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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资本主义经济 可能陷入长期动荡 第一，危机凸显金融体系及其“有毒资产”难以根治。“有毒资产”指的是表面上仍有价值而实际上将会变成坏账、亏损的资产。如金融创新制造出的各种次贷相关衍生证券等等，不同于正常经营中出现的不良资产，“有毒资产”往往涉及高杠杆金融投机的欺诈骗局。2009年2月11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曾披露了欧盟委员会的一份内部报告的数据，显示欧盟区整个银行体系的“有毒资产”数额高达25万亿美元，其规模庞大竟然相当于2006年13.6万亿美元的欧盟区国内生产总值的183％，这个数据充分揭示了欧洲国家央行注入的数万亿流动性为何无效，因为其相对于25万亿美元银行“有毒资产”的确是杯水车薪。正如美国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美欧国家巨资救市仿佛“采取输血的办法挽救内脏大出血病人”，将会导致巨额资金被银行“有毒资产”的黑洞白白吞掉，导致缺乏资金的实体经济部门陷入更加资金匮乏的局面，无法促进物质生产的巨额注资将带来巨大通货膨胀压力。
2009年7月20日，美国财政部“不良资产援助计划”特别督察长巴洛夫斯基表示，目前联邦政府各项援助计划仅仅是挽救银行行动的开始，未来救助银行的总金额可能高达23.7万亿美元，这表明他间接承认已经暴露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一角”。新自由主义的取消政府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造成了虚拟经济投机泡沫脱离实体经济的无限制膨胀，美欧的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680万亿美元，比较美国14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近50倍，比较50万亿美元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还高出十多倍，这就意味着即使全世界60亿人口停止任何消费活动，节省10年的全部收入也不足以挽救潜在的金融衍生品坏账。[1] 这次金融危机与以往任何一次危机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就是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吹起高达天文数字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具有摧毁全球经济的巨大能量。金融衍生品坏债其实是脱离实体经济的投机赌博债务，世界各国只有正确认识这种坏债的巨大危害和性质，采取果断措施将其冻结、注销才能化险为夷，否则将会不断遭受一轮轮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袭击。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衍生品的扩大风险作用，充分暴露其不是避险工具而是投机谋利手段，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可以透过所谓金融衍生品是为了规避风险的表象，看出其本质是为获取超额利润进行的剥削方式创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超过普通经济危机，原因在于美欧流行的金融创新具有两面性，即使金融创新的初始功能具有避险作用，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其必须服从资本谋利贪欲。金融创新促使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发生变化，大大扩展了剥削的对象、程度和时空范围，使之延伸到不同实体经济领域和地区与国家，牵涉各种社会阶层甚至未来几代人。
第二，危及凸显私有制公司治理的弊端。当前，在西方不断进行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大环境下，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股份公司治理结构正面临着巨大危机。资本主义总是不断进行各个层面的创新活动，包括生产力方面的科学技术创新，但是也有生产关系方面的剥削方式创新，这种剥削方式创新不断酿成巨大风险。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体架构，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治理架构，都无法抵御金融衍生品创新的诱惑腐蚀。近十年来华尔街花了50亿美元游说、贿赂美国国会议员，促使美国国会在明知金融衍生品巨大风险的情况下，仍然通过了一系列放松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法案，因此，美国媒体也承认“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勾结起来出卖了美国”。在这种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巨大诱惑力之下，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难以遏制来自内部的腐败。即使高层经理在股份公司里拥有比较大比重的股权，譬如10%、20%的股权，其一年收益也远远小于一次金融衍生品作弊收益。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动辄成百上千亿美元，西方大公司高管年薪水平一般为数千万美元，如次贷危机后担任美林证券董事长的赛恩年薪5000万美元，但是，通过金融衍生品作弊带来的利益就大得多，许多公司衍生品交易损失都涉及串谋欺诈。政府无论怎样监管也深入不到公司内部，仅仅从外部监管不仅成本很高而且难以奏效。政府不拥有企业产权，无法深入到股份公司内部，无法掌握会计审计、重大交易的详细信息。政府高官、美联储本身也是垄断财团利益的代理人，即使在风险充分曝光后仍继续纵容金融衍生品投机。从微观经济角度分析，私有制企业模式容易形成追求私人巨额收入的贪欲，不计风险采用次贷及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并不断游说政府、国会为金融投机创造宽松条件，导致了伦理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三种调节共同失灵。
格林斯潘承认资本主义无法节制自己的贪欲，总想不断追求放纵贪欲自由甚至不顾自我毁灭的危险。由于私有制不能自我克制甚而尽情放纵贪欲，在当代金融创新提供了新型剥削手段的条件下，可以催生高杠杆金融衍生品泡沫的无限制膨胀，就可能促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在同以前相比较短的时间内积蓄巨大能量，酿成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甚至危及资本主义生存基础。当代金融垄断资本就像无法自我节制的赌徒，进行金融衍生品赌博时完全丧失了自控能力，这就意味着本次危机与以前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具有摧毁西方乃至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巨大能量，证明了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垂死性或过渡性论述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次危机也说明金融衍生品泡沫对实体经济的巨大破坏，正日益瓦解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促使其面临日益深刻的垂死、过渡过程的生存挑战。