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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 2022年第9期 靳卫东、陈菲菲、崔亚东：《中国工会的维权职能：底线型还是增长型》中国工会的维权职能不断凸显，而这种维权职能是底线型还是增长型，仍有待评估和验证。基于中国工会的最新实践，使用文本分析和干预效应模型等方法，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讨论了工会的维权职能。研究发现：首先，工会能够提升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使其升至最低工资标准之上，表明这种维权职能属于增长型；
其次，“自下而上”的组建模式是工会发挥增长型维权职能的重要原因；
最后，职工自身维权能力的增强，也为工会发挥增长型维权职能提供了助力。因此，广泛动员职工自主建设工会，不断提升职工的维权能力，是推动工会发挥增长型维权职能的重要手段。
政治与法律 2022年第8期 沈建峰：《去组织体化用工及其当事人确定与责任承担》市场交易的成本决定了当事人采取交易用工或者组织体用工。生产技术和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采用，导致去组织体化用工趋势，企业和劳动组织被解构，引发了用人单位碎片化、用工关系交易化但技术控制强化的后果，传统交易用工和组织体用工治理规则因此存在不适，需要一种协调无组织体的有组织用工的法律制度，其中用工关系的当事人确定及相关主体的责任承担尤为重要。用工关系当事人的确定，并非依据事实优先原则，而应探究个案中当事人通过意思或者行为等表达出的真实意愿。此外，还应引入承认复数用人单位的“同一用人单位”制度。用工关系当事人原则上就是用工过程中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承受主体，但考虑到去组织体化用工本身的特殊性，基于自己的行为，基于分散风险的可能以及基于效率的考虑，用工关系主体之外的人也可能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不同原因的责任承担，其性质、范围、是否可追偿等并不相同。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2年第8期 喻术红、常春：《对用人单位绩效考核司法审查之正当性与路径》在司法实践中，因绩效考核导致的劳资纠纷数量十分庞大，严重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指导案例183号”为该类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实践参照，但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对用人单位绩效考核进行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何在？审查限度如何确定？如何构建具体的审查规则？基于实现“绩效法治”、避免“绩效侵害”、促进“绩效分配正义”以及消弭“绩效纠纷”等四个目标之需要，裁判机构对用人单位绩效考核进行司法审查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在具体审查路径方面，裁判者应当遵循“实质与形式审查并重，合理性审作为合法性审查之补充”的原则，并从考核规则的制定、考核规则的内容及规则的执行过程三个方面依次展开审查。如此，既能保障绩效考核良性运行，又不至于造成司法过度之窘境。
教学与研究 2022 年第7 期 王宝珠、王朝科、王利云：《数字平台空间下的劳动过程分析——一个比较的视角》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社会经济空间得以拓展。劳动过程的展开也由物理空间转变为数字平台空间（物理空间+虚拟空间）。源于虚拟空间中技术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可分离性，数字经济劳动过程呈现原子化状态。和工业经济劳动控制形式相比，数字平台基于信息聚合，形成了算法控制这一劳动控制新手段，这可以对分散在不同物理空间的劳动过程进行全过程、全范围的管理控制。数字平台空间中的劳动过程不仅实现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也促成了环节转换效率的提高。数字平台空间下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结合形式呈现新特点，但劳资关系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关系进一步强化，且这种趋势还存在被“自由加班”“灵活工作”等形式所掩盖的可能。
思想教育研究 2022年第6期 吕佳翼：《列宁社会主义劳动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列宁社会主义劳动思想是苏俄在经济困难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产物，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思想的继承发展。列宁社会主义劳动思想包含劳动和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转变、社会主义国家对劳动者的要求、工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做好生产宣传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劳动思想。列宁的社会主义劳动思想指导苏俄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渡过难关，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时代的中国仍应在加强劳动纪律、提倡义务劳动、发挥工会作用、开展劳动教育等方面坚持发展列宁社会主义劳动思想。
调研世界 2022年第5期 王珊娜、赵明霏：《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基于农民工个体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基于2021年春节假期农民工个体调查数据，通过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对农民工就地过年决策的影响，从而反映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状态。实证分析发现：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形成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对农民工选择就地过年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特别是对第二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更大；
将工资、社会保障、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劳动合同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内在传导机制发现，工资、社保、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起到部分中介调节效应，工作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为明显。因此，应推动劳动合同法的全面执行，有效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切实维护农民工特别是新就业形态从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陈成：《劳动保障监察的柔性化发展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探析——以责令改正为例》劳动保障监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领域发挥着良好的社会治理作用。本文试图跳出劳动监察的宏观研究视角，采取“以小见大”的研究路径，关注“责令改正”这一劳动保障监察最常用的手段，以期得出更加深入和更具操作性的执法方案。随着时代发展，传统刚性监察模式已无法满足“善治”政府和新就业形态的治理需求，本文认为应采取“多元共治”的治理理念和“刚柔并济”的监察模式，充分调动企业、工会、劳动者等多方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基于责令改正在案件处理“量”上的优势，本文通过分析近年来的办案数据，发现责令改正不但是劳动保障监察最主要的执法手段，而且还具有显著的柔性执法特征，借此可准确地分析出其在执法权限、人员队伍、利益协调、柔性改革等多重维度的社会治理作用。