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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言坤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在中国电视剧中,有很多以活动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之间的人物为主要叙事对象的电视剧,这类电视剧即为跨国题材电视剧。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随着日益加快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逐年增多,已发展成为最具时代特色的电视剧题材类型之一。这类电视剧的跨国叙事视野宏阔、内容丰富,有很强的传奇色彩和浪漫色彩。而最具浪漫传奇色彩的,就是跨国流动者的跨国爱情、婚姻与家庭生活。叙述跨国情感故事的新世纪电视剧很多,如《我亲爱的祖国》(2000)、《纽约丽人》(2000)、《摩登家庭》(2002)、《别了,温哥华》(2003)、《北京,我的爱》(2004)、《东归英雄传》(2005)、《温州人在巴黎》(2007)、《在悉尼等我》(2007)、《暗香》(2008)、《双城变奏》(2008)、《情陷巴塞罗那》(2010)、《红莓花儿开》(2010)、《我们的法兰西岁月》(2012)、《辣椒与泡菜》(2012)、《林师傅在首尔》(2012)、《我的娜塔莎》(2012)、《温州一家人》(2012)、《带着爸爸去留学》(2019)等。这些电视剧中的跨国情感故事,主要发生在不同于中国本土的异质文化语境中,剧中主要人物在与不同国籍的华人或异国恋人的情感发生发展中,大都遇到了由文化差异造成的各种困扰。在对困扰的克服过程中,跨国情感故事中的主人公都会表现出深挚的中国情结。
情结(complex),一般被解释为心中的感情纠葛或深藏心底的感情。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情结是一个重要概念,不同的学派对其有不同的理论解释,其中以荣格的情结理论影响最大。荣格认为:“情结是一种人人都有的正常的心理现象。它们在内容、数量、强度和根源上有很大差异。”[1]64情结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情结的情绪性“在人的心理发展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它为情结在外部行为中得到表现提供必要的心理能量”[1]63。情结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早期经验、“道德的”冲突与集体无意识等。荣格认为,由于“情结深深地植根于集体潜意识之中,以至于它和精神世界的原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65,“积极的情结通过积极的情绪而被体验到,而且会导致一个人去创造性地追求某种观点、目标,伴随着这种追求,使人产生极大的热情和欢乐”[1]66。据此,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所表现的中国情结,可以说是跨国流动人物深藏在心底的对祖国的情感,是有关中国的观念、情感、意象的综合体,是一种积极的情结。深挚的中国情结,不仅会将与中国有关的一切变成剧中不同国别的男女主人公关于中国的想象亦即中国想象,而且会化成不同国别的男女主人公热爱中国、愿为中国贡献力量的巨大心理能量。虽然如此,但由于剧中男女主人公的国别身份不同,其中国情结的具体内涵与外在表现不尽相同,电视剧表现他们的中国情结的意义也有所不同。
跨国流动者,在这里特指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跨国叙事中的活动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华人男女。跨国流动者,不论是移民海外,还是出国留学、经商或者从事革命活动,其中作为主要人物的部分中国人会与不同国籍的华人或外国人产生爱情,走进婚姻,建立家庭,生儿育女。在这样的跨国婚恋情感生活中,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时刻遭遇着两种情感的交集甚或冲突,即坚守自己的爱情与履行自己的国家使命或责任担当之间的冲突,爱自己的“国际家庭”与爱自己的祖国之间的冲突。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常常通过剧中主人公在跨国流动中的“家国冲突”来展现其深挚的中国情结。
(一)中国籍跨国流动者的中国情结
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的跨国婚恋生活叙事,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国籍仍为中国的主人公与外籍人士的结合;其二是身份已为海外华人的主人公与外籍人士的结合。国籍仍是中国的跨国流动者,在遭遇跨国的“家国冲突”时,其所表现出的中国情结,与那些外籍华人的中国情结不尽相同。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主要通过如下几个方面的矛盾冲突及主人公的艰难选择予以表现。
