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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缺少平民主义一翼引发政治失衡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腐败泛滥成灾之时，另一条道路出现了。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即力倡反腐，但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遏制。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上台，首先便通过严厉的警察手段治理腐败。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主席斯米利亚可夫因严重腐败而被判处死刑。受贿654200卢布的勃列日涅夫女婿丘尔巴诺夫被判刑十年。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势力受到严厉打击，“150名州委书记中，有47名被撤职，几占三分之一。在勃列日涅夫出生地乌克兰，25名党委第一书记中，就有9名被撤职。在一度是勃列日涅夫领地的哈萨克，20名党政要员中有7人被整肃。”
雄心勃勃的安德罗波夫尚未来得及将反腐运动推向整个官僚系统，就因病去世了。新上任的契尔年科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反腐运动因而不了了之。
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思路是陈旧的。他在秘密警察领域干了15年，正如俄罗斯政论家所说，安德罗波夫“使用警察式的做法是因为他不懂其它的手段”。他使用克格勃等警察力量，拧紧螺丝，既严厉打击了特权腐败，也伤害了正在萌芽的自由市场因素。安德罗波夫同中国毛泽东一样，在打击官僚特权时，都构筑了一个超级权力与平民主义的社会联盟。在文革中，毛泽东除了使用本人的绝对权力，还借助民众造反的“大民主”，打压整肃一个泛化了的官僚特权阶层，同时还包括了一个假想的资产阶级。这种反腐手法十分粗暴，常常超越法律底线，但也的确缓解了干群对立。而安德罗波夫在苏联主要使用秘密警察和司法机关的强制力，没有对法制造成直接的破坏。他的反腐事业虽然短暂，但震撼性颇大，在那些“专门关押‘人民敌人’的政治监狱，第一次塞满了犯有贪污受贿罪的勃列日涅夫的重臣和走卒”。从他的行动中，正直的党员和普通人民看到了希望。
契尔年科接任后数月又因病去世，其后是戈尔巴乔夫上台，由于戈尔巴乔夫是安德罗波夫的好友，是安德罗波夫的政治派系与改革精神的当然继承人，他在党内一开始便获得了相当拥戴。
戈尔巴乔夫继续对高级干部队伍实行大规模撤换。老人政治逐渐退出苏联政治舞台，亲贵政治受到了有力打击。另一方面，视野更为广阔的戈尔巴乔夫还接续了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运动，大规模地平凡冤假错案，许多潜伏已久的对立情绪得以消融。戈尔巴乔夫威望直线上升，掌握了初期改革的主导权。
戈尔巴乔夫对老人政治、亲贵政治、滥施镇压和贪污腐化的反对是十分坚决的，但是，他对合法性特权的负面效应重视远远不够。特权的合法外衣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戈尔巴乔夫长期沉浮于官场，深受这种合法特权制度的熏陶，在生活上也是其心安理得的享受者。他的夫人赖莎享受成性，颇受物议。据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回忆，在美国，赖莎当着里根夫人的面，打着响指，对身边人颐指使气，表现得一点也不象现代平等社会的人。在政治上，戈尔巴乔夫靠担任拥有避暑胜地的边疆区领导人而得以升迁，帮助上司（包括勃列日涅夫）享受特权，是其工作和交际的一部分。种种牵牵挂挂使他乐在其中，对特权腐败的负面效应缺乏战略性的警觉。本来反腐运动的声势已从安德罗波夫身上传递过来，戈尔巴乔夫却并未加以继承，也未将这场运动从惩处贪污受贿，推向取消合法特权，并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新生。他未能洞察民众与官僚的阶级对立蕴藏的巨大危险。
公开性改革使更多的特权和腐败事实被揭露出来。“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
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人民不仅有了说话权，而且又将拥有投票权。如果不采取战略性的行动，彻底根除特权，促进党在道德上获得新生，挽回人民的离心倾向，那么在接下来的民主选举中，苏共将被广大选民所抛弃。改革家也将失去辛苦建立起来的威信，失去对改革的主导权，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然而，戈尔巴乔夫缺乏这样的战略性的警觉和敏锐性。
有一位政治家，政治敏锐性极强，善于把握通过反特权而赢得民意拥戴的契机。他就是叶利钦。
