱，以翼马为主的形态更为突出。这种以马为主、鱼尾为辅的形象是在汉化语境下新的转变。在同时期的波斯纹锦或粟特纹锦的装饰图像上，常常可以见到双肩附卷曲波斯翼的天马。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红地天马纹锦上的带翼马，除了鱼尾之外，都具有卷曲双翼、身披飘带的特征，双翼细节与虞弘墓、史君墓翼马也都几乎一致。可见，这种天马纹锦与鱼马有着一定的联系，形象与寓意可能在此时发生了融合。
北朝入隋这段时间正好是波斯锦流行的时期，并且在唐初形成了风尚。581年北周静帝死后，杨坚自封为左丞相，命何稠掌细作署，尝试仿制波斯锦，此时波斯锦盛行并受到贵族上下的喜爱。上行下效，波斯锦上的天马纹饰也很可能被制作墓葬石椁的工匠所学习借鉴。从墓葬形式看，北朝晚期粟特人的墓葬汉化程度高，直接用本族常见的翼马形象表现汉人天马，用来迎合墓主飞升天国的愿望。北周史君墓就表现了墓主人乘波斯式翼马飞升天国的图例（图12），［13］而在该墓葬中的鱼马与翼马除了鱼尾、飘带元素的差异，形象特征也基本一致。虞弘墓也同样出现过波斯翼马的形象。波斯翼马在隋唐受到贵族上下的喜爱的原因可能与汉代天马的祥瑞寓意与升天象征相关联。
北朝晚期至隋唐带有波斯翼马的纹锦在古代文献被称作天马锦。如唐代杜牧《张好好诗》中就有“赠之天马锦，副以水犀梳”的说法，而天马二字自汉代以来，一直与飞升天国与祥瑞征兆具有联系。《史记》记载汉武帝赋《天马歌》，其中写道：“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在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中，墓道西壁“升天图”局部也表现了翼马的形象（图13），翼马飞翔于成片的云纹之中，似在仙境中翱翔，翼马在这里作为墓主人的成仙工具。我们发现，虞弘墓1号椁壁浮雕鱼马兽的鱼尾变形为云纹，似乎也是想要表现鱼马飞翔于仙境的情景与氛围。不难发现，粟特人不仅接受了汉人葬俗，借鉴了汉人天马引人飞升的功能寓意，北朝人也将波斯翼马看作天马，表现在墓葬的升天图当中，见证了胡汉之间的文化互动。此时，中国祆教墓葬中的鱼马兽从功能意义上看不仅是墓主人死后幸福生活的祈福灵光，同样可以看作墓主人升天的引路者，二者也并不冲突，祈福是手段，升天获得永恒的生命是目的。
受到邢义田教授论述“猴与马”双系统图像脉络的影响，［14］本文关注了鱼马兽图像的鱼尾与飘带两个典型元素，并以此线索进行图像与传播路径的溯源。从上述鱼马兽图像的嬗变过程来看，这一图像虽来源于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民族，但却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佛教与祆教共用，因此有必要根据其纹饰元素来源与功能对其进行分类，一种为祆教中系飘带的中亚鱼马兽，一种为佛教中无飘带的鱼马兽。
（一）系飘带鱼马兽——祆教瑞兽
从传播路径来看，这类系飘带的鱼马兽于公元1世纪左右通过贵霜帝国与罗马帝国的贸易通道进入犍陀罗地区，之后随着迦腻色伽一世的扩张进入中亚粟特地区。而中亚在伊斯兰化之前一直是多民族、多文化、多信仰的地区，尤其是中亚粟特地区先后作为贵霜帝国与萨珊帝国的附庸，兼信印度教、佛教与祆教。鱼马兽的功能寓意很可能以佛教为媒介被粟特人所通晓，但粟特人并没有直接照搬模仿，而是为其添上源于帝王肖像的王权飘带，将其转化为粟特祆教文化中的吉祥符号，入华时将其带入墓葬艺术中。
我们注意到，中亚的鱼马兽的兽首有的被改造成了骆驼头，这与中亚粟特本土的民族文化是分不开的。祆教中战神韦雷特拉格纳的化身就是公骆驼。骆驼也是中亚的胜利之神，并且寓意着旅途平安，而这正是奔走在丝路上的商旅所期盼的。因此在粟特艺术中，骆驼陶土雕塑、装饰骆驼图像的银盘和金壶更是屡见不鲜，广受中亚粟特人的崇拜和喜爱。因此，鱼马兽的形象可能在此时与中亚的骆驼形象进行了一次结合。
出于相同的原因，鱼马兽入华后与北朝时期贵族喜爱的天马图像结合，蜕变为一种具有引人飞升寓意的祥瑞象征。粟特人不仅接受了汉人葬俗，将本民族惯用的纳骨瓮改为汉人石棺，而且还了解汉人天马引人飞升的祥瑞寓意，用以结合象征灵光的鱼马兽。而翼马身披飘带，作为一种祥瑞的符号或者身份的象征，之后更是被广泛运用到纹锦、墓葬艺术中，成为一种东西方民族普遍接受的吉祥象征。同时，这也侧面体现了粟特墓葬的制作方式。粟特人墓葬的工匠团体可能由汉人工匠与粟特人工匠共同组成，且双方已经有深入交流，相互借鉴对方文化当中的流行的艺术形象，迎合他民族的审美心理。
两种来自不同文化的纹饰元素所进行的融合并不是巧合，而是由于它们在功能上的一致性导致了偶然中的必然，都具有为死者升天与享乐服务的视觉象征。鱼马兽接引灵魂渡过冥界海域进行重生。飘带作为与神沟通的媒介，象征神的护佑与祈福，护佑墓主人在顺利进入天国后继续享有欢乐幸福的生活。鱼马兽与飘带两种形象彼此交流融合之后成为护佑、祈福墓主人顺利飞升天国的祥瑞神兽鱼马兽。由多种典型动物形象重新分解组合而成一种新的神兽的案例不仅仅只有鱼马兽。除了亚欧草原的怪兽格里芬之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也有一种由鹰喙、马身、鹿角、马蹄结合而成的奇特动物造型，被学者们称为鹰喙马。［15］这种由多种动物组合为一种新神兽的造型设计方法体现了人们背后共同的心理诉求，即崇信并期盼这种幻想中的动物，能够如其外形特征，融多种神灵（神力）于一身。同时，这种做法也反映了粟特人的世界观与生死观，从不同文化撷取可以利用的装饰文化元素，即尽可能地创造有利于维护墓葬人利益的空间，以保证墓主人在永恒的天国中继续享有生前的地位和人间的欢乐。