首先,在个人爱情与国家使命发生冲突时,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有些跨国流动者选择压抑或放弃自己的爱情,忠实履行自己肩负的国家使命。电视剧《红莓花儿开》中的中国留苏学生沈岩与俄罗斯女孩瓦丽娅的爱情故事最具代表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快速发展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及航空航天事业,中国有关方面把沈岩、郝一梅等优秀学生送到莫斯科大学留学。在留学期间,沈岩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赢得了谢苗诺夫教授的青睐,也赢得了苏联女同学瓦丽娅的爱情。在留学期满时,谢苗诺夫教授想招收沈岩为研究生,让他留下来继续深造;瓦丽娅也想让沈岩留在苏联与自己一起生活。在国家使命与个人前途和爱情发生冲突时,沈岩为了自己肩负的国家使命,忍痛离开了莫斯科大学,离开了自己深爱的苏联恋人瓦丽娅,回国效力。回国后,沈岩虽然屡遭冲击,命运多舛,但不忘初心,不改初衷,矢志于中国的飞机制造事业。
其次,在面临去留选择时,有些跨国流动者放弃外国条件优越的工作和安定富裕的生活,毅然选择回国效力。电视剧《我亲爱的祖国》《红莓花儿开》《我的娜塔莎》中的主人公基本上都遇到了去与留的矛盾,都需要在去留之间进行抉择。如《我亲爱的祖国》中的方学桐、张芷若、钱仲平等都是中国留美的杰出青年科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急需大批科技人才。已在美国功成名就的方学桐、张芷若、钱仲平等青年科学家,响应祖国的召唤,谢绝美国导师和美国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的挽留,决定放弃美国富裕的生活和条件优越的工作,回国效力。他们的去留选择,也直接影响到各自的婚恋家庭生活。如张芷若拒绝了美国朋友吉米的求爱,与方学桐结为夫妻,一起回到祖国;钱仲平与美国妻子海伦是一对恩爱夫妻,为了报效祖国,钱仲平选择回国。由于中美没有建交,海伦不能一起回中国,钱仲平忍痛与海伦分离,独自回国。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强大的意志力量?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一如方学桐在回答美国移民局官员询问时所说,“我的根在中国,中国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所以我要回去报答她”。
最后,在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异国爱人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有些跨国流动者甚至不惜与异国爱人发生冲突。电视剧《我亲爱的祖国》《温州人在巴黎》《我的娜塔莎》中的主要人物都遇到了这样的矛盾冲突。如《我的娜塔莎》中的庞天德与俄罗斯爱人娜塔莎是一对跨国革命恋人。在苏联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一致的时候,二人团结协作,出色地完成革命任务;在中苏国家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二人又都旗帜鲜明地站到各自国家的立场上,最终引发情感矛盾。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庞天德发现日本侵略军要把中国文物偷运到日本,就设法夺回了这批文物。令人意外的是,庞天德所属的苏军上级指令他把一船文物送到海参崴由苏联暂时保管。庞天德意识到,苏联人觊觎这批文物,一旦交给苏联人保管,这批中国文物就要不回来了。为了保住这批文物,庞天德决意违抗苏军上级的命令,把国宝交到八路军手里。娜塔莎是庞天德的恋人,也是一名苏联军人,她察觉了庞天德的意图,为了苏联的利益,与庞天德发生了冲突。别无选择的庞天德只好将娜塔莎打晕并用绳子捆绑起来,最终保住了国宝。庞天德如此决绝的行为,其动力来源于他内心深挚的中国情结。
(二)外籍华人的中国情结
在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的跨国婚恋生活叙事中,有些国籍已经成为外籍的华人,在跨国婚恋家庭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中国情结,比国籍是中国籍的中国人显得更加复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跨国婚恋生活中遇到文化价值观念冲突时,跨国流动者一方面会适应所在国家的文化,接受异国的某些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在内心深处坚守中国文化的文化认同,他们在中外文化冲突的迷茫中,表现出一种回到中国文化的中国情结。