溯本清源，针对责令改正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笔者认为应排除内部行政行为的解释，采用狭义概念、运用违法性确认和补救的法律效果来界定其柔性执法的法律性质。基于以上理论探讨，在分析大量劳动保障监察立法案件的基础上，有机整合出单独适用、行政处罚前置条件、与行政处罚并处、行政处罚后置条件四大类型，利用谱表识别出其对应的法律性质，从而切实提高劳动保障监察的执法水平，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助力法治中国的建设。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2年第4期 王一任、柴静：《竞争与整合：高绩效工作实践与工会实践关系的研究回顾及整合分析框架构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工会实践是企业劳动关系调整最基本的方式。随着高绩效工作实践的出现及广泛应用，高绩效工作实践与工会实践的关系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以竞争与整合为基本视角，对探究两者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在竞争视角下，高绩效工作实践与工会实践之间存在相互竞争，并表现出一定的替代性。在整合视角下，高绩效工作实践与工会实践二者由于相互促进、功能互补，更有可能对劳动关系的有序运行产生协同效应。研究认为，高绩效工作实践与工会实践更可能是整合状态，更容易产生协同互补性。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情境，研究构建了整合视角下高绩效工作实践与工会实践产生协同作用的分析框架。
管理学刊 2022年第3期 单红梅、金露露：《企业—工会关系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心理资本和情绪智力的作用》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了企业—工会关系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心理资本在企业—工会关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对294份员工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企业—工会关系显著促进员工创新行为；
心理资本在企业—工会关系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情绪智力不仅正向调节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间的正向关系，还强化了心理资本在企业—工会关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这表明高情绪智力的员工能够更有效地感知和利用企业—工会关系所提供的心理资源，并将其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结果既为企业提升员工创新行为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又为增强企业—工会合作、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社会主义研究 2022年第3期 徐景一：《算法机器与资本控制：劳动过程理论视域下的平台劳资关系与资本积累》梳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发现，技术分工—资本控制研究框架是分析、解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劳资关系、资本积累形式变化的重要依据。应用劳动过程理论框架对U平台的劳动过程研究后发现，在平台资本垄断算法机器与主导网络化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利用意识形态规范、技术监控与直接控制管理策略对雇佣劳动进行隐蔽深刻的控制，这种控制导致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权力、利益关系失衡。自微观劳动过程至宏观生产体制，技术进步动态运动促进了劳动过程的演进变化，劳动过程的创新形式引起劳资关系的变化，劳资关系变化具体形式通过经济与社会关系再生产，重塑资本与国家、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最终生成新的资本积累体系。基于算法技术，平台资本不仅控制劳动过程、主导劳资关系，更改变了产业间传统界限、形塑其他产业资本对其依附关系，重构经济社会格局，最终建构和加快平台资本的积累与集中。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2期 胡恩华、张文林：《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工会实践耦合对工作重塑的影响——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推动了新型就业结构和灵活办公方式的涌现，传统自上而下的工作设计难以灵活应对工作场所的变化，员工主动重塑工作的行为受到广泛关注。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构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工会实践耦合通过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认知路径与类亲情交换的情感路径作用于工作重塑的跨层模型，以66家企业的498名员工为研究样本，对模型和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工会实践耦合显著促进员工的工作重塑，且其对工作重塑具有“增量效应”；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和类亲情交换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工会实践耦合与工作重塑间起中介作用，即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工会实践耦合通过激活员工工作重塑的“理性认知”和“情感冲动”双重驱动机制，促进员工工作重塑。
社会科学战线 2021年第11期 艾琳：《平台用工职业伤害保障探究——以网约配送员为例》平台从业者已成为中国劳动者队伍的有生力量，但这一群体的从业身份如何界定、法律权益如何保障，则是一个突出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网约配送员”是平台用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于2020年被国家人社部明确为新职业，由于在现行法律下该群体不被认定具备劳动者身份，因而缺少社会保险的保障，这引发了诸多问题，尤以工伤保险争议最为突出。文章通过对相关司法案例的类型化分析，揭示平台企业对用工责任的规避方法及造成的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缺失的现状，提出将平台从业者的工伤保险与传统劳动关系解绑，统一职业伤害保障的思路，并将平台用工方承担工伤赔付的责任，首先确定在恶劣天气条件下作业发生伤害等与工作原因直接相关的情形，并提出构建职业伤害赔付的快捷模式。
人文杂志 2021年第11期 周家彬、陈奥：《试论中共对领导工人阶级方式的探索（1925—1927）——以上海区委对工会的领导为例》工会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阶级的重要途径。大革命时期，如何实现对工会的领导一直是中共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在一段时期内，上海的地方党组织难以通过工会实现对工人阶级的有力领导。为解决此问题，1926年武汉战役后，中共上海区委试图通过整顿党内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和完善工会内的党团组织对工会进行间接领导，但由于制度不健全、人才缺乏等原因，进展缓慢。1927年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为整合工会力量，保证工人运动领导权统一，上海区委越过职能机构和派出机构对工会实施直接指挥。四一二事变后，这一探索被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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