（二）卷叶尾鱼马兽——佛国使者
在公元3世纪左右的克孜尔第118窟，券顶下沿连接壁面处的镶边内有一行装饰区间，内可见一双尾似卷叶的鱼尾马，左边似有一带翼爱神搭弓向它射箭。装饰空间内带翼的海马形象极其生动，马头双翼，尾巴卷曲至尾尖分叉为一对对称的四芽卷叶纹（忍冬纹），引人注目，德国皇家吐鲁番考察队亦称118窟为“海马窟”。［16］从图像组合看，佛教石窟中鱼尾兽似乎与希腊爱神是布置在同一装饰空间的。那么，当我们向新疆的西边寻找线索时，我们发现中亚贵霜帝国的佛教艺术也是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诞生与兴盛的。此地的佛教寺庙中，也曾发现了上百件化妆盘，题材多为希腊鱼尾兽与希腊女神涅瑞伊得斯的组合，有些化妆盒的装饰背景饰正面盛开的莲花（图13）。莲花与鱼马兽的图像组合似乎具有新的视觉文化指向。鱼马兽本是希腊艺术中护持死者进入冥河世界的使者，是助人获得新生的海洋神兽。莲花则是早期佛教艺术的净土往生符号，可以助人在彼岸世界重生。当二者同时组合在一起时，鱼马兽似乎为佛教文化中的一部分，成为引领佛教徒前往佛国净土的使者。无独有偶，鱼尾马的尾部装饰——四叶忍冬纹在新疆地区出土的佛教舍利盒装饰中也有所发现。新疆新河通古斯巴什遗址出土的两件舍利盒，侧面的装饰区间上也围绕着一圈波浪状四芽卷叶纹。佛教艺术中间隔区域和装饰边角的纹样多用忍冬纹，或称缠枝忍冬纹，主要是指一种以波形、“S”形藤蔓为骨架布置植物花、叶和果实甚至动物、人物的多变纹样。［17］舍利盒也是存放佛教圣僧舍利的重要圣物，是圣僧灵魂超脱尘世的见证，与象征灵魂不灭的忍冬纹相组合，具有视觉含义指向的一致性。因此，卷叶鱼尾似乎是鱼尾兽在佛教植物文化影响下的新变，属于佛教性质的鱼马兽。不难发现，当纹饰间的象征含义趋于一致或类似，形式空间上又具有互补的可能时，来自不同文化中的装饰符号极易组合在同一种文化艺术中。新河通古斯巴什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钵，外圈绘有长卷叶尾的鱼马兽，［18］其卷叶鱼尾由二芽卷叶纹分为四芽卷叶纹，可见形式上的进一步细化（图14）。虽然古印度石刻上也常见一种兽首鱼尾的动物形象，但是印度鱼尾兽并没有双翼，也无卷叶尾，细节刻画也较为简单，无强烈的装饰感，可能是鱼尾兽传入印度地区受到本土地域文化的影响后新的变化，且对中国鱼尾马并无形式或含义的影响，只是希腊鱼马兽图像传入印度后的一个分支。
需要注意的是，新疆地区佛教鱼马兽图像时代较早，又不见粟特文化中的飘带佩饰，可能是1—2世纪贵霜帝王迦腻色伽一世将领土扩张到中亚时带入中国新疆地区的。佛教艺术中的鱼马兽与中亚祆教鱼马兽虽然一样来源于西方，但是属于不同的分支。祆教鱼马兽主要通过粟特人的商业贸易活动进入中国，时间段主要在公元5—8世纪之间。佛教艺术中卷叶尾、无飘带的鱼马兽内在另外一条传承线索，进入中国时间较早，不晚于公元1世纪。郭物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一些斯基泰文化中的考古材料，时间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左右，其中也有鱼马兽的图像，但不见飘带元素，应是由希腊文化中的鱼马兽所影响的。［5］这类不带飘带的鱼马兽，直接来源于希腊罗马文化，传播到犍陀罗地区在与佛教文化的交流碰撞中蜕变为护持阴灵进入彼岸世界的佛国使者，并随着贵霜帝国的领土扩张来到中国的新疆地区。
在进行跨文化的图像研究中应注意纹饰交流、改变、融合、新创的复杂过程，而不是仅仅关注所谓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尝试厘清一种图像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产生变化的原因以及演变过程，帮助我们立体地、历史地理解图像。
中国祆教鱼马兽形象的生成也是汉民族的艺术包容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力例证，其复杂性与多元性也对我们认识粟特贵族墓葬匠作传统有侧面的辅助作用，是中亚粟特人崇信祆教、佛教的有力例证，反映了中亚粟特人多元的宗教信仰以及生死观念。鱼马兽承载着不同宗教来源的部件，以佛教与祆教艺术的入华为媒介，见证了东西方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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