费孝通在《初访美国》中说:“我抱了要认识美国的心愿来此,结果,我比刚到美国时更糊涂了,人家若问我美国是怎样的,叫我怎样回答?我真有一点心慌。”[2]147《温州一家人》中的周阿雨就有费孝通所说的这种“糊涂”与“心慌”。年幼的周阿雨被父亲强行送到意大利打工留学,长大后又孤身一人从意大利到法国闯荡,半工半读地完成学业。在命运多舛的海外生活中,周阿雨与同在法国的中国同学黄志雄及在战场上结识的法国人雷昂之间发生了令人唏嘘的生死恋情。周阿雨与黄志雄是小学同学,多年后在法国马赛相遇,经历重重磨难后结为夫妻。之后,黄志雄为获取法国国籍,以参加法国的外籍军团且到中东参战为代价。结果黄志雄罹患了严重的战争创伤后遗症,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为了不破坏周阿雨的人生幸福,黄志雄采用种种非正常的方法逼周阿雨离开自己。在意大利、法国长大的周阿雨却像传统中国女性一样,对黄志雄不离不弃,直到黄志雄坚决要求离婚,才终结了这一段中国式的充满苦难的爱情与家庭生活。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法国人雷昂一直不遗余力地帮助周阿雨。周阿雨在战场上救过雷昂的命,雷昂因此爱上了周阿雨。为了黄志雄,周阿雨始终不接受雷昂的爱情。直到与黄志雄离婚后,周阿雨才和雷昂走到了一起,开启了新的中法婚恋观念交融的婚恋家庭生活之旅。简言之,在婚恋家庭生活中,周阿雨虽然受到雷昂所代表的法国人的婚姻爱情家庭观念的影响,但其对爱情与家庭的观念,主要还是中国式的,是中国传统婚恋伦理观念与现代婚恋伦理观念的混合体。
其次,在跨国婚恋生活中,跨国流动者基于中国式的婚恋与家庭伦理价值观念,给异国爱人以中国式的关爱和温情,也因此得到异国爱人的认可与帮助。《情陷巴塞罗那》中的林百年的跨国婚恋生活,颇具代表性。林百年年轻时与自己的初恋情人汪秋萍到巴塞罗那打拼,为了能在巴塞罗那留下来,二人忍痛分手,汪秋萍回国,林百年与西班牙女子特雷莎结为夫妻,由此获得西班牙籍。林百年回报妻子特蕾莎以中国男人的关爱和温情,赢得了特蕾莎的真爱与帮助,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成为西班牙富商。再如《温州人在巴黎》中的温州女人刘燕,投亲靠友到了法国巴黎,遇到法国男人让。刘燕的中国风韵吸引了法国浪漫男人让,二人结为夫妻。在婚后的日子里,刘燕的中国女人做派经常让法国丈夫觉得“中国人太奇怪”,又因此对“莫名其妙的中国妻子”着迷,把自己的爱毫无保留地给予自己的中国妻子。这类跨国题材电视剧的叙述者,如此讲述海外华人的跨国婚恋生活,意在突出中国家庭伦理观念及其行为所具有的某种普世性。
最后,跨国流动者,特别是那些年长的海外华人,几乎都有很强的近乎本能的“落叶归根”观念,这是最深挚的中国情结。《暗香》中的南洋华人富商程大、程进、程仁、程远四代,都梦想回中国大陆,最后只有程远因与北京女孩伍月结缘,才真正回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北京,接近于实现自己的梦想。《情陷巴塞罗那》中的林百年在西班牙打拼多年,成为屈指可数的华人富商,却不幸身患绝症。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想起了在中国的初恋情人和孩子,于是不顾一切地踏上了回国寻亲之旅。回国寻亲,虽然是司空见惯的故事桥段,但就跨国叙事而言,却是不可忽视的情节,这一情节的原动力就是落叶归根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落叶归根的文化传统,不管身在何处,处于何种境地,故乡总会萦绕在人们的心中。这种中国情结成为回国寻亲的巨大动力,所有人物的爱恨情仇,都是因为这一动机才联系在一起。假如没有落叶归根所推动的回国寻亲,这部电视剧便会成为一部普通的都市爱情剧,会失去很多韵味和思考空间。《下南洋》中的客家商人简阳春、《温州人在巴黎》中的华商万振国,都有很强的落叶归根观念,这种观念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跨国婚恋生活中,也体现在他们的跨国商贸、留学等活动中。
概言之,在新世纪中国电视剧的跨国婚恋叙事中,不管剧中背井离乡的海外游子身在何处,他们的情感和灵魂都会牢牢地和中国牵绊在一起。
在新世纪中国跨国题材电视剧中,最有意味的还是异国婚恋者的中国情结。这里所谓的异国婚恋者,特指中国跨国流动者的外国恋人、爱人和家人,他们是中国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我亲爱的祖国》中的钱仲平与美国妻子海伦,《北京,我的爱》中的杨雪与韩国人罗敏国,《东归英雄传》中的渥巴锡与俄罗斯人娜塔莉亚,《温州人在巴黎》中的刘燕与法国人让、高晓峰与法国人思琳娜,《情陷巴塞罗那》中的林百年与西班牙人特蕾莎,《红莓花儿开》中的沈岩与俄罗斯人瓦丽娅,《辣椒与泡菜》中的川妹子李猜猜和韩国人姜宇赫,《林师傅在首尔》中的林飞与韩国人朴善姬,《我的娜塔莎》中的庞天德与俄罗斯人娜塔莎,《温州一家人》中的周阿雨与法国人雷昂等,都有动人的跨国爱情故事。