叶利钦是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反对老人政治的受惠者。1985年3月，刚刚就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前往乌拉尔山以东的斯维尔德若夫斯克州视察工作，对陪同的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当年53岁）的能干产生了深刻印象，一个月后，便将叶利钦调入莫斯科任苏联建设部长。五个月后，叶利钦又被提拔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战略部署，叶利钦在莫斯科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路线，数月内，莫斯科市的33个区委书记中，就被他撤换了23个。
叶利钦在莫斯科实施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反对特权。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叶利钦的工作方法“从一开始就带有平民党的性质”。[15]为了体察民情，他经常微报私访，“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或者电车，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查看城市食品供应情况和医院服务情况，“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在莫斯科闹得满城风雨”。针对当时日用消费品紧缺的状况，叶利钦筹建起一批食品、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并公开向民众许诺，将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诸如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等老大难问题。
长期的基层工作经验，使叶利钦对民众反感特权腐败的心态十分了解，他下令取消了莫斯科市的高干特供商店，他的妻子同普通市民一样上街排队购物。正在开放的舆论工具被叶利钦经常借用来向特权腐败发起攻击，他所提出的“批评无禁区，公开无界线”的口号，对公开性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叶利钦的改革受到了政治局第二号人物利加乔夫的阻挠。利加乔夫思想僵化，手也似乎伸得太长了。叶利钦大受影响，1987年9月初，他向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信，指责利加乔夫领导的书记处作风保守，未抓住重心，声称自己不愿留在政治局。与此同时，叶利钦还打破惯例，把党内的矛盾毫无顾忌地向国内甚至国外公开。
戈尔巴乔夫一手提拔了叶利钦。叶利钦代表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一翼：反特权的平民主义一翼。如果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那么，他应该安排叶利钦掌管反腐领域，将反特权运动推向整个苏联社会。叶利钦的贡献都将会被民众看作是戈尔巴乔夫的安排（事实上在莫斯科改革中民意便是这样理解的）。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动作，且迟迟不与近在咫尺的叶利钦会面。
10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稿，为了帮助戈尔巴乔夫打开局面并战胜僵化的利加乔夫派，叶利钦再次打破高层政治生活惯例，向利加乔夫发起直接攻击。为了展示自己的直言作风，叶利钦先将业已内部通过的戈尔巴乔夫讲话稿挑了一通毛病，提出了二十多条修改意见，尤其强调要警惕那种正在兴起的对总书记的吹捧，防止坏风气的蔓延。然后，叶利钦的锋芒指向了利加乔夫，他批评书记处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有时甚至起绊脚石的作用，使他无法开展工作，因此他要求辞职。
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是几乎有点气急败坏。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戈尔巴乔夫公开提出批评。中央委员们对这位破坏“一言堂规矩”的莽撞家伙群情激愤，争先恐后地发言攻击叶利钦。抨击最严厉的是两位最有名的改革家：雅科夫列夫（他说，“叶利钦是从背后给了党一刀。”）和谢瓦尔德纳泽。会议当场决定解除叶利钦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十几天后，叶利钦写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遭到戈尔巴乔夫拒绝。经受不了刺激的叶利钦在办公室内用剪刀自杀未遂。次年1月，他被任命为苏联建委副主席，一个无关紧要的职务。
在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形下，因为一段直言，戈尔巴乔夫便将自己一手提拔的改革干将叶利钦当场予以撤职（如果戈出一言阻止，中央全会便不可能作出将叶撤职决议），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同叶利钦打破规矩的攻击一样十分轻率，简直就象儿戏。在苏共上层政治中，普遍存在着性格粗暴、随意挥斥的现象，但作出组织决定却需要慎重。
