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小书激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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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怎么也难以想象，一个人的一句话，一个举动，都可能因犯某种“革命忌讳”而遭打击和批斗，更别说是有案可查、出版了一本“反动”的书，它引起一连串的紧张、惶恐，那是毫不奇怪的。这里讲一个“一匹马”与“翻案风”的故事，可以见其一斑。

　　1965年底，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记录当时农民高尚情操的报刊通讯作品集——《一匹马的故事》，以“反映农村四清后的成果，歌颂贫下中农的好风尚”。然而，在起伏不定的时代风浪中，许多事情的发生，往往出人意料。

　　此书收录了多篇赞颂新风尚的文章，其中，“主打”文章是一篇《一匹马的故事》。故事讲的是河北省抚宁县渤海公社的桑园第二生产队，从相距20公里的榆关公社某生产队买进一匹高大的“菊花青”马。该马虽然看上去膘肥体壮，但没过多久便生了病。卖马的生产队感觉这样做损人利己，便提出退款，将马拉回。而桑园生产队不仅不肯换回，还另派人带牲口去支援对方的春耕。其后，病马死了，卖马的生产队又执意要尝还钱并另赔一匹新买的白马，而桑园队坚持不肯收……当时《河北日报》、《人民日报》均对这一高风尚的事情作过报道。1966年初，山西省《火花》戏剧专刊还发表过根据通讯改编的大型晋剧《三下桃园》。

　　当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正陆续出版一套“新人物新风尚”小丛书，编辑崔玉华将选好的文章申报出书选题时，主管领导孙五川审读后，在“卖马的故事”文章后连提了“好、好、好”，嘱咐尽快出书。还批示附上评论文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由编辑部主任陈砾执笔，署名“童素华”（意为通俗话）。

　　“文革”开始后，新出版的图书品种单一，与人民群众对“精神食粮”的迫切需求形成很大反差，因而从1970年起，天津人民出版社用3年多时间对“文革” 前出版的图书进行全面审查，挑出没有“政治问题”的图书100余种，于1973年9月通知新华书店列入“开放书目”，其中包括《一匹马的故事》。此书在审查过程中，出版社做过调查，卖马的生产队回信说：“书中个别人有一般历史问题，其他人物无问题。”而买马的桑园生产队因受过批判“桃园经验”的影响，一直未给出版社回信。考虑到此书系歌颂新人新风，不至于有什么“政治问题”，出版社便将它重新出版了。

　　然而事情哪有这么简单？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没有问题也有问题。这不，此书撞到了随后而来的政治运动“枪口”上。

　　1972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初澜”的杀气腾腾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批判当时华北地区文艺调演中《三上桃峰》的严重“罪恶”，称它是1966年已被批倒的《三下桃园》的新翻版，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是“队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由于《三上桃峰》故事的蓝本取自《一匹马的故事》，因而天津人民出版社那时节重印该书，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一批“革命群众”厉声斥责：有人牵出“一匹马”来“为王光美涂脂抹粉，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他导演的‘桃园经验’翻案”，这不是“大毒草”是什么？

　　此事惊动上级有关部门，他们也要求深究：该收在1965年是怎样出笼的？当时的责任编辑和有关负责人为此都干了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时期为什么又把这株“大毒草”列入公开发行的图书目录？……雷霆万钧，一时出版社内鸡犬不宁。

　　出版社原党委委员康敏回忆：“一匹马的故事讲的是‘四清’时期王光美蹲点的村里的事。那时编加部主任陈砾负责此书的三审；
‘文革’中我分管编辑工作，同意此书重印，因而一追究责任，我们俩都挨批了。”

　　原责任编辑崔玉华谈起此事，至今犹感慨万端——批判声一响，凡有牵连者，人人自危：“那时，有关方面恨不得从出版社揪出一个与王光美‘黑线’挂上钩的 ‘大家伙’。当时大字报扑天盖地，可把我吓坏了。孙五川要我起草一篇检查，我说要我写可以，但不能让我负什么责任。五川说责任由他来负。但在那样的形势下，他后来实际上也是自身难保，担不起那‘责任’。”

　　经过一连串的内查外调，在狠批了有关“责任人”犯下的“路线错误”后，也查实：此书确无任何骇人的背景，与所谓王光美“黑线”根本沾不上边。这对于某些试图捉条“黑线”上的大鱼以邀功的人来说终究是一大憾事。而出版社党委为了从这“污水”中洗清自己，也以最快速度向上级有关部门做出“深刻”检查：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路线错误，说明“路线觉悟不高，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没有做好审查工作”，今后一定痛改前非云云。

　　批判《三上桃峰》运动一兴起，于会泳在国务院文化组批林批孔大会上就说过：

　　“《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并非无意，而是有人支持、有人批准、精心策划出来的……有人企图利用一些人的糊涂思想，作为自己的护身符，赶忙检查说：‘在政治上麻木不仁，对这样的剧目审查把关不严。’这骗得了谁呢？”（1974年3月30日于会泳“在文化组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可见在这个所谓“大是大非”问题上，一般性做做检查是难以过关的。于会泳谈话中就很有针对性地引证说：

　　“‘三上’被揭露了，还会不会搞‘四上’、‘五上’早就存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自从批了‘三上’，果然，‘四上’、‘五上’也被群众揭出来了。黑龙江省有个毒草话剧名叫《松涛曲》，也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有个湖南花鼓戏，叫《还牛》，是根据196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上的通讯《两头风格牛》写的。当时的《人民日报》对这篇通讯也加了编者按，说：‘一匹马’的精神（按：指《人民日报》在1965年发表的歌颂‘桃园经验’的通讯《一匹马》）在各地发展起来了……1972年2月，有人又把它搬了出来，改为花鼓戏，取名《还牛》。‘还牛’也好，‘送马’也好，都是为刘少奇、王光美歌功颂德的一类货色。”

　　幸好图书的影响不及戏剧大，而且，《一匹马的故事》只是刚列上新华书店图书目录，确定公开发行而尚未重新面世，“问题”即被“揭发”出来，因而得以免于被于会泳点名。即便如此，在当时形势下，这一“错误”在政治上的“严重性”仍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出版社除向上级作“深刻” 检查外，内部也深入开展了揭发批判运动，以提高全社职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同时，通知新华书店，将《一匹马的故事》一书全部报废处理；
还停止开放“文革”前书目，重新一一甄别……

　　不难看出，在那个年代，出版工作者与其他文化工作者一样，即使朝乾夕惕，慎之又慎，也难保不出“政治问题”。借用《诗经》的话说，每出一本书，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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