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跨国爱情与婚姻中,由于自幼浸染的民族文化不同,相互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经历了长期、艰巨且温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因爱自己的中国恋人、爱人和家人而爱上中华文化,由此逐渐形成深深的中国情结。在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中,中国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他们的中国情结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亲人的爱恋、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对中国的热爱与帮助等三个方面。
(一)异国婚恋者对中国亲人的爱恋
在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的跨国婚恋叙事中,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有深深的中国情结,首先是因为对自己中国亲人的爱恋。这种无与伦比的爱恋,使他们对自己的中国丈夫、妻子或情人用情专一、忠贞不二,不论遇到什么磨难与挫折都生死相依、不离不弃。对此,电视剧的跨国剧情设计与表现主要有三种:其一,守望,用一生去等待远在中国、音信不通且不知归期的爱人,《我的娜塔莎》中的娜塔莎、《红莓花儿开》中的瓦丽娅都是如此。《红莓花儿开》中的瓦丽娅与中国留学生沈岩相知相恋,历经曲折终成眷属,却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只得天各一方。沈岩在中国遭受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磨难,对俄国妻子瓦丽娅却依旧钟情不改。瓦丽娅被迫回到苏联,与自己的中国丈夫和儿子长期分离,音信不通。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瓦丽娅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爱情,始终没有再嫁。这份等待,承载着生命的重量,是一个离开中国亲人的俄罗斯女人用灵魂所谱写的跨国情歌。其二,追随,即使知道中国爱人对自己只有亲情没有爱情,也不离不弃地追随在中国爱人身边。《我的娜塔莎》中的日本女人伊田纪子因为帮助过庞天德,遭到日军731部队非人的虐待与摧残。同在日军731部队遭受人体实验摧残的庞天德替伊田纪子去做实验,使精神几近崩溃的伊田纪子重新看到了生的希望,伊田纪子把庞天德看作自己生命的寄托。从此以后,伊田纪子一直追随在庞天德身边,帮助他照顾他,多次在危急关头把庞天德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庞天德对伊田纪子没有爱情,却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与亲情。在庞天德与娜塔莎结婚无望的情况下,伊田纪子虽然知道庞天德的心不在她这里,但还是听从庞天德父亲的劝说,嫁给了庞天德。在人生的晚年,为了成全娜塔莎和庞天德的爱情,伊田纪子又主动要求与庞天德离婚,让他去苏联寻找自己心爱的人。伊田纪子对庞天德的爱恋之情是感天动地的。其三,守护,即在没有赢得所爱的人的爱情之前,始终默默地守护在自己所爱的人身边。电视剧《我的娜塔莎》中的日本女孩伊田纪子对庞天德、《温州人在巴黎》中的法国女孩思琳娜对高晓峰、《温州一家人》中的法国人雷昂对周阿雨等,都是如此。《温州一家人》中的法国人雷昂与周阿雨在战场上相遇,在危急关头周阿雨救了雷昂一命。从那时起,雷昂就爱上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周阿雨。但周阿雨已为人妻,并且深爱自己的丈夫,雷昂就选择守护在周阿雨的身边,帮她排忧解难。直到周阿雨与丈夫黄志雄的婚姻走到尽头,雷昂才真正走进周阿雨的内心,成为周阿雨志同道合的丈夫。
(二)异国婚恋者对中国文化的迷恋
中国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对中国亲人的爱恋会扩展成为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因每个人的机缘不同,兴趣爱好不一样,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所关注的中国文化也有所不同,称得上是各有所好。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所迷恋的中国文化,主要有中国的自然人文景观、历史人文景观、中国饮食文化、中国民俗文化、中国家庭伦理文化等几个方面。
