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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 1936年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飞到西安，在见到蒋介石后，通报了南京的情况，劝说蒋介石答应张、杨的抗日救国要求。然后又连续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会谈形成了由宋子文作证的蒋介石口头承诺：“（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外，中央军决定离开西北。（二）委任孔祥熙、宋子文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要孔、宋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立即召开国民党会。（六）联俄联英联美。”
张学良对实行兵谏，逼蒋停止内战，以实现全民抗战的正义之举，始终没有产生动摇和怀疑。但是，事件发生后的波谲云诡，却是他没有完全意料到的。宋美龄批评他“性子太急切，且易冲动”。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在肯定事变的革命性、正义性的前提下，也批评：“这种做法，在方式上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性质，将西安与南京置于敌对地位，有引起内战的危险。”他也感到这些批评有道理，觉得“劫持蒋介石自知不大合适”，认为扣蒋“此举的不当”。
在何应钦等发起大军对西安实行讨伐时，张学良清楚地意识到单凭西安的力量，是不足以抵挡得了的。让他尤为担心的是两军开战，炮弹是不长眼睛的，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也就无法得到保障。再说，一但东北军、十七路与中央军撕破了脸，谁又能保证这些对中央军本有宿怨，且又有国仇家恨的军人们，不对蒋介石有非常规极端行为呢？如果蒋介石出现意外，那么后果不堪设想，那就又会像几年前的中原大战一样，内战再起，这是与他发动事变的初衷大相径庭的。
事变发动之初，张学良就对蒋的安全有过慎之又慎的周密安排，并心中早就有了“释蒋”的设想。现在形势如此紧急，蒋介石又有了口头承诺，他认为放蒋的时机已经具备。可是，事变的另一发起人杨虎城出于政治上的谨慎考虑，认为蒋介石光有所谓以领袖人格担保的口头承诺，尚不足以为凭，必须得有书面文件的保证。张学良碰了个软钉子，只得求助周恩来。周恩来说服了杨虎城。而此时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部分官兵，在闻知“无条件释放蒋”后，军中已乱，少数东北军官甚至认为是张学良出卖了他们，正捋袖扬拳，扬言要把张学良和蒋介石一起杀掉。
张学良不仅要秘密放蒋，还要送蒋回南京，这大大出乎杨虎城的意料。事变发生的当日，张学良就对不愿去见蒋介石的杨虎城说：“不但要见他，说好了，我们还要把他送回南京去。”周恩来不赞成这种做法，曾告诉张学良：“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送蒋大可不必。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蒋历来只许文人反对他，决不允许武人反对他，邓演达被杀就是一个证明。”
张学良的亲自送蒋有着明显的负荆请罪的意思。他在回答东北军将领的疑惑时说：“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为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我们现在万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
蒋介石：我虽是领袖，好多事并不由我
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非要蒋介石的书面文件方可放人，而蒋介石又执意不给任何书面保证，这样僵持下去难保不出意外。25日下午2点多钟，张学良安排好一切，正式通知杨虎城：“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决定今天就送委员长去南京。”下午4点许，张、杨将蒋介石等送到西郊机场。登机前，蒋介石再次以领袖人格保证，所承诺的各条均会实现，并说：“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蒋介石见张学良跟着上了飞机，便转身说：“汉卿，到此为止吧。我看你现在去南京没有必要，南京有南京的体统，我虽是领袖，好多事并不由我，你去了，如果他们打你的主意，对你下毒手，我可要遗臭万年了。你一定要去，也须待我回去安排安排再去。”还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记上一笔，流芳百世。”蒋介石与张学良曾是异姓的把兄弟，听着如此暖人的话，张学良更是不愿起身离去，坚持要送蒋回南京。
飞机中途在洛阳逗留。蒋介石再次对张学良说：“汉卿，你回西安吧，不要再送了，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啊！”当晚，蒋介石又找张学良谈话，仍说：“你就回西安。你若到南京，我反不好办。”可是，张学良还是执意要送到南京，蒋介石知道话已到此，再劝也无济于事，只得说：“那你不要同我坐一架飞机了。”张学良犯起疑惑，蒋介石解释道：“我回南京，肯定有人组织欢迎，有些话可能不那么中听。你还是同子文乘另一架飞机吧！”张学良发现，他所乘坐的另一架飞机，是在蒋介石的飞机起飞后一个小时才升空的，升空后，便有9架战斗机升空。形成前2后7的“护航”阵势，似乎一切都早已做好了准备，被“护航”的张学良怎能知道，自此他便走上一条失去自由的不归之路。
到了南京，张学良虽然没有被囚禁，而是作为客人住进了宋子文的家，但是，自打他一住进宋宅，军统特务和宪兵就把宋宅“保护”起来，只有宋子文的家人可以自由出入，别的什么人要想进入，那就非常困难。一只凌空翱翔的大鹏，就这样心甘情愿地钻入了鸟笼。