打击叶利钦的第一个恶果是封住了众人的口。高层政治家们亲眼看到戈尔巴乔夫度量太小，他口口声声要建立“民主”，但当“民主”在身边发生时，他却有接受不了，事后也不尝试着勉强容忍。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说话了。这证明戈尔巴乔夫无法从他所极为厌恶的勃列日涅夫式的平庸中摆脱出来。他没有能力在政治局内建立起高效的政治生活。高层刚刚泛起几许活力，又沉入老套虚浮的状态中。
在大局上，戈尔巴乔夫严重破坏了政治平衡。政治需要保持左右平衡或者多维平衡。一旦失去平衡，极易发生左右摇摆。叶利钦代表着党内雷厉风行的实干改革派，是右翼的象征。虽然当时官位不高，但实为戈尔巴乔夫的一条膀臂。叶利钦的改革意念是真诚的，对于提携他的戈尔巴乔夫心怀感激。戈尔巴乔夫为一时自尊受挫而激愤，自断膀臂，显示他心胸过于狭隘，无法驾驭一个基本的个人实力圈。在失去了叶利钦后，他又不去寻找类似的角色补位，结果在自己的实力圈内失去了激进改革的一翼。他在启动政治改革后，时而紧紧追踪着叶利钦的激进民主纲领，时而又按照强硬派的设计去处理危机，他的左右摇摆，与他在个人实力圈内缺乏强有力的右翼有直接关系。
更为深刻的，是戈尔巴乔夫随意便将叶利钦整肃掉所反映出的对反腐运动之轻视，以及相应的政治迟钝。戈尔巴乔夫不能从叶利钦的“平民党”做法所获得的大众热烈欢迎中洞察苏联社会的深层流向。他看不到叶利钦所代表的“反特权的平民主义”一翼，乃是苏共获得新生的出路，是未来政治选举中苏共赢得选票、建立起多元政治中的竞争力的发动机。整肃掉叶利钦的客观意义，是向大城市民众甚至整个苏联民众宣告，他戈尔巴乔夫无意去大张旗鼓地反腐，无意去解决民众最憎恨的事情。
在苏共内部，一些反对大张旗鼓反腐的人士认为，如果党的总书记这样做，将暴露出许多党内高层腐败黑幕，给政治对手以攻击的口实。这种观点，与民间流传的那种“反腐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的嘲讽话，有着相同的夸诞性。腐败的揭露是打不倒苏共的，连骇人听闻的斯大林肃反罪行的揭露，都没有将苏共在1950年代打倒，到了1980年代中期，这种揭露和平反冤假错案，还能极大地增强戈尔巴乔夫的威信。中国的毛泽东和苏联的安德罗波夫的反腐经验证明，铁腕反腐的确有助于增强党和领导人的威信，使民众与官员的对立有所缓解，对党的地位是相当有利的。那些不利因素是可以克服的，毕竟主动权掌握在执政者手中。叶利钦近在眼前的先例便证明了，民众是通情达理的，谁反腐败，民众就拥护谁。如果真诚的反腐一直持续下去，就会为通过法治和民主使特权阶层冰消雪融提供动力，党的领袖的威望将空前高涨，党也将逐渐获得新生，再辅之以实干，一个新生的完全遵从法治的现代选举型政党将在新的多元政治格局中建立起强大的竞争力。
由于党的领袖自身就属于官僚集团的一分子，与特权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他会受到种种牵制。但这些牵制是可以摆脱、随后予以分类处理的。戈尔巴乔夫虽然对特权生活乐在其中，但个人私德不错，他在国外的巨额版税在台上台下几乎都捐出了。他的私德具备领导反腐倡廉的示范性。而且，他行事也不欠缺魄力，那么多高官都被撤掉了，那么大的让权都作出了，连苏共6条都废除了，连中央对加盟共和国行政首脑的任命权都放弃了。他的魄力不可谓不足，只是政治嗅觉迟钝。在他所开创的民主时代滚滚而来之际，他仍未能从习惯坐在机关里下命令的老派政治家状态中摆脱出来。他不懂平民心理，不知道信息时代反腐的关键价值，不愿正视腐败对苏共的致命杀伤力。他热衷于建立民主政治，却对反腐——民意——选票这三者之间耀眼的直接联系视而不见。
反腐的耽误，是苏共在开放和选举中失去民心、失去选票、失去多元政治中的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之所以犯下这一巨大的战略性失误，主要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认识不足。正因为认识不足，他才看不到叶利钦身上除了雷厉风行的实干家之外作为“平民党”的道德价值。如果认识到了这一切，他不会轻易抛弃叶利钦；
即便由于性格和其他因素使他无法笼络住叶利钦，他也可以亲自去做“平民党”，虽然“平民党”的做法由叶利钦首先发明，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跟进，效果也会更好，因为大权握在戈尔巴乔夫手中。
整肃和抛弃叶利钦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将反腐大旗拱手让出。叶利钦虽然下台了，但反腐大旗继续扛着，并且在民间舆论中，由受戈尔巴乔夫指挥下的反腐先锋，上升为独立的反腐主将。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放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叶利钦将反腐大旗带走了，先从台上带到台下，后来从党内带到党外。民意也渐渐被他带走了。
叶利钦因为直言而被撤职的消息传出后，莫斯科市民乃至整个苏联人民都同情他。叶利钦无形中戴上了殉难者的光环。戈尔巴乔夫不久后推行的政治改革，给了叶利钦东山再起的机会。自由知识分子开始与他建立政治联盟，他被推为改革家和反特权的平民主义运动领袖。在苏联议会里，以他为首建立了跨地区议员集团，在党内他公开领导着一个“激进民主派”。
叶利钦也着力将自己塑造为主体民族之平民代言人。为了迎接政治选举，他写了一本书：《我的自述》。书中揭露了苏共上层的严重特权腐败现象。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他以亲身经历作见证，“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接着他讲述了自己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的特殊生活待遇，“顺便”介绍自己搬进去的豪华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