在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的跨国婚恋叙事中,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对中国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历史人文景观充满了好奇与浪漫想象,对中国爱人的故乡则充满了爱和向往。电视剧《温州人在巴黎》中的法国女孩思琳娜最具代表性。法国巴黎银行家的女儿思琳娜爱上了到法国留学的中国温州青年高晓峰。思琳娜不幸身染重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思琳娜最想实现的人生愿望之一,就是到高晓峰的故乡中国温州去看看。高晓峰深受感动,决定帮思琳娜实现这个愿望,专程陪护病重的思琳娜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温州。在温州乡村,思琳娜走遍了高晓峰曾经到过的温州山川、田地、村庄、学校和城镇。这不是一般的观光旅游,而是对自己所爱的人以及所爱之人的故乡的爱恋的表达。
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对中国文化的共同喜好,突出体现为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喜爱,尤以《林师傅在首尔》《辣椒与泡菜》和《北京,我的爱》等电视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最为突出。《辣椒与泡菜》叙述的是四川女孩李猜猜与韩国留学生姜宇赫的跨国婚恋故事。李猜猜是天香食府老板李小手的独生女,一心想做厨师。爱上李猜猜的韩国留学生姜宇赫决定学做川菜,想掌握天香食府“天下第一锅”的独门秘笈,成为川菜厨师。对川菜的钟情,使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这对中韩青年男女相识、相知并终成眷属。《北京,我的爱》叙述的是中国女孩杨雪与韩国男孩罗敏国的跨国婚恋故事。罗敏国在北京开了一家韩国石锅拌饭店,他在韩式拌饭里添加中国调料,研制出了新式的韩国拌饭。这是一种韩国饮食风味与中国饮食风味的结合,这样的结合使小饭店获得了成功。《林师傅在首尔》叙述的是川菜名厨林飞与韩国川菜饭店“芙蓉堂”经理朴善姬之间的跨国婚恋故事。剧中的韩国姑娘朴善姬是韩国首尔川菜名店“芙蓉堂”的继任经理,为了挽救处于危机中的饭店,朴善姬努力向来店借住的四川名厨林飞学习厨艺。朴善姬对林飞的川菜独门绝技佩服不已,渐生情愫,由对川菜的喜爱延伸到对川菜名厨的爱恋,最终他们谱写了一曲动人的跨国恋曲。
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喜好,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内心对中国的特定民俗有着深深的迷恋,有的甚至形成执念。如《我的娜塔莎》中庞天德的俄罗斯恋人娜塔莎一生都在等待与庞天德的婚礼——一场真正的中国式婚礼。娜塔莎这个情结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剧中的三场中式婚礼。庞天德和娜塔莎的第一场婚礼,是抗战时期他们执行任务时遭遇草帽山土匪,被迫假结婚。尽管这次结婚是被迫的,但因是与自己所爱的人假结婚,娜塔莎很喜欢这场婚礼,在后来的岁月里也一直想要真正举办一场这样的婚礼。在日军占据的海东重镇潜伏时,因执行抗日任务的需要,庞天德服从组织安排与地下工作者佟景慧假结婚,主持这场婚礼的就是娜塔莎。有意思的是,娜塔莎尽管很伤心,但还是把婚礼办成了在草帽山假结婚时的样子。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因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娜塔莎一直无缘与庞天德走进婚姻的殿堂。直到暮年,娜塔莎才有机会与庞天德结合到一起。结婚那天,娜塔莎要求庞天德像草帽山婚礼那样用八抬大轿把她迎娶过门。庞天德知道这是娜塔莎一生的心愿、一个未了的心结,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结,他如论如何都得满足她。在众人的祝福声中,两位沧桑老人终于举办了一次真结婚的中式传统婚礼,相望相守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对中国家庭伦理文化的认同与喜爱,也是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着意突出的一个方面。家庭伦理是多方面的,有父母子女之间的,也有夫妻、兄弟姐妹之间的,跨国家庭的婚恋生活会使这几个方面的伦理关系变得比较复杂。在《我的娜塔莎》《辣椒与泡菜》《温州人在巴黎》等电视剧中,青年一辈的跨国婚恋,都曾遭到双方父母的阻止甚至激烈反对,从而导致父母子女间的关系不和或紧张。但后来他们都被双方父母接受,进入双方的原生家庭,异国亲人被中国父母接纳并真心对待,因此生发对中国家庭特有的父母子女人伦关系及其人情味的认同与喜爱,如娜塔莎对庞天德的中国原生家庭、思琳娜对高晓峰的中国原生家庭,都很认同和喜欢。相较而言,最让异国亲人喜欢的还是夫妻间的伦理关系,他们的中国妻子、丈夫或恋人对待他们的中国方式,总是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温暖,如《温州一家人》中的雷昂与周阿雨、《温州人在巴黎》中的思琳娜与高晓峰都是如此。
(三)异国婚恋者对中国的热爱与帮助