回到南京后的当天(26日)下午5点多，蒋介石紧急会见国民党中常委，各院的正副院长，各部门的部长、主任等。他简略地谈了事变经过，说张学良、杨虎城所为，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却又让我安然归来，国本未受动摇。还说此事的处理，国法人情皆需两尽。
这里所指的“国法”和“人情”，也是他一直多少有些踌躇犹豫的事情。在张学良主动提出护送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在私下赞扬张学良“真是东北汉子”的同时，已经两次明言相告：“南京有南京的体统，我虽然是领袖，好多事并不由我”，“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这里所说“南京的体统”，可谓蒋介石此时所说“国法”的注脚。
论起蒋介石与张学良的“人情”，除却他们是拜了把子的异姓兄弟外，张学良与宋子文、宋美龄等都有较深的私交。更重要的是，中原大战时，当蒋、阎、冯、李四大新军阀打成一团，谁也没有把握成为赢家时，张学良先是一纸“调停”通电，后是率东北军浩荡入关，公开助蒋讨伐冯、阎，中原大战这才尘埃落定，蒋介石成了最后的赢家。
正是这点“人情”，使张学良对送蒋后的安然回归，充满自信。当匆匆与赵一荻告别时，赵一荻苦苦相劝.南京“是委员长的天下”时，他却信心十足地回答：“我几次为蒋介石解围，恩德非同一般，这些我不图报答，可他老蒋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吧！”
蒋介石刚到南京，就通知宋子文让张学良写份报告，张学良满以为只是官样文章，便写了份给蒋介石的请罪书，其中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本以为只是走走过场的张学良，又怎能想到蒋介石却真的做起了官样文章。
十年有期徒刑换成五十二年的严加管束
张学良的送蒋回京，既维护了蒋的领袖形象，又更进一步地促使蒋确立“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功莫大焉！而恰是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亲日派。他们正是拿“体统”做文章，把张、杨加上“犯上作乱”的“叛逆”罪名。这些人中不仅有亲日派，也有政治投机分子，以讨伐张、杨而取悦蒋介石。就是主张抗日的一些人，也认为张、杨所为与“国法”不容，如国民党元老张继也说张、杨“劫持统帅，大逆不道”，主张严惩，甚至有人要对张学良处以极刑。似乎一切都中了蒋介石在西安所说的话：“我虽是领袖，好多事并不由我”。
此时，对蒋介石最重要的是要挽回面子，重塑领袖形象。他首先发表《回南京通电》和《对张杨的训词》，通电无非是官样文章，而在训词中先是对张杨将其释放褒扬了一番，“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接着又说：“此次事变，尔等将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这就为审判和判决张学良埋下了伏笔。
蒋介石做起了官样文章，将张学良的请罪书呈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并附呈文说：“现该员已亲来都门，负荆请罪……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最后又说应“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于公于私，蒋介石似都是在官言官，恰到好处。张学良对自己的这位把兄仍毫无戒备之心，就在27日，他还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者”。自己已被放在炉火上烤，还在念及委座的难为之处，这就是张学良。
国民党中央在接蒋介石的呈文后，即于29日召开第32次常务会议，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判中，张学良坦然表示：“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承受。”惟对蒋介石将其请罪书公之于众不能理解，“我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审判只进行2个小时，便判决张学良10年有期徒刑。
就在判决不过几个小时，蒋介石又做起了“人情”，呈文要求特赦张学良。他怕此事多有周折，又致信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让转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务必要通过对张学良的特赦。国民政府在讨论特赦时，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戴季陶、居正甚至认为对张学良的判决太宽，应该处以极刑。冯玉祥也反对释放张学良。只有林森、宋子文为张学良说情，同意特赦。双方争执不下，只得拿出蒋介石的批文，这才通过了特赦令，赦免了张学良的十年有期徒刑，却“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个没有法律界定的“严加管束”，将张学良的十年有期徒刑，换成了五十二年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加管束”。
1975年4月，蒋介石死去。张学良在宋美龄秘书的陪同下，前来向这位“大哥”告别。自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就拒绝与他见面，如今竟生死两茫茫，他有感而发：“像我们这种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而更有意思的是他送给蒋介石的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既为“骨肉”又为“仇雠”，读来确是那么的耐人寻味。
（摘自《团结报》2011.12.8）B②