叶利钦站在民间立场上对党政系统的腐败特权、僵化务虚进行了大力抨击，得到了社会各界、从大城市到煤矿工人的支持。从1989年开始，他领导下的激进民主派不断推动煤矿工人罢工，或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组织数十万人游行示威，向戈尔巴乔夫施压。
叶利钦的反特权的平民主义，由个人抗争，发展到政治运动，思想取向，转变为民主选举时代的政治动员。初步的组织化完成了。叶利钦崛起为一个有民意基础、有政治组织、推行激进改革纲领的实力派政治家。依据民意和实力，1990年5月，他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这时的叶利钦还未断绝对“社会主义”和政治局的眷念，但戈尔巴乔夫迟迟不对他招安，为已取得重大成就的他分配重要席位。叶利钦在失望中退出了苏共。苏共也失去了党内高层组织中建立强有力的右翼的最后机会。
再过一年，1991年6月，在俄罗斯联邦首次大选中，叶利钦以57%的选票，击败刚刚卸任的前总理雷日科夫（得票率为16%）和戈尔巴乔夫提名的候选人巴卡京（得票率仅有3%），成功地当选为俄罗斯总统。
在两个月后发生的“8•19”政变中，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号召莫斯科起来反对旧势力复辟，民众纷纷站出来保卫“白宫”，军队也倒戈投向叶利钦。正是依靠人民的支持，叶利钦平息了叛乱，救出了被囚禁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与叶利钦获得民众巨大的支持相反的，是苏共失去了民心。学者黄苇町在《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中说：
“中央党校苏共史专家王长江同志曾对我谈起过一组数字，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苏联解体前，苏联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
还有一个数字可以作对比：“十月革命前夕，共产党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临时政府就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
是民众拥护将共产党推上了领导席位，又是民众的弃绝和疏远使苏共最终在1991年丢失了政权，这背后苏共蜕变的径迹值得深思。
戈尔巴乔夫面对一个与民众疏远的党，面对党内包藏着的与民众已形成对立的特权阶层，不去以反腐运动为核心，为苏共建立起“争取民心工程”——这是戈尔巴乔夫在党建工作中的最大失误。因为这一失误，苏共失去了在多元政治中的竞争力，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他赖以维系国家统治和巩固个人地位的实力基础。而这两者，本有扳回的极大可能。
失去民心的最后结果是，苏共消失，苏联解体。在这一过程中，掌握了民意的叶利钦产生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起了不良的推动作用。当1990年刚刚建立起激进民主派的政治实力时，为了与苏共内部的僵化派对抗，叶利钦与波罗的海三国主张民族分离的政权联手，协调采取共同行动对付联盟中央，这一联合被戈尔巴乔夫称为“平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盟”。继而，他又接过民族主义的旗帜，宣布俄罗斯联邦“主权”独立。他的行动给了各个加盟共和国以极大的暗示，表明联盟中央是可以对抗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无意去镇压这种对抗，于是各个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主权”独立，事态遂不可收拾。在平息“8•19”政变之后，叶利钦又擅自下令“停止俄共的活动”，将苏共和俄共的财产收归俄罗斯联邦所有，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数月后，叶利钦又和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秘密协议，将统一的苏联解散，代之以“独立国家联合体”。叶利钦这一行为使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建立一个介于联邦和邦联之间的政体的机会，也使俄罗斯民族丧失了未来复归联邦的机会，无异于自毁长城。
对于特权阶层与民众的阶级对立导致社会失去和谐、对苏共丧失政权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这一现象，学界有着一些不同的解释。近年来，有一种观点十分流行，认为在苏共垮台过程中，苏联特权阶层出于私利、主动抛弃苏共，投向“资本主义”怀抱，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