在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的跨国婚恋叙事中,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对中国丈夫、妻子或恋人的爱恋,对中国文化的迷恋,最终都会升华为对中国的热爱,并落实到帮助中国的实际行动上。在电视剧叙事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中国人特别是海外华人无私地提供各种帮助。如《温州一家人》中的雷昂为了帮助自己所爱的周阿雨,努力学习中文,成立律师事务所,帮助中国人打理公司,解决经济纠纷,维护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中国人的合法权益。其二,为中国的抗战救国、现代化建设等提供各种帮助。《我的娜塔莎》里的娜塔莎与伊田纪子、《红莓花儿开》中的瓦丽娅、《温州人在巴黎》中的思琳娜等,都为中国的抗战救国和现代化建设作出很大的贡献。譬如瓦丽娅作为苏联飞机设计制造方面的援中专家,不顾苏联当局的禁令,把当时最先进的飞机制造技术毫无保留地给了自己援建的中国飞机制造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飞机制造技术与航空事业的发展。其三,为了帮助爱人的祖国,甘愿牺牲自己。《我的娜塔莎》里的娜塔莎与伊田纪子、《红莓花儿开》中的瓦丽娅、《东归英雄传》中的娜塔莉亚等,都是如此。《东归英雄传》中俄国女皇将娜塔莉亚派到土尔扈特汗国,要求她监视、控制渥巴锡,进而控制土尔扈特汗国。娜塔莉亚深爱渥巴锡,为了帮助渥巴锡及其部族东归,她违抗女王的命令,帮渥巴锡取得了东归所需的物资。在渥巴锡率部族东归的途中,娜塔莉亚又为土尔扈特人停战休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娜塔莉亚的所作所为,让信任她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极为愤怒,女皇下令逮捕她,并将她带回彼得堡,送上冰冷的绞刑架。娜塔莉亚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险,但为了渥巴锡,为了自己所爱之人的部族利益,她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帮助他们完成东归的心愿。
概言之,在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的跨国婚恋叙事中,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的中国情结,首先是对中国丈夫、妻子或恋人的爱恋,由此扩展为对中国文化的迷恋,最后升华为对中国的热爱与帮助。跨国婚恋中的异国亲人的中国情结是“家国一体”的。
新世纪跨国婚恋叙事中的中国情结,不论是中国跨国流动者的中国情结,还是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的中国情结,都与特定的中国想象相关。所谓中国想象是关于中国的想象,中国是悠久的历史存在与巨大的现实存在,同时也是想象性的存在,亦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3]6。在跨国流动者及其异国亲人的心中,中国作为祖国或第二故乡,既是真实的存在、记忆性的存在,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身份的跨国流动者及其异国亲人的心中,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具体形象是不一样的,其中国情结与中国想象的互动关系也有所不同。
(一)跨国流动者的中国情结与中国想象
在新世纪中国跨国题材电视剧的跨国婚恋叙事中,跨国流动者的身份是多样的,有跨国革命者,如《下南洋》中的简阳春、朱瑾,《我的娜塔莎》中的庞天德等;有留学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如《我亲爱的祖国》中的方学桐、张芷若和钱仲平,《红莓花儿开》中的沈岩、郝一梅等;有跨国商贸者,如《温州人在巴黎》中的万振国、李中坚,《温州一家人》中的周阿雨等。身份不同,关注的问题不一样,其中国情结的内涵及与之互动的中国想象中的国家形象也不同。
在中国跨国革命者心中,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也是饱受中外反动势力摧残、积贫积弱的国家,唯有抗战才可以救国,唯有革命才能重建新中国。抗战与革命,是近百年中国不得不如此的历史选择,自然也是跨国革命者的人生选择与历史选择。“近现代中国革命者所谋求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的富强,即现代化。在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之前,或最终决定以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时,都曾对改良或渐进的道路寄以希望,如甲午战争之前的孙中山,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但是,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这条道路是不可能通达中国富强的目标的。