这表明金融垄断财团始终将社会改良视为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始终竭力支持新自由主义以求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并不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第三，危机凸显贫富分化的加剧。20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GDP增长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口袋。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是相当的，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美国最富的10%的家庭财富占社会财富的比例高达70%。[2]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负债经济难以为继。其他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英国、法国超过10%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50%，危机进一步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
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存在严重失衡。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2006年12月发布了《世界家庭财富分配报告》，该研究报告显示：从人口分布看，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85%，世界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1%。从区域分布看，世界上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拥有了世界上近90%的财富。可以说，财富分配不平衡是发展中国家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也是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和危机后不从根本上解决本国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对立，继续保持南北之间的贫富等经济差距，就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和顽症，并引发替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博弈和制度变革。
第四，危机凸显国家调节的低效。美国著名金融评论家、《利率观察家》杂志主编吉姆格雷特认为，在以前美国二战后经历的十次经济衰退中，美国政府平均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9%，而当前美国政府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达到了超过以前十倍以上的前所未有规模；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7%，当时政府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也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8.3%。据计算同大萧条时期相比，美国为挽救一个百分点的经济衰退，付出的救市代价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54倍，也就是说为挽救危机所付出的代价损失，甚至远远超过了危机本身造成的损失，美国政府付出巨大买单代价仅仅带来了微弱复苏。[3]
当前，尽管美国政府和央行不断出台规模庞大的各种救市计划，国债泡沫和美元债务泡沫膨胀达到空前规模，但是，美国经济尚未摆脱衰退并处于不稳定的震荡状态，即使今后债务泡沫膨胀刺激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增长，也不是实质上摆脱了经济衰退并进入经济复苏，而是从经济危机的“自然爆发状态”变成了“人为压抑状态”，债务泡沫暂时压抑的需求不足矛盾仍在不断蓄积能量，债务清算期来临时就会以更加强烈的威力爆发。美国今后即便宣布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微弱增长，也不能说明美国经济真正康复了，而可能是又一次某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和经济风暴来临前的暂时平静时期。
西方垄断财团一方面竭力贬低维护社会利益的国家调节，一方面毫不犹豫操纵政府为其谋求私利。政治上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和政治制度的低效率，精神上主张非为人民服务的“自私经济人”的理念和行为，必然导致市场失灵和伦理失灵基础上的国家调节失灵，从而影响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
危机可能迫使美国采取 特殊手段维护全球霸权
美国作为拥有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坐视金融和经济危机侵蚀其国际地位，不会容忍能给其带来巨大利益的美元霸权走向衰落。
首先，美国华尔街正借助对政府的影响和国家调节力量，进一步扩大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对其他行业和其他国家享有的特殊地位。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将挟持政府注资救市视为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美国政府向国际集团（AIG）注入800亿美元资金后，该公司的高层经理集体到海滨度假狂欢，尽显骗局得逞的狂喜而丝毫没有愧疚之情。美国注入巨资挽救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各种救市计划，本质上是华尔街金融资本挟持政府和公众，为继续获取超额利润进行的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创新。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以公众银行存款和养老金等为“人质”，还以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为“人质”要挟参与共同救市，收获丰厚赎金的效应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数十、数百亿的救市注资远远超过正常经营收入。美国大银行凭借规模巨大的金融衍生品坏账，就可以要挟纳税人、政府和央行持续不断注资救市，何必还要辛苦地向实体经济发放贷款获得微薄收益，这就更加促使美国金融机构沉溺于虚拟泡沫经济。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金融机构利润更加依赖于投机赌博性交易，高盛的高风险投机性日均交易额达到2.45亿美元，同次贷危机前2007年第一季度的数据相比增加了一倍，显示出美国银行业潜伏着比次贷危机前更大的风险。[4]