这一观点以美国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所著《来自上层的革命》为代表。书中断言：“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本书作者注：这是特权阶层的另一种和缓说法），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而支持了叶利钦，……转而拥戴资本主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对于那些拥护资本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握有苏联体制实权的那些人——即党—国精英——是能够给他们以打击的。不过他们没有。他们为什么没有（《来自上层的革命》前文已给了答案：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恰恰是理解苏联体制终结的关键所在。”[16]书中潜藏的含义是：如果这些党—国精英抛弃“私利”考量，下决心采取行动给自由知识分子以“打击”，苏联的崩溃是可以阻止的。
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的观点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同和发挥。他们认为，苏共垮台的原因很多。除了在国家上上下下的意识形态中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外，原苏联官僚阶层中的既得利益者们的力量，则是推动与加快苏共垮台与苏联解体的关健性因素。因为特权阶层笃信：党可以亡，国可以亡，权贵们的地位、权贵们的利益、权贵们的特权并不因为演变为“资本主义”而消亡的，因此，导致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
对这一观点的论证，引用了学者黄苇町所写的《谁是苏共掘墓人》一文中的一组数据，证明有大批前共产党人，在今天的俄罗斯或担任政府高官，或崛起为大富翁。
在这一观点中，蕴涵着这样的猜测性前提：权贵们对共产党反腐力量的恐惧，要远大于对自由民主社会的恐惧。而且他们事先便预计到解体后的俄罗斯法治不彰，因而可以帮助成功地将赃款“洗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
与此类似的看法还有许多。这些看法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出于私利追求，抛弃共产党，主动选择了推行资本主义的叶利钦，从而导致了苏联崩溃；
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的换船行为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其中的道理，就是从内部瓦解了苏共，这种思路十分类似于斯大林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论断；
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准确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是恶劣的或者是没有法治的，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事实也正是如此。
这类观点，可以被通称为——“特权阶层使坏论”——不管是有意地、还是本能地使坏——导致苏共内部瓦解以至于崩溃。它的逻辑实质，就是将特权阶层视为特别的恶，而且是深沉的、有远见的恶，这种恶甚至们有能力主导历史的进程。
这类观点的实质，不过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变种。过去的万恶之原是资本家，现在成了特权阶层。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可能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深怀保守社会主义和红色价值的良好愿望，高扬着平等主义的旗帜。但是，他们的观点同过去的阶级斗争理论一样，棒打一切，似是而非，臆想远大于实证，省力且万能，但什么也不能解释清楚。
这种“特权阶层使坏论”经不起以下事实和分析的挑战：
1，在1985年至1991年，叶利钦是反特权的平民主义政治家，还是与特权阶层勾结的政治家？
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进行阻挠的“僵化派”，是否是既得利益者集团，或者叫做更接近于特权阶层的政治集团？那些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铤而走险发动“8•19”政变的“僵化派”，是否属于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这些“僵化派”在1985年至1991年，是否代表着党—国精英或特权阶层的情绪？
阶级是客观存在的。阶级分析是有一定的科学价值的。但是必须进行现代学术改造。即使对上述问题作出肯定回答，从而否定了叶利钦与特权阶层勾结，也不能将部分特权阶层人士的做法，看作是整个特权阶层的行为。也不能将他们的阻挠说成特别严重的恶意，更不能将整个特权阶层绑在一起，说存在着阶级“阴谋”——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将某个阶级整个地妖魔化，假想出对立的双方相互之间极大的敌意，一个阶级善良得很，一个阶级邪恶到了极点——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在无法治时代，不受限制的权力或影响力总是趋向于作恶，这是人类的本能，即使被压迫者上台后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权力或影响力也会同样如此，这种解释，比阶级天然存在恶意和阴谋的解释，要合理得多）。