旧政权的腐败、面对现代化挑战的无能为力、帝国主义影响的根深蒂固等等,促使他们最终认识到,唯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旧体制,摆脱列强的控制,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立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4]8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中的跨国革命者的革命选择与“革命中国”想象,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暗香》中的孙中山,《下南洋》中的简阳春、朱瑾等,都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组织领导者和参与者,在他们心中,有一个“过去之中国”,那就是腐朽的晚清封建王朝,更有一个“未来之中国”。革新“过去之中国”,建设“未来之中国”,这就是他们奔走于海内外的革命目标。《我的娜塔莎》中的庞天德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心中,有一个“旧中国”,那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一个三座大山压迫下的贫穷落后的中国;还有一个“新中国”,那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之国。消灭“旧世界”,创立“新中国”,这就是他们不沉溺于个人的跨国婚恋生活、积极投身革命所追求的宏大目标。跨国革命者心中的“革命中国”,不论其具体内涵如何,都是近百年来中国追求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的历史写照。
在跨国留学、从事科研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和科技工作者心中,历史上中国有伟大辉煌的科技成就,有无数令世人称赞的发明创造,但在近现代却落后于西方国家。落后就要挨打,一部中国近代史由此成为屈辱史与血泪史。在新世纪跨国题材的跨国婚恋叙事中,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式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认知,而是《我亲爱的祖国》中的方学桐、钱仲平、张芷若等留美学生,《红莓花儿开》中的沈岩、郝一梅等留苏学生对中国历史、现实的观察与体认。在他们心中,有一个“科教落后”的中国形象,更有一个关于未来“科教先进”的中国形象的美好想象。改变“科教落后”的旧中国,建设“科教先进”的新中国,成为留学生与科研工作者所追求的远远高于个人跨国婚恋生活的宏大目标。
在中国跨国商贸者的心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形象是不一样的。《暗香》中的程大、《下南洋》中的简阳春等,在晚清时期流寓南洋,他们心中的中国是晚清时期的中国。这个时期的中国,以农牧业经济为主,落后于已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情陷巴塞罗那》中的林百年、《温州人在巴黎》中的万振国、《温州一家人》中的周阿雨、《林师傅在首尔》中的林师傅等,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到西班牙、法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进行跨国商贸活动,他们心中的中国,是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中国,是一个让他们不断增强自尊心与自信心的新兴中国,也是让他们愿意在商贸经济等方面为之作出贡献的祖国。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跨国婚恋叙事中的跨国革命者、留学生和科研工作者与跨国商贸者,由于各自的身份不同,所从事的职业与经营的事业不一样,对中国的认识与想象并不相同。在多样的中国想象中,中国形象都有过去的中国、现实的中国与未来的中国等历史形态变化。过去的中国,更多的是一种历史记忆,现实的中国是需要努力改变的对象,而未来的中国,则是需要实现的奋斗目标。认识历史、改变现实、奔向未来,这些都需要深藏在跨国流动者心底的对祖国的情感,亦即深挚的中国情结,提供巨大的心理能量。概言之,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不论想象中的中国形象如何,所有跨国流动者都情系祖国,个人的跨国婚恋生活也与之紧紧地关联在一起,这就是最深切的中国情结与中国想象的互动关系。
(二)异国婚恋者的中国情结与中国想象