其次，美国正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资源、碳排放交易、知识产权和自然垄断行业的控制，以求即使在全球经济长期陷入停滞时仍能谋取超额利润。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特别重视加强对全球范围内自然资源的控制，中东、非洲地区的许多战争、冲突都是围绕争夺自然资源展开的。美国政府高官坦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正目的，不是为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为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资源。美国垄断财团在许多投机泡沫破灭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将投资方向转向控制自然资源，波斯湾、中亚里海地区、南中国海、尼罗河流域等等，都成为美国垄断资本为争夺资源竭力渗透并控制的地区。美国垄断财团还积极利用环保议题制造新的经济泡沫，设法利用对抗全球变暖创造一个巨大的碳排放限额及其衍生品交易市场，规模将达到上万亿美元并且随着碳减排计划实施而不断膨胀。据美国媒体揭露，碳排放限额交易制度实质上是允许华尔街将碳排放市场纳入其私人征税计划，通过向所有国家排放碳的实体经济部门征税来谋利，进一步加深有利于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的财富转移，比政府动用纳税人金钱挽救私人金融机构更糟的是，这将使私人金融机构得以在纳税人纳税之前就掠夺他们的财富。[5]美国还将通过碳排放私人征税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的交锋就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激烈利益博弈。美国还操纵国际货币基金在全球范围推行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领域的私有化，逼迫发展中国家向跨国公司出售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国家政府虽然普遍奉行不干预政策，但对于少数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部门，仍然存在较多的政府监管和公共企业。这说明工业资本当时具有较多的进步性，他们反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私人资本为获取利润，利用垄断力量寻租提高价格增加工业生产成本。但是，当代西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为垄断寻租鼓吹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更极端翻版”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即使在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领域，也必须取消政府管制和公共企业并推行彻底的私有化，包括铁路、公路、供电、燃气、自来水、医院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许多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全面私有化方案，结果导致水、电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甚至引起社会暴乱。中国应对国内外主张自然垄断行业推行国企私有化的声音保持高度警惕，某些中外新自由主义学者和经济研究机构纷纷主张自然垄断行业推行国企私有化，甚至中国个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公开主张把中国的国有经济缩减至美国式的10%，这很可能同他们主张的政治全盘西化一样，从根本上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
再次，美国仍在利用新自由主义政策误导各国经济金融改革，策划隐蔽的经济金融战争打击别国经济和货币体系。美国为挽救自身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与“华盛顿共识”截然相反的政策，但是，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挽救危机援助时，依然要求其接受“华盛顿共识”的一系列苛刻附加条件。迄今为止，美国政府高官还竭力将金融危机的责任推脱给中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并继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美国财长、高盛前总裁保尔森还公开警告中国不要因美国金融危机而放弃金融自由化改革方向。2009年美元面临大幅度贬值的风险加剧时，美国金融垄断财团有意加速引爆迪拜、希腊等国债务泡沫危机，促使避险恐慌导致美元大幅度反弹以缓解美元危机。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前夜，美国华尔街重要金融机构曾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主要议题是利用所谓的“金融快速反应部队”――金融机构与对冲基金组织，针对中国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美国金融界专家认为，一个国家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五年到八年时间内，实施金融袭击相对脆弱的金融体系的成功可能性最大，因而未来三到五年内是争取“延缓中国崛起”的机会。美国策划对华金融战的重点是通过理论和政策误导，诱使中国实行刺激泡沫经济的宏观货币政策，同时施压中国向西方银行开放投资和金融市场，通过炒作股市、楼市暴涨暴跌攫取投机暴利，然后趁泡沫破裂之机控制中国的银行和战略行业。[6]
复次，美国一方面通过滥发美元掠夺全世界财富，转嫁危机损失，一方面为美元最终衰败后继续控制全球金融准备替代方案。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前总统克林顿的导师奎格利，是一位深得西方金融权势集团信任的学者，他著书透露垄断财团的御用智库早就拟定详细计划，逐步建立一种由少数金融寡头统治世界的新秩序，最终发行由少数金融寡头控制的超主权世界货币。[7]西方金融权势集团构想的这种超主权世界货币，与中国提出的替代美元的超主权世界货币截然不同，中国的设想是维护世界各国的金融货币主权，将超主权世界货币的作用局限于国际贸易、金融领域，而西方金融权势集团构想的超主权世界货币，将会彻底剥夺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主权，由西方金融寡头控制的世界货币替代各国的主权货币。西方金融权势集团深知将会遭遇各国民众抵抗，有意推行旨在诱发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期动荡的政策，同时诱惑各国央行推行天量信贷政策来挽救金融危机，以便在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全球灾难到来之时，将责任归咎于各国央行和主权货币作为替罪羊，误导各国民众出于对恶性通货膨胀造成极度痛苦的恐惧，愿意放弃各国主权货币并接受金融寡头的全球统治。倘若美国金融财团剥夺各国金融主权的图谋得逞，就意味着即使金融危机最终导致美元彻底丧失信誉，国际金融寡头也能通过其控制的新型世界储备货币，更加直接、有效地控制各国经济金融命脉并掠夺财富。
最后，美国在采取经济金融手段难以挽救危机的情况下，甚至有可能采取军事凯恩斯主义发动战争（包括美国重返亚洲和重点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包围）。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后，是依靠二次大战的动员经济才最终摆脱了危机。布什政府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利用军事凯恩斯主义摆脱网络泡沫破灭后的危机。倘若债务泡沫破裂引发新一轮金融和经济危机，美国迫于巨大债务压力可能难以反复投入巨资救市，企业破产和失业猛增都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局面，为美国军工、金融垄断财团支持的右翼势力主张对外扩张提供借口，届时难免影响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为何把宣扬和遏制“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出路之一？