2，在解说苏联的变革时，应不应尊重民意？应不应尊重俄罗斯民众的选择？应不应问“姓社姓资”？
大卫•科兹认为：“正是由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民主性质，（叶利钦领导的）这个亲资本主义联盟才得以羽翼丰满”。事实正与此相反——正是叶利钦利用戈尔巴乔夫开创的改革形势，向“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民主性质”发起有力挑战，才赢得了俄罗斯大多数民众的拥戴，才以民众拥戴为基础而建立起一个被称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激进改革派。他在被打下台后重获行政权力，是通过民主选举而不是“非民主性质”的手法。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选举、俄罗斯总统选举和平息“8•19”政变过程中，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俄罗斯民众，都站在叶利钦的一边。尽管叶利钦采取了幼稚的激进改革方略，愚蠢地与民族分离势力联手反制联盟中央，但这并不能改变叶利钦的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以及民意在苏联历史变革中所起的决定作用。
大卫•科兹的整本书处处都在问“姓社姓资”。这种教条主义思维急于用自己心中的倾向去阉割俄罗斯的现实。它一点都不尊重俄罗斯民众的选择——在经历了七十年的辉煌和惨痛之后，俄罗斯走上改革之路，走上认同公正、平等、法治、市场、自由、民主、人道、人权等全球普适价值之路，是有着深刻原因的，这条路是符合俄罗斯民众的根本利益的，也是俄罗斯民众通过选票一直捍卫着的。
3，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如果利用手中的权力，出面反对“亲资本主义”改革，能否改变苏联演变的大局？
似乎改变不了。整个官僚阶层集体采取某种行动不可能的。行动历来都是通过权力系统来进行的。改革是由最高领导人发起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于改革是真诚的，有他在位挡着，不可能“采取行动给自由知识分子以‘打击’”。如果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要有所作为，便需要解决掉戈尔巴乔夫。这不就是“8•19”模式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即使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成功地解决掉了戈尔巴乔夫，民众也不会接受，下一步便是内战，或者突发性灾难。权力运作的合法程序、民意和力量对比，都不利于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
大卫•科兹的“抛弃党乃是出于私利”说（“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暗含着肯定固守“党”去反对叶利钦的“亲资本主义联盟”便是“公义”的内涵。对于那些曾经生活在高度集权社会中的俄罗斯人来说，这一思维实在可笑。如果能够成立，那些“既得利益”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定义都要彻底改写了。
4，官僚阶层“换船”现象，究竟是官僚们理性和文明的表现，还是官僚们在“使坏”？
叶利钦通过民选掌握了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权力，这一法权联盟中央已告放弃，那么，下面的官员就必须服从。俄罗斯官僚阶层的“换船”，实为合法的权力运作程序发生改变后，官员们对民主政治新秩序的服从。服从这一秩序，是一种权力惯性。
官员们对民主政治的承认和顺应，是理性和文明的表现，有利于演变的缓和。难道官员们联合起来，强烈反对民选的合法权力，便成了好事？“8•19”中，军队效忠于合法权力，拒绝接受非法权力的指挥，难道也是党—国精英或者特权阶层为了牟取更多的私利而“使坏”么？
1990年7月，32位次地方党委书记曾集体晋见戈尔巴乔夫，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细节，说明党务系统里有责任心的人士，对新的俄罗斯合法领导人充满忧虑，对泛滥的“主权独立”运动充满忧虑，他们显然希望有所行动，但是，请注意——他们是在党务框架内，寻求合法权力的领导。戈尔巴乔夫放弃了领导。可以假想，在俄罗斯联邦的地方行政首脑中，肯定有类似的富有责任心的人士，想有所作为，但是，他们不能逾越合法程序，即使他们感到无奈和忧虑。
这些可能是无奈的、也可能是机械顺应的、也可能是主动服从的地方官员，绝大多数是在安德罗波夫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改革中换上来的新人，而且还在1989—1991年经过了民主选举的考验，有什么确切证据，证明他们内心里充满了使个人“变得更加富有”的想法？请拿出证据来！在尊重法治的时代，如此行文和推论，是不可思议的。