在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的跨国婚恋叙事中,异国婚恋者是中国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他们心中的中国,更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认知是有限的,他们更多的是从自己的中国亲人那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因而更需要想象的参与,也更需要中国情结为其中国想象提供心理能量。
在中国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中,有的在中国生活与工作过,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与想象有实际经验与现实观察作为基础。如《我的娜塔莎》中的娜塔莎是苏联红军,由于对日战争的需要,受上级派遣与庞天德一起到中国从事地下工作和解放后的建设工作,对抗战时期的中国东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东北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是她的中国想象的经验基础。再如《红莓花儿开》中的瓦丽娅,最初是沈岩等留苏学生的辅导老师,后来作为苏联飞机制造专家被派到中国支援中国的飞机制造事业。在中国工作期间,瓦丽娅与沈岩结婚生子,中苏关系破裂后,瓦丽娅才被迫回到苏联。毫无疑问,同娜塔莎一样,瓦丽娅最初的中国想象是有现实经验作为基础的;但在后来漫长的中苏分裂的岁月里,对中国的变化知之不多的她们,对中国的想象,则主要停留在历史记忆中。推动她们的中国想象的中国情结,既来自在中国革命、战斗、建设中培养出的对中国的情感,更多的则是对他们的中国亲人的情感迁移与升华。与娜塔莎、瓦丽娅等人相比,《温州人在巴黎》中的思琳娜、《温州一家人》中的雷昂,最初对中国的认识,仅限于对中国恋人的认识,直到后来跟随自己的中国亲人来到中国,有了现实观察,其中国想象才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不论这些中国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的中国想象如何,所有跨国流动者的异国亲人都情系中国,其个人的跨国婚恋生活也与之紧紧地关联在一起,她们的中国情结与中国想象也是密切互动的。
概言之,中国“这个想象中的‘共同体’与其作为想象基础的那个现实中的民族国家,不仅有着认识意义上的复杂的‘互文’关系,而且有着建构意义上的‘互建’关系”[5]64。在这样的“互文”与“互建”关系中,跨国流动者及其异国亲人的中国情结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情感心理力量,而美好的中国想象又加深了他们的中国情结。
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国民有更多的机会以更现代的姿态在世界各国间流动,与多元的世界文化交流对话。作为对这一时代现象的叙事应答,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也随之日益增多,发展成为引人瞩目的电视剧创作现象。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所表现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跨国婚恋生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在叙述跨国婚恋故事时,借助跨国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传奇,着意表现跨国流动者及其异国丈夫、妻子、恋人的中国情结与中国想象。毫无疑问,这是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创作者的有意选择。如《北京,我的爱》这样的中韩合拍电视剧,虽然叙述者采用了中韩双重叙事视点,但因中方在合拍中占主导地位,所以突出的仍然是剧中人物的中国情结与中国想象。
美籍华裔学者王德威在论述中国现代小说与电影时说:“强调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像、叙述‘中国’的开端。国家的建立与成长,少不了鲜血兵戎或常态的政治律动。但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叙述之必要,想像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6]1中国电视剧同中国现代小说、电影等文艺形式一样,也是想象中国的一种方法,甚至是一种更重要的方法。塑造理想的现代中国形象,“凝聚整个社会观念体系,进而证明制度和秩序的合理性,使社会成员认同并建立信念”[7]20,就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因此使新世纪跨国题材电视剧的虚构叙事凸显跨国婚恋生活中的中国情结与中国想象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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