2012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以 “国家资本主义”为主题，刊发六篇专栏文章，认定中国、俄罗斯、巴西、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推行的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指责国家资本主义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严重威胁，影响西方经济复苏等；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提出要与欧洲联手消减作为中国宏观调控重要基础的国有经济；世界银行与中国有关研究机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联合报告，要求中国进一步消除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的股份化改制。当下西方发达国家为何把宣扬和遏制“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出路之一？究其因由有四条：
试图转移对西方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持续经济危机的视线，把危机的成因部分归咎于新兴经济体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被国际舆论称之为“欧洲五猪”的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接连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而这些文章却说：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危机恰逢一种强大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在新兴市场兴起，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因强有力的替代者――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显得更加严重；国家资本主义在发展中，现金十分充足，而且西方危机给它壮了胆。事实上，并非发展较快的中国等“金砖国家”导致和加剧西方国家危机，而是相反，新兴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拉动世界增长，缓解了西方危机。
试图制造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辩护，继续维护国际垄断资本和各国垄断寡头（尤其是金融垄断寡头）的狭隘利益。这些文章说：随着新兴国家越来越强大，美国越来越收敛，欧洲从内部分崩离析，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的位置，中国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轴心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优势，中国的经济模式优于美国，使自由市场原则和信仰受到挑战；国家资本主义在东方的崛起，可能鼓励西方出现效法者，进而使西方公司越来越担忧。人所共认，占1%的西方大垄断资产阶级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不仅受到本国99%的人民反对，而且损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益。世界社会论坛和欧洲社会论坛，甚至世界经济论坛也都在批评和反思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不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试图给具有较大程度独立自主和主持世界公道的某些新兴国家套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以便鼓动各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加以歧视和遏制。这些文章说：国家资本主义给全球经济体系带来了复杂棘手的问题，如怎样确保公平的某一体系、防止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胜过市场和专制胜过民主，把国有企业当做扩大军事实力的工具等；欧盟曾暗示它可能会阻止今后中国国有企业收购欧洲公司，其理由是所有国有企业事实上都是某一经济实体的一部分。世界的真相表明，恰恰是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垄断资本和军工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实行反民主的金融控制、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等，影响了公正的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和军事自卫化。
试图列举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劝说新兴经济体放弃采用合乎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国际竞争方式，以实现阻止这些国家的良好发展势头，其中特别是属于“金砖国家”的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等。这些文章说：国家资本主义主要由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国家主权基金，以及国家的支持私营公司等构成，它们在全球积极并购外国企业、争夺国际资源、热衷于自主创新等；国家资本主义会不擅长科技创新，会导致不自由、腐败和最终失败。上述言论总体透露一个信息，即某些发达国家及其利益集团，担心新兴经济体采取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措施，在合法的国际竞争中快速发展，会“妨碍”它们的既得狭隘利益。
（第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丁云）
[1] 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官方网站。
[2] 程恩富.金融风暴启示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259.
[3] Martin D. Weiss. The Great Hoax of 2009-2010. 11-02-2009 , http://www.省略/the-great-hoax-of-2009-2010-2-36247
[4] Martin D. Weiss. Banks still in trouble. 07-20-2009, MONEY AND MARKET.
[5] 马特・塔比.高盛――巨大的经济泡沫制造机.美国:滚石[J]. 2009,9.
[6] 张莺.美“金融快速反应部队”密谋对华出手.上海译报[N/OL]. 2007-11-08.
[7] Ellen Brown. The Tower of Basel: Secretive Plans for the Issuing of a Global Currency. Global Research, April 18, 2009,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13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