5，能否用俄罗斯私有化时代（1992——1999）法治的欠缺等产生掠夺财富的机会，或者产生了赃款洗白的机会，来反推当年的党—国精英正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变得更加富有”，而有意地投向主张“资本主义”的叶利钦？
这些恐怕是永远无法验证的猜想，在学术上毫无价值。但请注意核心事实：一是1991年俄罗斯联邦的主要上层领袖，并没有在后来的私有化时代大批崛起为巨富；
二是“亲资本主义联盟”的主要领袖、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私有化和休克疗法的主持人们，虽然信奉了极右教条主义，通过幼稚和莽撞行动给国家带来了灾难，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盖达尔、亚夫林斯基）都是思想严肃且品德高尚的人士，后来加入腐败和掠夺行列的是丘拜斯，而丘拜斯的思路几乎与此同时转为国家主义者。
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以及其后的系列改革的确为掠夺性的寡头主义的崛起创造了机会，内中情况十分复杂，请见第6章的内容。转型中“仅有民主而法治不彰”是致命的缺失，但这并不等于肯定1990-1991年就预谋日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施掠夺的结果。
令人痛心的是，叶利钦也在私有化运动中从廉洁走向了腐败。他的那位与丘拜斯集团十分熟络的女儿据说已有了价值2亿美金的股票。但叶利钦走向腐败是从1996年开始的，在背负了解散苏联（1991年）、炮轰议会（1993年）的罪责后，叶利钦非常害怕在1996年大选中失败而遭受俄罗斯共产党的报复。为此，他投向寡头主义怀抱，借助寡头主义的财力赢得了大选，也没有阻拦他的女儿加入寡头主义的掠夺阵营。但是，在1995年以前，叶利钦的操守是没有遭受到俄罗斯社会的非议的。
我使用上述大篇幅，来反驳“特权阶层使坏论”，是别有深意的。当我们在新时代重新拾起“特权阶层”这一概念和“阶级分析”这一技术，用以解剖苏联社会时，需要十分审慎。阶级和阶层应在轻度意义上使用，应用充足的事实精确地见证阶级和阶层可能产生的作用，不能肆意滥用。如果不通过反驳“特权阶层使坏论”而厘清这一理论逻辑，那么，这两节对苏联社会的阶级分析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了。
认为“特权阶层要为苏联崩溃负责（为了谋取私利，而抛弃苏共、投向资本主义）”，或者认为“特权阶层为了捍卫既得利益，而导致苏联政治改革严重被耽误”，这两种判断，都是欠缺事实依据的（关于后一点，可能反对意见比较多，但我认为，这正是我的观点超出一般意见的深刻所在）。在和平年底，当最高领导人决意实行真诚的改革后，“特权阶层”不可能通过集体活动作出这么巨大的恶行。“特权阶层”也没有这么大的恶意。特权阶层天然是分化的。特权阶层中会诞生一些为了捍卫既得利益而进行冒险和强制的僵化派，也会诞生一些信仰民主自由或者投机民主自由的开明派，整个特权阶层是没有集体意志的（过去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它虚构了阶级的集体意志），可以不通过“打倒特权阶层”的形式，而是借助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通过法治反腐，完全铲除特权阶层存在的物质基础——不受约束的无限权力，使这一阶层永久退出历史舞台，回落到中性的公务员阶层的合法位置（当然，触犯刑律的除外），让政治家阶层从中堂堂正正地分离出去。
特权阶层只是结果，高度集权和全能控制的政治制度才是原因。需要彻底消除的是高度集权和全能控制的政治制度。
苏共在改革中面临的是，特权阶层与民众产生阶级对立，导致两大阶级疏远，导致党失去民心。苏共领袖没有对此产生战略性的警觉，没有将反腐列为攸关执政权的大事，没有建立重建民心的战略工程，在推进政治改革时，没有重视反腐——民意——选票之间的直接联系。从而使反腐大旗落入反对派之手，使苏共成为社会的尾巴，失去了多元政治中的竞争力。
部分注释（顺序照搬原书的顺序）
[10]《前车之鉴》，李兴耕等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11]《列宁选集》第三卷（上），人民出版社，第237、272页；
另参见《被背叛的革命》之“第一章 社会主义与国家”，托洛茨基。
[12]《愿历史不要再简单地重复——关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点点滴滴》，雅科夫，“人民网”强国社区。
[13]《腐败与苏共垮台》，季正矩，“中央编译局”网。
[14]《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六卷，邢广程，世界知识出版社。
[15]《真相与自白》，（俄）戈尔巴乔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7页。
[16]《来自上层的革命》，（美）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序第4页、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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