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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对中国命运的考虑和担忧
在国内外学者关於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取向及其变动的大量研究中，一个重要而突出的议题是文革的起源。就连毛泽东本人也在晚年时说过，他一生中只做了两件事：建立新中国和发动文化大革命。
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加入这一讨论：在毛泽东的性格和思维定式中，苏联情结、革命冲动和忧患意识这三个支撑点是如何相互作用和变化的，以至他最终决定必须发动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从而彻底解决他多年萦绕於心的中国政治走向和前途命运问题. 所谓苏联情结，即指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其命运就与苏联的发展、动荡和变化息息相关，毛泽东所作出的每一次重大决策几乎都把苏联作为参照物，都是「以苏为鉴」。所谓革命冲动，即指从个性上讲，毛泽东是彻底的革命者，他一向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擅长於「破」，锺情於「乱」，其表现形式就是发动群众。所谓忧患意识，即指毛泽东从内心深处希望中国人民站起来，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在複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对於众多可能影响中国命运因素的担心，构成了他内忧外患的思路。毛泽东性格和思维中的这三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他对国际国内事务的观察，决定着他在各个时期作出的战略抉择。循着这样的逻辑，笔者以为1964年是一个关键年份，是毛泽东思考并决心调整中国对外防禦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转折点.
1964年，在毛泽东担心中国未来命运的外患和内忧思路中一直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自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美国便从经济、军事和外交各个方面採取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政策。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美台共同防禦条约、东南亚集体安全条约，一直到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亲印立场，特别是在越南南方採取的 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都严重威胁着共和国的安全和生存。美国是中国的首要敌人和第一威胁，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这种状况是否还要继续下去？第二，自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分歧以来，关於共产主义运动中方针、政策和路线的争论愈演愈烈，已经从内部讨论发展到公开论战。尤其是1963年7 月中苏两党会谈不欢而散以后，中苏关系破裂已成定局。毛泽东认定苏联的发展道路是错误的，中国必须引以为戒。那么，中苏关系如此发展的结果会对中国产生甚么影响？第三，自毛泽东提倡和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运动以来，国际和国内反对者不在少数，对此毛泽东并不放在心上。问题在於这两场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破坏和引起社会不满的严重后果，不幸为反对者所言中，
并且在反右倾运动后，党的主要领导人竟停止政治运动，转而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恢复和调整，这不能不令毛泽东耿耿於怀。不从政治上解决根本问题，只是埋头经济建设，中国将向何处去？这些就是1964年毛泽东思考和担忧的问题，而这些考虑和担忧导致他作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
二 美国不是也不应再是中国的首要敌人
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 交方针和政策，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将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此后不久，在不断分析世界政治格局的实际过程中，毛泽东渐渐感到美国并没有视中国为首要敌人。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毛泽东於1963年底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1964年1 月17日，他又在接见斯特朗（AnnaL. Strong ）等人时特意询问：「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并表示同意爱德乐关於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即便在「东京湾事件」 发生，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 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了。
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这种转变，决定了中国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就毛泽东此时对越南的支持而言，固然有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方面的考虑，但更大程度上还是出於他一贯的世界革命理念。事实上自1964年初以来，毛泽东就曾多次鼓励越南扩大印度支那的战争事态. 他说：「打得不痛不痒，不好解决问题. 索性闹大了，好解决问题. 」应当多派些部队到南边去，最好也要派几千人到老挝去。他还许诺说：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开过去。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加入到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当中去。不过，即便有这样的激情宣泄，在美国将越战升级以后，毛泽东的思路也并没有改变，即一方面继续大张旗鼓地支持和援助越南 的反美斗争，进一步在国内开展战备动员，一方面则向美国发出信号，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
1965年2 月初，中国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军队并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 针对美国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关於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的声明，以及英国对此信息的确认，周恩来於是年4 月2 日请即将访美的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Johnson）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 同时，他在4 月12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於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
并於5 月19日向参加中央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人员解释「准备大打」问题，说：并不是现在就岌岌不可终日了，还是有时间给我们准备的。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1965年5 月31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於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 託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
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 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霍普森於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複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2 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邦迪（WilliamP. Bundy）；
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 ）。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6 月4 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
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於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覆中国人。三天以后（6 月7 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於6 月8 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託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8 月20日，周恩来又向赞比亚政府代表团阐述了上述方针。
中美双方暗中频密互相发送信息，反映了两国都在竭力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谨慎、克制行事；
同时也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即双方都没有威胁对方的意图. 美国做出的种种姿态，无疑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面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这种分析和判断又使毛泽东开始权衡，究竟是美国还是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三 从中苏论战到国家关系不和、边界纠纷
1963年7 月中苏两党会谈失败，双方关於意识形态的争论从党内转为党外， 从半公开走向全面大论战，其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发表的着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然而，此时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已经不仅仅表现为口诛笔伐的公开论争，甚至也不是诸如苏联撤退专家和驱逐中国外交官等国家关系的不和，而是苏联在中苏边界的军事部署和调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军事实力和战略目标的再认识.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 ，300 余公里；
北部邻国蒙古是苏联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 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但当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却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军事压力。从1960年8 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中苏之间的边境纠纷便不断发生，据苏方材料记载，仅1963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就有175 起。是年3 月，《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9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又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这引起苏方的密切关注。11月21日苏联外交部覆照询问：为甚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又出现了并不存在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在苏联方面看来，中国是在「觊觎苏联的 领土，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苏军从1962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於1963年7 月苏蒙签订「关於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后开始大量进驻该国。1964年2 月至8 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在此期间，苏共中央作出决议，指责苏联的一些教科书、学术着作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也不确切，甚至将从来不属於中国的领土列入中国版图里. 为此，苏共中央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
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迫使毛泽东开始考虑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1964年2 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就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 为了在当时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从而「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毛泽东决定「採取攻势，说些空话」，让苏联人「紧张一下」。於是，在7 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毛泽东首次对外提出了中苏边界问题，他说：「大约100 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於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帐我们还没有算。」这个讲话引起了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重大反响，苏联方面指责中国领导人正在「鼓吹一种带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9 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声称，谁胆敢破坏「神圣的」苏联边界，谁就会遭到苏联的「坚决反对」。苏联的反应显然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其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琢煨陆?⒑诹???蚪?矗?踔聊诿晒拧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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