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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针对当前人力资本会计研究存在的问题，从职位资本角度提出高管职位资本价值的确定方法。以此为基础，结合高管职位资本的权益属性论述了其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 【关键词】 职位资本； 专用性； 经济后果
一、引言
当前人力资本进入会计实务的主要障碍在于其价值量的确定。尽管自1964年以来包括赫曼森、利克特、布诺默特、巴鲁克・列夫和阿里・施瓦茨、弗兰霍尔茨等在内的诸多学者对人力资本价值的确定进行了不同程度地研究，形成了人力资本成本计量模式和价值计量模式。然而，由于人力资本个体流动性差异，导致上述各种计量方法缺乏可操作性。职位资本（耿建新、朱友干，2009）理念的提出可解决此难点。简言之，所谓职位资本，即以每一职位为单位确定的人力资本组合。该组合可减少职位内部人力资本个体协作过程中的内耗与效率损失，从而节约交易成本。依据职位的高低及稀缺度的差异，可赋予职位资本不同的权益属性（耿建新、朱友干，2010），即低专用性职位资本――债权性安排；高专用性职位资本――股权安排；处于中间地带的职位资本――期股债权性安排。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阐述了高管职位资本价值确定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二、高管职位资本价值的经济后果
（一）高管职位资本价值
耿建新、朱友干（2009）从收益法角度提出了修订后的薪酬折现法，即以每一级别职位资本从企业获取的收益（即企业的薪酬等支出）现值作为其价值。对于企业每一级别职位资本年实际薪酬支出与预计薪酬支出的差额，依据资本保全原则，可于实际支出发生时调整每一级别职位资产的价值，而不再调整每一级别职位资本的价值。该方法无须考虑每一职位内部雇员离开职位的情况，只要职位存在，就可以衡量企业对职位的投入。此计量模式使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相结合，以名义货币购买力为计量单位，将企业对职位资本的薪酬支出现值作为其价值，从而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限于篇幅，不展开阐述此方法，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笔者的相关文章。
就高管职位资本价值的确定方法而言，依据上述思路，本文主张将企业对高管职位的总投入（即职位内高管获取的薪酬收益以及可能的持股收益）折现为高管职位资本价值。这表明高管职位资本价值不仅取决于其获取的薪酬折现价值，而且取决于其持股折现价值。实务中，企业可依据一定时间窗口内该证券的平均市场交易价格来衡量高管职位资本持股折现价值。该计量模式用公式表示为：
Vn表示高管职位资本价值；I表示该企业预计每年的薪酬支出；r是适用于该企业的收益折现率；n表示企业高管职位资本持股总数；NCFt表示所持股票每年产生的现金流入；R是适用于所持股票的收益折现率。
若以P表示股票价值，依据证券估价理论，证券价值取决于该其未来现金流量，则上述公式变形为：
上述计量模式衍生出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即作为具有股权资本属性的高管职位资本，其所获得的收益――企业赋予其的各种支出，应当作为股权资本从企业获取的收益中进行分配，而非成本费用。这将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产生何影响？
（二）从薪酬折现法角度计量高管职位资本价值量的经济后果
1978年斯蒂芬・泽夫在《“经济后果”的产生》一文中指出，经济后果是财务信息对利益相关者决策行为的影响。1997年威廉姆・斯科特在《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指出，经济后果是：不论有效证券市场理论的含义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必将会影响公司的价值。实证会计学派的代表人物瓦兹、齐墨尔曼从实证会计的三大假设――债务契约、报酬契约（又称为分红计划）以及政治成本角度论述了会计政策的选择将影响企业绩效，从而影响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并最终影响公司价值。经济后果学说告诉我们，会计政策的选择必将产生相应的经济后果。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赋予高管职位资本股权资本属性，并从薪酬折现角度计量其价值势必会对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相应的经济后果。
1.对债务契约的影响
企业将高管职位资本所获取的薪酬对价折现为高管职位资本价值，并相应地增加企业职位资产的初始价值。这将会因职位资产的价值和股权职位资本权益总额增加而增加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所有者权益总额。企业的资产结构与资本结构得以优化，财务状况得以改观。企业偿债能力以及债务人权益保障程度提高，从而有利于企业履行债务契约。
2.对报酬契约的影响
企业将高专用性职位资本所获取的高薪酬对价视为股权职位资本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的结果而非费用支出。这将会减少企业的成本费用，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果，提高企业业绩。企业经营成果或业绩的增加必然会有利于报酬契约的履行。此外，将高专用性职位资本纳入股权资本范畴，并给予其相应的剩余收益索取权，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契约的合理安排，会更加有利于报酬契约的执行。
3.对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如前所述，将原先部分收益性的薪酬支出资本化或视为股权职位资本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将会全面优化会计信息。对内部利益相关者而言，会计信息的优化将会对高管职位资本内部人力资本个体产生精神激励功效。对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企业向资本市场传达的利好信息将降低外部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的风险预期，从而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并将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减少投资人的用脚投票行为。优化的会计信息也将降低政府接管企业的可能性。
4.举例分析
例：假设表1是我国某央企上市公司的部分会计资料。本文拟利用此资料探讨薪酬折现法计量高管职位资本价值的经济后果。
从该央企上市公司所公告的财务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该公司2010年、2009年全年高管薪酬分别为：520万元以及500万元。这些高管薪酬数据已经披露在财务报告附注中。
由于传统会计理论中企业高管薪酬直接计入期间费用，从而冲减当期损益。依本文观点，将高管薪酬支出全部折现为高管职位资本价值，并相应增加企业职位资产价值。与此同时，每期实际支付的高管薪酬对价视为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
根据下述基本公式及所衍生的公式，我们可以估算该公司高管职位资本价值。
假设该央企上市公司决定于2009年起在财务报告中反映职位资本信息，并预计各年期望的高管薪酬支出为500万元。若适用于该企业的折现率为10%（假设当前资本市场的投资报酬率为10%），在企业持续经营假设下，企业的期望薪酬支出是永续年金，所以根据前述计量方法则该公司的高管职位资本价值为：Vn=，所以Vn=500万元÷10%=5 000万元。
需要说明以下三点：
第一，本例未采用企业薪酬固定增长模型计算高管职位资本价值的原因在于：首先，考虑到企业无法持续增加高管薪酬支出，因此，在保持企业价值增长的前提下，企业高管薪酬支出不可能以固定比例持续增长。其次，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在企业高管总薪酬支出不变的前提下，企业对高管职位资本中某些人力资本个体薪酬支出有可能增加，而企业的高管职位资本规模也有可能减少。最后，从当前时点看，也许之前相对低的薪酬水平和之后相对提高的薪酬水平平均后会达到现在时点的薪酬水平。
第二，从可操作性角度看，该计量模型的可操作性远高于我国准则体系中某些规定，如采用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确定资产的可回收净额等。究其原因在于：尽管该计量模型采用预计薪酬支出，但很容易取得未来各年的实际薪酬数据。因此，对于薪酬的实际支出与预计支出的差异可于实际支出发生时调整高管职位资产的价值以及相关高管职位资本权益，而不再调整高管职位资本的入账价值。本例中2009年预计高管薪酬支出为500万元，而实际支出也是500万元，所以无须调整相关权益。2010年实际高管薪酬支出520万元比预计支出多20万元，此时可调增高管职位资产的价值20万元，同时调增相关高管职位资本权益（如资本公积――高管职位资本权益等）。相反，若该公司薪酬的实际支出低于预计水平时，则同时调减高管职位资产的价值以及相关高管职位资本权益。
第三，就上述方法与当前准则的差异而言，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完善现有的财务会计体系，因此需要补充相关会计准则以求解决这类差异。就上述方法与当前税法的差异而言，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企业的各项资产应以历史成本为计税基础。企业持有各项资产期间资产增值或者减值，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确认损益外，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础。依据所得税法相关规定，当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或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时就产生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当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或者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时就产生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因此，上述处理结果与税法的差异可沿两条思路进行：一是将所增加职位资产形成的资产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的差异计入递延所得税负债；二是调整当前的税法的相关规定。这种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激励管理者，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以各年期望薪酬支出折现计量职位资本价值后，表1中数据的变化如表2。
我们从表2相关数据的变化可以发现采用薪酬折现计量高管职位资本价值的经济后果。表述如下：
就债务契约而言，采用上述薪酬折现法计量高管职位资本价值将使该公司2009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股权职位资本增加5 000万元，同时，职位资产初始价值增加5 000万元。当企业以后各年度实际高管薪酬支出与预计数有差异时，这种差异可直接调整职位资产价值以及相关高管职位资本权益，而不调整高管职位资本的入账价值。这符合资本保全原则。股权职位资本、职位资产价值增加后，该公司资产负债比率、权益乘数、产权比率下降，偿债能力提高，财务状况全面优化。这也使长期游离于表外的职位资产、高管职位资本及其权益在表内得以充分反映，有利于债务契约的履行。
就报酬契约而言，将高管薪酬视为股权职位资本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的结果，并将薪酬折现为高管职位资本价值将增加公司2009年税前利润以及净利润。税前利润增加数额取决于原高管薪酬支出总额。若该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为R，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为N，则2009年税前利润将比传统会计模式下税前利润多500万元，净利润增加500万元×（1-R）；2010年税前利润将比传统会计模式下税前利润多520万元，净利润增加520万元×（1-R）。这种增加将降低该央企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提高该公司的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进一步看，也可提高企业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指标（若能取得实际的薪酬数据则可以算出这些指标值，本文不一一计算，但这种变化的利好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全面优化的业绩指标将会对经营者产生更大的激励效率，并会更加有利于报酬契约的履行。
如前所述，对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而言，上述全面优化的会计信息对内部利益相关者激励功效是不言而喻的。对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优化的会计信息将向资本市场传达的利好信息，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也将降低政府接管的可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例由于无法取得该公司不同级别职位资本完整的薪酬资料，从而仅计算了高管职位资本价值。在实务中可依据每一家企业实际的薪酬对价水平和职位资本权益属性来计量不同专用性职位资本价值，从而弥补传统报表只体现财务资本权益而无法反映职位资本权益的遗憾。
三、存在的问题
本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无法取得该公司完整的薪酬资料，影响了分析结果的精确性。但其结论是值得肯定的，即：将企业对高管职位的各年薪酬等支出折现为高管职位资本价值，这将会因高管职位资产的价值和权益总额增加而优化企业财务状况；将原先部分收益性的薪酬支出资本化将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果。对内部利益相关者而言，会计信息的全面优化将会对经济主体及高管职位资本内部人力资本产生精神激励功效。对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企业向资本市场传达的利好信息将降低外部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的风险预期，从而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并将增强投资者对企业信心，减少投资人的用脚投票行为；优化的会计信息也将减少政府接管企业的可能性。本文写作过程中可参阅资料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论文的说服力，期望本文能起抛砖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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